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红色赌博》：共产主义的胜利
1961年10月，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同月，在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站发生了美苏坦克对峙事件。1961年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此次大会以“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之名被载入史册。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纲领。苏共的第一个纲领于1903年通过，宣布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目标；第二个党纲于1919年通过，要求苏共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1961年的党纲则宣布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开启历史新纪元，赫鲁晓夫邀请了瓦西里·舒尔金（Vasilii Shulgin）参加大会。舒尔金曾是沙俄国家杜马的议员，并见证了最后一任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退位。[1]
近50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全然不知，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烟花秀”正在悄然上演。1961年10月30日，美苏坦克对峙事件发生的3天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计划于翌日闭幕。就在这一天，几架在北极附近收集空气样本的美国飞机侦测到苏联北部发生了一次大型核爆。当日，苏联在北冰洋新地岛（Novaia Zemlia）上空引爆了一枚代号为“大伊万”（美方称其为“沙皇炸弹”）的氢弹。这枚氢弹的爆炸当量达到了5800万吨，而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布拉沃城堡”热核试验的爆炸当量则为1500万吨。新地岛的核试验产生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这次爆炸形成了一个直径8公里的火球，在爆炸冲击力的推动下，火球蹿升至60公里的高空，爆炸时产生的火光在100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医疗记录显示，距核爆中心100公里处有居民因爆炸而遭受三度烧伤。距核爆中心400公里处的房屋被完全摧毁。[2]
“在新地岛进行的试验成功了。负责试验的人员和该地区居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试验场和所有参与人员都圆满完成了祖国交予的任务。”一封从试爆点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发报人是两位苏联高官：一位是叶菲姆·斯拉夫斯基（Yeffm Slavsky），他是负责苏联核武器制造的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部长，曾在1953年帮助赫鲁晓夫逮捕了贝利亚；另一位是赫鲁晓夫的重要军事盟友基里尔·莫斯卡连科（Kirill Moskalenko）元帅，当时领导着苏联战略火箭军[3]。在这封电报的最后，两人写道：“我们正在前往代表大会的路上。”这两名苏联高官也是大会代表，但是他们并未坐在会场中认真聆听领导们的发言，而是在新地岛视察新武器的试验。这枚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的引爆是苏联核工业向代表大会的“献礼”。[4]
在“沙皇炸弹”试爆的同一天，与会代表们投票决定将约瑟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遗体就一直被安放在列宁的遗体旁边。此时的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已经完全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成为苏联无可置疑的领导者。但是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最高领袖”一事并非毫无争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认为他几年前开始采取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有效的，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对此提出质疑。
此次大会上，没有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比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更引人注目。半年前，古巴击退了由美国策划并支持的军事入侵行动，这次又派出了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大会。“在勇敢的爱国者和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人民迅速击溃了美国雇佣兵，把他们赶进了科奇诺斯—俄语中那是“猪湾”的意思。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赫鲁晓夫讲到这里时，“共产主义建设者”代表大会会场内随即爆发出笑声和掌声。赫鲁晓夫不遗余力地称赞古巴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然而，他却不愿承认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为了避免与美国产生冲突，他更无意在意识形态上为古巴撑腰，古巴也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当长期担任古巴共产党领导人的布拉斯·罗加（Blas Roca）将古巴国旗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薪火相传的象征送给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的回应也是赞扬古巴，而不是赞扬社会主义。[5]
为了平衡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必须巧妙处理好古巴问题，才能既可以巩固他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旗手的地位，又能够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但让赫鲁晓夫和他的手下没有想到的是，卡斯特罗不仅成功解除了猪湾事件带来的危机，还立即公开转向社会主义阵营，这给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带来了重大挑战。赫鲁晓夫对待古巴革命的谨慎态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和他的共产主义战友的公开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声明中，卡斯特罗等人将古巴革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猪湾的“濒死”经历使得古巴政权的官方论调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61年5月1日这一天，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发表讲话，宣布他领导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要求法律工作者为古巴制定新的社会主义宪法。他还坚定地将自己和古巴归入社会主义阵营。“如果肯尼迪先生不喜欢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也不喜欢帝国主义！”卡斯特罗表示。“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我们有权反对一个距离我国海岸90英里的资本主义兼帝国主义政权的存在，正如肯尼迪觉得他必须反对一个距离美国海岸90英里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一样。”为免有人质疑他的决心，卡斯特罗还让一群孩子在哈瓦那的街道上组队游行，并高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6]
