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跟两个小水手打架

我说过，我的坏名声开始于针对吕西尔的老师的为时过早的反抗，现在，它要由我的一个同伴完成了。

我的叔父，普莱西的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像他的兄弟一样，定居在圣马洛，也像他的兄弟一样，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两个表兄弟（彼埃尔和阿尔芒）先是跟我在一起玩耍，后来彼埃尔成了王后的侍从，阿尔芒被送进中学，准备当教士。彼埃尔不当侍从后进了海军，淹死在非洲近海。阿尔芒被关在中学里很久，于1790年离开法国，整个流亡时期都在服役，乘小艇在布列塔尼沿海做过二十次大胆的航行，最后于1810年耶稣受难日那一天为了国王死在格勒耐平原上，这我已说过，我谈到他的遇难时还要说及。

没有两个表兄弟跟我玩，我又认识了一个新伙伴。

我们那栋公寓的第三层住着一位叫杰斯里的绅士，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个儿子所受的教育与我不同。他是一个受宠的孩子，所作所为一律受到称赞。他只喜欢打架，尤其喜欢怂恿别人打架而他来充当裁判。他向带着孩子散步的女仆们搞些恶毒的鬼把戏，传出去的却是他的玩笑让人变成了卑劣的罪孽。他父亲对什么都一笑置之，“约松”于是更受宠爱。杰斯里成了我的好朋友，对我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在一个这样的主人的手下，我获益不浅，尽管我们的性格完全相反。我喜欢个人玩的游戏，从不跟别人找碴儿吵架；杰斯里酷爱闹哄哄的娱乐，在孩子们的斗殴中兴高采烈。某个顽童跟我说话，杰斯里就对我说：“你能容忍？”听见这，我认为我的名誉受到伤害，立刻朝那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的眼睛打去——他的身材和年龄都无所谓。我的朋友在一旁观战，为我的勇敢叫好，但是一点儿忙也不帮。有时候，他把碰见的顽童们集合成一支大军，把他的兵分成两伙，我们就在海滩上用石子儿打起来。

杰斯里创造的另一种游戏看起来更加危险。涨潮的时候，起风暴的时候，在大海滩的那边，海浪猛击古堡的墙脚，直溅到主塔上。塔基以上二十尺[1]的地方，有一道花岗岩的护墙，又窄，又滑，又倾斜，通向防护着壕沟的半月形城堡。这游戏是在两次浪的间隙，在海水撞在墙上溅在塔上之前，穿过危险的地带。如山的水咆哮着涌来，迟一分钟，就会把您卷走，或者把您挤在墙上粉身碎骨。我们没有一个人拒绝冒险，然而我看见有的孩子在冒险之前脸色煞白。

这种怂恿别人打架而自己袖手旁观的天性，使人想到杰斯里日后不会表现出很慷慨大度的性格。然而正是他，在一个小些的舞台上，也许已经使雷古鲁斯[2]的英勇失色，他的光荣只缺少罗马和李维[3]。他成了海军军官，参与了奎博龙[4]事件。事后，英国人继续炮击共和军，杰斯里跳进大海，游至战船，对英国人说停止炮击，告诉他们发生了不幸和流亡者的投降。他们想救他，抛给他一条绳索，恳求他上船，他在大浪中高喊“我已说过我是俘虏”，然后转身游回岸边。他和松布勒及其伙伴一起被枪毙了。

杰斯里是我的第一位朋友，我们两个童年时都名声不佳，但我们都直觉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大显身手的，这使我们结成了友谊。

有两件事结束了我的故事的第一部分，并且使我的教育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个礼拜日，涨潮时分，我们正在沙滩上，在圣托马斯门的扇形地带。古堡墙脚，沿着犁沟，有一些粗大的木桩深埋进沙里，保护着墙，抵抗海浪的冲击。我们通常爬上木桩，看最初的潮水在脚下涌过。像平时一样，地方都被占据了，男孩中间还有几个女孩。我站在靠海最近的地方，前面只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叫艾尔维娜·马贡，她快乐得直笑，又害怕得直哭。杰斯里在陆地的一端。浪来了，伴着风；女仆们和男仆们已经喊起来了：“下来，小姐！下来，先生！”杰斯里等着一个大浪；当浪冲进木桩之间的时候，杰斯里就把坐在身边的一个孩子一推，这个孩子倒在另一个孩子身上，那个孩子又倒在下一个孩子身上，整个一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但是又一个抓住一个，只有头上的那个小女孩，我倒在她身上，而她没有任何依靠，掉下去了。退潮时海浪把她卷走，立刻响起一片大呼小叫，所有的女仆都卷起裙子，跳进海里乱抓一气，各人抓住自己的小家伙，打一巴掌。艾尔维娜被捞起，可她说是弗朗索瓦把她推下去的。女仆们扑向我，我挣脱了，我跑进家里的地窖，筑起屏障；娘子军还在追我。幸亏我母亲和我父亲出门了。维尔纳福英勇地守住大门，给敌人的先锋几个耳光。真正的罪魁祸首杰斯里也给我支援：他上楼回到家里，和他的两个姐姐一起，从窗口向进犯者泼水，扔煮熟的苹果。入夜，她们解除了包围；但是，这个消息在城里传开，年仅九岁的德·夏多布里昂骑士被视为残忍的人，圣徒亚伦[5]从悬崖上清除的那些海盗的余孽。

