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

——《马太福音》24：20

人的一生中最走投无路、最残酷的决定，是决定逃亡。

——阿莱达·阿斯曼

早上不到八点，我出发了。走了不多远，村庄就留在了身后。同样留在身后的，是那些灰色的、彩色的房子，有的人走屋空，有的住着年轻的家庭，有些偌大的宅子里仅有一位空巢老人；还有屋顶已经坍塌的谷仓，熠熠闪亮的教堂尖塔。村庄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曾经这样无数次地被离去的人们留在了身后，安静、虔诚而无欲无求，宽容怜悯着所有离它而去的人，无论他们走向何方。

路边的天使石像像是在给我祝福。两只脚的路牌上写着村庄的名字“Różyna”，被一道红漆从左下到右上笔直地刷过，像一张歪歪张开的红嘴在对我微笑。我走在乡间公路上，一个人，风吹拂着我的头发。

云层像一床被子覆盖了茫茫四野，只在遥远的、高山与天空接壤之处露出了一缕蔚蓝色的天际。路边的白蜡树斜斜地向南长着，光秃秃的枝杈上吊着桑寄生，黑黑的，像烧焦了的圣诞树彩球。

现在是一月底。对这个月份而言，这样的天气称得上温暖和煦了。

那年你们逃离的时候，前往洛森的路上满是厚厚的积雪，温度要比此时低二十几度。那是将近下午五点的光景，天肯定已经黑了下来，你们听到身后苏联红军越过奥得河射击的隆隆炮声。那些俄国人，你总是这么称呼他们。

隆隆的炮声其实在你们逃亡前几天就已经开始了，在奥得河的对岸，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一步步逼近这个村庄。隆隆的炮声像一头野兽，越来越狂野；像一条恶龙，在河对岸不停地翻滚折腾，而奥得河似一条纤细的绳索，勉强还能把它束缚在河的另一边。你们逃亡的前一天，德国国防军炸毁了奥得河上的桥梁。

我们听到俄国人在奥得河那里打枪放炮，这是你说过的几句话之一。除此之外，你几乎回想不起任何其他的细节。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追问过你当时的场景。可即使那个时候，离你们逃亡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一切本已凝固，像伤口流出的血结成了痂，如同一层厚厚的保护壳，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总是被你用同样的几句话搪塞过去。面对我喋喋不休的追问，你总是不断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你如何因为匆忙而忘记了那件海军服上衣，白色衣身，领子是海军蓝色。在西里西亚的村庄里，那可是星期日才会穿的盛装呢。那一年你九岁，这件衣服是圣诞节的礼物，还未曾被你上身穿过。你说，它就放在圣诞树储藏室下面的小房间里。

海军服，俄国人，奥得河，你告诉我的只有这些了。可是自那以后，我阅读了不少书，也和很多人聊过当时的事情。一片片，一块块，我将这些捏合起来去还原那天的场景。那是1945年1月22日，星期一。

对于那个时候，我现在知道的可比你还多呢。比如，逃亡前两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村里来了德军的一个摩托车分队，他们住进了村庄主街两旁的农舍。你们一群男孩正在基希贝格边上滑雪橇，见状马上跑过来帮忙，用雪橇将士兵们沉重的行囊拖到农舍里。

星期天的时候，枪炮声越来越响。做完礼拜后的大人三五成群地站在积满厚雪的大街上，焦虑地谈论着是不是应该马上逃离这里。深夜里为阵亡丈夫哭泣的妻子、为失踪儿子祈祷的母亲已经够多了，而现在，随之而来的恐惧又溜进了村民们的农舍。

星期一清晨，德军摩托车分队急匆匆地离开了村子，这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舒尔茨一家在前一天就收拾停当，想要马上离开。可是镇长、村卫队，加上一些纳粹党党员，荷枪实弹地守在村口，禁止任何人离开。下午快四点的时候，上面来了指令，要求所有人撤离村庄，而且要在一小时之内！村卫队的人这才开始挨家挨户地通知人们撤离。

我奶奶对此毫无准备，还什么都没收拾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把衣服、被褥一股脑塞进装谷物的麻袋里面，又去给马匹准备了一箱燕麦。当时的人们啊，真是眼里看见什么就装什么：上次宰猪后做的熏肠啦，农具啦，还有为数不多的一点点首饰。谁家要是没有马车，只能哀哀地央求别的农户，能不能把自己家的东西放到人家的车上。

奶奶将马从马圈里牵了出来。几个星期前，爷爷带着马被征召进了纳粹的人民冲锋队。你对我说过，当时家里只剩下了两匹马，一匹有些瘸，另一匹是小马，还从来没拉过车。奶奶那天费了半天劲也没能将马套上车。海军服，俄国人，奥得河，马。

枪炮的轰鸣声愈发猛烈了。战争这条恶龙现在已经盘踞在村庄的上空，喷射着火焰，人们在它的驱逐下东奔西跑。空气在嘶吼，大地在颤抖，榴弹落在村舍的两侧，在深冻坚硬的田地里炸出一个个火山口一样的深坑。出发前的慌乱也感染了牲畜，牛哞哞地叫着，狗狂吠着撕扯狗链。女佣们再一次跑进牛圈，给槽里填上一些饲料，为鸡群留下够吃三天的谷粒。只有三天，撤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村民的，只是暂时避开交火的地方而已。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邻居过来帮你们把马套上了车。奶奶把婆婆安顿在车上，还有你的叔叔，那个像马一样瘸了一条腿的叔叔。瘸腿马，瘸腿叔叔，你们用同一个词描述他们。车上没你的位置，你只能跟着马车步行。

炮声隆隆，空气中弥漫着炸药的气味，人们慌张地收拾出逃的物品。就是在这样的匆忙中，你那套海军服只带走了一半。上衣被遗忘在了家里，落到了俄国人的手里，谁知道呢，也许它后来被穿在了一个波兰男孩的身上。不管怎样，对你而言，这件衣服一去不返。

海军服，俄国人，奥得河，马。你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句子，我听到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其他人的，那些言语陌生而又过时，我的问话无法穿透它们。尽管如此，我总是想要一遍一遍地听你讲述那个故事，关于启程逃亡的那个瞬间，那个改变了一切也决定了此后一切的时刻，那个让整个家族归零重启的时刻。海军服，俄国人，奥得河，马。现在，我要代你去回忆。尽管我了解的已经比你多，可我还是期盼着去问你，包括此时此刻，即使这已不再可能。

你住院时，每次探视我都要穿上防护服。防护服是鼻涕一样的浅黄色，放在病房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架子上面还放着橡皮软管、一次性注射针筒一类的东西。护士会帮我系好防护服，一处在脖子后面，一处在后背下方，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服。防护服是一次性的，每次离开时要扔到角落处的一个大垃圾箱里。有一次我忘记了，一位护士马上来到走廊上，提醒我下次务必注意。

口罩由橡皮筋固定，要罩到鼻子以上；口罩上端植入了细细的钢丝，可以弯曲以适应鼻梁的形状，这样口罩就可以稳稳地坐住不至脱落。那是新冠暴发的一年半之前，我对这东西还很陌生。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还要戴上橡胶手套。和你聊天让我愉快，可我来这里更想将你的手握在我的手里。

从探视的第一天起，我就严守医院的规定。守规矩，打小你们就是这样教我的。可我现在有些后悔了，曾经有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我本来能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又一个缺憾。

奶奶在世时的一些夜晚，大人们会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你和妈妈，奶奶，你的哥哥曼弗雷德和他的妻子，奶奶的几个兄弟和他们常来探望的儿子们。烟味混合着干酪切片的香气，灯泡在妈妈用棕底花布料做成的灯罩中发出昏暗的光。

桌子下面黑咕隆咚，是我们这些孩子玩耍的天地。我们半是着迷，半是恶心地比较着大人们从长袜边缘和裤脚间露出的腿毛，你的是一绺绺的，而你哥哥曼弗雷德则分外浓密。奶奶光脚穿着拖鞋，她的小腿非常粗糙，上面布满了伤疤和瘀伤，看来永远不会消去了。我们将你的袜子撸上来又滑下去，将袜口的橡皮筋拉得长长的。不过，这样的事我们可从不敢对曼弗雷德叔叔做。

那样的夜晚舒适惬意，昏暗悠长。奶奶的公寓中，从窗帘到拖鞋，都是模糊的暗色调，甚至家具也是一样。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奶奶和爷爷终于从“第二故乡”这里获得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也终于有财力为这个新家添置一套家具。

大人们开始打斯科特牌，开始谈论政治。这样的谈话大多从时政新闻、税收、总理勃兰特[1]开始，随后话题转向纳粹时代和“二战”，以及所有看来不吐不快的事情：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糟糕嘛，修了那么多高速公路，还实现了全民就业；不管人们爱不爱听，希特勒的德国最终把欧洲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前夜对德累斯顿的毁灭性轰炸，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嘛。当该吐的苦水告一段落，道明理顺，所受的冤屈也都一一列出后，谈话的慷慨激昂也随之平息，热情慢慢地让位于惆怅，谈论故乡的时刻到了。

桌边有人在叹气。这个时候，桌子底下的我们要尽量保持安静，因为在这种伤感的时刻，你的哥哥曼弗雷德会突然脾气暴躁起来。一声响亮的笑声，或者把他的鞋子偷走，都可能让他受到出其不意的刺激而发作。你大多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餐桌旁的人们在缅怀自己的家乡，这种怀念像是《纳布科》的囚犯合唱团哼唱的旋律，肃穆而庄严。我知道，这个合唱团的乐曲是爷爷的最爱，而奶奶最中意的乐曲则是《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

对我而言，家乡的味道、韵律是那首海军军歌《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嘿，伙伴们！”歌中的阴暗现实、瘟疫、腐烂发臭的水，几乎被副歌庄严却近乎欢快的旋律所消融：“是的，船上的钢琴声已经响起。”当水手们安静沉寂下来，思乡之情涌动，他们在这远离祖国的大洋上还有一丝安慰，因为每个人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他们一定能够再见的家乡。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容易感伤，我从你那里继承了这个秉性。

桌边有人在叹气，桌下的我们在玩囚犯和水手的游戏。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我们开始懵懂地知道，故乡是一种我们永远失去了的东西；只有老一辈人熟悉它，而我们则从未拥有过它，未来也不会拥有。故乡是魂牵梦萦的所在，是天堂，而我们则被永远地放逐了。故乡村庄的名字也印证了这一点，它动听得像是来自一部童话书。在我们这些孩子的想象中，故乡坐落在一条迷人的河边，位于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广阔的田野之间，位于山谷之中，遍地长满了玫瑰。我们的故乡叫玫瑰谷。

你去世后的那个夏天，我驱车前往了奥得河边的玫瑰谷，它如今的名字是罗日纳（Różyna）。

去那里做什么？我的波兰语老师乌尔苏拉问我，那么小小的一个村庄。

出发前，我通过谷歌恶补了几个波兰语单词，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用上Wi-Fi呢。乌尔苏拉的担忧也传染给了我：在哪里过夜呢？我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在哪儿过夜？当然是在玫瑰谷村啦。

乌尔苏拉让我带上一个睡袋。我还在汽车后备厢里放了帐篷和睡垫，也许我可以在村后的墓地旁边露营。对了，还要带上一卷手纸。我记住了几个波兰语单词：租金是nająć，浴室是łazienka，插座是gniazdo，巢穴的意思——后来我发现，波兰人真的将插座称为“小巢”。还要了解波兰货币兹罗提的汇率，大约一欧元兑四兹罗提。然后下载天气APP，那上面显示未来几天的天气会十分炎热，并将持续整整一周。

带点吃的吧，一个闺密建议道。绝无必要，我对此有把握，对于欧东地区我可不是菜鸟。

我发动了汽车。去哪里？波兰。我要去西里西亚。可去那里做什么呢，一个波兰的省份，一个农产区，一片已经覆灭的前德意志帝国疆土？我去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一片不复存在的土地。我是西里西亚人。可我是吗？我的祖辈才是西里西亚人。

