插曲
纽约
在医院住了五个月后回到家中，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点燃一根烟。经过那一切之后，吸一口，烟雾涌入我的肺中，感觉就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吸烟。感觉像是第二次回家。
我不再感到疼痛——肚子上的大规模手术导致皮肤出现了瘢痕组织，这反过来又导致我的肚子感觉像是全天候不停地在做仰卧起坐，不过那实际上并不痛。那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烦恼。
不过，没必要让任何人知晓那一点，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很痛，这样就能拿到奥施康定。很快，我骗他们说，每天80毫克的奥施康定已经不起作用，我需要更大剂量。当我向医生要求更大剂量时，他们说不行；我打电话给一个药贩，他说可以。现在我必须要想个办法，在不被埃琳发现的情况下，从我那间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顶楼公寓下到四十层楼之下的地面。（我之所以买这间公寓——我向上帝发誓——是因为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在《黑暗骑士》中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样的事情我尝试了四次。我被抓住了——你猜得没错——四次。我在这方面很不擅长。自然，上帝也就发了话，说这个人需要再去康复中心。所以——
结肠破裂后，我做了第一次手术，需要挂上一个相当引人注意的结肠造瘘袋——即便是我，也无法驾驭那种形象。要到第二次手术时才能拿掉造瘘袋，但在两次手术之间，我被禁止吸烟（吸烟者往往会留下难看得多的瘢痕，所以有了这条禁令）。更不用提我还缺了两颗门牙——因为咬一片涂了花生酱的吐司把它们崩碎了，还没找到时间去补。
所以，让我来搞搞清楚：你们要求我在戒掉止痛药的同时也戒烟？我根本不在乎瘢痕，我是个大烟鬼，这样的要求太高。这意味着我必须去纽约的康复中心，戒掉奥施康定，并戒掉烟瘾，而且是同时戒除，我吓坏了。
我一进入康复中心，他们就给我吃速百腾[16]来帮助排毒脱瘾，所以情况倒也没那么糟。我住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开始计时。到第四天时，我快崩溃了，第四天一直是最艰难的一天。我意识到他们在戒烟这件事上有多么认真。他们的决定是，我在脱瘾期间可以抽烟，而一旦搬到三楼，就必须扔掉香烟。
他们很坚决，坚决到将我锁在了大楼里，不许我出去。我在三楼；能听到纽约在远处发出颤鸣，忙它自己的事，过它自己的生活，而他们最喜爱的讽刺情景喜剧明星却又一次深陷地狱。如果仔细倾听，我能听到地铁在脚下的地底发出的声音——F线，R线，4号、5号、6号线列车，或者也可能是其他某种东西所发出的隆隆声响，某种不请自来、令人恐惧、无法阻挡的东西。
这座康复中心是监狱，我对此深信不疑。是一座真正的监狱，不像我以前编造的那座。红砖、黑铁栏杆。不知为何，我竟然走进了监狱。我从未犯过法——好吧，是我从未被抓住——然而，此时的我就在这里，这里是监牢，是班房，是D之屋[17]。缺了两颗门牙的我甚至就像是囚犯该有的样子，而每个咨询师都是看守。我的饭菜说不定就是他们通过紧锁的门上一个长条洞口塞进来的。
我恨这个地方的一切——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我。我从十八岁起就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了，说实在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任何治疗——我需要的是两颗门牙以及一个不会破损的造瘘袋。当我说我醒来时满身都是自己的屎，我是在说，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五六十次。在造瘘袋没有破的早上，我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我醒过来，慢慢揉掉眼屎，享受了大约三十秒的自由，然后现实就会击中我，我会以梅丽尔·斯特里普[18]都要嫉妒的速度泪流满面。
哦，而且我需要一根烟。我提过这事吗？
到了第四天，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做着天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就在这时，有某种东西击中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就像是有某种东西在从体内捶打我。但是，即便我已经接受过超过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我也还是必须做些什么，来让我的思绪远离尼古丁，所以我离开我的牢房，朝走廊前方走去。我漫无目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认为我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所有的治疗专家都在楼下，但我决定不走电梯，而是朝楼梯间走去。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至今天我都无法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我有些惶恐、困惑，处于一种神游的状态，那股强烈的疼痛感又出现了——不是疼痛，但相当接近。我完全困惑了。我想吸烟想得不得了。于是我停下脚步，站在楼梯间里，想到了这些年来的痛苦，想到那个院子从未被粉刷成蓝色，想到该死的皮埃尔·特鲁多，想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无人陪伴的儿童，现在也依然如此。
就好像我人生中糟糕的部分一下子都出现在我面前。
我永远都不可能解释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突然间，我开始用脑袋撞墙，竭尽人类所能地撞墙。15比0。砰！30比0。砰！40比0。砰！比赛。一记又一记发球得分，一次又一次截击空中球，我的脑袋是球，墙是水泥球场，所有的疼痛都像球一样被挑高抛起，但持续时间很短，我伸出手，用脑袋撞墙，血溅在水泥地面，溅在墙上，溅得我满脸都是，完成了大满贯，裁判大喊：“比赛，一盘，对手，无陪儿童，6比0，需要爱，6比0。害怕爱。”
到处都是血。
这样令头脑麻木的撞击来了大约八次之后，一定是有人听到了声音，于是拦住了我，并问了唯一合乎逻辑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凝视着她，就像洛奇·巴尔博亚[19]在每部电影最后一幕中那样，我说：“因为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
楼梯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