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港口别墅中的对话
（327a-336b）
这个重大事件开始的那天，苏格拉底正从港口地区回来，身边跟着柏拉图最小的弟弟，一个叫格劳孔的人。他们向北方人的女神行了贴面礼——这些北方人都是醉醺醺的水手——，而且也没有错过献给她的庆典，这次庆典真是盛况空前！另外，港口居民的游行队伍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方人的战车上挤满衣着非常“清凉”的女士，看起来也十分不错。
在无数名为玻勒马霍斯的人中，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远远地看到了他们，便派了一个小男孩来追赶他们。“等等我们！”男孩一边喊一边拉苏格拉底的上衣。“你把你主人丢在什么地方了？”苏格拉底问他。“他在后面跑呢，请等一下他！”“好吧！”柏拉图的弟弟，那个叫格劳孔的人表示同意。几分钟后，来的是谁呢？整整一队人马！当然有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还有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另外还有不少人，都是不少其他人的儿子，还忘了谁？我打赌你们一定猜不到！是柏拉图的妹妹，美丽的阿曼达。所有这些人和苏格拉底、格劳孔一样，都刚刚从庆典归来。
那个如何如何的玻勒马霍斯于是让人带话给苏格拉底，说他一个人肯定敌不过一群人。就算有那个叫格劳孔的帮他，就算格劳孔是柏拉图的兄弟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得接受所有人向他提出的盛情邀请，前往港口他父亲克法洛斯生活的豪华别墅共进晚餐。苏格拉底回答说，他也可以从容不迫地对话，让整队人马相信他有充分的理由回家，而不是挑起一场没有胜算的斗争。玻勒马霍斯反驳道，他们都会堵上耳朵，不听他任何甜言蜜语。
在这关键的时刻，柏拉图那活泼的妹妹，前面提到过的阿曼达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一个人的甜言蜜语胜似两人：“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北方人为那可疑的女神举办的庆典之后，作为庆典活动的延续，今晚港口的船商将会组织一场火炬赛马？嗨！你们觉得怎么样？”“太棒了！”苏格拉底说，显然被这位小姐的活力所感染，“骑马接力赛？参赛队伍得一边传递火炬一边赛跑并取得胜利吗？”“正是！”那个谁人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说，一下子突破了苏格拉底防线的缺口，“比赛结束后，市政府还会组织一场盛大的夜间舞会。我们吃过晚饭再去，到时会有很多人！还会有无数年轻貌美的女孩，阿曼达所有的女朋友，我们可以跟她们一直聊到天亮。走吧！别反抗了！”
柏拉图年轻的弟弟，那个叫格劳孔的已经迫不及待地投降了，苏格拉底也因不得不跟随他而暗自窃喜，况且人群中还有年轻的阿曼达，说她光芒四射毫不夸张。整支队伍就这样登陆克法洛斯老爹家了。早已有一群群人在港口别墅里流连忘返。其中有吕西阿斯、欧若得摩和欧若得摩的姐妹们，陪伴后者的是色拉叙马霍斯，出生于卡克冬，还有出生于派尼亚的哈曼提得斯，以及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那个叫克勒托丰的。当然还有形容枯槁的克法洛斯老爹，正懒洋洋地靠在垫子上，头上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花冠，因为他刚在院子里宰杀了一只小鸡，作为献给北方人那可疑的女神的祭品。
大家恭恭敬敬地围在这个热情又虚弱的老头儿周围。这时老头儿开始教训起苏格拉底来：
“亲爱的苏格拉底，您很少屈尊到这个偏远的港口来看望我啊！不过，用那些到处追随您的年轻人的话说，来一下也是‘挺赞的’。要是我还有力气轻轻松松去市中心，您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了，应该由我去拜访您。但是考虑到我这两条腿的状况，您得多来这里走走才行。坦白说，我感到从肉体获得的乐趣日渐减少，但是从交谈获得的乐趣却在与日俱增。您可否在不离开这些可爱的年轻人的前提下，以朋友的身份，以这个别墅熟客的身份，经常来这里走动走动呢？”
苏格拉底优雅而又针锋相对地回答：
“亲爱的克法洛斯，当然可以！其实我正求之不得呢。同像您这样可敬的老人家聊天向来是件愉快的事。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向你们请教人生之路最后一程的模样，这段路，你们已经在我们之前走过，而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踏上它。它是沙砾遍地、充满敌意的吗？还是很容易走、很友善？我很乐意听取您的观点，因为您已经来到了诗人们称之为‘高寿的门槛’的时刻。这是一段痛苦的人生历程吗？如果不是的话，您怎么看待它呢？”