我在汉堡边上的小镇韦德尔长大，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比后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长，但韦德尔从来都不是我心中的家乡。我的家乡曾经是玫瑰谷。哦，不，我没有家乡。玫瑰谷仍然是我德国西部生活中遥远的消失点。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说自己来自韦德尔，可我总觉得这个回答有些三心二意，似乎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

我正驶向欧洲东部。开过科特布斯后，高速公路上指示里程信息的路牌文字变成了单行。此后很长一段路程平平无奇，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就来到了弗罗茨瓦夫。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很少，偶尔会有一辆涂成绿色、写着“柏林—弗罗茨瓦夫 仅21€”广告语的廉价城际大巴Flixbus超过我，其余大部分时间我像个独行侠一样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一公里又一公里，只有森林。这里是欧洲东部的起点，一片辽阔的无人区，是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序曲。

在波兰，没人拿指示牌上的限速规定当回事，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想开多快开多快，这正合我意，在去往玫瑰谷的方向上我一路飞驰。刚刚一闪而过的是从前的边检站，我们曾在这里等待几个小时，安安静静谨小慎微，不许笑，不许说话，不许做引人注目的事情。穿着制服的边检人员沉默寡言，给出快速而干巴巴的指示，摇下车窗时动作要迅捷，如果车窗卡住了要赶紧道歉。边检员对车内投以严厉审视的目光，然后是儿童护照上的奇怪印章。妈妈紧张不堪，急切渴望着做对每件事情。那是一种臣仆的、听命于人的感觉。

而现在，我不再需要停车接受检查；想到这里，我油门踏板上的脚又加了一些力，加速驶过了墙漆剥落的边检站。当光滑的德国沥青公路换成了带有宽宽伸缩缝的水泥板公路时，我知道自己来到了波兰，嗒嗒克，嗒嗒克，颠得人头疼。

我首次应聘编辑的面试被安排在一个离法兰克福主火车站不远的大办公室里，面试官是一位穿着墨绿色羊毛衫的男编辑。

您去过美国吗？

从来没有。一个西德姑娘，年近三十，却从未去过纽约。我去过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和伦贝格、里加、塔林，还有塔尔图；我去过阿尔泰、比什凯克、克里米亚。我以前还去过巴尔瑙尔。知道巴尔瑙尔吗？它在西伯利亚，一些伏尔加德裔居住在那里，村庄干净整洁，一条乡道贯穿村庄，像玫瑰谷一样。

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甚至没动过这样的念头。美国嘛，可以等等，它会在那里原封不动地等着我，它对我没什么神秘感，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此时此刻，在法兰克福的大办公桌前，我突然意识到这成了我的一个弱项。作为一名编辑，一名负责外交事务的编辑，怎么能还没去过美国呢？

这么说，您是东边来的啊。那位编辑对我说。

东边来的。我的祖辈中，无论是父亲这一脉还是母亲这一脉，没有人出生在奥得河以西。我的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全是东边人。但泽，埃尔宾，柯尼斯堡，赫布德，特伦茨，以及一些波美拉尼亚人庄园，这是母亲这一脉先祖的出生地；父亲这一支则是在玫瑰谷，这个村庄仅在奥得河以西一公里。我的家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今天没有一处在德国版图之内。我心心念念的，如果不是东方，还能是哪里呢？

不过，我在此后多年的行程中跳过了波兰。我曾经在某个时间点去了纽约，更多的行程则是投入了东方的腹地，我到过伏尔加河、阿穆尔河、明斯克和卡卢加，到过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白海、黑海和贝加尔湖，还到过乌拉尔、天山、高加索、车臣。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一些村庄，那里像玫瑰谷一样有一条乡道贯穿全村。却唯独没有去波兰。

去玫瑰谷的三次不作数。那不是波兰，那是我的家乡，一个位于七山后的村子，一个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庄。

近下午五点的时候，逃难的队伍出发了。车队由大约五十辆马车组成，其中三辆是牛车。总共约三百人，其中最年长的近九十岁，最小的刚出生几天。少数老人没有加入逃亡的队伍，他们宁愿死在家里也不愿离开。这三百名村民，大约占了玫瑰谷村人口的一半。另一半是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人，他们都被征了兵在外参战，其中包括你的两个哥哥，曼弗雷德和戈特哈德，还有你的父亲。

曼弗雷德生于1925年，曾在布里格县上高级文理中学。他在1943年夏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有一段时间负责希特勒青年团在洛森、耶申、耶根多夫、科彭、施瓦诺维茨、舍瑙、拉姆森、弗罗瑙以及玫瑰谷等村庄的组织工作，随后自愿报名加入了海军。他最后一次回到玫瑰谷是四月份，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休假。在富尔曼的客栈里，他们把长木板搭在木桶上，放映了威利·比格尔主演的电影《为德意志骑行》，这时距离逃亡还有九个月。

此时曼弗雷德驻扎在哥腾哈芬。当部队为自杀潜艇作战分队寻找志愿者时，他报了名。一来他已经受够了无聊的操练，二来弟弟上前线的消息让他寝食难安。此刻，曼弗雷德正在接受训练，学习如何操纵一艘放置了炸药的单人潜艇去撞击敌舰。这是在深海中的自杀攻击，没人能从这项任务中活着回来。

你的父亲生于1898年。他是在一月中旬被征召入伍的。他曾参加过“一战”，在西部前线作战。那时的情况和现在迥然不同：当时的他还那么年轻，只有十七岁，而且“一战”的炮火从未烧到西里西亚。

1945年1月22日，星期一，当苏联红军在玫瑰谷附近推进至奥得河边时，你的母亲正徒劳地试着将马匹套上车；而此刻，你父亲正坐在布雷斯劳的一个警卫室里，给你们写信。发件人：人民冲锋队队员赫伯特·霍夫曼，堡垒炮兵3049分队，洛伊滕军营，布雷斯劳市。收件人：奥尔加·霍夫曼夫人，玫瑰谷，布里格县。

亲爱的奥尔加，亲爱的阿道夫。

你就是阿道夫。

出自一介农民之手的这封信算得上是一封长信了。如同水手写给家乡，信中充满了对家的思念，对他此刻触不可及的生活的思念。

我在这里过得不怎么样，哪里能比得上家里呢？对我这样一个上年纪的人来说，军营生活已经没什么乐趣啦。

爷爷当时已经年近五十，切实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衰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每天天蒙蒙亮就去地里一直劳作到夜晚，偿还了农场欠下的债务，还盘下了新的农田。二儿子戈特哈德八月份就满十七岁了，他期待着日后能将农场交到他的手里。戈特哈德是三个儿子中侍弄土地的好手，一个地道的农民。可是，戈特哈德在秋天的时候加入了人民冲锋队，现在驻守在奥得河一线。

信中满是对身处前线的儿子们的忧虑。

我心中总是想着你们，想着在前线的孩子们。

以及对妻子、农场的忧虑，还有不祥的预感。

我一直觉得，你们还不至于走到非要离乡背井那一步。可要真是情势所迫，也只能那么做。

前一天，纳粹党卫军头目汉克宣布将死守布雷斯劳。数十万妇女和儿童不得不疏散离开，他们被赶进漫天风雪中。战火还没有烧到布雷斯劳，但是当爷爷凌晨三点坐在警卫室写信时，战争这条恶龙已经抬起了巨爪，它会抓住爷爷，碾碎他的生活，许多年后才会松开巨爪放他生还。而那时，已经半死不活的爷爷将身处遥远的德国另一端。

爷爷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任人摆布，不得不听命于人，德国人和苏联人。很多年里，他都会在战争和监禁中度过。他将无缘再见故乡玫瑰谷，无法重新踏上自家农庄的土地。他的母亲、兄弟和一个儿子将无法逃脱战争的劫难。多年以后，他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妻子，而那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生活中曾经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沧海桑田不复从前。

而彼时彼刻，你的父亲对此还一无所知。但他察觉到灾难正在逼近，对他来说八天前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然变得无足轻重。

千万不要绝望，只要坚信上帝，即使是最艰难的事情也能忍过去。

爷爷最温柔的话语说到了你，亲爱的小阿道夫。

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他在写作业；他在外面疯跑，直到裤子都开线裂开；他晚上爬上床钻进我的被窝。那本海员的书，他读完了吗？

这是一封柔声细语的信，写信人想抓住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津津乐道于琐事细节。他盼望着回信，甚至希望有人来看望他：他在信中向妻子描述乘车路线，到他这里可以坐2路或者12路车，一定要坐到终点站。他打听村中熟人和亲戚的境况，希望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么糟。

总有一天一切会好起来，到时候我们就能踏踏实实地干农活啦。

最后是那句一成不变的套话。该说的都说了，一切安好。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荒唐而不合时宜，因为眼下没有一件事是安好的。或者这是只有他妻子才能听懂的话：也许爷爷奶奶在农场、农田里劳作了十六个或十八个小时后，夜幕降临，他们躺在自家在玫瑰谷的床上时，会相视一笑彼此轻声说道：该干的都干了，一切安好。

1945年1月22日，那个星期一改变了一切。那一天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家族几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一天改变了你的生活，你们的生活，以及我和我孩子们的生活。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族脚下不再有一片坚实的、支撑着我们的土地。

记忆深处我童年是一片黑漆漆的泥泞，像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大人们叮嘱我：要走有路标的路；天黑前一定要回家；别盯着幽暗的深处看，否则就会被拉进去。年幼的我就有了一种预感，进而变为一种确信：一个人可以在明天，甚至是下一个小时，或者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转眼之间，失去自己所有的一切：房子和农庄，儿子，兄弟和父母，故乡，甚至记忆。

逃亡的车队经过你们的农庄时，你们一家加入了逃难的队伍。你们是村里最靠边的一户，农庄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村里管事的人说只是暂避炮火，等待战事平息。不是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可也只有少数几个预料到，这次出行将成为和家乡的永别。也许你并没有忘记那件海军服，只是不想带走它，因为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或者你们的确已经预感到了什么？这种预感是何时、因何而起呢？是和前一天国防军士兵来到村庄的事件有关吗，还是一星期前，一个月前就感觉到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们当时忧虑吗？又是何时开始感到恐惧的？人会对他难以预料的事情感到恐惧吗？

那我们呢？我们害怕吗？

当奶奶厨房桌子下面的怪味变得浓重时，我们就从桌子底下溜出来，间插着坐在桌旁的大人之间。餐桌的蓝白色镶板一部分已经和下面的胶合板裂开，我们一边抠着它们玩，一边试着从大人的谈话中找些有趣的话题，一些生动形象、我们能懂的东西，比如农场里有多少猪和牛啦，或者冬天人们是否可以在村子的池塘里溜冰啦。不过，看来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和大人们在叹息中回忆的内容全然不搭界，反正奶奶从没接过我们的话茬，只有你哥哥曼弗雷德有时会给我们讲些从前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村里的池塘确实每年冬天都结冰，可那时没人有溜冰鞋。他描述爷爷亲手建起来的农庄主屋以及它外面的配房，后者是跛脚的沃尔特叔叔居住的地方；还有那个精致的小客厅，它只在节日时才会被启用；以及爷爷、奶奶当时是如何的辛苦和操劳。

当我们想进一步知道那些马、农场狗的名字时，大人们却径自转移了话题，又谈起了其他的玫瑰谷村民。都是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什么谁和谁一起逃到了哪里啦，谁把谁抛弃啦，还有谁死在了逃亡的路上，又有哪些人最终留在了玫瑰谷。

汽车一过德波边境，我就开始在收音机里搜寻波兰电台，想看看过去几个月我的波兰语老师的教学效果如何。结果并不乐观。我不断地切换着电台，搜寻我能听懂的语言类节目。只要音乐响起，我立马换台，我可不想听什么波兰语的口水歌，或是那首《最后倒数》（The Final Countdown）。尽管节目内容不知所云，但我还是能将交通信息播报、天气预报，以及圣母玛丽亚广播电台的布道区分开来。其中一个路况播报我听懂了：A4高速公路去往弗罗茨瓦夫方向拥堵。此时我不正在A4前往弗罗茨瓦夫的路上吗？我能从电台中的语气语调上识别出哪些是广告，可具体广而告之的是何产品就不得而知了。谢天谢地，已经走完了有伸缩缝的水泥板公路段。可现在我的头疼却益发加重了。我看到高速公路另一侧的反向车道开始堵车，天气又热又闷，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幅指示牌显示此刻车外的温度为32℃和沥青路面温度52℃。谁在意沥青路面的温度呢？

