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风吹小凉山》：1950：真武山下，马边河畔

1949年初，国内形势已是天翻地覆，旧政权崩溃在即。中原大局虽然已定，但西南局面仍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

这年6月，年仅15岁的马边少年喻学翰成了一个活跃人物，他在马边中学里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这是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秘密外围组织。

同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女同学陈金英，而推荐人是他们的老师肖文郁。肖文郁并非马边人，他是躲避到马边的。1948年，川东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危急之中，川西地下党负责人找到校长李伏伽，然后这年秋天肖文郁秘密到了马边中学任教，担任12班的班主任。喻学翰、陈金英正好就在这个班。

肖文郁到了马边中学后，继续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组织学生办壁报，教学生唱革命歌曲。“他向我们讲授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宣传当时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告诉我们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喻学翰说。

事隔七十几年，在乐山城郊的一个养老院里，我见到了身体尚健朗、已满88岁的喻学翰老先生。在摆谈的过程中，他又唱起了当年肖文郁教他们唱的一首插秧曲：

山那边哟 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 得耕地哟，

没人为你当牛羊。

山那边哟 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大鲤鱼，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大家快乐喜洋洋。

喻学翰出身于贫苦家庭，其母朱焕云带着三个姐姐劳动，就供养他一个读书郎，因为家境困难，“一遇到饥荒缺粮，还要靠向大地主周海清家借粮度日”。他的同学陈金英也出身穷苦人家，后来过继到了马边城里姨孃刘祖珍家，家里是“卖清油的”，还算殷实。她小的时候，养父陈方义曾在成都读过书，参加过学生运动，这对她有一定影响。

后来，肖文郁在马边中学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很快就遭到了追查，当局派人荷枪实弹去缉拿他。1949年6月，校长李伏伽掩护肖文郁撤离马边，并安全回到了成都。临走时，肖文郁给喻学翰留下了联络地址：成都程记书屋。

1950年1月，解放军来到了马边。马边中学校长李伏伽借小说《曲折的道路》中的故事，讲述了这段历史，其实他塑造的校长“邝自莘”就是他自己。在小说中，“邝自莘”是最早带着学生去迎接解放军的人。李伏伽在书中这样写道：

部队刚到那天，简直是倾城出动。邝自莘也带着学生到河边去迎接。船刚一靠岸，从船头上跳下一个高大的士兵来，张开双臂，像飞蛾一样扑向他，拉着他的一双手直摇，又是笑，又是问好，弄得他手足无措。这个先头部队就是第三连，后来连部就住在中学，而且那个像飞蛾一样扑向他的人，就是三连靳连长。

喻学翰当时非常崇拜这位开明的校长。他回忆说：“李伏伽在马边的威望很高，治校很严谨，有口皆碑，培养了很多人。我当时是他喜欢的学生。他反对包办婚姻。那时候我家里让我回去结婚，我坚决不干，家里就要断绝供给。但李校长支持我，让我勤工俭学，给学校扛米，然后在伙食团吃饭。”

虽然肖文郁老师在学校待的时间比较短，但在马边留下了“火种”。1950年后，喻学翰、陈金英都参加到新政府的工作中去，喻学翰很快就去了玛瑙乡（今属马边民主镇）武工队，成了革命的“一把尖刀”。而当时他最早接到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平叛暴乱，消灭“大刀会”。

过去，玛瑙乡是马边最为复杂的地区，地处马边、屏山、雷波三县交会之地，商贾云集，但也是大烟和土匪的老窝。

刚刚翻过年，天气仍然寒冷。1950年1月20日，解放军的第十军三十师九十团二营就浩浩荡荡开进马边，宣告“马边解放”。这也是李伏伽小说《曲折的道路》的写作背景，而书中那个“三连靳连长”，其实就是这个营先头连的连长。

2月15日，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张绍先到任，两天后就在城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马边县人民政府成立，马边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就在这个时候，暴乱出现了，马边城岌岌可危。带动暴乱的主要是抗建垦社，它一直是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靠种鸦片牟取暴利，年产大烟的货殖达30万两之多。它依靠小凉山的偏远称霸一方，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此时，抗建垦社总经理吕镇华纠集了4000余人，准备攻打马边县城，形势迫人，一时间乌云密布。

解放军迫于形势，决定主动撤离，以诱敌深入。吕镇华旋即进入马边城，但仅仅在两三个月之后就被解放军围剿，5月下旬便逃到了石角营（今屏山县新市镇），伺机卷土重来。7月，吕镇华的主力部队再次被击溃后，他在逃往屏山县大红岩的过程中被生擒。是年8月，张绍先重返马边城，而这一次才意味着马边真正掌握在了新政权的手中。

值得一说的是，这段历史，李伏伽先生几乎是完整地反映到了他的小说《曲折的道路》中。李伏伽是名进步人士，在1949年就与王昌泉等人组织了“新民主主义解放社”，积极参与了马边的和平解放工作；但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在解放军战略转移，叛匪占据马边城后，他只好躲进大山里，然后又努力寻找解放军，而这就是《曲折的道路》中的主要故事。但在“文革”中，这部小说成了“大毒草”，被当成四川文化界的黑典型来批判，其荒唐让人匪夷所思。正如小说标题所揭示的意义，定义那个时代的唯有“曲折”二字，但李伏伽在当时是满腔热忱的，是极其真诚的，他渴望着迎接一个新的世界的来临。

