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意义

倘若我们对占有、利用、控制事物或在事物中得到表现的力毫无所知，我们将永远无法发现某些事物（人类现象，包括生物现象甚至物理现象）的意义。一个现象并非表象，亦非幻象，而是一个符号，一种在现存的力中找到其意义的征候（symptôme）。整个哲学就是征候学和符号学。科学则是征候学和符号学的系统。尼采用意义与现象的关联取代了表象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取代了科学的因果关系。所有的力都是对一定量的现实的占有、控制和利用。甚至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知觉也是力占有自然的表现。这就意味着自然本身也有其历史。事物的历史通常是占有事物的各种力的交替，是为了控制事物而相互斗争的各种力的并存。同一个事物，同一个现象，其意义根据占有它的力而变化。历史就是意义的变更，换言之，即“或多或少是暴力的、或多或少是彼此独立的各种征服现象的交替”（《论道德的谱系》，第2部分，12）。因此意义是一个复合的概念：永远存在意义的多样性，它是群量，既是各种交替的复合体，又是各种并存的复合体，这使对它的阐释成为一种艺术。“一切征服，一切统治与新的诠释是一个意思。”

如果不考虑尼采思想中本质性的多元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尼采哲学。实际上，多元主义（又被称为经验主义）与哲学本身几乎无法区分，它是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是由哲学创造的；它是于具体精神中体现的自由的唯一守护者，是激进无神论的唯一原则。众神死了，但他们是听到一位神宣称自己为唯一的神时大笑而死的。“坚信存在的是众神而不是上帝，这难道不正是神道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卷，“叛教者”）而那位自称独一无二的上帝，其死亡本身也是多元的：上帝之死是蕴涵着丰富意义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尼采认为喧沸的“大事件”并不可信，他宁愿相信每一个事件具有的那悄无声息的多义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大事件”）。无论是事件，还是现象、词语、观念，无一不富有丰富多彩的含义。事物有时表现为这样，有时表现为那样，有时呈现更复杂的情形——这一切都取决于占有事物的力（众神）。黑格尔想嘲讽多元主义，将它等同于只会嚷嚷“这个、那个、这儿、现在”的天真意识，就像一个小孩结结巴巴地说出他最起码的需要。然而，认为事物具有多重含义，认为存在很多事物，而且将同一个事物当作“这个，然后是那个”的多元主义观点，是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对真正概念的征服。它标志着哲学的成熟，而不是对哲学的放弃，或是哲学的倒退。因为对事物的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进行评价，对每一事物及其意义进行仔细衡量，对界定事物以及确定事物在每一刻与其他事物有何关系的力进行评估——所有这些都属于哲学的最高艺术——阐释艺术。阐释乃至评价总是意味着衡量。本质的观念在此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并非所有的意义具有同等价值。对于一个事物而言，有多少种力能够占有它，它就存在着多少种意义。但是事物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多少会对当前占有它的力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亲和性。有些力只能通过赋予事物限制性的意义和否定的价值才能控制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本质又可以被界定为事物所有意义中与事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力。因而，在一个尼采喜爱援引的例证中，宗教并不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它替各种力效劳。但是哪种力与宗教的关系最为密切？当我们弄不清谁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究竟是哪种力控制了宗教，或者为宗教所控制？[1]对一切事物而言，所有这一切又是权衡的问题，是哲学和多元主义阐释所特有的精致而严密的艺术。

当我们认识到新生的力只有首先伪装成已经占有事物的其他力才能出现，才能盗用这一事物时，阐释的复杂性便向我们显示出来。这种伪装或诡计又是自然的法则，因此它们不仅仅停留在伪装或者诡计的层面上。为了生存起见，生命一开始就不得不仿效业已存在的事物。某种力倘若不盗用与之竞争的其他力的特征，便无法生存（《论道德的谱系》，第3部分，8，9，10）。因此，哲学家的诞生与成长只有仿效牧师、禁欲者和教徒那种沉思冥想的气质，才能获得机会生存下去，在哲学家出现之前，正是这些人主宰着世界。我们注定要承受的这一事实不仅显露出哲学的形象——作为圣人的哲学家形象，作为智慧之友与苦行之友的哲学家形象有多么可笑，而且表明哲学本身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撕去禁欲主义的伪装，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必须相信这一伪装。只有当哲学赋予自身新的意义，即最终表现出真正的反宗教的力量时，它才会揭开伪装的面具（《论道德的谱系》，第3部分，10）。我们看到阐释的艺术必须同时又是穿透伪装的艺术，是识破伪装者以及他为何伪装的艺术，是认识到他为了什么目的在更新伪装的同时还要继续伪装的艺术。也就是说，系谱学不会在源头出现；而且，如果在孩子诞生后去探寻谁是它的父亲，我们很可能陷入严重的误解。起源中的差异不会在起源后显示，或许只有系谱学家那特别犀利、善于从远处观察和富于远见的眼睛，才能捕捉到这些差异。只有当哲学步入成熟的阶段，我们才可以把握其本质，梳理其谱系，将它同别的一切事物从最初混淆不清的危险状况中区分开来。不仅是哲学，其他事物同样如此。“对于一切事物而言，唯有更高的等级才重要！”（《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这一问题是关于起源的问题，但被设想为系谱学的起源只有在与更高等级的联系中才能被确定。

尼采说我们根本无须好奇希腊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东方（《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哲学是希腊的，是指它首先在希腊达到成熟阶段，彰显出它真正的力量和目标。这些目标不同于东方僧侣的目标，即使希腊哲学曾借鉴它们。两者也表现出迥然的差异。哲学家（philosophos）并不意味着智者，而是指智慧之友。但在这里，“朋友”必须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加以诠释：查拉图斯特拉曾说，朋友总是主动的我（je）和受动的我（moi）之间的第三者，驱使“我”为了生存超越自己，同时又被超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卷，“论朋友”）。这种智慧之友是诉求于智慧的人，但这种诉求的方式如同人们诉求不可或缺的伪装；他是将智慧用于新颖、古怪与危险之目的的人，而这些目的其实根本算不上明智。他希望智慧超越自身的同时又被超越。当然，人们并非总是错的，他们对哲学家的本质，对他不明智的行为，对他的非道德主义以及对他的朋友概念，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可以猜测，谦卑、贫困、贞洁这些所谓明智的、禁欲主义的价值观被哲学、被一股新鲜的力量激活时，会被赋予何种意义（《论道德的谱系》，第3部分，8）。

注释

[1]尼采问：是什么力给宗教以机会，使之“凭自身独立自主地行事”？（《善恶的彼岸》，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