快到弗罗茨瓦夫时我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堵车了！我喜出望外：我能听懂波兰语啦！堵车的长龙看不到尽头，我乘着自己兴奋的余劲，做了一件祸兮福倚的事情：在高速公路下错了出口，结果我又堵在了反向的车道上。

远远望去，玫瑰谷是故乡应有的那个样子。这是一个从儿童读物中幻化而出的村庄，惬意地平卧在天穹之下。白色的教堂塔楼在绿色的田野中熠熠生辉，红色和棕色的砖瓦屋顶坚实而轮廓分明；塔楼顶部的塔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把戟，随时准备刺向任何试图接近这座村庄的恶魔。一切都恰如其分，是人们理想中故乡的样子：村中的大树年长日久，根深深扎入大地；辽阔的田野有着微微的起伏，友善地欢迎着回家的人。这是一片为人父母者会深深向往的土地，慷慨无私而且给人以安全感。

玫瑰谷村名的来历是一个谜。这里没有山谷，田野一直平缓地延伸到奥得河和尼斯河。玫瑰谷村庄勉强有一点海拔高度，但这个数值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几个世纪以来，村名之谜困惑着玫瑰谷的村民们，村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玫瑰谷（Rosenthal）的名字来源于Rodeland（开垦过的土地）。洛森人约翰尼特于1238年建立了这个村庄，用于向附近的地方移民，而此前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其他人则声称，邮车过去常常在村子里换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Ruhstall（用于马匹休息的马棚），也就是西里西亚语的Rustl。将村名来历的争议搁置一边，大家共同认可的是，此前人们之所以口口相传将这里称为Kucherrustl（蛋糕马棚），是因为依照此地的风俗，在婚礼等大型庆祝活动中，主家会在整个村庄慷慨地分发蛋糕。据说下西里西亚地区口味最佳的罂粟籽蛋糕就出自这里，不过玫瑰谷很可能不是唯一一个将这一美名据为己有的村庄。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村民们为使村庄名副其实着实做了不少努力。人们栽种了玫瑰，一人高的玫瑰在村里各家花园到处可见，花朵五颜六色：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杏色的。花园栅栏上装饰着锻铁的玫瑰花瓣，村口的石头天使雕像的怀里也被人塞进了一束塑料玫瑰花。

抵达玫瑰谷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我将车停在大泥坑旁，步行走向村里。雅娜正和儿子们坐在木屋下，那个地方从前是一个积肥坑。

当初爷爷建好了主屋外的配房后，曾想将积肥的地方从场院中央移到谷仓后面，但一直没能施行，这个积肥坑因此在原地保留了几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消失。我们千禧年后那次来访时，原来积肥坑的位置立起了一个由白色帆布搭成的天篷。当时这种天篷遍地都是，整个欧洲中部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宿营地。那天扬和雅德维加正坐在天篷下喝咖啡等待我们的到来。而现在，原来天篷的地方建起了一个小凉亭，结实的梁柱撑起木制的屋顶，下面是砖砌的烧烤架，横梁上还吊着一个秋千。

您有什么事情吗？雅娜从花园篱笆的另一边问道。

她们家的狗边叫边跳，雅娜怀里的男孩则把脸埋进她的脖子。她以审视的眼神直视着我的眼睛，那目光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好奇。

我父亲是在这里出生的。

雅娜对狗吼了一声，让它安静下来，可目光并没有从我的脸上移开。

我印象中，您以前应该来过这里。

她说得没错。我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我第一次到这里是在1978年。我熟悉这个村庄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样子，那时富尔曼的客栈变成了村里的文化之家，商店里的货架上只有洋葱和土豆；我也看见了玫瑰谷在资本主义下的样子，满村都是白色的天篷，幼儿园关闭了，男人们到爱尔兰的屠宰场打工，女人们则去了德国护理老人。我多次回到玫瑰谷，最近一次是三年前，还带上了孩子，而这次是我只身前来。

您有什么事情吗？雅娜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想在这里住几天。这里有过夜的地方吗？

您一个人吗？

是的，一个人。

布热格县里有家旅馆。

村里有旅馆吗？

让我想想。

雅娜问得没错，我来这里的目的何在？

我沿着街道向教堂的方向走去。教堂的墙边立着几个石头十字架，上面刻有德语，十字架已经有些倾斜。我走过村里的商店，那是酗酒者聚集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夏日炎热、灰尘、干草和刚运过来的新鲜稻草的混合味道，拖拉机拖着装满稻草卷的巨大敞篷拖车在村路上疾驰而过。还闻到粪肥的气味，可是村里明明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农民，压根没有蓄养什么牲畜，只有一些鸡和几匹马。

花园里和房屋的山墙上飘扬着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公共汽车站旁的花盆里盛开着红色、白色的天竺葵。一块纪念1914—1918年阵亡者的石碑上雕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教堂刚刚修缮一新，外墙被刷成了白色，上有彩绘；屋顶也是新换的。在这一带，所有村庄里的教堂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无论村庄如何破败，教堂却总是美轮美奂的，而且大约每两个城镇就能找到一座波兰教皇的纪念碑。

从村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直到村里最后一栋房子，有整整一公里。在谷歌地图上俯瞰，村子的形状看上去像一只乌龟，一块块狭长的宅基地是乌龟身上的甲片，而村街则位于村庄的正中间。每座庄院的开门处都朝向村街，庄院的后身是农田，一条条的乡间小路则成为各家农田的界线，这种小路被当地人称为“后篱笆”，小路两边都是农田。

罗日纳一共有八十七个门牌号，而战前这里有八十四个。除此以外，这个村庄和那时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持了玫瑰谷村的风貌，如同你们在1945年1月的那个下午离开它时一样。村里的场院都十分宽敞，大都由主屋和外面的配房组成，前者总是和牲口棚相通连，那时的农民是与牲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砖砌、抹灰，房子正面朝向村街。场院很规整，透着自信，即使现在破败了仍不失骄傲与体面。那时村中没有大富大贵之人，但不乏小康之家。比房屋更大的是院子后面的谷仓。谷仓都有两扇门，一扇向前通向场院，后面一扇则通向农田。

这就是玫瑰谷当时的样子，今天依然如故。在社会主义治下的几十年里，村庄保持了原貌，只是教堂变成了天主教教堂，农庄被重新分配给了不同的人家。八十四号，也就是原来你家的场院里，搬进了两户人家：主屋里住着富尔曼一家，配房则是皮温斯基一家。村中的主街原为石子路，不知何时铺成了柏油路，只是现在变得坑坑洼洼。与奥得河、尼斯河以西的任何村庄相比，这里的变化要少得多。

一切都是老样子。谷仓仍然屹立在那里，只是里面不再储备草料；没有人再去挤奶的牛棚，没有了猪的猪圈，年轻人迁徙、老人逝去后留下的一栋栋空置的房屋。村里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没有超市，没有附设体育馆的学校，也没有供志愿消防队使用的车库。

玫瑰谷是一个奇迹，它仍在那里，让我们得以返回原汁原味的旧时光。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现代化生活早已潜入了村庄：谷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离式畜舍和沼气设备；来自城里的人们翻新旧农舍，建造新别墅。而玫瑰谷则像睡美人一样沉睡着，保持着自己战前的模样，静候我们的到访。

您不是这里的人吧？

一位老人从花园篱笆里望向村路上的我。短裤，T恤，白色短发，嘴里叼着一截香烟，眼睛敏捷地转动着，眼神和善。

我来自德国，柏林。今天可真热啊。

老人走出院门来到路上。他告诉我，他知道柏林，他的女儿在那里护理一个老人，住在一个叫什么湖的边上，那个老人和他年纪差不多；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因为酒喝得有些多，伤了身体；他的孙子出生在柏林，然后去乌克兰基辅上大学读了医学专业，后来去了哈尔科夫，在那里救治伤员。

你知道的，东乌克兰，那里打仗呢。他死了，被人杀了。

谁杀了他？

还能是谁？乌克兰人呗。

为什么？

就是被人杀了嘛。你了解的，战争嘛。

有多少次，玫瑰谷在战争中被毁坏，被抢掠，教堂上的长戟也无力去守护这个村庄？有多少次，士兵们行军穿过村庄的街道，村民们不得不紧锁大门，解开狗链让狗来看家护院？有多少次，村民们听到街上马匹的嘶鸣声、军靴踩踏路面的铮铮作响声以及女人的尖叫声？有多少次，村民们不得不掐住小鸡的脖子，制止它们发出恐惧的咯咯声？

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玫瑰谷村有幸逃过了所有战争的劫难。这个村庄远离主路，只有一条无关紧要的支路穿过村庄通往弗罗瑙方向。村子的南边是尼斯河，东边是奥得河，而后者的河岸距离旧时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只有不到六十公里，因地处国家的边缘地带得以偏安一隅。你最喜欢的一首诗是特奥多尔·施笃姆的《离群索居》，在我看来也许其来有自。玫瑰谷是一座安详宁静的村庄。

我散步回来时，雅娜已然做出了决定：她的奶奶几个月前去世了，有一个空房间可以让我过夜。

雅娜甚至为我铺好了床。她接纳了我，仿佛让一个敲门的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里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她允许我走进你的父亲，我的爷爷，亲手建造的房子。晚上，我让雅娜的儿子坐在我的腿上，在厨房餐桌旁和她聊天，好像我已经通晓了波兰语似的。她就这样收留了我，就像那次逃难途中其他人收留了你们一样。雅娜不知道我在这里想干什么，尽管如此，她对我坦诚以待，友善，慷慨；她请我一起吃饭，尽量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她努力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她将自行车借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骑车去科帕尼和弗罗瑙。当我坚持要步行前往洛森的火车站，因为你们那时就是走到那里的，雅娜摇晃着脑袋哈哈大笑。炎炎夏日的午后，我们坐在场院的木屋顶下谈论着我们的祖父辈，他们是目睹过战争这条恶龙真实面目的一代。而我们两个后辈则被二十世纪的惨剧联系在一起：雅娜·沃洛申，来自乌克兰西部伦贝格附近的农民扬·皮温斯基的孙女；我，西里西亚农民赫伯特·霍夫曼的孙女。慢慢地，雅娜开始明白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其实，我自己也是刚刚明白。

故乡不是一个地点，是一种感觉。房子就在那里，里面的过客却是来来去去，有的甚至是被驱逐的。当政者大权在握，能够左右人们的迁徙，责令他人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但很久以前可不是这样，过去的西里西亚可不是这样，那时的人们能够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我的祖辈是来自弗兰肯和莱茵兰的拓荒者，自1238年起就定居在这里。他们清理了森林，开拓了土地。

从前是国破人在，国家会陷落，人民则可以一如既往过自己的日子。历史书里就是这么说的，维基百科上这一地区城市的相关条目也佐证了这一点：西里西亚陷落，布里格陷落，玫瑰谷陷落。陷落后，这些地方落入了这个国家或那个王朝的手里：波希米亚，哈布斯堡王朝，或者是普鲁士。城市陷落了，村镇陷落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人们随之落入另一群统治者的手中。国家灭亡了，没有谁需要被责备，仿佛没人做过什么促成了这个灭亡，仿佛灭亡、陷落这类事根本不存在一个主体似的。灭亡是命运的安排，是不可抗力使然。

但“二战”结束后的这一次却迥然不同。这一次的陷落后，当地人没有得到留下的机会。陷落后的西里西亚变成了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这是一片空旷的土地，一片被清空的土地，如同一个需要再次被填满的容器。而这个重新移入人口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展得并不顺利。

