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
一
[1837年2月26日[1]夜，莫斯科神屋街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这处居所有两个半房间，是莫斯科玛丽娅穷人医院西侧的临街厢房。女主人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躺在卧室的床上，她已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位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斯科女子性格乐观，待人和善，喜欢与人交往，也爱好音乐和文学。她在十九岁时嫁给三十一岁的军医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妻俩恩爱相伴十七年，先后生下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在出生后不久夭折），后来的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名费佳）是他们家的老二。1835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不幸患病，短短一年多之后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全家人围在女主人的床前。
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我要死了。该死的肺结核病要了我的命。
我已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我医术高明的丈夫对我的病也束手无策。我这一周几乎都在昏睡，只能偶尔听到家人轻轻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可是今天，我头脑很清醒，心口也不那么闷了。这可能就是回光返照吧。我要抓紧时间和家人告别了。
——请把圣像拿过来。孩子们，让妈妈为你们做最后的祝福吧。上帝保佑你们！……[2]
米沙，费佳，瓦莲卡，安德留沙，薇罗奇卡，科利亚，还有最小的萨申卡，她还不满一岁呢，被奶娘抱在怀里。这七个孩子，是连接我和米哈伊尔爱情的七根最亲密的纽带。
——妈妈不在了，你们要听爸爸的话，要帮助爸爸，不要惹爸爸生气……
最可能惹爸爸生气的就是费佳。两个大儿子已经长大，上中学了，大家都说我最疼爱大儿子米沙，因为我只给米沙喂过奶，后来因为胸口疼，就没再给其他几个孩子喂奶。其实，我心里更欣赏老二费佳，他更好动，更大胆，性格更像我，虽然他也有点像他爸爸，脾气有些急躁，也很敏感，有时还有点小心眼。老大老实厚道，出头的总是老二。两个大儿子都喜欢文学，我卧床不起之后，他俩经常给我朗读文学作品，就像我和丈夫在他们小的时候给他们朗读一样。前几天，他俩还给我背诗，老大米沙背诵茹科夫斯基的《哈布斯堡伯爵》，老二费佳背的是普希金的《奥列格之死》，他俩还问我和他们的爸爸，哪位诗人的诗更好一些。爸爸说茹科夫斯基的诗更好，我觉得两首诗都很好，但费佳朗诵得更出色一些。费佳将来或许能成为一个诗人，就像他喜爱的普希金那样……
费佳的文笔也很好，我去乡下别墅后，他时常给我写信，我还记得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当时他才十三岁，他在信里写道：“当您离开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妈妈，我感到极其苦闷，而现在，当我想您的时候，亲爱的妈妈，就有一种忧愁涌上心头，我无论如何也排遣不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想看到您啊，迫不及待地盼望那个快乐时刻的到来。我每次想到您的时候，都为您的健康祈祷上帝。”他还在一封信中开玩笑，说他的奶娘阿廖娜·弗罗洛夫娜会因为肺结核病死去，因为他的奶娘一咳嗽，马上就怀疑自己得了肺结核病，可是最终，得肺结核病的却是我……米沙今年十七岁，费佳也十六岁了……哦，一个巨大的影子，是谁走过来了？
——米哈伊尔，亲爱的老公，我不能再陪伴你了。对不起，给你留下这么多孩子，这么多烦恼。几个年幼的孩子你管不了，就让他们去姨妈家生活吧，姨妈家条件好，她身边也没有孩子，不会亏待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三个大孩子你要亲自带，管好他们的学业，尤其是老二，不太听话，你要多费心……
我喘不过气来了，打开窗户吧……我的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是死神吗？上帝啊，饶恕我！……孩子们在哭，费佳的哭声最响，他一生下来嗓音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第二天早晨6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去世了，享年三十七岁。她几乎是普希金的同龄人，比普希金晚生半年，晚去世一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母亲的葬礼后才获悉普希金死讯的，他当时对哥哥米哈伊尔说，如果不是在为母亲服丧，他一定要为普希金戴黑纱。母亲的去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件之一，他始终记得“母亲临终前的虔诚和宽恕”。这一死亡场景后来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于他的小说，如《罪与罚》中的马美拉多夫之死，《白痴》中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之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之死等。
二
[1845年5月的一天，圣彼得堡，天刚蒙蒙亮，诗人涅克拉索夫举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处女作《穷人》的手稿冲进别林斯基的家。昨夜，他刚和作家格里戈罗维奇一起读了这部小说。格里戈罗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两人曾租住同一套公寓，是他向涅克拉索夫推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新近完成的这部作品。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被这部小说吸引住了，他俩轮流朗读，读了一整夜，读得泣不成声。凌晨4点，他俩敲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门，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出手稿后心里忐忑，彻夜在城里漫步（5月的圣彼得堡时值白夜，圣彼得堡的白夜倒是很适合散步），刚刚回到家。两位客人激动地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欣喜若狂，简直要哭出来。涅克拉索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今天就把您的中篇拿给别林斯基看，他这个人可好了！等您认识他之后，您就会知道他的心眼有多好了！”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涅克拉索夫直接去见别林斯基。
涅克拉索夫：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新的果戈理诞生了！
别林斯基：
——您那里的果戈理难道像蘑菇一样多吗？
涅克拉索夫这是怎么了？如此激动，这不像他的性格。他虽然是诗人，但一向谨言慎行，是标准的书商兼主编。我请他留下手稿，让他回去休息，他说他今天傍晚再来见我。
[傍晚，涅克拉索夫再次来到别林斯基家。
涅克拉索夫：
——小说您读了吗？
别林斯基：
——读了，读了，写得太棒了！这篇小说我一连读了两遍，爱不释手。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天才写的小说，这位先生外表如何，他的思想境界如何，我都不得而知，但这部小说倒是揭示出了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人的秘密，在他之前，任何人连做梦都没想到过这些问题。请想一想吧，这毕竟是我们社会小说的初次尝试啊，并且像艺术家常有的情形那样，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您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在哪儿呀？快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快点带他过来！
[两天之后，涅克拉索夫带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别林斯基的住处。
