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国民之权利
一、言论自由：监谤益谤，理无足怪。言者无罪，闻者以戒。
谨案：言论不外二种，一著述，一论议。孔子之作《春秋》，语多微词，两汉经生各尊所闻，未尝奉一家之言以为主，此说经之自由也。马迁作史，力陈武帝之非；班固著书，不讳元后之恶，此作史之自由也。周末九流并兴，各持一说，此著书之自由也。是皆著述自由之证。若论议之自由，征之古代，厥证尤多。昔夏代时，“遒人以木铎殉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及周代时，“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宣议”，未尝禁人民之言论也。周厉王欲弭谤，召公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论议自由不当受法律之限制。自秦定“偶语弃市”之律，人民言论始失自由之权。秦汉以后，文网益严，汉武时至定腹诽之罪，非惟无言论之自由，并思想而亦禁其自由矣！宋苏辙驳张安道“私议盛，朝廷轻”之说有曰：“诚使正人在上，与物无私而举动适当，下无以议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之不议哉？下情不甚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苏氏此言，深得孔子“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旨。孔〔朱〕子亦谓“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禁庶人之议也。盖深明言论自由之公理者。
二、出版自由：言所言，笔则笔，版行之，告全国。
谨案：胶泥印书，始于毕昇；五经雕版，始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印刷之术古代尚未发明，所著之书非简册，则缣帛焉耳，然未闻以国家法律限之。自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皆以口授，不著竹帛，以避时君之祸，此为出版不能自由之始。孟子言诸侯去周旧籍，商鞅、始皇先后焚书，汉代虽除挟书之禁，然武帝以《史记》为谤书，削景武本纪，亦出版不能自由之证。魏晋以还，五胡宅夏，如师彧修史于前赵，而刘聪焚之；赵渊秉笔于前秦，而苻坚去之；崔浩作史于后魏，而及身灭之，不第曹操禁孔融之集、宋禁苏黄之集、明禁高启之集，为出版之不能自由而已。中国不禁于出版之先，每禁于出版之后，说者遂据为自由之病。东西律凡书成，必由文部检定，警察以时保护其版权。新学、新理之书每年出版，多者至千百余种，可为自由矣。第东西重新书，中国重旧书。宋刻《太平御览》，明刻《永乐大典》，国朝自《图书集成》以外，钦定之本、御制之文，琳琅灿列，搜求遗书、官为刊校，而庋之四阁者，尤不一而足。谓所版多古人之作，则有之，谓出版之不自由，奚可乎？
三、集会自由：独学无友，孤立无群，依律集会，谁得与闻。
谨案：《周礼》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七曰为邦朋”。邦朋者，即近日东西各国之政党、民党也。孔子曰：“必有邻”，又曰：“以文会友”。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人非群不立，国非群不成，是古代未有集会之禁也。郡县以来，以立党为大戒。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之争，北宋立党人之碑，南宋申伪学之禁，明季东林激成大哄，而集会不能自由矣。然东周之时，孔子弟子三千，聚稷下谈者千人；两汉时，聚徒讲学者动以百数；宋〈白〉鹿洞之会、鹅湖之讲，皆聚众数百十人；明代之时，四方之地讲坛林立，而徐华亭聚京官数千人，讲学京师灵济观，是辇毂重地，不禁立会矣。明季绍兴有蕺山讲舍，余姚有证人书院，甬上有五经会，而李二曲、孙夏峰诸儒授徒讲学、游处如市，末闻触政府之怒，伏横议之诛也。康熙初年，李刚主、万季野诸先犹在京师设讲会，是当时文网尚未严也。《周礼》，太宰以九两系民，“八曰友，以贤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以贤得民，即西人社会之意；以富得民，即西人公司之意。战国任侠，诸侯倚为轻重，至汉犹然，即《史记》所谓剧孟之来，隐若一敌国，足证古代民党得与政府相持。此皆结会自由之效。汉武禁游侠，人民重足而立，岂可以时君之私制而废流传之古义哉！
四、迁徙自由：人情在谋生，政策在殖民，徒禁迁徙何纷纷。