房子就在那里，里面的过客却是来来去去，有的甚至是被驱逐的。

当政者有权重构地区的人口组成，如同把液体从一个瓶子灌到另一个瓶子里。这样的运作，可以整个村庄、整个地区地进行，容易得像是酒厂灌装葡萄酒。玫瑰谷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1945年，当权者用同样的方式重新填充、“灌装”了波兰一半的国土。

有谁还记得当时的事情呢？

七十八号，一位老奶奶正坐在花园里。她一头白发，穿着花短袖，上面是紫黄相间的花朵图案。衣服面料已经被洗得像经年的围裙，或者廉价旅馆里的床单，又像陈年的伤疤，已经褪了色，如同她一头雪白的头发，十分特别。那天真热。

她坐在屋前的樱桃树树荫下，尽管天气很热，却穿着毛毡拖鞋。我们没有进屋，房子正在装修。我仿佛从她弯曲双腿上的瘀伤看到了自己的奶奶，还从她的叹息声中听出了奶奶的声音。您给我讲讲，那时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就那样呗。

奶奶，给我说说那时的事情吧。这位奶奶叫斯塔西娅，她不是我的奶奶，不过能感觉到她会是一个慈祥的好奶奶。她讲波兰语，我无法听懂她说的每一句话，她也听不懂我的德语，对我说的波兰语她也是一知半解。

斯塔西娅是现在村子里少数几个还能回忆起1945年夏天发生之事的人。她那时只有十七岁，曾作为强制劳工在德国汉诺威市附近的一家果酱厂工作过。当她想返回自己乌克兰西部的老家时，人们告诉她，她的家已经迁到了西里西亚。她的家人被分配到了罗日纳，也就是玫瑰谷村，政府对他们说，你们随便挑所房子住下吧。

您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你指的什么？

您还能记起一些当时的事情吗？您当时在想些什么？

我那时才十七八岁，能想什么呢？

您一家是如何来到玫瑰谷的？

我爸爸去了布热格地区的一间办公室，人们给了他这里的地址。

他们给了地址？斯塔西娅，我的好奶奶，告诉我，那些人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你们就去那儿吧，在洛森和弗罗瑙之间的一个村子，我们叫它罗日纳。你们就去那儿吧，他们是这么说的吗？然后您一家就上路了，沿着去往洛森的公路，要不就是另一条路，紧靠奥得河穿过科帕尼的那条。您一家人拉着车步行上路的，还是当时有一匹马可以拉车？到村子后，您看到了什么？

村子里没有人烟，大部分房子都是空着的。想住哪栋房子，我们可以随便选。你没有问任何人，也没人问你。

您一家怎么选了这栋呢？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随处都是空房子。可这栋里还住着一家德国人，正要离开呢，钥匙还在他们手里。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了。我的奶奶当下决定就要这栋，因为钥匙还在。

我用自己磕磕绊绊的波兰语提出问题，试图理解什么是故乡、家园，什么是流离失所，就像一个盲人央求别人为自己描述一幅图画。

住在陌生人的房子里是什么感觉？

一开始很难，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我们那时以为不会在这里待很久，过一段时间就能回去了。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永别家乡。当权者竟然通过移民迁徙重置了波兰，这一点当时没有人敢相信。

我们当时啊，就是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境地。回不去老家，可又没有确定要不要在这里留下来。

这所房子的前主人姓甚名谁，他们没有问。他们有自己内心的苦痛，以及对家乡的渴望。他们的村庄位于伦贝格地区，距此向东五百公里的地方。斯塔西娅说，那里被划归苏联管辖了。

我们回不去了，俄国人把我们的地方占了。

俄国人，无处不在的俄国人。

我们不得不留在了这里。耕田，播种，烤面包。后来就习惯啦。

您一家在这里过得好吗？

什么意思？

对这里的生活满意吗？

我们必须满意，没有别的选择。

樱桃树的树荫划过了斯塔西娅的脸庞，现在她被太阳直晒着，眼睛被阳光晃得直眨眼，鬓角上也沁出了汗珠，但她没有抱怨。

你问吧，她说道。问了，心里会轻松些。

斯塔西娅告诉我，她们来到村里的时候正赶上圣诞节，那是1944年。但那怎么可能呢？那年的圣诞节，你，爸爸，正坐在那个精致的小客厅里，还有爷爷、奶奶以及沃尔特叔叔。那个圣诞节，你得到了那身海军服作为礼物。

我们当时冻得不行。天气很冷，霜冻很厉害。我叔叔去森林里砍了一棵树拖到院子里。可木头湿，没法烧啊。当时可真把我们冻得够呛。

我们去屋子里吧，我对斯塔西娅建议道，这里太热了。我们穿过草地走向屋子，她拄着拐杖，不要别人搀扶。她的腿上沾满了草丛上的露水，小腿像是在烤箱里烘烤了十分钟的面团，柔软而松弛，皮肤只是薄薄的一层，有些地方已经塌陷了下去。不过她的步伐却是出奇地稳当。

我们坐在房子的阴凉处，斯塔西娅从月桂树篱上折下一根树枝平静地握着它，双手放在腿上。

我那时还能有什么想法呢？我那么年轻，我们几个男孩女孩聚在一起，唱歌欢笑，然后和其中一个人结婚成了家。一旦结婚一切就都变啦。你要照顾丈夫、孩子；牛圈里的奶牛、猪圈里的猪都等着你去喂。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啊，我们那么努力地干活。

您觉得自己的人生完满吗？

完满的人生，是指什么呢？该怎样就怎样啦，就这样过来了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丈夫十七年前就死了，可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紧接着，好似在回应我提起的一个问题，她快速地做了一个手势，将手放在喉咙侧边，用中指扣在那里，想必伏特加流过的喉咙处正火烧火燎吧。她在那里拍了一下，手旋即放回到腿上，神色也马上平静下来，重新正视着我的眼睛。

这个动作在欧东很常见。这个手势源自哪里呢？某个圈子的手语黑话，集中营中的手势，还是某些人心知肚明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这个手势意味着什么。它可能表示昨晚的酗酒狂欢，或者有人还是不过瘾，又搞到了三瓶酒约了后面的酒局。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代表着失去的生命。为了斯塔西娅的丈夫和卡齐克以及其他所有人。别触碰这个词，它是禁忌，一个人会为这个词感到羞耻——“酒鬼”，粗鲁而直白，像一只跳到你脸上的老鼠。而这个手势不过表示自己的脖子稍微有些疼。

我丈夫对我一直不错，她说，他从不说伤人的话。我有时整晚不着家，黎明回来时，他也不会追问我去了哪里。

斯塔西娅对德国人的了解源于她在果酱厂工作的那段时间，工厂里有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强制劳工。她在那里干到第九个月头上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斯塔西娅没有用“强制劳工”这个词，而是说“他们带我去德国工作”。波兰语里有两个词汇表示工作，她用的是robota，指的是那种繁重的体力活儿。她挣到了三十五德国马克，却没有花钱的地方，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她们天天吃卷心菜，人饿得不行。有一次，有人从工厂偷糖拿回住处自酿蒸馏酒，被厂长抓了个正着，他们给了厂长些东西，此事也就敷衍过去了。

后来美国军队来人想抓走那个厂长，波兰工人一起为他说情，他们告诉美国人，他是个好人，放了他吧。

人们谈及那个时期时，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良心未泯，仿佛唯有如此人们才可以忍受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讲述中总会夹杂着温情，而且他们对善良、人性的记忆比对残酷的记忆更生动，更鲜活。这并不是说讲述人想要宽恕德国人，而是他们希望继续生活下去，不愿丧失对人性的信心。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生活对他们而言也许会变得难以承受。当然，这些事很可能真实地发生过，比如爷爷曾经给我们讲过，因为他唱歌好听，所以在战俘营中获得了额外的口粮；还有，战俘营的俄国哨兵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尽管那个哨兵自己也在忍饥挨饿。

要是我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我会带你去看看墓地。

什么墓地？

盟军先头部队到达的前两周，德国人在森林里枪杀了俄国的强制劳工。美国人到达后强迫德国人把尸体挖出来，而且只能徒手。

至于厂里的波兰工人，德国人已经来不及处决他们。

穿过村庄返回的路上，我看到卡齐克和两个男人站在花园的篱笆旁。地上草丛里扔着半打空啤酒罐和一瓶烈酒。现在是下午四点，空气中飘来混合着啤酒和汗臭的气味，几个男人的目光呆滞。

嘿，我说，给她看看那东西，卡齐克说道。他的伙伴回屋取回一本旧杂志。杂志的纸张已经发黄，边上也磨损得厉害，封面上印着德语：农业通讯。杂志内页满是机器和农作物种子的广告，克姆纳公司的热蒸汽犁，莱塞的圆盘耙和西德斯莱本生产的甜菜挖掘机，用于绿色养殖的阿拉托喂食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本小册子被放在某个抽屉里长达七十五年，即使在寒冷受冻时也没有把它烧掉，也没人用它来包鱼。看来这本小册子对他们有特别的意义。是怎样的意义呢？

关于那时发生的事情，您的父母曾讲过什么吗？您一家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村庄，是怎样的感觉？

卡齐克的目光一下子敏锐起来，充满了警惕与怀疑。

这座房子是我们买下的，我们付了钱的，我可以给你看房契。

一直到深夜，载着收获庄稼的拖拉机还在村街上轰隆作响，随后才渐渐安静下来。清晨，公鸡叫晓，鸽子咕咕咕地叫，乌鸦也开始聒噪起来。趁着天气没有变得太热之前，我出发前往弗罗瑙（Wronów），它从前的名字是Frohnau。卡齐克正在街上骑自行车。给骨头吹吹风吧，他冲我喊道。当然啦。

村子后身就是广袤的农田，庄稼大部分已经收割，只有玉米还在。早上八点的太阳已经能把人烤焦，只有一丝微风从东南的奥得河方向吹过来。田野静静地忍受着酷热，像一个分娩后精疲力竭的产妇。你哥哥戈特哈德就是在八月份出生的，一个在夏季出生的孩子，这在家族中算得上一个例外。其他的孩子都是在冬天出生的，这才是那时农家的惯例。如果女人在夏天分娩，就会在庄稼收获的季节里长时间无法做农活。不过，也许这只是人们说说而已。

通往弗罗瑙的路不是柏油路，只能说是一条乡间道路，它崎岖不平，因黏土被雨水冲刷后又被太阳曝晒而板结。远处一只秃鹰一飞冲天，稻草在麦茬地里掀起了滚滚麦浪，徐缓地向东方摆动着，看上去就像1941年6月照片中的坦克。也许家乡必须是一处实实在在的地方，否则为什么这片风景如此触动我，令我感觉似曾相识？

在弗罗瑙出口的地方，朝向奥得河方向坐落着一座偌大的庄园，庄园正门上方有两个旋涡装饰，家族纹章已被抹去，塔钟上的罗马数字也已经褪色。是在什么时刻，这里的时光停止了流转？大大的分针停在了数字六的地方，仿佛再也没有力气爬到顶部十二的位置。时针已经消失无踪。庄园的外墙斑斑驳驳，涂层脱落的地方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像鲜红的血肉。屋子背后通往露台的楼梯已经坍塌，但窗户上的玻璃依然完好无损。深红色的屋顶是新铺的，看起来锃光瓦亮，在这座破败的建筑中十分扎眼，如同一位老妇刚染过的头发。看来还有某个人对这个庄园有所打算，不希望它沦为废墟。

你的母亲，我的奶奶，年轻时曾为了学习缝纫在弗罗瑙的一个地主家里工作了一年。缝纫床单、桌布、内衣、毛巾，为餐巾绣上主家姓名的字母缩写、十字绣、花边以及缝制褶裥。那户人家待人很严厉，不过是那种善意的严格。在那里工作的一年，对奶奶而言是得以喘息、休息的一年，学习缝纫看来比在克莱塞维茨的农场家中轻松得多。奶奶的父亲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君王，拥有一家大农场，富有但吝啬，对待女儿像使唤女仆一样。作为一名裁缝，她用不着跑去为奶牛挤奶，或是干其他农活弄得一身污垢。裁缝作坊里的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干净清爽的：精致的白色织物，亚麻、纯棉布匹，锦缎，还有新娘们的嫁衣。