别林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您写出了什么样的作品！您像一位画家那样，仅凭直觉就可以写作，不过，您向我们指出了那可怕的现实，可您自己是否理解它的意义呢？您才二十二岁，说是已经理解了，那不可能。您写的这个不幸的小官吏，他长期逆来顺受，连承认自己不幸的权利都不敢指望。当那个好人，那位将军把一百卢布递给他时，他惊讶得不知所措，根本没想到“阁下”会体恤他这样的人。是的，他说“阁下”，而不是“大人”，您把他表现得多么生动啊！至于那粒崩掉的纽扣，他去吻将军的手的那一刻，——这已经不是对这位不幸者的同情，这是惶恐，万分的惶恐！他的惶恐就在他的道谢之中！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及了事情的本质，一下子就揭示了要害。我们这些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评论，我们竭力用语言去说明实质，而您是画家，只用线条，一下子就用形象揭示出本质，让人的手可以触摸得到，让最懵懂的读者也茅塞顿开！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这就是艺术家在服务真理！真实启示了您，真实昭示了作为艺术家的您，真理作为一种才能为您所掌握。珍惜您的才能吧，始终做个诚实的人吧，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越说越激动，其实一开始他是很自大、很矜持的。我也越听越激动，有些话其实也没听清，但我听懂了他对我的小说的极高评价。我陶醉一般走出他家。我在他家外面的墙角停下，仰望天空，看着明亮的白天、过往的行人和周围的一切，我全身心地感觉到，我生活中的重大时刻来临了，永久性的变化发生了，崭新的局面开始了。难道我真的这么伟大吗？我处于战战兢兢的兴奋中，惭愧地暗自想道。啊，以后我要让自己无愧于这样的赞扬。这些人多么好，多么好啊！我要受之无愧，我要努力去做像他们那样的优秀人物，我要始终做一个“诚实的人”！他们这样的人只有俄国才有，他们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真理，而真理、善和真实总会战胜邪恶与陋习，我们必将胜利！啊，去接近他们，和他们在一起！
我后来时常回忆起这一切，栩栩如生地想起那个时刻，以后我也永远难以忘怀。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中篇小说《穷人》被涅克拉索夫收入《彼得堡文集》，于1846年1月25日出版。这部小说受到批评界和读者一致好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成为俄国文坛最耀眼的新星。但是，在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按照自己所指明的“社会批判小说”的路径继续前行时，别林斯基逐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流露出冷淡。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已经很不客气地指出：“《穷人》中那些对于初学写作者而言可以原谅的所有缺点，在《双重人》中却变得骇人听闻了，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即不善于用过于丰富的天才力量为自己所酝酿的思想艺术发展定出一个合理的程度和界限……在《祖国纪事》第10期上刊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第三部作品，即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给了所有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人一个不愉快的惊讶。”后来，由于文学立场和世界观方面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与以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编辑部决裂，但这并未妨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集会上当众朗诵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并因此获罪。
三
[1849年12月22日清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一场新落的雪使开阔的校场裹上了银装。校场四周围满士兵，士兵之外是围观的市民，人山人海，据说有三千人，却一片寂静。初升的太阳透过渐渐变浓的云雾，像一只又红又大的圆球，在地平线上闪现出朦胧的光芒。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被关押了八个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另外二十二位难友被押解到这里。他们都是参与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的政治犯，均被判处死刑。今天是他们的临刑之日。囚犯们被脱去囚服，换上他们自己的衣服，由于他们是在八个月前被捕的，当时大都身着春装，因此在刑场上的他们全都衣着单薄，置身于圣彼得堡冬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囚犯们被捕之后均被关押在单人牢房，彼此一直未能见面，因此此时大家都在相互问候，做最后的道别。在给犯人们点名之后，一位神父举着十字架领着囚犯们绕场一周，既是示众，也意在杀鸡儆猴，给在场的军人和百姓看。接着，犯人们被带到广场中央的台子上，被命令摘下帽子，一名军官逐一宣读沙皇亲自批准的判决书。
宣判官：
——退役工程兵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判处枪决。皇上12月9日御批：“照此执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吗？上帝啊！我的罪名是什么？刚才宣判官读的，我没完全听清。他连续读了这么久，有半个小时了吧？有人拿来白色的长袍要我们穿上，这是什么？尸衣！我们中间还有人开了一句玩笑：“穿上这样的衣服真神奇啊！”那是谁呢？神父又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临终忏悔。我吻了吻他手中举着的十字架。我拒绝忏悔，但是吻了十字架，他们是不会拿十字架来开玩笑的。死亡是必定无疑的了，但愿快些，快些……我突然感到有些冷漠了，麻木了，无所谓了……我也看到了不远处大车上的棺材，上面盖着草席……士兵们走过来，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绑在行刑柱上，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和毛姆贝利，几个月不见，他们的变化多大啊，满脸胡子，都认不出来了。身穿灰色制服的士兵们端起步枪。我排在第六位，下一轮就该是我了。我还能活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了。诀别的时候到了。我拥抱了右边的普列谢耶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别了！——我又拥抱了左边的杜罗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保重！——我们在等，我在等。我没什么牵挂，可是我还没有和哥哥告别，他来了吗？他在人群中吗？我亲爱的哥哥，在这最后一分钟里，我的脑中只想着你，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亲爱的哥哥！……枪声为什么还没响起？驶来一辆马车，传令官带来一份公文，有人上台，念起这份公文……什么什么？！
宣判官：
——兹判决剥夺退役工程兵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财产，流放西伯利亚要塞四年，之后再贬为列兵，在军中服役四年。
[犯人们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之后，医生们对他们进行一番仔细体检，以确定犯人们在沙皇亲自导演的这场残忍的恶作剧中是否“受刺激过度”。在经历了假死刑的当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哥哥，我亲爱的朋友！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生命不管在哪里总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外部。在我身边还会有人，要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做一个人，永远做一个人，无论遇到多大不幸都不必懊丧，也不要堕落，——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使命。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思想已经深入我的血肉。是的！我那颗进行过创造、以最崇高的艺术为生命、已经认识到而且习惯于精神上的崇高需求的脑袋，已经被他们从我的脖颈上砍去。剩下的只有记忆，只有一些被我创造出来却尚未丰满的形象。他们一定会让我伤痕累累，是的！但是我的心还在，我的血肉之躯还在，它同样能爱，能痛苦，能希望，能记忆，这毕竟是生命！就像雨果说的那样：“苦役犯也走路，也运动，也看见太阳！”