“您知道吗，亲爱的苏格拉底，市政府在港口南边造了一栋漂亮建筑作为老年人之家，我常参加那里的聚会。大家当然会提到从前的好时光。几乎所有与我同龄的人都会自怨自艾，年轻时的那些乐趣，性啊，酒精啊，宴会啊，对这一切的记忆腐蚀了他们。他们对正在逝去的时间大发雷霆，仿佛他们失去的是宝贵的财富。跟你说从前的日子才是好日子，不停地对你重复今天的生活甚至不配叫生活……一些人反复唠叨他们在家中受到的凌辱：家里的年轻人欺负他们年纪大，对待他们只有嘲讽和无礼。随后所有人都会反复抱怨各种病痛，在他们看来，衰老是这些病痛的源头。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指出真正的原因。因为如果一切果真是衰老所致，那么我也理应受到同样的影响，其他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也不会例外。然而我本人遇到过一些老者，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索福克勒斯。有次我在海滨地区看到一个记者采访他，不得不说记者问话的方式相当粗暴，他说：‘索福克勒斯，在性事方面，您如今怎样啊？还有能力跟女人睡觉吗？’诗人以了不起的方式让他闭了嘴。‘你说的可真是金玉良言，公民！’他回答说，‘能够摆脱性欲控制，逃脱一个疯狂野蛮的主人的魔爪，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那时我就强烈感到这个回答绝妙非凡，直至今天它对我的影响也没有减弱分毫。上了年纪以后，所有跟性有关的事都被一种令人心安的自由遮盖。欲望平息甚至消失，索福克勒斯的警句完全成为了现实：我们确确实实摆脱了一群又疯狂又吹毛求疵的主人。老年人抱怨在家中遭受到种种折磨，归根到底，折磨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是衰老，而是人的品行。对于那些严于律己、心态开放的人来说，衰老并不可怕。对于那些既不自律心态又不开放的人来说，年老和年少同样可悲。”
礼数要求人们附和此类长篇大论，甚至请求听到更多。出于让老人继续说话的唯一目的，苏格拉底热情不高地说：
“亲爱的克法洛斯，您讲出这番充满智慧的精彩言论时，我猜您的对话者一定不同意吧。他们肯定觉得，假如能坐拥金山，那么衰老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难受了，而且他们肯定把您心态平和的原因归结为您那让人宽慰的财富，而不是您那伟大的心灵。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克法洛斯瞅准时机又开始了长篇大论：
“他们当然不相信我。我也不会假装毫不在意他们的批评，但这批评其实没有他们自己想象得那么重要。我想起别人讲的一个精彩故事，跟一个海军五星上将有关。有一天，这位将军遭到了别人的辱骂。骂他的人来自北方一个穷乡僻壤，塞里福斯，好像是这地方。‘你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怒发冲冠的共和党人吼道，‘光靠你自己的话，你什么都不算！你的成功全靠雅典的实力，全靠雅典公民的忠诚！’一直保持冷静的将军于是对这个狂热分子说：‘先生，我同意您的观点，如果我是塞里福斯人，那么可能没人会认识我。可是就算您是雅典人，也没有人会认识您。’我们可以学上将的话来回答那些无法忍受衰老的穷人：‘如果一无所有，那么智者的确可能很难在一种完全宁静淡泊的心境中老去；但如果没有一点智慧，那么一个人纵使腰缠万贯，他的老年也定然是郁郁寡欢的。’”
苏格拉底想把这个关于有钱人的脾气的故事形式化：
“请告诉我，亲爱的克法洛斯，您是继承了遗产还是白手起家的？”
“非此非彼。我祖父——他也叫克法洛斯——是白手起家的典型例子。他继承了一笔财富，跟我现在的财产差不多，然后令它扩大了四倍。我父亲吕萨略斯是个在蜜罐中泡大的继承人，眨眼间就令从我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财富缩减了七分之六。结果当他去世时，留下的财产比我现在拥有的还少一点。您瞧，我稍微扭转了局势，但效果不显著。我既不是我祖父，也不是我父亲，所以我留给孩子们的财产，只要不比我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多很多或少很多就可以了。‘多一点点，’在任何事情上，这都是我的格言。”
“我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接过话茬，“我不觉得您爱钱。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类人身上，他们基本上是继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财富。白手起家的人对金钱的迷恋程度是继承人的两倍。就像诗人爱自己的诗句，父亲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生意人也特别在意自己的生意，因为这是他们的作品，更何况他们像任何人一样，也喜欢生意带来的富足。正是因此，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很惹人讨厌：他们张口闭口都是钱。”