奶奶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这在当时可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农家会根据男方农庄的大小为女儿挑选合适的新郎。奶奶那时是人们眼中的香饽饽，可她没有等待父亲给自己挑选丈夫，而是爱上了一个木匠。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嫁给农民，不管男方家里有多富裕；更何况她对爷爷一往情深呢。

我的祖母叫奥尔加·格佩特，是一位富农的女儿。她的性格有些沉郁，爱上的赫伯特·霍夫曼乐天开朗。他善于交际、平易近人，总是喜欢开玩笑，会拉手风琴、吹口琴，还喜欢唱歌，上班的路上唱，刨木头的时候唱，坐在酒馆里喝酒时也唱。他从战争中服役归来，刚刚完成了学徒漫游[2]，肚子里装满了故事，那是奥尔加从未见过的广阔世界。

奥尔加迫使父亲接受了她的选择——爱情。她想和丈夫住在城里，而不是乡下。两人准备搬到布里格下面的一个小镇，爷爷赫伯特从那里一个无儿无女的老木匠手里接手了一个木器作坊。奶奶奥尔加是那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她只差一步就要梦想成真了。但此后发生的一切和奶奶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战争来了。

爷爷的哥哥莱因霍尔德本应继承经营家中的农庄。“一战”中，他因为受伤从凡尔登战壕返回了家乡。其实他不是真的受了什么伤，只是有些迟钝、麻木，先是身体内部、心理上的，之后身体也慢慢不行了，战争的影响蔓延到了他的四肢。家里人原本指望他身体康复，恢复以前的活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变得越来越弱，双腿甚至无力支撑身体，最后只得坐进了轮椅。这样，爷爷不得不替他接手农场。一心盼望着住进城里、绝不嫁给农民的奶奶最终还是嫁给了一个农民，和丈夫一起来到了玫瑰谷。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我手上只有一张爷爷奶奶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布里格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两人侧对着相机，奶奶站在爷爷身前，从左肩上方望向镜头。照片上的两人年轻、精明、庄重，爷爷显得比奶奶更板正严肃些，偏分的头发上抹了润发油，穿着马甲打着领结，头微微地侧向奶奶的方向；奶奶则身姿挺拔，脸庞圆润，卷发盘成了一个发髻，嘴唇丰满，眼神温暖，还带着些许的顽皮。而十五年后，在你哥哥曼弗雷德用他的相机拍摄的快照中，两人已经面容憔悴，过早地衰老了。照片中，奶奶的面颊塌陷，头发从发际正中向两侧分开，平平地躺在头上，看不到一丝原先弯曲卷发的痕迹。这张照片俨然佐证了奶奶当初为什么不愿当农民。他们继承了这座简陋的农场，曼弗雷德称之为“饿不死，撑不着”，爷爷奶奶要靠它来养活一大家子人，包括爷爷的父母以及两个残疾兄弟：在战争中伤残的莱因霍尔德及其妻子、儿女，以及跛脚的沃尔特叔叔。

然后你又呱呱坠地。你是奶奶的第三个孩子，家中的第三个男孩。本来奶奶不想再要孩子了，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将来继承农庄已经足够了。再一次怀孕，分娩，奶奶已经没有那个心气和体力了。

从弗罗瑙返回玫瑰谷时，我选了一条与来时不同的路，先是走向去往奥得河的方向。路旁有果树，路边的草丛里散落着已经烂掉的苹果和梨，黄蜂嗡嗡地盘旋着，板结土地的缝隙中长着五颜六色的细小的野生李子，红的、紫的、橙的、黄的。我摘了一些，小李子还带着太阳晒后的余热，软软的，像蜜饯一样甜。

我按下运动手表上的“继续记录”按钮，以便记下走过的路线，否则我以后可能不会相信自己真的曾经走在从弗罗瑙到玫瑰谷的乡间土路上。小时候大人们一遍又一遍讲给我的故事仿佛突然变成了现实，我如同爱丽丝走进仙境一样进入了童话世界。西里西亚在我的想象中存在了几十年，现在它属于我，它进入了我心中的田地，我能品尝它，闻到它，触摸它，它变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存在，触手可及。我只需在柏林发动汽车，四个小时后就能来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关于欧洲的历史叙事已经尘埃落定，完迄，盖棺论定。“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被重新塑造，如同被倒进了一个铸造模子里面，熔化浇铸，然后在铸模中硬化、固化。至于欧洲还会变化，甚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时，玫瑰谷已经消失在铁幕后面，仿佛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从没想过会见到它，甚至曾一度怀疑玫瑰谷是否真实存在过。总之，那时候到玫瑰谷一游的可能性并不比前往来世更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个星期天，大人们在奶奶餐桌上谈起了一件新鲜事。一位曾经和你哥哥曼弗雷德一起在布里格上学的人打来电话，讲他去了玫瑰谷村。他提到，我们家的农场还在，主屋、配房、马厩和谷仓一如当年；现在住在那里的是姓皮温斯基的一户人家。那个时候《东方条约》[3]已经签署，人们可以拿到前往波兰的签证。

于是大家决定给那里写封信。曼弗雷德起初反对，他不想和那些人扯上任何关系，但后来好奇心，又或许是对家乡的渴望占了上风。这封信是用德语写的，大人们估计那里应该能找到可以看懂信的人。数周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用磕磕绊绊的德语写就的回信，信里写着一些类似“十分高兴”“衷心的问候”之类的话。从那时起，每逢复活节和圣诞节，我们就会如期收到那里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冷杉树枝，或是复活节彩蛋、小兔子的图片，而印刷文字则全部是波兰语。我们这边则开始给他们邮递装有咖啡和罐头的包裹，就像我们寄给科特布斯附近的亲戚一样，只是选择了更便宜些的品牌。那时发往那边的包裹邮费非常贵。后来红十字会开始介入，负责为物品运输安排交通工具。我们从奥乐齐超市要来纸箱子，在里面装满旧衣服，然后附上询问孩子年龄的纸条，以便为他们选择合适的尺码。

至于为什么要邮递这些包裹，家里人从未谈论过，大概有很多原因吧。也许我们仍然想继续偿还战争欠下的债，虽然大家明面上都在说，我们失去的农庄、失去的家园已经偿还了这一切。也许我们只是内心不安，因为西德这里经济发达，德国又重新崛起，比波兰过得好，而波兰人在过去的历史中总是一个倒霉的受害者。我们也寄送包裹给居住在东德的亲戚，妈妈说，我们当时运气好，逃到了正确的一边，而东边的亲戚们就没那么走运。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寄送包裹是因为这是联结我们和故乡的唯一一条纽带了。

那边发来了感谢信。有时我们可以搞明白一些单词，原来皮温斯基一家想邀请我们去那里做客。起初，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完全不可能。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曼弗雷德可不想去这样的地方。不过，在奶奶餐桌上反反复复讨论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做出了前往玫瑰谷的决定。

奶奶是无论如何不会同去的。对她而言，玫瑰谷离俄国人太近了。她逃难跑了四百公里，难道现在要满心欢喜地回到那里，回到俄国人的怀抱？她肯定不会去的，再加上现在爷爷已经过世，她不会一个人去那里。大家都说，奶奶不去就不去吧，那样也许更好，她可能受不住这一路的折腾。

我央求了很长时间，你们才同意带上我。

于是，我们踏上了前往七山村后面的玫瑰谷的旅程，前往那个我曾不相信真实存在的故乡。那是1978年夏天，我刚满十一岁。我们那次行程之后不久，波兰实施了戒严令，德波边境又重新关闭了。

那次车程漫长得仿佛没完没了，像是去往来世。穿越东德境内的那一段，对你的哥哥曼弗雷德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的右脚一直踩在他那辆红色宝马车的油门上，将东德公路的限速视作对整个自由世界的攻击、对个人自由的刁难。他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人旨在获取外汇的伎俩，或是强迫人们，尤其是西德来的，服从听话的手段而已。笔直的高速公路上，除了他这辆红色宝马外几乎没什么车，却只允许一百公里的时速，曼弗雷德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制度对人性的压制。他的整个身心都在抵触这个制度，他用手指敲打方向盘，踩油门，加速，然后刹车减速，粗声大嗓地宣泄着自己的想法，他还信誓旦旦说如果东德的人民警察试图拦停，他会如何如何加速，将警察的特拉比轿车远远甩在身后。后来东德警察真的出手拦截我们时，曼弗雷德却乖乖地靠边将车停下，接受警察的训话。车重新上路后曼弗雷德大怒若狂，一想到自己支付的罚款为东德政权的进一步稳定添了砖加了瓦，他就出离愤怒。直到进入波兰境内，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出发前我向大人们立下了保证：不在旅程中哭闹；过边检时保持安静；不对食物抱怨。不过，饭菜的糟糕程度连大人们也始料未及。我们在深夜抵达布雷斯劳的一家名为莫诺波尔的酒店时，发现竟然找不到一点吃食，哪怕是一小块面包。我们曾在车里幻想了好几个小时的晚餐，结果却是一份凝胶含量近百分百的果冻，以至于我们事后回忆起那顿晚餐时，记住的不是饥饿，却是身着破旧黑色燕尾服的服务员如何演杂技般从高处将一瓶甜柠檬水完美倒入玻璃杯。

第二天早上，我们驱车前往玫瑰谷。当时，目之所及尽是贫困。村街柏油路上千疮百孔，房屋破败，一切看上去都灰暗而贫瘠。玫瑰谷村也让我失望，没有什么山谷，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匹马，甚至没看到多少玫瑰。鸡、鹅在曼弗雷德的红色宝马车前愤怒地咯咯叫着逃开，十分尴尬。

扬和雅德维加一起来迎接我们，亲切友善而有些羞怯。他们有两个几乎成年的儿子，为了表示郑重，在迎接我们时他们还穿上了米色西装，还打了领带。我们并没有问寄去的那些童装的去处。两家人之间没有怎么交谈，按照曼弗雷德的说法，“沟通非常困难，有些糟糕”。其实扬的德语说得相当不错。

我们再三请求他们不要为了招待我们费什么周折，但他们坚持宰了一只鸡，并为我们摆下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坐在那间小客厅里，看来它现在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不会像从前一样只是在圣诞节才派上用场。它现在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客厅，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把吉他。

我们坐在你们1944年圣诞节坐过的椅子上，盛鸡汤的是奶奶用过的盖碗，也许你的海军服上衣也会挂在衣橱的某个地方吧。这些家具，以前一年到头都用盖布蒙着，只在节日时才会撤下。在我此前的想象中，它们会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家具。而实际上，这些家具看上去让我失望，就是那个你们口中精致的客厅也显得破旧不堪。曼弗雷德也这么想，他觉得房子、马厩、田地，这里所有一切都状态糟糕。但皮温斯基家不应对此负责，他说，这都是共产主义的错。不过，如曼弗雷德在出发前再三叮嘱的，到这里后一定要闭口不谈政治。

曼弗雷德叔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你会明显地感觉到，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他和我交谈的句子，总是以“这里原来放着……”“那里原来是一个……”开头。这所房子、这个场院似乎仍旧属于他，他宛如一个来视察自己家产的真正主人。可是，我们恰恰要确保扬和雅德维加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不要认为我们心存任何疑虑，不要认为我们觉得他们夺走了我家的房子。我们当然应该感激他们，我们知道并不是村里的每个人都愿意与德国人有什么来往。

扬和雅德维加两人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我们对过去的怀念，他们了解离乡背井是怎样的滋味。我们也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也是被逼无奈啊，扬说道。话出口的这一刻，两家间的谈话终于有了一丝暖意，彼此亲近了一些。离开故乡这一共同点将我们家与皮温斯基一家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我们共同的厄运，我们都是受害者，所有的人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苦难。后来坐进车里后，曼弗雷德说，和皮温斯基一家在东边老家的破木棚屋相比，现在的房子肯定要好得多。