哥哥，你别伤心，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为我伤心！我今天已经临近死亡，怀着必死的念头度过了三刻钟，经历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我现在又一次活着！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我真想好好地爱之前的每一个熟人，紧紧地拥抱他们。这是一种快乐，今天我在临死前与我的亲人们告别时体验到了这种感情。在那一瞬间我想过，关于死刑的消息会使你痛不欲生。但现在你放心吧，我还活着，还将活下去，心中想着总有一天能拥抱你。
哥哥，在改变生活的时候，我将以新的样子再生。哥哥，我向你发誓，我决不会失望，我一定要保持我的精神和心灵的纯洁。我一定向更好的方面重新诞生，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和慰藉。
[将近二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的开头借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之口再次道出他在这场假死刑中的恐怖感受：
其实，最主要、最剧烈的疼痛也许不是伤口，而在于你明明白白地知道，一个小时过后，然后十分钟过后，然后半分钟过后，然后就是现在，马上——你的灵魂就将飞离肉体，你将不再是一个人，而且这是确定无疑的；主要的就是，这是确定无疑的……谁说过人类的天性能够承受这种痛苦而不会发疯呢？干吗非要有这种丑恶的、不必要的、徒劳无益的凌辱呢？也许，有这样的人，他听到了死刑判决，他受了一番折磨，然后他又听见：“走吧，你被赦免了。”这样的人也许终将说出自己的切身感受。基督也曾讲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对人可不能这样做！
四
[1849年圣诞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被钉上镣铐，然后被押往流放地。经过五十多天的漫长旅程，他被关进位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流放犯监狱，这座监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死屋”。1850年复活节的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目睹囚犯们在难得的节日假期里狂饮斗殴，感到痛苦不堪。就在此时，一位波兰裔政治犯米列茨基用法语冲他说了一句：“我憎恨这群暴徒！”听到一个外族人这样说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而冷静了下来，他悄悄走向自己的铺位，仰面躺下，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闭上了眼睛。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喜欢这样躺着，因为人们不纠缠睡觉的人，这个时候可以遐想和沉思。但是我想不下去，我的心在不安地跳动，耳边一直响着米列茨基那句恶毒的话。渐渐地，我真的陷入了遐想，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之中。我忽然忆起我刚进入童年时经历的一个看似并不显眼的瞬间，当时我才九岁，那个瞬间好像早已被我忘得精光，此时却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1831年8月，在我们家的庄园达罗沃耶，一个晴朗的日子，但略有些凉爽，还刮着风。夏天快要过去了，很快就该回莫斯科了，又得上法语课，沉闷不堪地度过一个冬天，我真舍不得离开乡下。我走过谷场，穿过峡谷，看到不远处有位农夫在耕地。我走进一片树林，这片白桦林叫布雷科沃树林，由于我经常来这片林子玩，家人就把它叫作“费佳树林”。我喜欢这片树林，喜欢林中的蘑菇和浆果，甲虫和小鸟，刺猬和松鼠，还有腐烂的树叶散发出的潮湿气味。我正在林中漫步，突然听到一声叫喊：“狼来了！”我顿时惊慌失措，逃出树林，奔向在不远处干活的那位农夫，跑近了一些，我才看清他是马列伊。我跑过去，抓住他的衣袖。
——狼来了！狼来了！
马列伊（五十岁上下的农夫，身体结实，相当魁梧，他浓密的暗黑色大胡子中已有几缕白须）：
——哪里有狼啊？（他打量一下四周）这里哪会有狼呢？可能是你觉得好像有狼吧？瞧，把这孩子吓成什么样了！别怕，小伙子，别怕！好了，好了，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
陀思妥耶夫斯基：
马列伊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然后，他悄悄伸出他那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指甲黢黑的手指，轻轻按了按我颤动的双唇。“好了，你回家去吧，别怕，我在后面看着你，有我在，就不会让狼碰你一下的！走吧，基督保佑你！”他慈祥地冲我微笑，在我身上画了一个十字，也在他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我迈开脚步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来步就回头看看他。在我往家走的时候，马列伊一直牵着马站在那里，从后面望着我，我每一次回头张望的时候，他都向我点点头。我最后向马列伊回头看的时候，他的面孔我已分辨不清，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仍然在那样和蔼地向我微笑，朝我点头。我向他挥手，他也向我挥手，然后，他就赶着马走开了。
这个瞬间早已被我淡忘，我也从未对人提起过，可是现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那次相遇，还记得那样清楚，连细枝末节都记得很清楚。这就说明，那次相遇无意中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上。贫苦农奴那种温柔、慈祥的微笑，他画的十字，他摇晃着脑袋说：“瞧，把这孩子吓成什么样了！”我全都记起来了。特别是他那沾满泥土的粗大手指在我颤抖的嘴唇上轻轻地、胆怯又温柔地抚摸的情景。假如我是他的儿子，他望着我的目光里流露出来的纯洁的爱也不可能更多一些。有谁逼着他这样做吗？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怎样爱抚我的，他也不会因此得到奖赏。我们相遇在空旷的田野，大约只有上帝从天上才能看得见，这个有时粗鲁的、极端愚昧的俄罗斯农奴，这个在当时还没有开始盼望自由，也没料到自己将要得到自由的农奴的心中，蕴蓄着多少深厚的、开明的人性情感啊，充满了多么细腻的、近乎女性的柔情啊！
我下了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们，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和愤怒都奇迹般地转瞬即逝。这里的某一个囚犯，说不定就是又一个马列伊，只不过我无法看到他的内心。而可怜的波兰人米列茨基，他却不可能有任何关于马列伊的回忆，他对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他因此承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
[183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母花费四万两千卢布购买了位于莫斯科以东一百五十公里处的达罗沃耶庄园，这座庄园有五百俄亩土地，一百多个农奴。此后的每个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都带着孩子们来这里度夏，孩子们在此找到了一片乐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二十九岁时回忆起、在五十五岁记录下的这个瞬间，即他在达罗沃耶的旷野与农夫马列伊的相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农民观的形成而言意义重大，他在农夫马列伊身上所感受到的恭顺、虔诚和善良等美好品质，成为他后来构建其“土壤派”理论的主要依据之一。不过，与马列伊同村的达罗沃耶农民却在1939年6月杀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对人谈及父亲之死，甚至也很少提及父亲，弗洛伊德因此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可能具有的愧对父亲的心情，甚至“弑父心理”，或许可以有一些更为合理的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父亲索要钱财，这可能使捉襟见肘的父亲只好去更多地索取农民，从而激化了父亲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罗斯性之载体的农民却成了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这也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自己与父亲之死或多或少有关联，一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弑父者。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却给出了这样的场景：“有一回和二哥谈起我们的往事，提到父亲。二哥顿时激动起来，抓住我的上臂（这是他说知心话时的习惯），热烈地说：‘弟弟，你知道吗，他们真是先进人物！……即便到现在，他们也是先进人物！……弟弟，你和我……都成不了这种关心家庭的人，成不了这样的父亲！’”