“这个嘛，”克法洛斯说，“很不幸，这千真万确。”
苏格拉底马上抓住了他制造的机会：
“可是，如果天天把钱挂在嘴边的人惹人厌，那么对金钱本身我们该怎么看呢？真正让人无法忍受的，难道不是它吗？大家普遍认为，拥有了巨额财产，就是拥有了高于一切的财富，您对这个财富怎么看呢，克法洛斯？”
“恐怕我是唯一懂得欣赏这笔财富的人！让我们设想一下，有个人从某一刻起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一想到一些事，就会被焦虑和恐惧吞噬，而在这之前他对这些事是毫不在意的。他想起别人讲的关于地狱的种种故事，尤其听说人世间行的所有不义之事在地狱里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从前一派乐天的时候，他总是取笑这些故事。现在作为主体，他开始琢磨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最后，因年老体弱，又觉得自己一只脚已跨入了鬼门关，这个人特别留意倾听这些奇谈怪论。他身心都被疑虑和恐惧占据，一遍遍地回想一生中可能做过的不正义之事。如果发现这样的事很多，夜里他就会突然惊醒，像个被噩梦侵袭的孩子般惊惧不已，而白天对他来说只是成为了苦涩的等待。如果在检视灵魂时没发现任何非正义之事的痕迹，他便会心生一种愉快的希冀，诗人称这种希冀为‘晚年的保姆’。亲爱的苏格拉底，您应该还记得品达罗斯的诗句。诗人用这几句诗描写了生活中只有正义和虔诚的人：
晚年的保姆，她是真正的伴侣，温暖着他的心甜蜜的希冀，唯有她能宽慰生命太易消逝的思想家。
品达罗斯这几句诗多么有力度，多么准确啊！想到这几句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您的问题：拥有财富能带来很多好处，但不是对谁都如此。财富只有对懂得利用财富行公正之事的人来说才有益。‘公正’（Équité）意味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不说谎，也不装腔作势；不欠任何人任何债，既不欠人钱财，也不欠神贡品。总而言之，在动身去阴曹地府时，没有任何害怕的理由。很显然，富有的人更容易表现得公正一些，这就是财富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财富还有别的好处，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但如果要我一一审视这些好处，我看不出来对一个思考能力健全的人来说，它们有什么重要性。”
“说得太好了！”苏格拉底大声说，“您强调了正义这种美德的重要性，指出了它的两个特征：说话时实话实说，生活中欠债还钱。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全面地考察了它呢？我觉得难题在于，具备这两个特征的行为可能时而是正义的，时而是非正义的。我举个例子：有人向一位明辨是非的朋友借了几样武器，后来这个朋友发疯了，还要求归还自己的武器。谁会认为把武器还给这位朋友是正义的呢？谁又会认为不顾一切向这个精神病人说出真相——只是真相——是正义的呢？”
“反正我不会！”克法洛斯说。
“所以您瞧，‘实话实说’、‘欠债还钱’都不是正义的定义。”
一直没说话的玻勒马霍斯突然抛开了矜持：
“如果相信伟大的诗人西蒙尼德斯的话，这确实是对正义的完美定义。”
“看来这事一时半会结束不了，”老克法洛斯说，“我把接下来的讨论交给你们了。我还得安排献祭黑山羊的仪式。”
“总之，”苏格拉底开玩笑说，“玻勒马霍斯会继承您富有的谈话的！”
“正是！”克法洛斯笑着说。
他就此永久地离开了这场辩论。辩论将会持续二十多个小时，这是参与者们一开始完全没有料到的。
“那么，”苏格拉底转向玻勒马霍斯，接着说，“作为辩论的继承者，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对诗人西蒙尼德斯关于正义的言论评价那么高呢？”
“西蒙尼德斯宣称，正义就是把欠别人的东西归还给他，听到这话，我心想：他说得很对！”
“啊！这个西蒙尼德斯！真是个智者、天才！很难不认同他的观点。话说回来，他关于正义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玻勒马霍斯您知道吗？反正我是一点都没明白。他肯定不会主张满足一个疯子的要求，把他交给别人保管的枪还给他——这是我们刚才举的反例。但是，枪支的确是别人欠他的东西，不是吗？
“是的。”
“刚才我们已一致同意，即便枪支是别人交给你保管的，也不能因为枪的主人——已经发狂的这个人一要求，你就必须把枪还给他。所以当充满智慧的诗人西蒙尼德斯说‘正义就是把欠别人的东西归还给他’时，他想表达的是别的意思。”