你当时很少说话。曼弗雷德在房间里走动时带着明显的情绪，时而忧郁，时而悲伤，时而愤怒。你却看起来有些无动于衷，这让我感到讶异。

与你们那时候相比，皮温斯基一家的居住环境要拥挤得多，因为场院里住进了几户波兰人。主屋的另一侧住着富尔曼一家，家里有一大群孩子，看起来似乎更贫困一些。扬和雅德维加将我们视为他们专属的德国客人，对我们去其他人家并不高兴。不过我们还是设法给了富尔曼一家一口袋旧的儿童衣服和一托盘罐头。

皮温斯基的两个儿子对我们没有捎来音乐磁带有些失望。尽管罐装咖啡和菠萝片在这里算得上稀罕玩意儿，但他们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录音带。我们解释说，东德边检人员甚至连我们的“莫扎特儿童音乐”磁带都没有放过，不过看来两人并不相信这个说辞。我想，他俩一定觉得我们这群人有些无趣，而且也不够精明。他们从墙上摘下挂着的吉他，那个挂琴的地方看来是这两个男孩的圣地。为了买这把吉他两人攒了很长时间的钱，然后费尽周折托人将它从捷克首都布拉格运到了这里。他们还有一本甲壳虫乐队歌词的影印本小册子。当发现我对甲壳虫乐队知之甚少，而且只会吹奏竖笛时，两兄弟对我的评分大概又低了一些。不过，皮温斯基家两个儿子演唱的《Let it be》，想必阅历丰富的披头士专家也难以辨识。你后来对我说，也许他们还从未听过原版的演唱呢。

我们告别离开时，扬和雅德维加拿来了一大堆礼物：猪油，猪肉香肠，自制的钩边桌布，手工雕刻的木盒。我们接受了一些，因为曼弗雷德说，拒绝礼物会让他们觉得我们看不起他们；同时试着拒绝掉了一些礼物。当我们都坐进车里，曼弗雷德已经按了几次喇叭，并且轻点了几次油门的时候，那两个男孩又趁我们摇下车窗挥手告别之际，将他们辛辛苦苦攒钱买下的吉他塞进了已经满满当当的车里。这让我们十分难为情。我们把吉他推让回去，解释说除了你家里没其他人弹吉他，而你自从割草机事故手受伤以后也不能再弹琴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将两根残疾的手指伸出车窗给他们看。你还替我回答道，我也没有学弹吉他的打算，因为我已经学了吹奏竖笛。但是皮温斯基家的两个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将吉他推回了拥挤的车内。正当吉他琴身的一半进入车内的一瞬，好巧不巧，曼弗雷德恰好踩下了油门，得嘞，这把琴就跟着我们一起驶向了西德。

返程的路上，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以及斯拉夫民族的灵魂，互相宽慰说，我们对改变这个国家无能为力，并决定一回去就再寄一个包裹过来。

那次旅程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和雅娜、她的孩子们以及雅娜的母亲坐在厨房的圆桌旁，一起共进晚餐。桌上有香肠和奶酪面包，撒了盐和胡椒的新鲜西红柿，以及玫瑰果茶。这些饭菜很像我童年时的晚餐，简单而丰盛，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鳄梨和菊苣这些高价的水果蔬菜。雅娜从谷仓后面的菜园里摘来了西红柿，还打开了一个装有腌黄瓜的罐头。我和雅娜的妈妈谈了各种各样腌制黄瓜的方法。在村子里，人们谈论的通常是食物、菜园、今年西红柿或者覆盆子的长势。二十年前村里的最后一只鸡被宰杀，剩下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了。雅娜的母亲做了美味的俄式馅饼，有肉馅的，有土豆馅的，可以就着酸奶油吃。但她打心眼里喜欢的是小黄瓜。她想知道我是如何腌制黄瓜的，因为她听说在德国人们喜欢吃酸黄瓜，而且多用葡萄酿制的醋来腌制。而她的做法则不同，她会在腌黄瓜的瓶子里放进少许盐，再加入新鲜的莳萝和整瓣的大蒜。发酵后的黄瓜水有些混浊，却味道鲜美，男孩们喝黄瓜水像喝苹果汁一样。

雅娜的妈妈腌制黄瓜的方法五花八门，有时整根，有时将黄瓜切成薄片，后者能更好地入味，也能很快被腌透。要紧的是选用已经开花的莳萝，她会把花朵放入黄瓜水里。您不用芥菜籽吗？不用，我只放大蒜、洋葱。她知道有人会用芥菜籽，不过她认为那个味道太冲了，会完全压过黄瓜的清香。我的波兰语厨房用语突飞猛进。雅娜的妈妈听人说咸黄瓜比醋泡黄瓜更健康，因为发酵的缘故会保存有更多的维生素C。你们德国人会往里面加糖吗？花椒呢？她见过有人用辣椒腌黄瓜，不过对此不以为然。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继续这样的对话，谈得越深入，内容就越丰富，涉及的领域也就越广泛，甚至已经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佐证其中的原理，还能用上最新的科技知识，姑且称之为黄瓜学吧。

一个湿热的夏季夜晚，我再次走过整个村庄。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村庄是如此之大。相对于居住人口而言，这个村子未免过大了。村里的农庄很多，留在村里的人却不多。而对于这些少数留下来的人来说，农庄内的房间也显得过于空旷，如同一件从别人那里接手过来的衣服；或是一件外套，穿它的曾是一位丰腴的妇人，而今却已垂垂老矣。

你出生时，玫瑰谷有近六百名村民，如今只有当时的一半。八个农庄院落已经空空如也，另外六个中分别只住着一位老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想要搬进城市可没那么容易，需要拿到许可证才行，而办一个这样的许可证并非易事。而在如今的新欧洲，人们可以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定居下来。

巨大的谷仓里装满了废弃物。谷仓空间很大，可是旧东西也多。老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这些杂物就离世了，身后留下堆满东西的棚子，木板和木屑，罐子和板条箱，已经腐朽的门，不能用的工具，扎了很多窟窿的轮胎，早已消失的汽车品牌的零件，挡泥板，排气管以及破损的座椅，干涸的漆罐，橡胶软管，满是凹痕的烟囱，以及各种干农活用的设备器具。

近三十年来，波兰被人们称为转型国家，一个演进中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村里的房子，有些粉刷一新，更换了篱笆，重铺了屋顶，雅娜家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些则无声地破败下去，有的慢一些，有的快一些，有的看来已再无回天之力。

带刺的荨麻在谷仓后面长到一米多高。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形式的腐烂、解体和消亡：生锈，腐朽，发霉，破碎的窗户，断裂的木头，倒塌的砖墙，剥落的墙壁，起伏不平的屋顶，难以承重而变形的阳台。有些地方人们用铁皮做了修补，有的已经塌陷下去。院子里和谷仓后倒卧着废弃的、锈迹斑斑的农用机械。我们家的谷仓后面也有一台，大概是莱瑟公司出产的圆盘耙，那时候爷爷曾试图采用机械化种田。不远处停着一台带犁的拖拉机，保持一个角度倾斜着，仿佛司机刚下车去喝了杯咖啡。这样的场景，想必很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后是其他迥然不同的房子，那些翻修一新的房子，以惊人的速度和令人错愕的花样翻修一新的房子：明黄色的外墙配上亮蓝色的屋顶，好像装修的人不小心买错了颜色，或者晚上摸黑涂刷了屋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自己做下的好事。在共产主义的灰色年代之后，人们对色彩的渴望该是何等的强烈！资本主义也真够诱人啊，能让人选择亮蓝的屋顶。那些古老悠久的农舍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它们见证过的事情太多了，此时它们也仿佛有了一丝羞愧，如同一个个被别人强迫着打扮成了马戏团的小丑。罗日纳村里只有几所这样色彩斑斓的农舍，它们矗立在那里，俨然大地色的背景中仅有的两三只彩色鹦鹉。

从村庄的街道上可以穿过敞开的谷仓门看到田野，广袤、平坦的原野。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欧东就是这样，八月，才晚上八点左右，天色就已经彻底暗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肥料和玫瑰的味道。高耸的路灯照亮了街道，像野营灯一样刺眼，好像在提防着逃离乡村的人们。

第二天早上我却对村庄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村里的一切只是过渡期的彷徨与模糊不清，在衰败、腐烂的同时孕育着新生。我发现，农舍的前花园被规整的篱笆围住，花草也被精心修剪过，种满了秋海棠、天竺葵、三色紫罗兰，当然还有玫瑰，以及塑料鹤。

在我眼中，玫瑰谷如同一个迟暮的美人，小心翼翼地精心打理着自己，抗拒着衰老。村子很干净，街道上没有烟头，路边没有塑料垃圾。我偷偷把苹果核扔到树篱里。人们在自己的花园里忙碌着，一位老妇人在路边修剪青草。村民们在乎这里，他们爱玫瑰谷，这个曾经是你们故乡的村庄。这里已经今非昔比，相比社会主义时期，如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任何人留在这里。

玫瑰谷有足够的理由被人喜爱。它是方圆几十里最漂亮的村庄，不像邻近的一些村庄那样艳丽喧闹，布局局促得像一个甲壳虫。玫瑰谷有着优美的身段，有首有足，中间婀娜的腰身处坐落着高高的教堂。

我去过洛森和弗罗瑙，还踩着雅娜的单车去了科帕尼和伊万诺维采，后者以前被称作施瓦诺维茨。伊万诺维采的城中心矗立着一座三层楼的混凝土预制板建筑，灰色的；建筑旁边有一排车库，棕灰色的。这些灰色系的建筑证明了社会主义曾经真实地存在过。这种预制板建筑，从格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处可见，农村比城市中更普遍，军营多于民用建筑，它们一律丑得令人心痛：粗糙简陋，水泥结构部分甚至都没有粉刷，甚至未做哪怕一丁点的努力来让自己变得稍许能让人接受些。木已成舟，还能怎样呢？而它们的旁边就坐落着庞大的古老农庄，人们任由它们败落下去。

近年来，一些稍年轻的家庭搬到了罗日纳，大多是一些在布热格或奥波莱工作的父母，他们希望和孩子一起过上田园生活。这些人往往买下一栋空置的房子，然后装修并不断地打理自己的新家。雅娜和帕维乌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喜爱这个村庄。雅娜在布热格做小学教师，帕维乌在波兰军队上班。两人去年重铺了屋顶，今年粉刷了房子，下一步准备重新装修浴室。

人如何适应乡村生活，将之变成自己的村庄？斯塔西娅说，她们留在罗日纳的日子不会很多了。她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可仍然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庄的过客。

要停留多长时间，一个地方才能成为一个人的故乡？几十年来，罗日纳是一个不被信任，被忽视、漠视的村庄。干吗要精心打理这样一个村庄呢？也许明天就会有士兵的战靴踹开你的屋门，或者被人用枪顶住喝令你滚出农庄。他们将你赶出了一座房子，又随随便便分配给你另一所房子，这能是一个家吗，一个人们会精心维护的家？

直到最近几年村民们才开始修整村庄。社会主义时代没有家装超市，它垮台之后，家装超市有了，人们手里却没有钱。但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直到这几年村民们才相信，罗日纳真的属于他们了，这是他们的村庄，他们会在此世代定居下去。

矗立在欧洲的铁幕倒下了，德国人并没有回来；即使有德国人回到村庄，也只是作为思乡的游客，来村里转一转、喝喝咖啡，旋即又离开了。苏联解体、德国重新统一后，没有人质疑波兰的西部边界，德国人对一个重新成为自由世界的欧洲没有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被从伦贝格赶出来的扬和雅德维加在玫瑰谷定居下来，在这里变老，死去，就这样，玫瑰谷村成了村民们的故乡。