谨案：迁徙任令自由则可，迁徙而一无调查则不可。中国上古人民老死不相往来（见《老子》），封建之代交通渐密，迁徙遂繁。《礼记·曲礼》：“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其时诸侯各自为国，人民有往来之便。春秋之世迁徙自由，大抵为各国通例，战国其禁益宽，惟秦法以鸡鸣出客，又禁秦民归国不得载他国之客同归（见《范雎传》），秦民之迁徙者稍稍受法律之限制矣。然孟子对齐王曰：“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安可以限制为常法乎？”《魏风·硕鼠》篇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是人民有去国之自由。《史记》言商君治秦，诱三晋农人往耕，是人民有适他国之自由，然犹在诸夏耳。《史记·季布传》载夏侯婴曰：“今若不赦布，则布不北适胡，即南适越耳。”又考《汉书·西域传》言：“汉民往西域者，岁以千百计”，即远适异国，皆为法律所不禁。况汉于匈奴、唐于回纥，皆许入居内地，而元代色目散布各方，明代于西人来华者不悬异禁，又于中国得有治外法权，而交涉日益多。其视外人之限我华工政策抑何相反？此特放弃耳，乌足言宽大乎？大抵不分治不能实行警察，不实行警察不能清查户口，无论无以讥问外人，并华人之迁徙而莫能踪迹，不患不自由，特患太自由耳。
五、尊信自由：教无新旧，苟无妨乎国安，唯民心所自守。
谨案：学术至周末派别至庞杂矣，儒有八，墨有三，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未闻各国之政府择一术以尊为国教，强人必从，且助之排斥异术也。学术虽与宗教不同，然儒、老、墨三家皆含有宗教之性质，是为尊信自由之时代。至秦皇坑儒，使人民之尊信悉出于一途。汉初儒术而外，如曹参、汲黯、田叔，信黄老之术者甚多。黄生信黄老，辕固信儒术，至争议于人主之前，是皆尊信自由之证。汉武虽辍百家，至东汉而谶纬之说风行，然桓谭、张衡诸人不信，力破朝廷之失，亦未尝强使从己也。六朝隋唐，道、佛二教陷溺民心，信徒颇众，与儒教抗颜行。然唐代虽崇佛、老，亦未尝不并重儒术矣。元世祖时，使诸臣受佛戒，廉希宪独曰“臣受孔子戒”，世祖无如之何也。至于明代，耶教入华，徐光启、李之藻等崇信如不及，从未设为厉禁也。盖中国不知教派之关繁治乱，一切听之民间，未尝规为法律以限之，独于白莲、天理、红阳、无为、八卦等教，惧其以众叛也，三令五申，禁之不遗余力，而时有窃发以酿滔天之祸者，则治权不分，警察不实行，误之矣！
六、产业自由：英国三大自由，田地居其一，不据法律不能夺。
谨案：所谓产业者，一为财物动产，一为土地静产也。中国古代人民财物有自主之权，土地无自主之权，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礼·地官》有司市、质人诸职，凡人民所有之财物，皆得政府保护之特权。《左》昭十七〔六〕[9]年《传》，郑子产对晋韩起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刈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足证人民之财物非政府所能侵夺，首当保护之者。惟田产则异，是上古天下之田归之天子，画井分疆，按亩以授民，与欧洲十五世纪农仆之制差同。故君民之关系皆农仆之制度，是以春秋时周僖取韦伯之圃、取编伯之室，夺子禽、祝贵之田；楚灵王夺许
田；郑子驷夺尉止田；鲁闵公傅夺卜齮田。其时视民人无保护田产之特权，强有力者乃悍然攫取之而不忌。及井田制废，人得买卖，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乃人人得专其田产之权。井田不必治，民田不必乱，此亦时势为之矣。若宋代括秀州等田为官田，元代拨平江路田赐色目，明代凡贫民有田产者多为奸民，籍没而献诸权势之家，此无政者之所为，而不足为田产不能自主之证也。
七、家宅自主：英人有言，各人之家，各人之城郭，无违律强入而搜索。
谨案：自家族制度成而人民各私其家。《周礼·秋官》朝士职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先郑注引《汉律》云：“无故入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辜。”疏云：“先郑举《汉贼律》。”按：此即今律所谓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之勿论也。无故入人家宅，杀之无罪，所以保家宅之自主也。《诗·郑风·出其东门》小序言“民人思保其室家”，则以民当乱世，失家宅自主之权，故各思自保。嗟乎！国之不存，家将焉附！知家宅失其主权为可痛，盍先群力以保此国家之主权哉！
八、本身自主：人同此身，无贵无贱，若不违法，谁其敢犯。
谨案：西国人身自主之说，始于《民约论》之天赋人权，而中国《大学》“在明明德”，《中庸》“天命之谓性”，亦皆天赋人权之说。惟其重人权，故重人身之自主，《孝经》言“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孟子言“民贵”，董仲舒言“人贵”，皆自主之证。有自主之权，故无轶出于政治之范围，常得自由。《礼记·儒行》篇：“儒者可亲而不可切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此尤本身自主之显然者矣。汉宣帝诏，郡国无罪之民不可妄逮，后虽无罪妄逮者甚多，而帝王下诏每以此为言。可见司法、行政之权操于一手，故官吏敢于轻犯自主。历观宪法所许，非法制所定不能拘捕，罪人非依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审问、处罚，以明人身自主之权，即中国无罪不妄逮之意。彼所以能实行者，以三法分峙耳。中国亦有三法司，而权限分而不专，寺权终压于部。又自阶级制兴，周籍罪人为奴，东周以敌国军民为俘虏而操贱役者愈众。秦汉以降，民多鬻身为奴。后世蓄奴益众而不能自主者愈多。英美各国不惜输款动兵，以禁贩鬻黑奴之谬，中国亦思古义而憣然哉！