五
[1854年2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中的最后一天，他已在这座监狱服役四年，虽然根据判决书他还将在西伯利亚的部队中以列兵身份再服役四年，但是这一天，他毕竟重获自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服苦役的最后一年，尤其是这最后几个月，几乎与我入狱的第一年一样，令我铭记终生。我记得，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快点服完刑期，可这一年比起我流放的前三年来，日子还是好过一些。首先是在监狱里，我已经有了好多朋友和熟人，他们终于认定我是一个好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我很好，而且真心地爱我。
我是不是已经大大落后于外界的生活了？我不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经历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什么问题是他们现在最感兴趣的呢？现在，当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已经大大落后于新生活，我已经成了新生活的局外人，我已经成了与新生活割断一切联系的人，我心里是多么悲伤啊！应当去习惯新的事物，应当去认识新的一代。
我是在冬天入狱的，因此也应当在冬天出狱。我迫不及待地等待冬天，夏末，我欢乐地看着树叶逐渐凋零，草原上的野草逐渐枯萎。但是，瞧，夏天已经过去了，秋风开始呼啸；终于，初雪开始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早就盼望的这个冬天终于来临了！我的心因为强烈地预感到重获自由的日子即将来临，有时便无声地剧烈跳动起来。但说来奇怪，时光过去得越多，出狱的日期越近，我反而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了。临近最后的日子，我甚至感到奇怪，并暗中责备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变得太冷静、太淡漠了。
自由在我们这些关在监狱里的人的心目中，似乎比真正的自由还要自由，也就是说，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更自由。囚犯们常常会夸大真正的自由这一概念，其实这也很自然，任何一个囚犯都有这个毛病。
最后一天的前夜，暮色中，我沿着监狱的内墙最后一次把我们的整个要塞绕了一圈。这些年来，我沿着这高墙走了上千次！在我到这里来服苦役的第一年，我独自一人徘徊在这些牢房后面，心里充满忧愁。我记得我当时计算过，我还要在这里待上一千多天。上帝啊，这是多么久以前的事情啊！我在默默地向我们牢房的这些发黑的木墙告别。在我入狱之初，这些木墙是多么阴森恐怖啊，比起过去，它们想必现在也衰老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在这些木墙中，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葬送了啊！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啊！要知道，应该实话实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人。要知道，这些人也许正是我国全体人民中最有才华、最有力量的人。但是，这些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掉了，被反常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掉了。这是谁的罪过呢？可不是吗，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今天一早，还在出工之前，天刚蒙蒙亮，我就走遍每一间牢房，与所有的囚犯告别。许多只满是老茧的有力的手向我亲切地伸过来。大约十分钟后，我和另一位一起入狱的难友走出要塞，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必须先到铁匠铺去把脚镣打开。替我们打开脚镣的也是囚犯。我走到铁砧前，两名铁匠让我背对他们，他们从后面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到铁砧上，铁锤在欢快地鸣响，镣铐落了下来。我把镣铐捡起来……我想把它拿在手里，最后看上一眼。我现在似乎感到很惊奇，难道这副脚镣刚才还戴在我脚上吗？
“好了，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那两名囚犯用急促、粗鲁却又似乎不无得意的声音说道。
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结尾一章（第十章《出狱》）的几个段落。186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以这部《死屋手记》重返文坛的，这部纪实性的作品既揭露了俄国监狱中地狱般的苦难现实，也通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能战胜苦难的强大能力以及人的向善本质的新发现，与此同时也宣告俄国文学中“新但丁”的诞生。1861年12月底，屠格涅夫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感谢您寄赠《时代》，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尤其是您的《死屋手记》。浴室的一幕简直是但丁式的。”赫尔岑在《俄国文学的新阶段》（1864）一文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死后的觉醒时代留给我们一本可怕的书，一首独特的恐怖之歌，它将永远高悬在尼古拉的黑暗王国的入口处，犹如但丁在地狱入口处的题词。”
六
[1862年5月底至6月初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请自来地走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住处。1862年5月16日，圣彼得堡旧货市场发生大火，大火一连烧了两个星期，有传言说纵火者是所谓虚无主义者，即青年学生。5月18日开始出现的一份题为《年轻的俄罗斯》的传单更加重了人们的这种怀疑，因为传单公开号召推翻现存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意在劝说后者出面制止学生们的行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学生们的思想领袖。关于这次会面，两位当事人留下了两个版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版本（版本一）源自他的《个人琐事》（1873）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版本（版本二）则源自他的《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次见面》（1888）一文。
[版本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天早晨，我发现我的房门上插着一张传单，内容令人气愤，形式又极其可笑。整整一天我都十分懊恼，非常郁闷。令人难以相信，在这一片纷乱之下居然还隐藏着如此肤浅的东西。我不是指当时的运动，不是指整个运动，我只是指一些人。至于运动，这曾是一种令人苦恼的病态现象，但由于历史的逻辑性又注定不可避免，这种现象将在我国历史的彼得堡时期写下其严峻的一页。我觉得，这一页到现在还远未写完。至于我自己，我的整个身心早就与这些人、与他们的思想分道扬镳了。我当时突然感到郁闷，仿佛在因他们的笨拙而感到可耻：他们怎么会干得如此愚蠢、如此笨拙呢？此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其实，散发传单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直到现在也不认识，但令人郁闷的是，我以为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与我不无关系的那些人的拙劣把戏。这里有一件事是令人沮丧的，即教育和发展的水平，还有对现实的理解水平，都很令人沮丧。我在彼得堡虽已居住三年，看惯了各种现象，可今天早晨的传单还是令我大为震惊，不知所措，对我来说似乎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新发现，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竟然会出现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正是传单的低劣程度。傍晚，我突然想到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之前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想过要去，他同样没有到我这里来过。我记得，是在下午5点左右。我碰上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一个人在家，连一个仆人都没在，是他自己给我开的门。他见到我的时候非常高兴，把我领进他的书房。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们真的那么愚蠢可笑吗？难道不能制止他们，让他们停止这种讨厌的勾当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难道您以为我会同他们合作，认为我会参与编造这种传单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恰恰不是这样想的，我想这也没有必要向您证明，但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制止他们。您的话对他们是有分量的，当然，他们是畏惧您的意见的。您也不必亲自同他们谈话，您只要在某个场合大声说出您的反对意见，他们一定能听见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不认识这些人。我的话可能也不会起作用，而且这些都是一些派生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这对一切都是有害的。