你呱呱坠地的那所房子搬进了年轻的一家。他们入住的房子位于场院的右侧，富尔曼一家曾住在那里。我们上次来玫瑰谷的时候，那套房子就已经空置多年。雅德维加有房门的钥匙，他为我们打开前门，让我们进去看看。房子空荡荡的，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曾通风，铸铁的炉灶上也落满了灰尘。乳白色的日光从灰蒙蒙的窗玻璃透进来，房间里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时钟已经停摆，小客厅的天花板上倒挂着一只蜘蛛。这是一所被人废弃的房子，没人想要的房子，孤零零地卧在村庄的边缘。这个村庄大概不久也会被人们遗弃掉吧，我当时这么想着。

改变发生在上一年，玛格达和帕维乌带着三个女儿、八匹马从奥波莱附近搬到这里，购置了房子和土地，开办了一所骑术学校。现在，玛格达在谷仓后面的空地上教授骑马，几匹有些瘦削的马正在爷爷栽下的果树间吃草。以前的猪圈改作了马鞍房，谷仓变成了马厩。

这样的变化与安排，爷爷肯定会喜欢。你告诉我，爷爷对侍弄马匹很有天赋。你们在1945年春天向西逃亡时，爷爷正在布雷斯劳赶马车为前线运送弹药。他能在战斗的隆隆炮火中安抚马匹，这一点别人可赶不上他。如今，年轻的波兰女孩为了找乐子正骑着马在他的场院里兜圈，爷爷也许需要适应下这副场景，不过在他的谷仓后面开一所骑术学校，我相信爷爷会喜欢这个主意的。你也会的。

玛格达看上去就是那种善于驾驭马匹的女人：一头金发，身材苗条，扎着马尾辫，总是穿着马裤。她的丈夫帕维乌则整天身着短裤。他什么都做，到处谋些营生，因为骑术学校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的开支。我第一次到玛格达家时，正赶上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迅速卸下马鞍，在倾盆大雨中跑进了存放马鞍的屋子。我们坐在一张旧沙发上，这个房间以前是有着低矮的拱形梁柱的猪圈。玛格达端来了茶水。马缰绳一行行整整齐齐地挂在挂钩上，马鞍以及放绑腿的盒子也摆放有致，每节马术课后用过的绑腿都会清洗。不过，那一次玛格达没有让我进她的家里。她说屋子里全是蜘蛛，房子空置得太久了，屋子里一团糟，下次吧。

后来雨停了，红红的太阳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天气依然很暖和。天黑了下来，马匹也安置好了，帕维乌在谷仓后面点燃了篝火，两盏聚光灯照亮了骑马场，孩子们正在那里玩跳跃障碍物。陆续来了一些他们的朋友，还有马术学校的学生，帕维乌在火上烤着波兰香肠，我们谈论肉类和素食主义，话题与我柏林的朋友们没什么两样。

下午，我、雅娜还有她的母亲坐在凉亭的木屋顶下，金毛犬躺在树荫里。坐着轮椅的伊娃也来了，她留着一头野性的短发，红得像火一样，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伊娃带来了一个黑色的塑料文件袋，她的母亲记录了村庄的变化，里面整齐地存放着各种文件、旧照片、信件，佐证着玫瑰谷村的历史。一张泛黄的明信片上写着“阿茨勒客栈（兼营海外货品店），邮局”。但这个文件夹中找不到任何关于1945年的记录，一个字都没有。

文件夹中有一个列有波兰人姓名的名单，全部是男性，还从1到24逐一编了号。扬·富尔曼排在第16位。随后附着简短的文字说明：这些人于1944年被征召入伍，男人们来自比亚沃戈拉、扎托卡屈腾、卡敏布鲁得以及周边的村庄。“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了罗日纳”，里面如此写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些男人战后的确回来了，但不是返回了罗日纳，他们那时还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1944年时“罗日纳”这个村名还压根儿不存在。这些男人没有回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比亚沃戈拉、扎托卡屈腾、卡敏布鲁得，而是来到了罗日纳，一个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村落，一如我的爷爷未能回到奥得河边的玫瑰谷，而是去了易北河边的韦德尔。

你们来访玫瑰谷时，扬和雅德维加知道你们想在村里寻找什么，你们对家乡的思念与渴望，他们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也有着相同的经历：马车，大包小包的东西，慌乱匆忙，暴力，听天由命。雅娜的爷爷一家来到此地，并非由于躲避战火，他们没有经历奥得河上的隆隆炮声和步步逼近的俄国人，而是被从西乌克兰的家乡驱赶了出来。枪托砸门的喧嚣，不由分说的命令。他们被从伦贝格地区的比亚沃戈拉的家中拖了出来，不得不抛下牛、狗，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痛苦，相似的故事，总是狗在狂吠撕扯着链子，似乎在代人们发泄着痛苦。扬和雅德维加了解那种害怕遗忘什么的焦虑，他们也同样没能带走他们重要的东西，他们也有家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扬的哥哥从车上跳下来，被乌克兰人开枪杀死，他的父亲也未能幸免。只有扬和母亲最终来到了西里西亚。母亲和最小的儿子，就像你和你的母亲一样，同样的故事。

扬的哥哥为什么要跳下马车？他为什么被枪杀？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雅娜一无所知。

比亚沃戈拉、扎托卡屈腾、卡敏布鲁得，这些地方在谷歌上已经无法搜到。即使如此，雅德维加仍心心念念地想回到比亚沃戈拉，那是她出生的地方，如同你和叔叔曼弗雷德渴望回到玫瑰谷。“二战”以后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比亚沃戈拉被划入苏联，现在成了乌克兰的西部国土。这一地区在上个世纪频繁易手，以至于其首府竟然有四个名字：德国称其为伦贝格（Lemberg），波兰语是利沃夫（Lwów），俄语是利乌夫（Lwow），乌克兰语是利韦夫（Lwiw）。

扬去世后的某一天，孙子让雅德维加坐进自己的车子，带着她开往比亚沃戈拉。雅德维加的儿子们曾带她去过，可她的孙子知道奶奶一定还想再去那里。那个孩子同样想找到自己的根。

他们开车来到了那一片地区，却没能找到故乡的村庄。比亚沃戈拉曾在战后被易名，然后就消失了。雅德维加仍能辨识旧时的道路，她记得很清楚，在森林变得稀疏的地方就能看到村里的房子，可现在却什么也看不到了。触目所及的只有几根几乎被疯长的黑莓所覆盖的石头桩，一座教堂的废墟，几座被野草覆盖的墓碑。五十年之后，人们已经看不到任何先前木屋的遗迹。

雅德维加是在二月份去世的，我现在就住在她的房间里。去世时她已经八十七岁了，有曾孙、孙子和两个儿子，就是穿着米色西装、把吉他送给我们的那两个儿子。两人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捷克工地打工，死于一起建筑工地事故；另一个是雅娜的父亲，对于他的死因，所有人都闭口不提。这两个儿子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也是迷失的一代，他们出生在玫瑰谷，却未能在那个时代中幸存下来，到底是世事的变迁，还是湮没于社会主义波兰时期，谁又能说得清？雅德维加的孙子辈是现在崛起的一代，他们翻新房屋，将一个陌生的村庄建成自己的家园，他们是治愈的一代。扬死前将我爷爷建造的农庄留给了自己的孙女雅娜，而没留给儿子。雅娜随后一直服侍自己的奶奶，直到她去世。

人需要故乡吗？我们人类难道不是发源于游牧部落吗？

逃亡是人类的宿命，是伴随战争而来的厄运。现在我们知道了逃亡加诸我们的影响会持续多久。它会绵延几十年，要到第三代、第四代，诅咒才会慢慢消逝。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因逃难而背井离乡的人数和德国的人口一样多。这样算来，又会有多少人背负着逃亡带来的重负与阴影？地球一半的人口，抑或更多？又有多少人将他们时下生活的地方视作故乡？

我们三个人已经把玫瑰谷的村史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时伊娃抬起头：你是德国人，当别人问起德国人做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时，你有什么感受？

我没有马上回答。

当你听到波兰人挨冻受饿的时候，你作何感想？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战争是我们德国人的错。

伊娃对我知道些什么不感兴趣，她想知道我的感受。

你有什么感觉？内疚？

是的，内疚和自责。

伊娃回答说：我懂，我们波兰人也做过可怕的事情。

傍晚时分，雅娜、她的儿子和我一行三人骑车前往村子另一端的墓地。墓地远离村庄，周遭环绕着橡树和高大的冷杉树，逝去的人们仿佛又在村庄旁边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村庄。

四十年前到访时，我们也曾开车去过墓地。曼弗雷德把他那辆红色宝马停在墓园门前，一言不发地穿过一排排波兰人的坟墓，我们其他人远远地跟在后面。直到我们重新上车并已开出村庄很远时，曼弗雷德才开始说话：德国人的墓地全被毁掉了，他们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那些在玫瑰谷生活过的德国人不应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并没干下什么坏事！至少可以让死人安息吧？死者为大，逝者的安宁应该得到尊重，这是人之常情，世界各国文化概莫能外啊。他说这些时让你觉得，德国人俨然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终于发现了一桩非德国人干下的恶行，他将内心燃烧的愤怒全部发泄在对其的谴责中。他对埋葬在德国人墓园里的波兰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不能对波兰人住在我们家庄园这一事实表示出愤怒。他当然知道事情背后的原因，而且明白这一事实将无法改变。在他大声指责的背后隐匿着真真切切的痛苦：德国人在此生活过，他在此生活过，而这样的记忆甚至都要被人抹去！他指责的背后隐匿着一个真挚、哀悼与怀念的愿望。他一定要先指摘波兰人，只有找出他们的过错，才能觉得自己也可以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道义上的支撑，去追忆、哀悼自己失去的故乡；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不去追究自己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甚至在德国战败前不久自愿加入了希特勒的冲锋队。

雅娜的儿子第一个跳下了车子。他推开吱呀作响的墓园大门，跑向放着塑料喷水壶的架子。乍看，似乎每个坟墓前都摆放着花，花朵鲜艳耀眼，有红色的百合，橙黄色的非洲菊，沉重的石制花瓶里装着白色大丽花，以及兰花，很多很多的兰花。这些花看上去不像是假的。在我小时候，你有时在集市上玩气枪，给妈妈和我赢来一些塑料花，都是些僵硬、粗糙的人造花。墓园里摆放的花都很柔软，看上去毫无破绽，即使用手触摸也不能确定它们到底是不是鲜花。只是它们过于完美了，没有开裂的痕迹，没有枯萎的花瓣，没有那种墓地浇花的水散发出的霉味。

厚重的大块石板覆盖着坟墓，仿佛为了确保死者不会重新回到俗世似的，上面雕刻着十字架或者是套在圆弧里的小相框。墓园四周没有篱笆，也没种什么植物，除了塑料花和红色的墓灯外，一切都是灰色的。已有坟墓占地还不到整个墓园面积的一半，都挤向中间，互相紧紧靠拢，甬路上长满了野草。对于玫瑰谷和它的村民而言，就连这个墓园都显得有些大而无当。这里不仅缺活人，也缺死人。

墓园边界处几乎与农田相连的地方还散落着几座很老旧的坟墓，墓碑上写着德国人的姓氏，仿佛一个消失了的文明的证据。墓碑已经破裂，周遭长满了常春藤。一块墓碑上刻着如下的文字：我们挚爱的丈夫和父亲，客栈老板，恩斯特·富尔曼，生于1848年9月26日，卒于1909年12月4日。听从上帝的安排。同一块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我们挚爱的妻子和母亲，客栈女主人，保丽娜·富尔曼，娘家姓齐波尔兹，生于1859年8月4日，卒于1921年10月9日。爱永不消逝。一些波兰语墓碑上也能看到富尔曼这个姓氏，比如扬·富尔曼和格诺韦法·富尔曼。姓氏在这一带没有太多值得深究的含义，因为这个地区的统治权以前曾在奥地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多次易手。

然后我们到了墓园最深处的一个角落，人站在那里可以望到田野后面的奥得河。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一人多高的石灰岩墓碑。墓碑中央的石板被两根柱子框住，上面镂刻了一个小圆窗，里面雕刻了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四周有放射状线条。墓碑下缘雕刻了一束可爱的半浮雕花，仿佛刻意要冲淡墓碑棱角分明的风格。中间的铭牌由黑色花岗岩制成，刻有十字架，四角分别箍上了装饰金属，哥特式字体的铭文上只有一个词，是一个名字：霍夫曼。