九、书函秘密权：人不愿人之窥其密，即在政府不干涉、妄干涉之，即背律。
谨案：《春秋左氏传》载晋国盟词：“交贽往来，道路无壅”，即书函权不被侵犯之证。东周时，如叔向贻子产书（昭六年），子产贻范宣书（襄二十二年），鲁仲连贻燕将书，未闻有法律之干涉。自汉杨恽致孙会宗书，语涉怨讟致伏刑诛，是为政府干涉书函之始。然《中律》“凡私拆人之书函者，罪杖；惟匿名书概不举发者，与本人同科”，似亦与宪法之意相合。
十、赴诉权：无告为穷民[10]，赴诉权久失，宪法所许裁判设。
谨案：《周礼》，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郑司农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主。”康成云：“穷者，谓司寇之属朝士，掌以肺石达穷民，听其词以告于王。御仆、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仆闻鼓声，则速逆此二者，当受其事以奏。”小司宼“以五声听狱，求民情”，朝士“右肺石，达穷民焉”。禁杀戮掌司“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先郑云：“攘狱者，拒当狱者也；遏讼者，遏止欲讼者也。”后郑云：“攘，隙也；遏讼，言不受也。”是周代之制，人人皆有赴诉权。汉制凡民间冤狱，得叩阍入告。鲍宣对簿，而太学生数百人皆举幡殿下，亦人民有赴诉权之证。唐麟德以来，侍御史分直朝堂，与给事中、中书舍人同受表理冤讼，是唐代人民犹有赴诉之权也。近世虽设刑部、大理寺诸官管理人民之狱讼，然人民有越诉者，皆设禁止之条（今州县公堂皆有“越诉笞五十”一条，言不经州县而上诉府道按察司也），而越诉不能自由矣。
十一、鸣愿权：赴诉者诉其所害，鸣愿者鸣其所利。
谨案：《周礼》，小宰“以叙听其情”；宰夫“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先郑云：“复，请也。逆，迎受王命者。”后郑云：“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大司寇“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取其词，以告于上”（注云：“报之者，若上书诣公府言事。”）；掌交“达万民之说”（注云：“〈说〉，所喜也。达者，达之于王若其国君。”）盖周代之制，自公卿至于庶民，凡有复逆，无不达于上，是人人皆有鸣愿之权。至西汉时，此权未失，故三老董公上言事之书，而娄敬诸人皆以布衣进策，文帝止辇受言。中叶以后，凡人民皆得上书言事，言事善者即待诏金马门，如严安、主父偃、贾山、梅福之流，东方朔且上书自荐，此皆人民有鸣愿权之证。盖许人民以各鸣所愿者，所以革上下不通之弊。《周易》以“上下交通其象为泰，上下不通其象为否”。《咸卦》曰：“君子以虚受人。”《韩诗外传》：“人主之疾十有二发，而隔居其一。”（隔者，即下情不上通之谓）《管子·明法》篇亦曰：“国有四亡：一曰塞，二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房注云：“下情虽欲上通，中道为左右所止。”）苟人人有鸣愿之权，则民情悉能上达，隔于何有？古人集民使言，导民使言，有以哉！
十二、服官权：服官有定律，流品乃不杂，人人可官，不必人人皆官，异乎以官为业者。
谨案：《周礼》，乡大夫登一乡可任之人；遂师、遂大夫，登一遂可任之人；而遂大夫三岁大比，则帅吏兴甿。夫所谓可任之人者，即其有服官之资格者也。虽三代之时行阶级之制度，贵族在上位，平民在下位，然舜起于陶渔，伊尹起于农，傅说起于筑，太公起于屠钓，是服官不必贵族，卑贱之士亦得进身于朝。《公羊传》何注云：“古者王公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庶人之子孙能积文学、正身行，则加诸上位。”是三代时人人有服官之权，不必尽属之贵族也。《礼·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进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又云：“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又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而告于王……任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足证古代人民凡出于乡里选举，及受学校之教育者，人人皆可服官。今西国之制，必列身议院及卒业学校者乃能服官，此尤西法之合于古制者。
十三、参政权：不宪政无代议，不代议无宪政，人得保其政权，国斯保其王权，无谓中国独不然。