这时，有另一位客人敲门，不记得是谁了。我就告辞了。我认为，我有义务说明，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谈话是真诚的，我那时就像现在这样完全相信，他没有与散发传单的人“合作”。我感觉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并不讨厌我去探望他。几天之后，他就证实了我的感觉，他到我这里来了。他在我这里坐了一个小时左右，应该说，我很少遇见比他更随和、更热情的人，所以我奇怪，关于他的性格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些议论，说他似乎生硬、孤僻。不久，由于我的某些情况，我移居莫斯科，一住就是九个月。已经开了头的交往就这样中断了。之后，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和流放。关于他的事我就再也无从知道什么了，直到现在仍一无所知。
[版本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为一件要紧的事情来找您，我有个强烈的请求。您很熟悉放火焚烧旧货市场的人，您对他们很有影响。我请求您制止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让他们别再这样做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曾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经失常到了错乱的地步，近乎思想混乱，但我没有料到他的病已发展到这种程度，竟然会把我同旧货市场纵火案牵扯在一起。我看到这个可怜的病人有思想混乱的特征，碰到这种情况，医生总是避免与不幸的人做任何争论，宁可说一些必要的安慰他的话。
——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会按照您的意愿办的。
他抓住我的手，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握着，用快乐的、激动得发喘的声音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表示他对我的感激，说由于我对他的尊重，彼得堡避免了一场毁于大火的厄运，这座城市有赖此举方得以保全等等。几分钟过后，我发现感情的激动已使他精神疲惫，为使他平静下来，我向我的客人随便问起一些与他病态的兴奋无关、同时又是他感兴趣的事情，医生们在类似场合都是这样做的。我就和他谈起他办的那份杂志，他谈了很久，大约有两个小时。我很少听，不过装作好像在听的样子。他讲累了，也想起他在我这里待得太久了，于是掏出表看了一眼，说他赶不上回去看校样了，大概也耽误了我做事情，之后便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回答说他并未耽误我，尽管我一向忙于工作，不过也始终可以把工作撂下一两个钟头。我说着这些话，与走向门口的他道别。
[一次拜访，两种记录，且关于造访原因、谈话内容和两人态度的描述均大相径庭，然而两个版本却又相互呼应，记录下俄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其说是为了请求后者出面阻止青年学生的激进行为，莫如说是为了亮明自己的思想姿态。他当时已经试图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外寻觅一种更符合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第三条路”，在激进的“虚无主义”和保守的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探索一种折中的、调和的社会立场，即“土壤派”理论和“俄罗斯理念”。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次会面的双方，前者不久之前刚结束长达八年的流放和兵役，重新返回生活和文坛；后者则在这次会面后不久被捕，同样被关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蹲过的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同样被处以假死刑，后来同样被押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待过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时间长达二十一年之久。
七
[1866年11月8日，圣彼得堡木匠胡同阿隆金宅院13号房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处，二十岁的女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又一次来到这里。自这年10月4日起，她受邀开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合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的小说片段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稿，再交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他俩的合作非常默契，也卓有成效，竟然在二十六天时间里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即《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如释重负，不仅履行了与出版商签下的苛刻合约，还能拿到一笔急需的稿费。他约安娜11月8日来家里做客，说他还想与安娜商谈继续合作的事宜。
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终于来了！您来了，我真高兴。我真害怕您忘记了您答应我的事情。
安娜：
——您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我答应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今天看上去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情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的，有好事情！昨晚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您看到这只红木小箱子了吗？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时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很珍惜它，那里面放着我的手稿、书信和有纪念意义的物件。我梦见我坐在这只箱子前整理文件，忽然发现纸张中间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像是一颗明亮的小星星。我翻动文件，小星星时隐时现。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开始慢慢地把文稿一张一张地翻过来，终于在纸张中间找到那颗钻石，它很小，但是光彩夺目，闪闪发光。
安娜：
——然后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
——然后就记不得了。然后就做了另一个梦。
安娜：
——梦好像都是相反的。
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色猛然暗淡了下来。他的情绪变化如此迅速，我真担心他的癫痫病会再次发作。我心里害怕，赶紧用问题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您这几天在做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在构思一部新小说，只不过小说的结尾我想不出来，这牵涉到一位年轻姑娘的心理。我如果在莫斯科，就会去问我的外甥女索涅奇卡，现在我只能求助于您了。小说主人公是个艺术家，年纪已经不轻，大约像我这个年纪。他很小就没了父母，吃尽了苦；他成为艺术家之后，又被迫抛下心爱的艺术，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他遇到一个女人，可是爱情和家庭生活带给他的却只有痛苦；后来，他的亲人又一个接一个死去……就在他一生的这个关键时刻，他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她的年纪与您相仿，或者稍微大一两岁，我们就叫她安娜吧，这是一个好名字，她心地善良，长得也很美，我喜欢她的脸……
