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任务，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证明，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必须继续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我国进入新时代，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我国城镇化建设在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方面进展明显，“十三五”期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实为63.89%），从而进入城镇化发展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镇化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转向以提升质量为主，即城镇化发展的重点转向提升质量、建立健全适应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和政策创新方面。

当前，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新发展格局”）。要想发挥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政策难题，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从而更大力度地激活城乡市场、释放国内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创新，

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此外，从201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分3批在2个省和246个城市（镇）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率先探索城镇化关键制度改革；从2015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发布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年度重点任务并推进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单位全面实施。

西部地区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回旋余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对全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和政策束缚，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紧迫。成都市是西部地区的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呈现出大城市带大郊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其城乡二元结构一度非常突出，成为启动城市消费、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明显障碍。为此，成都市在21世纪初开启了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统筹城乡改革探索，并且因为前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于2007年6月7日获批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继续在改革的深水区挺进和“破冰”。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都西部片区于2019年12月成为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随后2021年1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规划》发布，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规划》部署的9大探索任务之一。这为成都市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带来了新的机遇。成都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的经验值得总结提炼，这为指导西部乃至全国其他区域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本书立足新时代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要求，阐明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细致梳理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其背后的体制和政策问题，指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政策仍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经济与社会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受这一障碍制约就越明显、越严重；审视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殊性重要性，并从东、西部地区比较的视角分析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问题的不同；全面系统地总结成都市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做法与经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梳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体制和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趋势，同时提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路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从制度与秩序关系角度提出持续的权利开放是城乡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关键支撑；接下来分析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形态优化问题，最后提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体制和政策创新的有关建议。本书对提升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挥西部地区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推进全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