但叛乱势力并未全部歼灭，“大刀会”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大刀会”是一个民间秘密结社团体，以练武聚义，号称刀枪不入。加入“大刀会”，即可获得护佑，有自卫身家的目的。但“大刀会”常常为地痞恶霸把持，迷信色彩严重。就在解放军进入马边时，“大刀会”还四处放言他们是金刚之身，“打不进，杀不进”，猖獗一时。

就在喻学翰去玛瑙乡之前，发生了一件惊人血案，“大刀会”把屏山县中都区区长杀掉了。

这件事迅速在边区传开，同时被杀的还有区上的几名工作人员。此时的玛瑙乡上早已是人心惶惶，笼罩着一层恐怖的气氛。

“那是秋天，山里雾气蒙蒙。这天，我同队长和承俊一行八人组成的武工队开始进入玛瑙乡，沿途小心翼翼，拉开距离行军，随时准备战斗。我们都是全副武装。我特别喜欢枪，背的是两百发子弹的串带，手提一杆捷克枪，好精神！”喻学翰说。

到了玛瑙乡后，武工队与三十师八十八团二营五连的解放军会师，对“大刀会”进行了围剿，收缴枪支两百多支。10月9日，即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将抓获的“大刀会”总头子周顺清执行枪决。

刑场上还镇压了一批土匪恶霸，喻学翰也亲自上了场。

“我拿着枪走上去，‘砰’的一枪，那个人就倒下去了。我当时很好奇，不是说刀枪不入吗？”

他枪毙的是“一贯道”点传师任绍仙，她的丈夫是玛瑙乡的舵把子。把大大小小的匪首枪毙后，“大刀会”就土崩瓦解了。

那些跟着跑的人全部进行自新登记，收缴大刀三百多把，玛瑙乡剿匪行动圆满完成。

后来，张绍先觉得喻学翰工作积极，就调他当自己的机要秘书。从那时起，喻学翰就跟着他干，所有机要文件都要通过他的登记之后才转给领导。张绍先虽然是马边的第一任县长，实际上当时也才24岁，非常年轻。

“他是河北清河人，个子高高大大，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在三十师八十八团当供给处处长，1949年冬任马边第一任县长。我18岁那年当他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存中央、西南局等的机密文件，并传达他的指示。”

在当机要秘书的时候，喻学翰还要跟着领导到处跑。当时马边没有公路，到外地要翻山越岭，县里养有几匹马，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马。那时，领导开会外出都是骑马，通讯员和秘书就跟在马屁股后跑。

“那时候人年轻，浑身是劲。有一次我到乐山去学习打字，一天走了180里山路，连走带跑，当天就赶到了沐川利店。”喻学翰说。

实际上，由于刚刚解放，加之道路险阻，马边仍然是个非常闭塞的地方，而且路上还有游匪出没，让人提心吊胆。那几年还发生过不幸的事，当时马边的茶叶技术员赵启智是个年轻女同志，外出去学习，为了赶路，她选择走近路，结果在黑荡子遇到了土匪，不幸被抢劫杀害。

天下甫定，百废待兴，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接踵而来，让每一个人都身陷大变革的风云翻滚之中。一个刚刚从学校走进社会的年轻人，面临的是一个扑面而来的大时代。

“马边城里突然就来了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新面孔。开始是南下干部，他们来担任区一级干部，后来才陆续一批一批分来其他的工作干部。”

这些刚到马边的新干部的生活，在刘正兴先生《回顾在马边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文中有真实的反映：“干部都是供给制，穿灰军装，吃饭不缴费，每月每人发二万零七百块钱（旧币，相当于后来的二元零七分）。我每月需邮费四到五角，另外就是用于买肥皂、香皂、牙膏等用品。有时晚上饿了需要加餐，就去公园门口买两个玉米粑，一分钱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机关多无正规食堂，桌子摆在屋坎边，八人一桌，没有凳子，都站着吃饭。遇到开大一点的会议，由于人多，桌子不够用，就把碗放在地上，或站或蹲，围成一圈就餐，大家从无怨言。”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生活，但这些年轻干部的工作热情是非常高的，他们怀着一腔热情，每天工作常常在12个小时以上，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一切都在纷乱中重建，但人心并未稳定。马边地处凉山彝族聚居区，过去一直实行的是“娃子”（奴隶）制度。一听到解放，一些当年被捉去的“娃子”就逃跑了，去投奔共产党军队。但为了有利团结和保证生产，新政府并不鼓励“娃子”逃跑，而是采取说服、调解、赎回的办法，逐步解决，妥善地处理一些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但毕竟社会已经变了，新政府明确规定不允许再蓄奴，也不得再抓“娃子”。