谨案：所谓参政权者，一曰有被选之资格，一曰有选举他人之资格。考之周制，“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注云：德谓贤者。食，稍食也。贤者既爵乃禄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太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注云：贤，有善行也。能，多才艺者。保庸，安有功者。达吏，察举勤劳之小吏也）。宰夫“正岁，则以法警戒群吏，令修宫中之职事。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若今时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注云：言是乃所谓使民自举贤者，因出之而使之长民，教以德行道艺于外也；使民自举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贡赋田役之事于内也）。州长“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党正“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闾胥“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司谏“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遂大夫“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明其有功者，属其有地治者”（注云：兴甿，举民贤者能者，如六乡之为也）。足证当时人人有选举乡人之权，亦人人有被乡人选举之权。《墨子·尚同》篇云：“里长者，里之仁人，闻善而不善以告乡长，乡长以告国君。”明太祖时，令中外诸臣，下至仓库杂流，皆得举士，亦此制也。特当时所谓参政者，仅有行政之权，无立法之权耳。
一曰乡官。《周礼》太宰职之言曰：“吏以治得民。”而《管子·修权》篇亦曰：“乡与朝分治。”又曰：“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朝指政府而言，乃中央集权之制。乡指町、村而言，乃地方分权之制也）？”是古代地方之分权几与中央之权相埒。而《周礼》地官之职，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诸职；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邻长、里宰诸官。又《汉书·百官表》所言，亦谓“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杂，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是乡官之制，秦汉犹存（按县令、长、丞、尉，皆政府所命之官。日本译西制所谓市、町、村，各长也。少吏诸官，大抵皆由众民推举，即西人地方各参事会之意）。北魏孝文时设邻长、里长、乡长之职，至隋文即位，尽罢乡官。试即乡官之义务，考之《汉书·百官志》，云“三老掌教化”，即西国建设乡学之意；乡师、轨长掌军旅，即西国募集军队之意；闾师、里宰征赋税，即西国征集租税之意；遂人稽民教，即西国调查户口之意；啬夫听狱讼，即西国司裁判之意；游徼、亭长禁盗贼，即西国警察保公安之意。此皆古代之乡官也。
一曰吏胥。《周礼·天官·序官》：“太宰卿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府，治藏。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胥、徒，此民给徭役者，若今卫士矣）。”大宰“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注云：正谓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贰谓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谓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也。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注云：治藏，藏文书及器物。赞治，若令起文书草也。治叙，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百。征令，趋走给召呼）。案周时百官府分职而治，公、卿、大夫、士为正吏，自一命以上皆命于王。降而府史，则犹今之书吏。再降而为胥徒，则犹今之差役，所谓庶人在官者也。乡官、胥吏者，皆古代人民之有参政权者，实占多数。又按西人有参政权者，一曰为本土之人；二曰有一定之年龄；三曰为不犯罪恶之人；四曰有一定之财产。若中国古代参政之民，其权限亦与此类。如汉高祖为沛亭长，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乃本土之人也。如汉高三年令，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杀，即有一定年龄及不犯罪恶之人。此皆古法之合于西制者。惟汉代少吏，岁给禄俸（职皆百名），与西民有一定财产者不同。
十四、赋税义务：取一国财，办一国事，欲去其弊，莫如分治。
