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尚书·说命》言时宪、言成宪，传宪法也。此为中国古籍言宪之始乎？然于立宪无与。《周官》经为中国公布法律之始，虽宪政内容书缺有间，综其全体观之，主于限君财而达民隐，《朝士》杜注：“宪谓幡书以明之”，则固宪政之句萌也。降及东周，君权骎骎盛矣，独管子知以宪法治齐，《立政》篇之言曰：“正月之朔，百官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宪既布，有不行宪者，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以立宪与专制对言，则齐国之定宪法明甚。惜乎！齐为侯国，周而行此，八百年未有艾也。西人乐称以法制国，管子亦言以法制国，则举错而已。盖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定，故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任法》篇之言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重法律故重主权，重主权故重操握主权之人。管子唯尊视法律，益以尊视君权。然则宪法者，民权之护符而亦君权之后盾，或疑立宪之有损于君权，非真知宪法者也！商君为秦立法，大抵不离于专制者，近是。其《修权》篇之言曰：“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权者，君之所独操也。”以人君操国家之主权，而非以人君为国家之主体，何先后与伯伦知理[1]国家法人语若合符节也？又《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国〔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以出国家、施百姓者为宪，则宪为一国君民所共遵，而非压服臣民之苛法。墨子之所谓宪，殆即《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谓“成文典”乎？其时封建之法将敝，专制之势已成，诸老先太息于君与民之间若城堑然，思有以沟而通之，理想所寄而不能发皇其说，以专树立宪之帜，其幪卒待西儒而开，斯亦吾民之不幸，而不得谓中国古代曾无一人知宪法，亦无一言及宪法者也。陆子静曰：“典宪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后人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宪典。此正所为无忌惮。此宋儒之精言，非（下走）一人之私言。驳立宪者，亦肄业及之耶？特中国自三代以来，即有君尊臣卑之说，由是尊卑之分严，上下之等立。盖中国以礼为立国之本，故制礼以繁而尊，西人以利为立国之本，故立法以公而平。人君利法之不平也，悉挟其名分以临民，而天下之强者遂变其权力为权利，天下之弱者复变其顺从为义务，习而安之，变而加厉焉。君权之盛，遂一放不可复制。此民气所由不伸，宪法所由不立，而中国遂无数百年不斩之统，无数十年不乱之省乎？甲申、乙酉以前，吾国士大夫不谂专制以外有何政体，视立宪若毒螫，谈辄色变。戊戌变法亦三四月曾无一字言立宪。无识者偏以是归之。久饥之食，因噎而废，亦何为者？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腾于朝野，然只知宪法为东西所已行，不知宪法为中国所固有。故胪举东西国宪法所许之权利，一一证以中国古书，凡为卷三。使中国人民知宪法为沉渊之珠，汲而取之，固所自有，未始非考求宪法之一助。中国急起直追，已虑其晚。嗟乎！西人绞无量数生灵之血，始得此数十条之宪法。日本行之而效矣，犹有病立宪为异制而挠之者，愿以是间执其口也。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日，衔石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