你当时马上告诉我，爷爷的坟墓并不在我们的家族墓地里，这块墓碑是姓氏相同的另一个人。我当时也立刻意识到，如此排场的墓碑似乎和我们家并不相配。你随身带着村庄地图，上面标识了玫瑰谷村中三个姓霍夫曼的人家。霍夫曼（Hoffmann）在西里西亚语中写作Huffmonn或Hoom，据说这三个姓氏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为了区分，人们又给他们的姓前加上了绰号，比如屋顶工霍夫曼，狐狸霍夫曼，遛狗人霍夫曼。我的曾祖父被当地人称作“重骑兵霍夫曼”。当年，他因为相貌堂堂曾被选进了帝国的禁军，但因为身高矮了两厘米，又被打发去做了重骑兵。

其他德国人的墓碑在哪里呢？估计有一百多块。它们被拆下来铺了路，有字的一面向下埋进了地里，这样人们就看不到德国姓氏与德语文字了。当初玫瑰谷的村民做这件事可能并非自发，他们只是依照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要避免村里的任何物品让人回忆起那些曾生活在这里的人，包括已经长眠地下的。

曼弗雷德内心的苦痛，我多少能猜到一些。坟墓是家，是故乡，甚至比房子还重要。死者的根比生者更深，而坟墓成了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和永恒的故园。家族的墓园是我们的归宿，每个人都将安息在那里。我们这些当代游牧人心归何处，身归何处？我希望自己到那一天的时候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答案。

我在村里的最后一天，骑术教师玛格达到底还是邀我进入了她位于场院右侧的家，你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呱呱坠地的。玛格达看上去很尴尬，因为屋子里乱成了一锅粥，bałagan，她用波兰语说道。

我来时没有走谷仓旁边的侧门，而是径直到房子的正门处，摁下了门铃。四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拍照留念的，你和雅德维加合影，你和奶奶合影，然后是我们所有人。玛格达和帕维乌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正门了，从街上通过来的小路已杂草丛生，我们当时站立拍照的地方也长满了灌木丛，石板路的缝隙中小草正在发芽，门把手已经生锈，门铃的按键处也是锈迹斑斑。出人意料的是，门铃竟然还能用，而且出奇地响亮。没有人来开门。片刻后，她的女儿们从房子后面跑过来，将我领了过去。

四年前空荡荡、被闲置的房子，现在充满了生机。这种生气勃勃随处可见，在儿童房，在厨房，是那种混乱中的生机盎然：没有清洗的脏盘子、平底锅、玻璃杯到处都是。在他们家，帕维乌负责做饭，玛格达照顾马匹，其他的家务如何分配看来还不明晰：洗碗机里已经塞满了碗碟，厨房橱柜的门四敞大开；各种东西四处都是，地板上散放着空饮料瓶、儿童玩具，炉子上放着牛奶包装盒，脏盘子放在了旧瓷砖炉子上，还有一些散落在桌上。玛格达特意把那张桌子指给我看，它的桌面本应是圆的，不过看起来也就差不多算是圆的吧。玛格达视线所及都是混乱，这里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里根本不对头；她以为我也看到了这番混乱，其实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场景。我看到了，这里也可以如此充满生活的气息。我仿佛也看到了它将来的样子。我看到的是生机盎然的生活。与此相反，玛格达觉得这个家里没有一件东西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儿童房间前面挂着一面硕大的波兰国旗，是为了遮掩墙面上的受潮痕迹。如果不是玛格达特意指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玛格达的眼里，家里一切都不是它们该有的样子，比如那个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和壁炉连接起来的炉子。

玛格达从入口玄关处的壁柜中取来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对她而言，那个壁柜等同于一个保险箱，是存放贵重物品、免于混乱的一片净土。相册封面是酒红色的人造皮，照片很大，每张都带有装饰边框，每页一张，每张照片摄于不同的场景：穿着军服，戴着军帽、绶带和肩章的帕维乌；正在清空洗碗机，穿着短裤和脏T恤的帕维乌。然后是一身雪白戴着面纱的玛格达，造型各异：他搂着她的肩膀，他的手臂放在她的腰上，他抱起她，他让她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两人躺在绿草丛中，玛格达抚摸着一匹黑马。相册的最后是两人亲吻的照片。一切都很完美，井然有序，一切都是该有的样子，她的新娘礼服洁白无瑕、一尘不染。她在有些昏暗的走廊里向我展示着这些，好像在安慰、勉励自己，井井有条是能够做到的。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不要对眼前的bałagan（混乱）有什么异样的联想。

关于如何布置这个家，两人做了不少规划。他们正在重新设计房间的格局，部分装修也已开始。原先猪圈的地方已被改造成了存放马鞍的库房，原来我家那个精致的小客厅成了两人的卧室。他们还打算将牛棚改造成客厅，那将是一个有着低矮拱形天花板的大房间，俨然一个大厅了。客厅会有一扇门直接通向庭院，成为这座房子完美的中心和灵魂。而此时此刻呢，一堆脏衣服正堆在一张巨大的木桌上，旁边放着烛台、一个老式银茶壶，再远些的地方放着晾衣架，一套软沙发，上面堆放着装满玻璃器皿的纸箱子。

如此庞大繁杂的装修工程，两人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他们先是更换了污水管道，这是最紧迫的事情。下一步想把楼上扩建一下，而且屋顶也需要重新铺装，玛格达还想在前门处加装一个天篷。都会一步步地好起来。我回想起上一次的到访，那时候，这些房间死气沉沉，笼罩在既往的悲伤中，房间里充斥着霉味，物品虽然摆放得井然有序，却浸透着空虚。而这所你呱呱坠地的房子，如今又充溢着生机，这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从心里感谢玛格达一家来到这里，我希望他们将这里变成自己的家，希望他们爱上这里。可惜我的波兰语不够好，无法向她表达这些。

这所房子现在有了灵魂。我说道。

你来真是太好了。她回答道，紧紧地拥抱着我。

开车回柏林前，我再一次外出跑步。天气依然很热，我在屋后的小路上围着村子跑，再一次拥抱辽阔的田野，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邻近的村庄。我先是朝奥得河的方向跑到墓园，然后在最后一个花园的地方横插过去转向弗罗瑙的方向，最后在村庄的另一头折回大土坑。我绕村子跑了三圈，一圈三公里左右。我用自己的脚步绕着玫瑰谷村画下了一个圆，这会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界线，它将保佑这个村庄，任何人都无法伤害它，所有邪恶都将远离它。我仿佛是一个在复活节之夜围绕教堂转圈，戴着圣物、挥动着香火的虔诚信教徒，复活节之夜通宵都在吟唱。我用双脚画下的圈子将阻止村庄建造新房屋，确保村街之外不再出现新建筑。这个圆圈会护卫这个村庄，让它保持原汁原味，就像它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的那样；让玫瑰谷免于衰败，免于伤害，让它成为我们心中古老的家乡，不再有人逃亡。

天又重新闷热起来，天空变成了深蓝色，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傍晚时分，弗罗茨瓦夫下了一场雷阵雨，吹来了些许凉风。停电了，院子的大门无法开启。玫瑰谷这里只下了几个雨滴。

空气中有淡淡的烟味，似乎是从乡村田埂上散发出来的，仿佛烈日烤焦了田里的作物，现在正闷烧冒烟。那是干燥的泥土的味道。在西欧见不到这样干燥龟裂的田埂。

和欧洲西部相比，这里的农田也不是那么精致整齐，你有时会看到某处的农田中央赫然耸立着一棵巨大的橡树。农田之间也散落着一些树木，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有些生机盎然，有些已经干枯；这里那里不时会出现一片小树林，或者灌木丛。

跑到最后一圈时我遇到了狼。我远远地就望见了它，它正蹲在路边等待我。它的皮毛黑得看起来不像是一头狼。不过它肯定是狼，不会是狗，因为玫瑰谷村的狗从不会离开自己的场院。即使温顺听话的狗，也只能在家中看家护院，我在村里从没见过有人遛狗。有一次，我向雅娜建议带上她们的金毛犬一同出去散步，她花了好一阵儿才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对我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哈哈大笑。

狗永远待在家里。她说道。

那只狼一动不动地望向我的方向。走近时，我看到了站在它旁边的男人。他赤着上身站在田边，面对着躲在乌云背后的太阳，正做着健身操。他的手臂画着圈，先是左臂，然后是右臂，最后是双臂一起来，然后反顺序再来一遍；他旋转上身，向前弯曲，用右手触及左脚，伸直，然后再用左手触碰右脚。他像是在对太阳祈祷，像是在为村庄祈祷。他恰恰站在我用脚画下的那条具有魔力的线上，好吧，算你识趣。那不是狼，而是一只硕大的黑色牧羊犬。它已经很老了，我跑过时，它甚至连尾巴都没有摇一下。

下午，我开车返回柏林。汽车后备厢里放着六罐泡黄瓜，一篮子新采摘的西红柿和两瓶蒸馏酿制的酒。我在玫瑰谷逗留了一个星期，此刻并没想好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故事还没有结束，我的追寻，或者随它叫什么名目吧，我在这里要做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玫瑰谷，你的故事，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你们的逃亡，我还没能捋清头绪，包括那次逃亡带给我们的诅咒。

我沉溺于玫瑰谷的故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花在上面的时间，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有些是亲历，有些是借助于阅读或交谈。这种沉溺宛如染上慢性疾病，不致命，却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一而再，再而三，重回玫瑰谷的冲动驱使着我，我盼望了解自己的根与出处。这种追寻看不到尽头，是一种渴望，一种让人上瘾的渴望。我已经去过那个村庄了，我曾坐在你出生的房间内的桌旁，我曾在祖辈建造的农庄里过夜，我曾走过你们曾经走过的村道，围着爷爷曾经耕种过的田地跑步；我想象你是如何在玫瑰谷一点点长大，想象如果可能的话，自己又会如何在这里长大成人。我想知道你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家族失去了什么。我努力试着去理解这一切，却并没能走多远。

我走过从玫瑰谷到洛森的那条路。这条路，是你的哥哥曼弗雷德以前日复一日前往布里格文理中学的路线，他先是步行到火车站，然后坐上列车。这条路，也是1945年1月22日，你们赶着马车，在俄国人越过奥得河射击的枪炮声中踏上的逃亡之路。也许回到玫瑰谷还远远不够，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村庄，也不是村里我家从前的农庄，而是那条路，那条逃亡之路，那条引起我家巨变的逃亡之路。我应该重走你们当年走向西方的逃亡之路。

注释：

[1]勃兰特，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尤以1970年12月7日的“华沙之跪”引起世界瞩目，促进了德国与波兰等国的战后和解进程。——编者注

[2]职业教育一直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量年轻人要作为学徒完成自己的职业培训，然后受雇于企业或独立从业。学徒漫游的习俗从中世纪晚期演变而来，一直持续到工业化时期。一个学徒工在学徒期满后要出外漫游打工三年零一天，之后才算出师，获得工匠资格，被允许经营自己的企业、收学徒。漫游打工期间须遵守的规则和条件非常严格。已婚、负债或有犯罪记录的人都不得进行学徒漫游，其目的是让未来的手工工匠学习承担责任，了解外部世界，在异地他乡磨炼自己的技能。学徒漫游的工匠不能接受报酬，只能接受别人提供的饮食起居。漫游期间必须全程身着有独特标识的衣服。这种漫游传统在“二战”后的东西德国已经没落。后文注释若无特别标明，皆为译者注。

[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勃兰特上台后推行的“新东方政策”的一部分。1970年，为打破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的长期对立，缓解对美国的依赖，勃兰特分别于8月、12月赴莫斯科、波兰，先后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无条件尊重战后欧洲各国的领土完整，承认欧洲各国现有边界，二者统称《东方条约》。华沙之跪正是在此次访问期间发生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