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藏族聚居区作为我国最为特殊的发展单元，当地经济、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20年全域完成脱贫任务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藏族聚居区由此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在横向视域下，藏族聚居区依然是集“广、低、高、大、特、深”于一体的发展滞后区域，宗教文化、民族传统、反分裂、发展脆弱性等相互交织使其发展面临诸多限制。值藏族聚居区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衔接的转折时期，其发展更为清晰地指向“能力”建构，那么，“精准扶贫”是否促成了当地农牧民“自律性”发展能力？如果是，又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特殊的地理人文情境对藏族聚居区发展有何影响？其又应采取什么模式、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依托脱贫攻坚而建立的一系列治理机制可否经过再创造后应用于乡村振兴？如果可以，那么，用什么理论指导或推动“精准扶贫”机制转型？“精准扶贫”机制该如何调整以适应新时期要求？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做出回答。

笔者有幸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得以以藏族聚居区这一特殊单元为对象，以“能力”为导向，通过建构“自律性”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对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估，并在解构“自律性”发展要素联动机制中探索其发展的可行路径。本书是笔者主持的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脱贫后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能力测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项目批准号：17XZZ006）的主要研究成果。

本书以“别与他域”为起点，立足于系统性治理需要，在藏族聚居区贫困、宗教、民族、文化、经济相互交织渗透的情境中，关注具有地域色彩的藏族聚居区发展约束机制；并以“内发型”发展理论为指导，尝试链接“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理论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突出“能力”建设导向，将脱贫攻坚成效考察重点置于微观主体的可行能力，进而构建“自律性”发展指标体系，以实地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支撑评估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能力水平，且借助“障碍度”理念寻找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能力短板及制约因素；继而在廓清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要素联动机制、关键因素、驱动路径框架中，对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实践困境做出学理解析并给出因应对策。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拓展：

第一，针对藏族聚居区发展的时代命题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衔接，超越精细化技术而基于“治理”的定位高度，提取“能力”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链接内核，尝试从“自律性”能力视角对“精准扶贫”机制做出“发展”层面的理论解释，指出“精准扶贫”机制可藉由“内发型”发展理论做出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再创造，并围绕“地方”单元、“主体性”“自律性”“协调发展”“传统再创造”等耦合点对“精准扶贫”在新时期的理论内涵进行丰富。

第二，对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能力的考察，跳出了强调整体“基础条件”评估的范式，建立了容纳区域条件与微观主体可行能力于一体的“自律性”能力评估框架，将测评重心由“物”转向鲜活的“人”，围绕藏族聚居区地域特色和过渡期诉求，从资源独立性、文化自觉性、行动自主性三个维度分析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水平，特别是突出了对农牧民“文化创新”“市场能力”“组织能力”的观测。

第三，借鉴“障碍度”理论的思想，致力于挖掘能力背后的制约因素，为避免以“现象表现”替代“阻碍因素”本身，研究尝试在解构“自律性”发展要素联动机制中厘清内在逻辑，诠释“自律性”发展能力的形成机制、动力来源、驱动要素、传递路径和作用机理，并据此对藏族聚居区发展困境做出学理性解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

第四，将“藏族聚居区”单元的特殊性作为关注点，将宗教文化、寺庙社区、地方性知识、地理特征等纳入观察范围，强调本地化属性是藏族聚居区“自律性”发展的逻辑起点，依托地方性知识、内生秩序推进治理是藏族聚居区发展的实践进路，并尝试将之具体为制度设计，提出融合地方性知识的脆弱性干预框架、创新型资源管理方式、乡土组织培育、寺庙社区管理等的初步构想。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诸多的支持与帮助。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7XZZ006）的资助；感谢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领导、教师以及项目研究团队在资料整理、数据采集、实地调研中提供的宝贵支持；也感谢本书的排版、编辑、校对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极大的努力。当然，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郭佩霞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