受到猪湾事件的影响，卡斯特罗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行动。因此他坚信，要保卫他的革命成果，就必须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他迫切需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希望这种团结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古巴能够向苏联出口蔗糖、向苏联贷款购买苏制设备或是从苏联进口石油等方面上，他更需要的是武器装备，特别是导弹。卡斯特罗在1961年9月4日写给莫斯科的信中提到，为了保卫古巴领空，他希望苏联提供388枚曾在1960年5月击落美军U-2侦察机的地对空导弹。他还要求苏联向其提供总额达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苏方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将援助总额减少到约1.5亿美元，而且一直拖延交付。赫鲁晓夫并不着急。[7]
临近年关，急切的卡斯特罗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61年12月2日，他发表了一篇演讲，直接引用了一个多月前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卡斯特罗表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报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鲜活且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他还指出，马克思没有留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根据他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卡斯特罗认为所有的反帝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声称：“反帝国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一体的，因为革命只有一种。”[8]
这次演讲在苏联与古巴关系的天平中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砝码。卡斯特罗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者，还表示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直到最近才充分理解了这些作品的内涵。美国媒体立即对卡斯特罗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宣言展开热议，并纷纷声称早就知道卡斯特罗是共产主义者。与之相对，苏联媒体则表现得更为冷静保守。
在莫斯科，卡斯特罗仍只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之一。1961年12月苏联的主流报纸《消息报》刊文称：“各国政治家，包括古巴的人民英雄卡斯特罗、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的赞同……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敢冒险宣布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就算菲德尔·卡斯特罗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加诺也不会这么说。”[9]
当时《消息报》的主编是赫鲁晓夫的女婿，因此从这篇文章的语气中人们可以猜测到，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公开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一事并不感到高兴。虽然赫鲁晓夫私下里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但他认为，卡斯特罗此时公开宣布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未免也太早了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很难理解卡斯特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声。他的宣言一经发表，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便会与他疏远，而他在抵御外国入侵方面能够依靠的支持力量也将因此被削弱。”他还补充道：“就卡斯特罗个人的勇气而言，他的立场令人钦佩，也是正确的。但从战术角度来看，这一做法实在没有多大意义。”[10]
尽管在赫鲁晓夫看来，卡斯特罗的声明并没有什么战术意义，但是对卡斯特罗而言，这次发声意义重大。当时的他急需大量武器。通过将古巴革命定义为社会主义性质并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是在迫使赫鲁晓夫尽快做出抉择：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怎么可能会拒绝一个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正在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然而，莫斯科方面仍然没有对卡斯特罗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做出回应。12月17日，在卡斯特罗发表“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演讲的半个月后，他和他的助手们找到了一个他们觉得能够直接联系克里姆林宫的人——克格勃驻古巴负责人亚历山大·希托夫（Aleksandr Shitov），外界称他为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察觉到了古巴人的不快，他们向他抱怨苏联官员没有兑现向古巴运送导弹的承诺，并警告苏联“美国可能会入侵古巴”。阿列克谢耶夫就此事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报告，但赫鲁晓夫并未回应。[11]
◇◇◇
1962年，古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一年的2月，肯尼迪总统对古巴发起了新一轮经济制裁，停止了对古巴蔗糖和雪茄的进口。而单纯依靠苏联和中国的蔗糖采购，古巴根本无法逆转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趋势。古巴国内的所有商品都处于供应紧缺的状态。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卡斯特罗被迫推行了定量配给制。美国中情局1962年4月初的一份备忘录记录道：“古巴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巴自由外汇严重短缺，无法进口急需的食品和美制机械设备的替换零件导致的。”[12]
由于莫斯科迟迟不肯提供武器，卡斯特罗的不安感和挫败感与日俱增，他准备转换斗争策略，将矛头指向本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古巴共产党人。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他对古巴政权的政治掌控，还是为了向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发出愤懑的信号。3月25日，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电视讲话，谴责古巴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什么是宗派主义？”卡斯特罗问。接着，他自答道：“宗派主义就是认为只有革命家，只有自己的同志才可以胜任重要岗位，甚至认为只有资历深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才可以在人民农场、合作社和政府任职。”[13]