谨案：所谓赋税者，即人民纳财于政府之谓也。上古之时，人尽为兵，后世不能人尽为兵，乃纳财以免役。古皆以田赋出兵，故以兵为赋，此赋字所由从武。有田则税，无田则免。《周礼》：“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云：“财，泉谷也。赋，口率出钱也。今之算泉，人或谓之赋。”此计口纳赋之始。《管子·海王》篇云：“万乘之国，正人百万也。月人三十泉之籍，为钱三千万。”人口税固若是，其重欤！至汉高四年，制为算赋；十一年，令民岁纳六十三钱，以口数计。元帝时，令民七岁出口钱，盖所谓口钱者，即按口纳赋之谓也。后魏之制，有妻者为一床，派徭银六分；无妻者为半床，派徭银三分。汉代以降，大抵户口之赋与田土之赋并行，所谓人人有纳税之义务也（宋代岁赋，于公田、民田之赋外，另有丁口之赋。盖古代人尽有田，故尽有田赋，后世不能人尽有田，故丁口之赋在田赋而外。元明皆有丁税丁赋）。近世以丁银摊入地粮，于是田有税而人无税，议者咸以为赋税过轻。然民间田产出入皆税契一次，又牙行有税、当铺有税，此外小税多归商贾摊派，而徭役每重于士、农。是中国取民之制亦多与西法相符，其所以异者，则人民有纳税之义务未获相当之权利，且收税之权归于官吏而不归于议院耳。今浙江嵊县一县，每年钱粮归四乡绅民议价，以上下忙分缴，官虽贪而无从浮收，吏虽蠧而不敢滥征，推而行之，庶几分治之意欤！
十五、服兵义务：民兵扰，募兵耗，人人尽义务，国保家亦保。
谨案：《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盖周代之民，舍老弱不任事者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又据《司马法》所言：“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每甸之中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则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三百八十人。”后世兵与农分，兵乃别于四民以外，于服兵之义务缺矣。近儒颜习斋云“以六字强天下”，曰“人皆兵，官皆将”，与西人籍民为兵之制合。又据《韩诗外传》诸书，则古代男子咸二十而应征，四十五而免籍。今西国兵制，凡民自二十以上，悉隶兵籍，朝暮操习者为常备兵；五年期满，退为豫备兵；又四年，退为后备兵；又五年，退为民兵；及民兵期满，始出兵籍。虽服兵之期限古代与西国不同，而其立法则相类，大抵六乡之正卒即常备军也，六遂之副卒即豫备兵也，羡丁、余子即后备军也。
国朝初用养兵，八旗绿营耗费而无用，改募兵。又以募兵无用，参练兵卒。以募兵练兵相持，而均归于敝，将欲复民兵之制乎！人已忘服兵之为义务，新安折臂之翁，石壕捉人之吏，诵者流涕。计惟合募兵、民兵之制而变通之。中国成丁之人何啻一二百兆，势不能尽签以为兵。募土著之民之愿为兵者，而以常备、豫备之制编之，先限学龄，广小学。今人人出于学堂，朝廷一以尚武为政策，而令应募者恍然于义务之宜尽，以当兵为乐，不徒以当兵为荣，庶无敌于中外乎！
[1] 伯伦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欧洲著名宪政研究学者，其国家理论和法学理论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多有影响。——整理者注
[2] 《诗经·小雅·六月》有言“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又《诗经·国风·无衣》有言“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整理者注
[3] 《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参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21页。——整理者注
[4] “《逸周书》”为“《国语·周语》之误。参见《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27页。——整理者注
[5] 《礼记·王制》：“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参见《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25页。——整理者注
[6] 《尚书·盘庚》：“……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参见《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页。——整理者注
[7]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开盐铁会议。——整理者按
[8] 《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参见《礼记集解》，第337页。——整理者注
[9] “昭十七年”为“昭十六年”之误。——整理者按
[10] “无告为穷民”，典出《孟子·梁惠王下》，大义为“无依无靠，穷困的人”。参见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218页。——整理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