“很显然他脑中想着别的东西。‘归还’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回报朋友对我们的友谊。对朋友，我们只做善事，不做任何伤害之事。”
“一切都明朗起来了，依我看！如果债务人还钱以及债主接受归还钱财的举动对债主来说是有害的，而且债主和债务人之间又是朋友的关系，那么欠债的把钱还给借他钱的债主时，其实并没有真正将欠债主的东西还给他。呼！依您之见，这就是西蒙尼德斯那几句话的意思吧？”
“完全正确。”
“那么对敌人呢，是不是应该把因不走运欠下的东西还给他们呢？”
“什么？！我们欠他们什么，就还给他们什么！而且我们欠敌人的，适合欠敌人的，只能是恶！”
“西蒙尼德斯把正义的定义转变成了一个晦涩难解的谜，人们一定会说，他可真是个真正的诗人。按照您的解释，西蒙尼德斯宣称正义就是把适合每个人的东西还给他，而且他奇怪地把它称作‘别人欠他的东西’。”
“那怎么了？”玻勒马霍斯被激怒了，“有什么问题？”
“到了这个诗意的深度，只有‘伟大的他者’能理解了。假如这个‘伟大的他者’问诗人：‘西蒙尼德斯！被我们称为‘医学’的知识技能，它要把适合的东西给谁啊，或者用您的行话来说，它欠谁什么东西啊？’我们的诗人会怎么回答呢？”
“再简单不过！他会回答说，医学把药方、食物和饮料给予身体。”
“那厨师呢？”
“厨师？什么厨师？”玻勒马霍斯紧张地问。
“厨师把适合的东西——或者您也可以说‘欠别人的东西’——给谁呢？给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厨师把合适的香料给正在烧煮的食物。”
说完，玻勒马霍斯对自己很满意。苏格拉底也夸奖他：
“太厉害了！那么，被称为‘正义’的知识技能，它能给什么呢？又是给谁呢？”
“如果以烹饪和医学的道理来理解正义，而且如果我们充分信任西蒙尼德斯，那么我们会说：根据对象是朋友还是敌人，正义给予利益或灾祸。”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这就很清楚了：西蒙尼德斯说，正义就是对朋友做善事，对敌人做坏事。很好，很好……不过，请告诉我：假设朋友生病了，敌人也生病了，在健康–疾病问题上，谁最有资格对一方行善，对另一方作恶呢？”
“显而易见，是医生！”
“如果朋友和敌人一起上船远航，在暴风雨中，谁能拯救或淹死他们？”
“毫无疑问，是舵手。”
“那正义者呢？在哪种实际情况下，在什么工作中，正义者最能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很简单，在战争中。人们保卫一方，向另一方发起进攻。”
“最最亲爱的玻勒马霍斯啊！如果身强体壮，就不用去看医生；如果走在结实的土地上，就无须劳动舰长的大驾。所以，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意思，对没有参加战争的人来说，‘正义’和‘正义者’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不是了！这个结论太荒谬了！”
“所以，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正义也是有用的？”
“当然了。”
“农业和鞋匠也是有用的，前者为我们提供美味的果实，后者为我们提供鞋子。那么和平时期的正义，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它能让我们得到什么呢？”
“它能担保、保障、稳固一些象征性关系。”
“您是说同别人订立的约定吗？”
“是的，有具体规则的盟约，而正义保障了对这些规则的遵守。”
“让我们仔细想一想。下象棋的时候，您会按照某种顺序把棋子摆放在棋盘上。如您所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约定。那么摆放棋子的专家，究竟是正义者呢，还是职业棋手？再举一个例子：盖房子。如果要按照规则正确垒放砖头和石块，谁最有用，谁最能干？是正义者还是泥瓦匠？还有一个例子：如果要根据和弦规则来弹拨琴弦，音乐家一定比正义者在行。所以，对于哪一类以象征性规则为关键因素的事情来说，正义者是比棋手、泥瓦匠或琴师更好的搭档呢？”
“我想是与金钱有关的事务。”
“哪些与金钱有关的事物呢？比如如果要买马，那么敏捷的骑手才是好参谋，才是效率象征的代表；如果要卖船，最好与水手而不是一个对此一窍不通的正义者合伙。所以，我坚持再次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在哪些需要赚钱或花钱的事务中，正义者比其他人都有用？”
“我觉得是在人们想毫无损失地收回寄存或借出的钱的时候。”
“总之，是在人们没有花钱打算并想让它沉睡的时候对吧？这就有意思了！正义只在金钱不起作用的时候才起作用……”
“恐怕是这样的。”
“让我们沿着这个有前景的方向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我们想让一台电脑在柜子里发霉，正义就是有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用它，有用的就是信息工程师；如果要把一把沾灰的小提琴或一支生锈的枪扔在阁楼某个角落，此时正义就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想弹协奏曲或猎杀野鸡，最好还是找小提琴手或猎人。”