还有另一件事：

我和杰斯里去圣塞尔万，一个镇子，与圣马洛只隔着商港。为了在退潮的时候到达，我们通过一些狭窄的石板桥蹚水过去，这些桥涨潮的时候就不见了。陪同我们的仆人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看见一座桥头上有两个小水手迎着我们走来，杰斯里对我说：“我们让这两个无赖过去吗？”他立刻对他们喊道：“下水吧，鸭子！”那是两个小水手，听不得玩笑，继续往前走。杰斯里后退了。我们站在桥头，捡起卵石，朝他们头上扔去。他们朝我们扑过来，我们不能不后退，他们也捡起石头，逼得我们直退至后备队，即我们的仆人。我不是像霍拉旭[6]一样，被打在眼睛上，而是被打在耳朵上：一块石头打在左耳上，打得那么狠，耳朵撕开了一半，耷拉在肩膀上。

我一点儿也不想我的疼痛，我想的是回家以后。当我的朋友跑了一天带回去一只肿了的眼睛、撕破的衬衫，会有人同情他，抚爱他，娇惯他，给他换新衣服；然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却会受到惩罚。我挨的打是很危险的，不过法兰西[7]未能说服我回去，我实在是给吓坏了。我藏在家里的第三层楼上，在杰斯里家里，他用手巾给我包了头。这块手巾让他来了劲：他觉得那是一顶主教冠，他把我变成了主教，让我跟他和他的姐姐们一起唱大弥撒，直到晚饭的时候。这时主教大人不能不下楼了，我的心怦怦直跳。看见我面容憔悴，满脸是血，我父亲大为惊讶，但没有说话；我母亲叫了起来；法兰西讲了我的惨状，为我开脱，但我并未因此少挨骂。他们为我包扎耳朵，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夫人决心让我尽早和杰斯里分开。

我不知道德·阿尔杜瓦伯爵[8]是不是这一年到圣马洛的，人们为他表演了海战。我站在火药库的棱堡上面，看见年轻的亲王在海边的人群中。在他的辉煌和我的暗淡之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命运啊！这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圣马洛只见过两位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和查理十世。

这就是我的幼年的图景。我不知道我所接受的严酷的教育原则上是不是好的，然而它是我的亲人采取的，不是存心如此，而是出于他们的自然的禀性。可以肯定的是，它使我的思想不那么像其他人的思想；更可以肯定的是，它使我的感情具有一种忧郁的特性，这种忧郁在我是产生于一种习惯，习惯于在软弱、盲目和快乐的时候痛苦。

有人会问，这种教育我的方式能够导致我憎恨生我的人吗？否。回忆起他们的严格在我几乎是一件快事，我重视和尊敬他们的优秀的品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纳瓦尔团队的战友们可以证明我的悲痛。我生命中的慰藉得之于我的母亲，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来之于她；我从她的口中接受了基督教的真理，正如彼埃尔·德·朗格尔夜里在一座教堂里借着燃烧在圣体前的灯光学习一样。更早地让我投入学习会更好地发展我的智力吗？我怀疑。那些浪，那些风，那种孤独，是我最初的老师，也许更适合我天生的禀性；也许这些野蛮的教师给了我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美德。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一种教育体系自身就优于另一种教育体系。今天孩子们更爱他们以你我相称、不再害怕的父母吗？杰斯里在家里受宠，而我在家里挨骂，可我们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温柔敬老的儿子。您认为不好的某件事情会使您孩子的才能发扬光大，您觉得好的某件事情可能扼杀这些才能。天主做的事总是好的。指引我们的是天意，它规定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

1812年6月，狼谷

注释

[1]书中的尺为法尺，每法尺约合325毫米。

[2]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2世纪人。

[3]古罗马历史学家（公元前59—公元17），著有《罗马史》。

[4]1795年，保王党的流亡者在松布勒等人的策动下于此地发动叛乱，后被共和军镇压。

[5]《圣经》人物，摩西的哥哥。

[6]《哈姆雷特》剧中人物。

[7]仆人的名字。

[8]后为查理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