安娜：
——您的安娜好像太理想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没有理想化！我仔细研究过她！艺术家遇到了安娜，他越是经常见到她，就越是爱她，他也就越加确信，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能找到幸福。然而他又觉得，这个理想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他又老又病，负债累累，能给这位年轻、健康、热爱生活的姑娘带来什么呢？从年轻姑娘的方面来说，对艺术家的爱会不会是一种重大的牺牲呢？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联系在一起，将来她会不会痛苦地后悔呢？总之，在性格和年龄方面相差如此悬殊的那位年轻姑娘，会爱上我这位艺术家吗？这有可能吗？这种心理会不会不真实呢？关于这一方面，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
安娜：
——为什么不可能呢？既然如您所说，您的安娜不是卖弄风情的无聊女子，而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为什么就不能爱上您的那位艺术家呢？他穷困，有病，这有什么呢？难道能仅凭外表和财富去爱一个人吗？在她这方面，又说得上什么牺牲呢？既然她爱他，她就会感到幸福，永远不会后悔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默许久）：
——请您暂时把自己当作是她，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承认，安娜，我爱上了您，我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您会怎样回答我呢？
安娜：
我会如何回答他呢？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脸上的惶恐，我感觉到了他内心的不安和痛苦。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文学谈话，如果我此时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会对他的自尊心造成一次致命的打击。于是，我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张激动、可爱的脸，说道：
——我会回答您，我爱您，我将一辈子爱您！
我们道别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怀备至地帮我戴好风帽，送我到门口，他轻声说道：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我现在知道那颗钻石藏在哪里了。
[在写作小说《赌徒》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赌赢了一场爱情。1867年2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结婚。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二十五岁，他们婚后共同生活了十四年。婚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停泊在幸福宁静的生活港湾，安娜不仅在创作上一如既往地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生活中精打细算，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摆脱了他长期挥之不去的繁重债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安娜整理丈夫的文稿、日记和信件，用丈夫的名义创办学校，还创建了最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她本人的《回忆录》和《日记》出版后，也成了最珍贵的陀学资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题词献给了妻子安娜。托尔斯泰曾感叹：“如果能有一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那样的妻子，许多俄国作家都会觉得自己更加幸福。”
八
[1878年6月27日，俄国卡卢加省科泽尔斯基城奥普塔修道院旁的日兹德拉河渡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并肩站在渡船上。后来被誉为“俄国哲学之父”的索洛维约夫当时刚刚崛起于俄国文坛，他于1873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他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三十二岁，却因为其对上帝和信仰的思考、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和对西方理性精神的质疑等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刮目相看，两人遂成为忘年交。1878年5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三岁的幼子阿廖沙夭折，据说死于癫痫。陀思妥耶夫斯基悲痛不已，且深深自责，因为他认为阿廖沙死于他遗传的疾病，他痛心疾首地问道：为什么死的是无辜的阿廖沙，而不是有罪的我？！为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日摆脱这种心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恳请索洛维约夫陪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奥普塔修道院朝觐。奥普塔修道院位于俄国腹地，建于16世纪，在19世纪中期，这家修道院因其长老制和著名的长老阿姆夫罗西而声名远扬，成为俄国一处宗教圣地，来此朝觐的不仅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信徒，也有许多俄国文化名人。托尔斯泰曾多次拜访这家修道院，因为他的妹妹当时在这家修道院附近的沙莫尔津修道院做修女，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最初的目的地正是这家修道院。
索洛维约夫：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心里感觉好一些了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
——好多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感谢您陪我来这里。阿姆夫罗西长老是个奇迹，他不仅安慰了我，还让我记下他的这段话，让我转达给孩子的妈妈。
我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佐西马长老对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所说的话：
我要告诉你这位母亲，古代一位伟大的圣徒有一次在教堂里看到一位像你一样哭泣的母亲，她也因为唯一的孩子让上帝召唤去了而心痛万分，圣徒对她说：“也许你不知道，这些孩子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是多么勇敢，天国里甚至没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了。他们对上帝说：‘主啊，你赐予了我们生命，可我们刚开始领略生的乐趣，你马上又收回去了。’他们那么大胆地向上帝请求，上帝只好立即赐予他们天使的头衔。所以你这做母亲的应该高兴。不必哭泣，你的孩子成了上帝的一名天使。”这就是古时候的圣徒对一位哭泣的女人所说的话。他是一位伟大的圣徒，不可能说假话。所以你这做母亲的也应该知道，你的孩子现在正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很高兴，也很快活，还在为你向上帝祈祷。所以你也不必哭泣，应该高兴才是。古代的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孩子们不在了。你们这些做母亲的在世上的命运注定就是这样。你别安慰自己，你也不需要安慰自己，你别安慰自己，你尽管哭好了，但每次哭的时候都要想到，你儿子现在成了上帝的一名天使，他从天国望着你，也能看到你，看到你的眼泪他很高兴，还把你的眼泪指给上帝看，伟大的慈母之泪你还要流很久，但这眼泪最后将使你转忧为喜，你那伤心的眼泪将成为暗自激动的眼泪，成为能够脱离罪恶、净化心灵的眼泪。我要为你的孩子祈祷安息。他叫什么名字？阿列克谢？阿廖沙？多么可爱的名字！是取自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吧？他是个多好的圣徒啊！我一定为你的孩子祈祷，也要为你这母亲的悲伤和你丈夫的健康祈祷！