卡斯特罗这次讲话抨击的主要对象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Aníbal Escalante），他长期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和党报的编辑工作。一年前，卡斯特罗任命他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的书记，这个政治组织不仅包括古巴共产党人，还包括“七二六运动”的参与者，以及以学生为骨干的“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埃斯卡兰特竭力将自己打造成古巴政权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声望直逼卡斯特罗的重要盟友切·格瓦拉。如果说切·格瓦拉因其在拉丁美洲遍燃“星星之火”的革命热情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而闻名，那么埃斯卡兰特则是颇负盛名的苏联拥趸。因此，为了表示对苏联的不满，卡斯特罗解除了埃斯卡兰特的职务。由此可见，当民众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率下降，以及古巴经济状况恶化引起不满情绪上升之时，卡斯特罗也会让部分古巴老共产党人成为替罪羊。[14]
随着古巴政局日益紧张，埃斯卡兰特到莫斯科寻求帮助。他声称，中国在哈瓦那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他曾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因此遭到罢免。1962年4月3日，埃斯卡兰特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由于古巴的情况不容乐观，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埃斯卡兰特提交报告的8天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古巴领导层的情况发表了长篇报道。让埃斯卡兰特感到失望且震惊的是，苏共中央决定放弃他，转而支持他的死敌菲德尔·卡斯特罗。埃斯卡兰特曾将卡斯特罗的行为归因于中国对古巴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此，《真理报》强调了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15]
赫鲁晓夫被迫在老共产党人埃斯卡兰特和新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卡斯特罗之间做出选择，而他最终决定支持后者，因为在他看来，卡斯特罗的领导是将古巴留在苏联阵营的最佳保障。克格勃告诉赫鲁晓夫，在对古巴的影响力上，中国对苏联的威胁只不过是夸大其词，而赫鲁晓夫也认为相较中国来说，应对美国的入侵威胁才是当务之急。1962年3月12日，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Aleksei Adzhubei）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同年早些时候他与肯尼迪总统会谈的备忘录。这次会谈讨论了古巴问题。肯尼迪对阿朱别伊说：“从心理角度来看，美国人民对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接受。毕竟，它离我们国家的海岸只有90英里。这真的很难接受。”肯尼迪还将1956年苏联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采取的果断措施与美国中情局在处理古巴问题上的无能表现做了比较。这份备忘录传递出一个信息：肯尼迪并没有放弃古巴，军事干预即将到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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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12日，也就是《真理报》长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政府提供援助的一揽子紧急对策。苏共中央主席团下令加快进度，在1962年9月向古巴交付180枚地对空导弹。卡斯特罗还得到了在苏联米格-15战斗机机体的基础上研发的索普卡（Sopka）空对地巡航导弹，以此作为反舰武器。在这些将被运往古巴的导弹中，有一部分是从已经承诺给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订单配额中划拨出去的。尽管埃及是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另一重要武器外销对象，但就当前形势而言，古巴的需求要优先于埃及。
与卡斯特罗之前提出的需求数量相比，莫斯科此次承诺交付的导弹数量依然存在缺口。但卡斯特罗也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馈赠”：10架伊尔-28中型轰炸机和4架R-15巡航导弹发射器。苏共中央主席团一面削减卡斯特罗要求的导弹数量，一面又向他提供其他武器装备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要知道，在军事冲突中，轰炸机的重要性不亚于导弹。因此，苏联此举是为了帮助古巴做好万全准备，以击退可能发生的入侵。除了武器装备，苏联军方也派部队支援古巴。共有650名苏联官兵被派往古巴，负责操作发射器、驾驶飞机，并培训古巴部队掌握这两项技能。[17]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4月12日的决定，此次运往古巴的导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共花费2300万卢布。这是在苏联对古巴巨额军事援助计划之上的再次加码。早在1960年，苏联就开始向古巴提供武器装备，到1962年5月，双方共签署了价值2.28亿卢布的军供协议。其中，价值1.42亿卢布的武器装备已经运抵哈瓦那。这些武器装备有一部分是捐赠的，一部分是苏联以折扣价卖给古巴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向古巴提供信贷额度的方式以正常价格出售的。1962年，古巴应向苏联支付5000万卢布的军事采购费，然而这个深陷危机的国家一贫如洗，根本无力支付这笔巨款，甚至连运输费用都负担不起。
因此，赫鲁晓夫不仅决定免除古巴先前购买武器装备而产生的债务，而且决定在今后两年内不计数量和成本，免费向古巴提供新的武器。此外，在苏军派驻古巴人员的经费问题上，苏联还同意，除古巴军方提供的住房和交通保障外，其他费用一律由苏方承担。而且在之后的两年内，苏联将免费向古巴部队提供其所需的一切物资。所有费用按照古巴部队拥有10万名士兵的标准进行估算。1962年5月7日，一份有关正式批准以上决定的建议被提交给苏共中央进行审议。[18]
就在同一天，赫鲁晓夫会见了新任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曾是克格勃驻哈瓦那办事处的负责人，与前任苏联驻古巴大使、职业外交官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Sergei Kudriavtsev）不同，他受到了卡斯特罗的高度评价。“我不希望再出现‘双头政治’，”赫鲁晓夫对他说，“我们指派了一位大使，而古巴人信任的却另有其人。”赫鲁晓夫显然需要一位与卡斯特罗关系融洽的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表示，由于缺乏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但这番推辞被驳回了。赫鲁晓夫想要一个新人来担任这一职务，以便翻过苏古关系不愉快的一页。他派阿列克谢耶夫帮助苏共中央起草一封给卡斯特罗的信，以详细说明莫斯科将向他提供的一系列新的援助计划。[19]