“我不太明白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按照西蒙尼德斯的说法，无论涉及哪种实践活动，在行动中正义起不了作用，没有行动时正义才起作用。”
“这个结论真古怪！你觉得呢，玻勒马霍斯，我的朋友？”阿曼达揶揄道。
苏格拉底穷追不舍：
“总之，无论对西蒙尼德斯还是对您来说，正义几乎没什么重要性。一个因无用才有用的东西能有什么价值呢？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我猜您会同意，一个出拳厉害的职业拳击手也懂得如何躲避对手的拳头。或者，一个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性病传染的人也知道如何在伴侣完全不知情情况下把病传给后者。”
“苏格拉底老兄！”玻勒马霍斯埋怨道，“您在东拉西扯些什么啊！这跟梅毒或艾滋有什么关系啊？”
“请让我举最后一个例子。那个能无可指摘地保护战斗中的部队的人，和那个能从敌人那里窃取行动计划和方案的人，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
“是的，是的，当然了！您所有的例子只是重复了同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如果某人擅长守护，那么他同样擅长偷盗。”
“这难道不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吗？”
“可能吧，可能吧……所以，如果正义者擅长看管别人托付给他的钱，那么他同样擅长偷走这笔钱。”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想得出的结论？”
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的对峙于是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格劳孔和阿曼达计算着比分。
“是的！”苏格拉底回击道，“您所定义的正义者在我们眼中突然显得像个小偷。我想您是在荷马那里学到这奇怪的论调的。我们的国宝级诗人实际上很喜欢尤利西斯的外公奥托吕科斯。他陶醉地描述道，在盗窃和作伪证方面，奥托吕科斯不惧怕任何人。我由此推断，无论是对荷马、对西蒙尼德斯还是对您本人——亲爱的玻勒马霍斯来说，正义就是盗窃的艺术……”
“当然不是了！根本不是这样的！”玻勒马霍斯打断他的话。
“前提是……，”苏格拉底不为所动地继续说道，“这种艺术能令朋友受益，令敌人受损。劫敌人以济朋友，这不就是您对正义的定义吗？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您把我的头脑都搅乱了，我已经不知道刚才想说什么了。但我坚持一点：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那您把谁叫做朋友呢？那个在我们看来似乎很潇洒的人，还是那个外表看不出，实则内心高尚的人呢？对于敌人，我也向您提出同样的问题。”
“应该爱我们认为内心高尚的人，恨十恶不赦的恶棍。”
“可是您也知道，有时我们会出错，把恶棍当成好人，把好人看成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好人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坏人就成了我们的朋友。”
“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是事实。”玻勒马霍斯承认道。
“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我们接受荷马、西蒙尼德斯和您本人的定义——，帮助坏人、伤害好人是正义的。但因为好人总是很公正，从来不会做半点有损正义的事，因此我们必须下结论说，根据您的观点，伤害那些从不行非正义之事的人是正义的行为。”
“您在说什么呢？只有恶棍才会这么想！”
“所以说，损害非正义之人才是正义的，而不帮助正义之人是非正义的，对吗？”
“这样听起来好多了！”
“但这样一来，一旦某人弄错了人的真正本性，对他来说，正义可能是伤害为非作歹的朋友，帮助品德高尚的敌人。而这恰恰与西蒙尼德斯所说的相反。”
苏格拉底满意地转身看着其他年轻人：他得了一分，不是吗？但玻勒马霍斯并没有认输：
“这段漂亮的论证只证明了一件事，苏格拉底，那就是我们对朋友和敌人的定义不正确。我们之前说，朋友是那个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好人的人。其实应该说：朋友既似又确实是好人。那个相似实则不是的，他不是朋友，只是个假朋友。涉及敌人时，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将是和似结合起来。”