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的相貌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一位名叫施德洛夫斯基的人，他在我年轻的时候对我有过巨大影响。您的面貌和性格和他十分相似，我有时觉得他的灵魂是附在您的身上了。
索洛维约夫：
——他去世很久了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太久，六年前去世的。
索洛维约夫：
——那么您以为，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年间，我一直是没有灵魂的吗？（笑）
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你真是一个好人啊！
索洛维约夫：
——谢谢您的夸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
——先别谢，您先别谢，我的话还没讲完。我还要补充一点对您的夸奖，你应该去服四年苦役……
索洛维约夫：
——天啊！这是为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
——因为你还不够好，服完苦役之后，您就能成为一个真正出色、纯洁的基督徒了。
我的话可能吓着他了，这个纯洁的人啊。
——上帝说到底还是人。
索洛维约夫：
——上帝变成人是为了让人变成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的相貌很像基督，可他的思想之大胆和锐利又像魔鬼。我要把他写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去。我是把他写成阿廖沙那样的天使呢，像我的小儿子一样，还是把他写成伊万·卡拉马佐夫呢？
[渡船上站着俄国文坛的两位大家，一个是年老的作家，驼背佝腰，一个是年轻的哲学家，高度近视。这两个形象既构成对峙，也象征互补。1878年索洛维约夫在圣彼得堡做“神人类”系列讲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去听。有一次，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来听索洛维约夫的讲座，两人却没有见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后责备同为他和托尔斯泰朋友的斯特拉霍夫：“你哪怕指给我看一眼托尔斯泰也好啊。”两位同时代的俄国文学伟人因此坐失相见的良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一同朝觐奥普塔修道院后仍一直保持联系，1880年4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出席了索洛维约夫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数月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长辞。索洛维约夫参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前致辞，后来还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题发表三次著名演讲，率先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先知的预言。在这三次演讲的第一次演讲中，索洛维约夫引用了托尔斯泰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多么想把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全部说出来。您写了自己的感觉，其实这也部分地表达了我的感觉。我从未见过他，也从未和他有过直接交往，但在他死后我却突然明白，他是我最亲近、最宝贵、最需要的人。我从未想过和他一较高低，从未想过。他做的一切（他做的全都是好事，真正有价值的事），对我来说是多多益善。他的艺术曾引起我的嫉妒，他的智慧也一样，但他心仪的事业只能唤起我的欣喜。我本来就把他看作知己，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认为我们必定会见面，只是一时没有机会，但这是我的事。突然，我读到新闻——他死了。我像是失去了某种依靠。我感到茫然，后来我才清楚，他对我有多么宝贵，我哭了，我现在依然在哭。”
九
[1880年6月8日夜，莫斯科特维尔大街上的洛斯库特旅馆33号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
谢天谢地，这持续三天的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庆祝活动终于结束了。
我上个月22日就从旧鲁萨动身来莫斯科，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别已近二十天，我每天都在思念他们。本想带安娜一起来，可是把孩子留在家里我们又不放心；带着全家一起来莫斯科，既不方便，也要多出一大笔花费。在来莫斯科的火车上我得知皇后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驾崩的消息，原定于5月26日举行的揭幕仪式因此被迫延期，我本想回家，却被莫斯科的朋友们挽留下来，我作为斯拉夫慈善会的代表，也不便贸然离开。
圣彼得堡方面终于做出决定，纪念碑落成仪式在6月6日举行。在位于特维尔广场的普希金纪念碑落成仪式之后，又举行了报告会、音乐会和宴会等各种活动。在今天由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办的闭幕式上，我发表了演说。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但是当我走上讲坛时，人们却顿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
我谈到了普希金，谈到了我对这位我自幼就十分景仰的俄罗斯民族诗人的理解。我引用了果戈理的话，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一个独特的，也许是唯一的现象，但我又加了一句，说普希金还是一个预言性的现象。普希金恰好出现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开始成熟之时，他以指路的光芒照亮了我们黑暗的道路，就这一意义而言，普希金就是一个预兆、一种启示。我举出普希金笔下的阿列哥、奥涅金这两位“永恒的流浪者”为例，说明脱离祖国和民族的土壤有多么危险。我又以普希金塑造的塔吉亚娜形象为例，认为她才是正面之美的典型，是对俄罗斯女性的礼赞。塔吉亚娜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她的恭顺态度是“精神的高度和谐”和“高尚的道德解决”。普希金是地道的俄罗斯现象，与此同时他又具有对全人类的呼应性，他是全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品质，也蕴含着俄罗斯民族面对整个世界的历史使命。去做所有人的兄弟吧，为了这一目标，就让俄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相互和解、相互团结吧。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思想是一种幻想，那么与普希金一起，这种幻想至少还是有点根据的。
我只不过说了我对普希金的这些理解，可是天哪，你们完全无法想象人们对我的演讲所做出的反应！我在彼得堡获得的成功算得了什么！什么也不是，与这次成功相比只是个零！我上台时，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使我很久很久都无法开口讲话。我向大家鞠躬，打手势，请他们让我开始讲话，但毫无用处，大厅里一片欢呼。这一切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引起的。我终于开始发言了，但每讲一页稿子，有时甚至是每讲一句话，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我讲完之后，大厅里发出狂喜的叫喊声、喝彩声，还有哭声，那些互不相识的人流着眼泪，互相拥抱，发誓要成为更美好的人，今后永远不再彼此敌视，而要彼此相爱。大家都向我拥来，女士们、大学生们、官员们，都走上台来拥抱我，亲吻我，祝贺我。一位大学生冲到我身边，刚刚激动地张口说了一句话，就突然倒地，失去了知觉，接着被人抬走了。可怜的孩子！