1962年5月11日，这封信草拟完成并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进行审议，随后立即通过。除了免除古巴的军备债务并免费提供新武器外，信中还提到向古巴提供经济和建设方面的援助。苏联承诺将为古巴建造一个地下无线电中心，并提供5艘苏联渔船。如果古巴人民愿意接受，苏联可以立刻将渔船移交给古巴。苏联还准备在农业灌溉方面向古巴提供帮助。为了将这些好消息及时带到古巴，苏联向古巴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沙罗夫·拉希多夫（Sharof Rashidov）任代表团团长。他是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是农业灌溉领域的专家。阿列克谢耶夫听说他有种植甘蔗的经验，可以帮助古巴人民解决甘蔗种植方面的困难。然而，在制订新的“拯救古巴”经济计划的兴奋与混乱中，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相较于生产，真正对古巴人民造成困扰的是蔗糖的销售，而非甘蔗的种植。[20]
苏联对古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意味着苏联在古巴问题上所下的赌注也越来越大。这封信还邀请卡斯特罗在1962年底前访问苏联。虽然卡斯特罗曾一度被苏联无视，但他提出的将要领导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承诺终于得到了回应。尽管这是他通过打击苏联在哈瓦那的盟友换来的。1962年4月18日，为纪念古巴猪湾事件胜利一周年，赫鲁晓夫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一称呼表明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抛弃了此前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采取的谨慎态度。这也意味着，卡斯特罗最终利用意识形态将古巴和苏联捆绑在一起，赫鲁晓夫对此也欣然接受。赫鲁晓夫此举并非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与美国的大国竞争和核军备竞赛也是促使他重视维护与古巴关系的重要考量，他心里清楚，苏联在这两方面都不占上风。[21]
注释
[1]Materialy XXII s"ezda KPSS(Moscow,1961);Arkadii Minakov,Konservatizm v Rossii i mire,pt.2(Voronezh,2004),232.
[2]"Tsar Bomba,"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I.Khalturin,Tatiana G.Rautian,Paul G.Richards,and William S.Leith,"A Review of Nuclear Testing by the Soviet Union at Novaya Zemlya,1955-1990,"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13,no.1(2002):18-19.
[3]苏联战略火箭军成立于1959年，是当时苏联五大军种中成立最晚、规模最小的军种，但地位极高，主要负责战略导弹任务，且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和教学单位。
[4]Aleksandr Emelianenkov,Arkhipelag Sredmash(Moscow,2000),71.
[5]"Doklad tovarishcha N.S.Khrushcheva,"Izvestiia,October 18,1961;"Vystuplenie tovarishcha BlasRoka,"Izvestiia,October 23,1961.
[6]Peter Shearman,The Soviet Union and Cuba(London,1987),6;Fidel Castro,"May Day Celebration(1961):Cuba Is a Socialist Nation,"Castro Internet Archive,htps
[7]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39-140.
[8]Fidel Castro Speaks on Marxism-Leninism,December 2,1961(New York,1962),
[9]"Na poroge novogo goda,"Izvestiia,December 30,1961.
[10]Khrushchev Remembers,with introduction,commentary,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Trans.and ed.Strobe Talbot(Boston,1971),544-545.
[11]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46.
[12]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62.
[13]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63-165;"Fidel Castro Denounces Bureaucracy and Sectarianism,"March 26,1962(New York,1962),htp
[14]"Fidel Castro Denounces Bureaucracy and Sectarianism,"March 26,1962,htp Halperi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An Essay in Contemporary History(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1972),145-148.
[15]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69;"Splochenie sil Kubinskoi revoliutsii,"Pravda,April 11,1962.
[16]"Alexei Adzhubei's Account of His Visit to Washington to the Central Commi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March 12,1962,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Archiv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PRF),Moscow,Special declassification,April 2002;translated by Adam Mayle(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p
[17]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0.
[18]"Zapiska zamestitelia predsedatelia Goskomiteta Soveta Ministrov SSSR po vneshnimėkonomicheskim sviaziam I.V.Arkhipova,"May 7,1962,Khrushchev.K 12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rasporiazheniia Soveta ministrov SSSR o spisanii zadolzhennosti s Kuby:May 1962,
[19]Aleksandr Alekseev,"Kakėto bylo,"in 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Materialy k biografii(Moscow,1989),67;cf.Fursenko and Naf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2-175.
[20]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5;"Postanovlenie Prezidiuma TsK KPSS ob utverzhdenii pis'ma N.S.Khrushcheva F.Kastro,"Khrushchev.K 12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htp
[21]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0;Nikita Khrushchev,"Tovarichshu Fideliu Kastro Rus,"Izvestiia,April 19,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