整风运动在持续，“反动派”纷纷被清查了出来。1952年5月，马边县公安局的案头上就出现了一份通缉令：

逃犯杨映松，别名杨霖，年五十二岁，男，富顺人。现职业盐摊贩，住泸州市小市镇，曾任伪军团、旅长反动职务，“五反”运动中拒不坦白，于本月十三日逃跑。该犯身穿蓝布衫，青布裤子，脚穿草鞋，身长五尺，体肥，光头。请各地转饬所属，严密注意，缉拿归案法办。[1]

过去，马边城里也有“四大家族”——董、王、陶、蒲，他们是马边的大户人家，房田连片、家财万贯。但在改天换地的暴风骤雨前，所有的旧秩序都被打碎了，他们面临的是狼奔豕突的命运，而其中以王瑞儒最为典型。王瑞儒曾是马边县副参议长，在当地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解放军进入马边前他参加了叛乱活动，当上了川滇康反共游击队副师长，想继续抵抗新生政权进入马边。后来，他在马边城后的真武山一带负隅顽抗，其人马最后是被消灭在了“城西南大炮台附近”[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生政权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以稳定天下；二是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开启新的社会生活。而后者在马边的历史进入1952年时，特别是经过了土地改革以后，似乎更为重要。

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是彝汉杂居之地，马边的彝族一直以强大的家支制度统治着田土和人丁，并以绝对的阶层治理来划疆为域，牢牢地控制着小凉山地区，所以土地改革要在这一地区推行有其艰巨性。当时政府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决定在马边划分地界，循序渐进地实施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以马边河为界，先在东岸汉族聚居区的九乡一镇开展，而马边河西岸的社会环境相对复杂，大部分属于彝族聚居区，则采取灵活措施，延后到1954年才推行。

太平乡（后改为镇江庙乡，撤乡后并入马边下溪镇管辖）就属于延后开展土地改革的地方。

1952年5月，马边太平乡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六百多人参加，场面颇为热闹。这个乡位于县境北部，是1951年才建立和命名的一个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翻身乡”。

在这一次农代会上，工作组提出要搞一个“千户百组十村丰产竞赛”活动的计划，“以劳模为核心，互助组为基础”，其目的是“提高生产产量，支援消灭帝国主义”。“多产一粒粮，就会多消灭一颗敌人的野心。”[3]

会上，每个村评出了丰产户的典型，全乡共找出红苕丰产户四户，苞谷丰产户八户。但是，一些丰产户颇为不安，不想成为典型，因为他们存在不少顾虑，认为丰产后不仅要多缴农税，而且可能“提高（阶级）成分”。于是，工作组的人就耐心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丰产是指每亩地上多产了粮食，是精耕细作的结果，并没有增加土地的面积，所以也就不存在因为粮食多了而被划为富农、地主的情况。问题搞清后，人们的心里好像亮堂了许多，“六十多个代表都大笑了起来，决定把丰产竞赛精神传达给农民兄弟”[4]。

在这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为了把敌人消灭完”，经过大胆的检举，揭发出了“地主恶霸五人，恶霸匪中队长十二人，匪分队长九人，舵把子、伪保长、村长二十人，匪首六人，惯匪三十四人，共八十六个敌人”[5]。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27日，马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开展了“清点、追查、罚没反革命财物”并归公入库的行动，彻底扫荡了“剥削阶级”[6]。

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几年之后，马边河东岸“人口为26693人，其中农业人口26261人。共有土地40023亩，人均分地1.524亩”；马边河西岸“受益农民共40572人，共分土地107326亩，人均2.64亩”[7]。

1954年初，张绍先调到了凉山工作，结束了他在马边四年的工作生涯。就在他走之前的1953年12月，喻学翰、陈金英这两个一起走向新社会的年轻人，通过自由恋爱结婚了，而证婚人就是张绍先。

那天在养老院里，喻老先生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是他们夫妻俩与张绍先夫妇的一张合影，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喻学翰、陈金英这对老夫妇一直工作在马边城里，在马边生活了一辈子，可以说他们就是1950年后马边70多年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在喻学翰的印象中，过去的马边城就是沿河的一条独街，从北门到南门不过里许，一旦洪水漫上了岸，水就从南门灌到了北门。但就在这个小城中，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而那个当年的少年就恰逢其时地走进了其中。

1950年，马边这座明朝末年诞生的边城又一次经历了沧桑的历史巨变，但在小城的旁边，山还是那座郁郁葱葱的真武山，河还是那条蜿蜒流过的马边河。

注释

[1]1952年5月9日，乐山公安处治安0578号文件通缉逃犯杨映松，原件存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2]王传猷《对川西南军区游击总队活动的点滴回忆》。

[3]1952年5月21日马边县太平乡《一九五二年第一届乡农民代表大会总结报告》，原件存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4]1952年5月21日马边县太平乡《一九五二年第一届乡农民代表大会总结报告》，原件存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5]1952年5月21日马边县太平乡《一九五二年第一届乡农民代表大会总结报告》，原件存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6]1952年5月27日马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关于清点、追查、罚没反革命财物造册上报的通知》，原件存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

[7]《马边彝族自治县志》，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