就连屠格涅夫也扑过来，含着眼泪拥抱了我。这个老家伙，在我来到莫斯科之后还在捣鬼，生怕我抢了他的风头。当年在《时代》和《现代人》两份杂志吵架时，我俩就结下了梁子。我在巴登巴登向他借过钱，他后来还专门派人来讨债，不知道我早就还钱给他了。我把他写进《群魔》，就是那个娘娘腔的作家卡尔马津诺夫，结果招来了西方派的口诛笔伐。昨天的一次聚会上，我看到他后故意转过身去看窗外的风景，不想搭理他。但是我在今天的演讲中有意提到了他，说能与普希金笔下的塔吉亚娜形象媲美的，只有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他当时就激动得不得了。我们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做了二十年的仇人之后，如今终于和好了，在普希金这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原本应该在我之后发言的伊万·阿克萨科夫走上台去说：“我决定不再发言了，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演讲过后，我没有办法再发言了。我准备好的东西，不过是他的天才演讲稍有变化的不同说法而已。我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今天的演讲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昨天还可以讨论世界性的诗人普希金是否伟大，今天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普希金的真正意义已经被阐明，再也不用讲什么话了！”这个可爱的人！
会议结束时，一群女士抬着一个巨大的花环登上讲台，把花环挂在我的脖子上，她们眼含热泪地说：“感谢您为俄罗斯女性说的好话！”现在，这个花环就摆在我的房间里。我完全胜利了，完完全全的胜利！参加这几天活动的，有俄国几乎所有大作家，除了托尔斯泰。听说屠格涅夫在活动前还专门跑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了一趟，去请托尔斯泰，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屠格涅夫据说还因此大病了一场，活该。这里还来了许多重要人物，有教育大臣、莫斯科总督和莫斯科市长，还有法国的教育部长，但我无疑是这次活动的主角！我不虚此行，这是未来的保证，即使我死了，这也是一切的保证。不过，我也担心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上帝保佑，但愿我回去之后能尽快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这部小说后，我就可以去死了。
这花环真香啊！不，这花环是属于他的，属于普希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站起身来，穿上外衣，拿起那只沉重的花环走出房间。他雇了一辆马车，怀抱花环驶向特维尔街心花园，来到新立的普希金纪念碑前。他恭敬地把花环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脱下帽子，向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街道上空无一人，但街灯还亮着，莫斯科的上空飘着细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普希金演讲》为普希金立下了又一座书面的、“非人工的”纪念碑，同时也使自己赢得了在俄国文学史上与普希金比肩的地位。
十
[1881年2月1日，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中的圣灵大教堂，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灵柩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死了，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身体僵硬，但我其实还是有感觉、有意识的，可能是我的灵魂在工作吧，这我在生前也不知道。
我是三天前死的，在1月28日，没想到与普希金几乎死在了同一天，只不过相隔四十四年，他是1837年1月29日去世的。
26日夜间，我正在写作，我的笔突然从写字台上滚落，滚到了书橱底下。够不着那支笔，我只好试着挪一下书橱，书橱很沉，我一使劲，就感到心口一阵剧痛，接着嘴里就涌出一口血来。我赶忙躺下，等妻子安娜早晨醒来后才告诉了她。安娜赶忙请来医生，医生说没什么危险。傍晚，我又吐了一次血。我意识到事情不妙，让安娜去附近的弗拉基米尔教堂请神父，梅戈尔斯基神父赶来，我对他做了忏悔，吃了圣餐。我的内心安宁了，我现在可以平静地去死了。我祝福了妻子，祝福了莉莉娅和费佳，我对两个孩子说：你们要终生和睦相处，要爱你们的妈妈，要保护好她。他们三个人都跪在我的面前，哭了起来，就像当年妈妈去世前，我们跪在她的面前。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看着躺在我身边地铺上的安娜，我感到一阵温情涌上心头。我爱她，我的安娜，她为我献出了一切，她和我一起经受了太多磨难，穷困，出国躲债，办刊，出书，生子，搬家，还有我们的长女索菲娅和小儿子阿廖沙的夭折……受苦的母亲，受难的妻子！
等安娜醒来，我告诉她我今天要死了。她惊慌失措。我让她把那本福音书递给我，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我的，是我一生的案头书，也是我的命运占卜书。我随手翻开福音书，在左手一页的第一行上读到：“约翰想要拦住他，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安娜，你听见了吗，你暂且许我，这就是说，我要死了。记住，安娜，我始终深深地爱着你，从来没有对你变心，连一个变心的念头都没有过！
28日晚上，在与妻子和两个孩子道别后，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停止了。但是，我之后依然能听见一切，能感觉到一切。
一连三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轻轻地从我身边走过，不停地画十字，有文人也有百姓，有官员也有学生，有朋友也有文坛上的敌人。
四年前在参加涅克拉索夫的葬礼时，我对妻子安娜说过：“将来我死了，随便你把我葬在哪里，但是请记住，不要葬在沃尔科夫公墓，不要葬在文人墓地。我不想躺在我的敌人们中间，我生前受够了他们的气！”安娜本想把我葬在新处女公墓，可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却主动提议接纳我，让我安睡在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津的身边，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昨天上午11点，他们把我抬进棺材。这逼仄的空间让我想起我和哥哥年少时当作床铺睡的那两个大木箱，只不过我现在不是躺在箱子上面，而是躺到了箱子里面。这里也像我待过四年的“死屋”，像我在小说里描写过的“地下室”，更像我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中看到的那幅画——小汉斯·霍尔贝因的《墓中的基督》。
我被抬出铁匠胡同的家，这是我最后的住处，也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在这里居住的两年半，是我一生中最祥和、最幸福的岁月。窗外弗拉基米尔教堂的金顶泛出的光泽，辉映着我最后的岁月。
从铁匠胡同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千米，成千上万的人来为我送葬，这样的场面只是在为涅克拉索夫送葬时才出现过，但是据说，为我送葬的队伍要比涅克拉索夫的送葬队伍还要长四五倍。太惊动大家了，太惊动彼得堡了！
我其实听得见街道上的动静，听得见人们的说话声。一群大学生跟在我的灵柩后面，他们示威性地高高举起一只镣铐，结果引来警察，镣铐被没收了，这些莽撞的孩子们哪！一位老妇人在一旁问：去世的是一位将军吗？人们告诉她：死者是一位老师，一位作家。老妇人说：难怪有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年轻人！看来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上帝保佑他！
……
唱诗班的声音响了起来，唱诗班的声音像是从天国传来的；神父们开始做弥撒了，他们摆动的香炉飘出的烟雾似乎也渗透到棺材里来了。人们在与我做最后的告别了。
我再一次被抬起，他们抬得小心翼翼，棺材像在水面漂浮。他们把我放进墓穴，但是许久都没有听到掩埋的声音。有人在致辞：好像有帕利姆，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战友；好像有米勒，他后来写了我的第一本传记；好像有索洛维约夫，我的忘年交；好像有别斯图热夫—留明，斯拉夫慈善协会的会长；好像还有很多人在朗诵诗歌……告别得太久了，辛苦大家了。
终于，第一个土块落在我的棺木盖上，低沉而又响亮，像是教堂的钟声，接着，钟声齐鸣，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合奏之后，我的世界就彻底安静下来了，黑得像浓墨，静得像太空。我也困了，要永久地睡去了。我要睡去了，永别了，人们！祝福你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碑上镌刻着《圣经·约翰福音》中的这样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注释
[1]文中日期均为俄历。在19世纪，俄历比公历早12天；在20世纪，俄历比公历早13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使用的俄历直到1918年才废止。
[2]破折号之后的文字为人物说出口的话，其余为其内心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