“太精彩了！所以好人是朋友，坏人是敌人。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正义的定义。刚才我们说，正义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事实上应该说，正义是帮助本身是好人的朋友，伤害本身是坏人的敌人。”
“我想，”玻勒马霍斯说，表面上取得的一致让他松了口气，“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苏格拉底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没那么快！还有一个小问题。正义者的天性会允许他伤害同类吗？哪怕这个同类是坏人。”
“会吧！您刚才不是说：应该伤害所有作恶的人，况且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敌人。”
“关于马，据说……”
“马？”玻勒马霍斯吓了一跳，“为什么要说马？哪一匹马都不曾成为别人的恶敌啊！”
“……据说，”苏格拉底固执地说，“如果别人虐待它们，它们就无法变好。”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虐待马，就是把它变成劣马。”
“关于狗……”
“又扯到狗了！要我说，我们这是在动物园中寻找正义！”
“不是的。只是我在观察、检验、比较。如果虐待马，它们就会变坏。这是相对于马特有的品质来说的，这个品质包括矫健地驮着骑士及其盔甲、护腿、长矛、背包，笔直地跑向前方。当然了，马的品质不同于狗的品质，完全不同。对狗来说，让它驮盔甲和护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有一点不会错：受虐待的狗要么变得胆小，要么变得凶恶，在任何情况下，相对家养犬特有的品质来说它变坏了。这种品质——再重申一下——当然不同于马的品质。因此，对狗和马来说，这是真理。”
“哪个真理，苏格拉底？您把我们耍得团团转了。”
“真理就是，如果虐待它们，就会令它们特有的品质变坏。从马和狗到人，这个推论合理吗？如果虐待人，那么人相对于其特有的美德来说会变糟糕，不是吗？”
“我明白了！您通过狗引入了人！我觉得这个结论非常了不起。但我们还得确定什么是人类特有的美德。这可不像马的奔跑或狗的叫唤！”
“这不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的问题吗？我们曾断言说，人类特有的美德就是正义！因此从我们的比较可以得知，如果我们虐待别人，就会令他们变得比之前更不正义。因此，一个正义者不可能会虐待任何人。”
“等一下！好像还缺点什么，我不明白这番论证的逻辑。”
“一个音乐家无法仅靠他的音乐效果制造出一个乐盲，一个骑手无法仅靠他的骑术制造出一个完全不懂马的人，所以难道我们会认为，一个正义者仅靠他的正义，就能令别人变得不正义了吗？或者，说白了，好人的美德是催生坏人的东西吗？这是荒谬的，正如我们宣称炎热的后果是冷却，或者干旱的后果是湿润一样。不，伤害别人不可能是高尚之人的天性。既然正义者是一个高尚的人，那么天性决定他不会去伤害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不是坏人，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伤害别人是非正义者的特征，而非正义者是坏人。”
晕头转向的玻勒马霍斯只好认输了：
“恐怕我不得不投降了。您太厉害了。”
苏格拉底要把对手彻底打倒：
“如果有个人——西蒙尼德斯也好，荷马也好——声称正义的本质是把欠别人的东西还给别人，如果这个人言下之意是说正义者应该伤害敌人、帮助朋友，我们将毫不畏惧地宣布，这番话配不上‘智者’的头衔。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番话不正确。在交谈过程中明明白白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真理是：伤害别人永远不可能是正义的行为。就算从西蒙尼德斯到尼采，中间还包括萨德和其他很多人，就算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也无法震慑您和我。另外，在我看来，‘正义就是伤害敌人、帮助朋友’这个教条与其说是诗人或思想家说出来的，倒更像是薛西斯一世、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拿破仑或希特勒说的，或更像那些一时之间被扩张的权力陶醉的人说的。”
玻勒马霍斯心悦诚服地说：
“您把整个世界观都带给了我们！我已经准备好同您并肩作战了。”
“那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如果正义不是诗人和暴君宣称的东西，那它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