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忠义血性万古传
吉怀康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公元前196年,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率兵亲征,扫平英布叛乱。在得胜还朝的途中,荣归故里,召集父老乡亲欢宴,酒酣耳热、踌躇满志之际,一面亲自击筑,一面慷慨起舞,伤怀泣下,演绎了这首既豪气冲天又忧惧萦怀的即兴之作。在他渴盼忠勇之士、忠贞之臣为国效力的焦虑中,一定想到了为开汉、安刘而立下汗马功劳的纪信、纪通父子。
纪信父子最早定义了西充忠义文化的内涵,那就是对人民真心实意地热爱,对国家(在“朕即国家”的封建时代,君主即是国家的代表)的绝对忠诚,对事业的全力以赴,对道义和责任的勇敢担当等精神。
如果说西充的忠义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大河,那么,纪信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如果说西充的忠义文化是一脉巍峨绵延的山系,那么,纪信就是这脉山系的第一座高峰。正是因为有了纪信,所以早在唐代,西充已被誉为“忠义之邦”。
为救民于水火,在追随刘邦推翻暴秦的斗争中,纪信出生入死,英勇善战,迅速成长为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
公元前206年,项羽设下鸿门宴,纪信勇闯龙潭虎穴,成为刘邦贴身的护驾之臣。在刘邦乘间逃离虎口的时候,是纪信手持剑盾殿后,勇挑重任,保护他人先行。
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大军重重围困于荥阳,并被断绝粮道。在刘邦和汉军再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又是纪信以其忠贞忠勇的伟岸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挥洒春秋。这是真正的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碰撞!
项王的一把烈火,照亮的不只是气壮山河、大义凛然、走向生命尽头的纪信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照亮了千秋青史,照亮了纪信故乡的山山水水。从此忠义的故事便在西充这片土地上传扬,忠义精神便成了西充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世代传承,万古流芳。忠勇、侠义、刚直成为西充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纪信不只成了西充的一张名片,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精神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
汉高祖病逝后,吕后违背“非刘不王”的“白马盟誓”,大封诸吕为王侯,意欲篡夺刘氏江山。在大汉王朝又一次面临权柄易主的紧急关头,是执掌符节的纪信之子纪通“纳北军”,助周勃、陈平尽除祸根隐患。纪信被誉为“功盖三杰”“西汉一人”,而纪通也因“安刘之功,封襄平侯”。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充人纪信父子是大汉王朝的福星,是汉王朝四百年基业的护卫神!纪信父子赓续传承的忠义血脉、忠义精神,也预示着这种精神血脉必将在他们的故乡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纪信之后四百余年,西充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另类的忠勇之士,他就是三国时期蜀中著名的学者谯周。谯周对刘禅经常外出寻欢作乐、不理朝政的行为甚为不满,曾特作《上后主疏》,以王莽、刘玄、公孙述丧失民心的结局与刘秀终成帝业的艰辛劝谏后主。263年冬,魏国大将军邓艾、钟会领兵13万伐蜀。当时蜀国户籍仅28万户,人口94万,兵力不过9万;而守卫成都的军队仅有区区4万老弱病残。一时众议汹汹,群情动荡,就是在此种情势之下,谯周力主降魏。作为历史学家,谯周明明知道可能为此背负“投降卖国”的千秋骂名,但道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地狱。果然,在传统道德家眼里,由于谯周没有做到“文死谏,武死战”,于是骂他“一生投四主,再拜叩三都”,是“卖主求荣”的“卖国贼”“汉贼”。甚至他在《仇国论》中提出的“非战、恤民”的建言也被指责为是“阿势顺承”。其实,谯周独能客观清醒地审时度势,洞察历史走向,不随声阿附,敢于独抒己见的态度和精神,就已如狂风暴雨中的高山巨树,浪涛汹涌中的艨艟巨舰,值得人们仰视了。为了避免蜀国生灵涂炭,成都沦为废墟,谯周怀着博大的爱心,极大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担当,虽遭千古诟病,却赢得了“全国之功”,客观上也顺应了中国历史“分久必合”的大势所趋,为以后的“王浚楼船下益州”“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缩短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后大一统的艰难而痛苦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谯周这种背负着不为世人理解而招致道德污名化的大忠大勇比杀身成仁更为难得和悲壮!
有论者认为,西充忠义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忠义文化集大成者。不仅有“程婴、公孙氏的舍身殉义式忠义文化”,而且有“梁山好汉式仗义干预性忠义文化”,还有“关公仁义诚信式忠义文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加上一条,那就是“谯周式忍辱负重、不惜背负骂名的忠义文化”。
明末清初,庞学魁将其刚满三岁的孙子托付给杨任氏夫妇抚养。在张献忠部进入西充后,杨任氏夫妇为救庞家遗孤,竟强忍剜心之痛,杀子之悲,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推下悬崖,靠乞讨为生,逃往秦地,终于保住了庞家根苗。这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义举,相信千百年而下,也必能催人泪下,唤醒一些人的良知良能,救赎一些堕落的灵魂!杨任氏夫妇的忠义、诚信,是较之程婴、公孙杵臼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一大批忠义典型的感召激励之下,西充人民弘扬爱国、诚信、进取、奉献的忠义精神,让忠义之花遍地盛开,硕果累累。晋有抬棺上朝、冒死为太子鸣冤的阎缵。唐代的圭峰禅师何炯,身为高僧大德,为救欲除阉宦的好友李训,宁可杀头也不肯出卖朋友。宋代有敢做国家人质、为国捐躯的总兵王云;勇于谏诤的“蜀中四大贤相”之一的游似。明有“天下清廉第一”的浙江布政使司马金;情同纪信保英宗而血洒疆场的马骧;举家为明王朝殉节的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清有为收复新疆立下丰功伟绩的封疆大吏徐占彪;被赐黄马褂、双眼花翎的巴图鲁大将军范金魁;敢斗豪强称“青天”的知县李光阳;自烧债券救灾民的大善人杨恩义;为葬叔祖遍涉江湖七年之久的庠生高朴;亡夫丧子而恪尽孝道的邓氏;以妻子儿女五人的身家性命挽救少主的义士范士龙。
充国春秋,日月轮回而忠义流布。民国时期,西充又涌现了保路运动著名领袖罗纶;“草鞋县长”康冻;抗日名将王缵绪、王泽濬父子;号称“锤子兵”的抗日先锋八百壮士;掀起“民主之澜”的“川北圣人”张澜。更有以杨仁叔、于江震、何以祥、蒙炳和为代表的一大批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不顾身,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人民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西充各行各业打上新时代烙印的忠义传人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他们如璀璨群星,辉耀着忠义西充的星空;他们如群峰竞秀,托起西充道义的高地。所以有人认为,无论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的“大传统”文化概念,还是从地域、乡土、家族及民间的乡规民约、民风民俗、礼仪礼节等“小传统”的文化概念,西充人民都具有十分丰富、久远、典型、厚重的忠义文化精神心理和行为方式、价值取向。西充的忠义文化是中国忠义文化的杰出代表和典型,是中华民族忠义文化的不朽丰碑,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遗产。
“忠”与“义”,是“钙”与“钾”的关系,是任何国家、民族、人群、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文化血性、精神元素。
如何保护、研究、利用和发扬西充历代先贤圣哲为我们留下的忠义文化遗产,就成了我们这一代西充人应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我们的尽心尽责,其实也是“忠义”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