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奴隶制的罪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美国奴隶解放运动中最伟大的鼓动者。在将奴隶制推向争论焦点的过程中，他厥功至伟。

早在加里森出生之前，安东尼·贝尼泽特和托马斯·潘恩等人就曾明确反对奴隶制，但是之前美国从未出现过废奴运动。的确，在18世纪末期，美国奴隶制似乎已经消失了。1777年，从佛蒙特州开始，北方各州一个个地废除了奴隶制。随后，对廉价棉花的需求大幅增长，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1793）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加工方法，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后棉花种植面积大大增加——而事实是，美国奴隶也在相应增加，从独立战争时期的50万左右飙升到了内战时的400万左右。

当加里森决心与奴隶制抗争时，主要存在两种反对奴隶制的观点：一种是逐步废除奴隶制，另一种是把奴隶运回非洲建立殖民地。加里森主张直接解放奴隶，而且不用补偿奴隶主，几年后他的观点成了美国废奴者的战斗口号。他宣布了运动纲领，制订了方法，召集了力量，点燃了热情，引发了争论，最终引领全国人民加入这场拥护还是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中来。

加里森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凭借兜里仅有的几美元，就创办并在随后的35年间一直编辑着最负盛名的废奴报纸《解放者》。《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称赞这份报纸“坦率、无畏、真诚、独立”。加里森组织起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发起了废奴运动；创建了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他还前往各地，讲述奴隶制的惨无人道。他把伟大的英国反奴隶制演说家乔治·汤姆森请到美国，还招募了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反奴隶制演说家。

加里森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大多数北方人都不愿听到奴隶制问题。反奴隶制言论可能会干扰商业，分裂联邦；此外，甚至反对奴隶制的人自己通常也不喜欢黑人。后来，加里森在巴尔的摩入狱；北卡罗莱纳控告他挑起了奴隶叛乱；佐治亚州立法机构悬赏5000美元，奖给凡是能将加里森带回佐治亚州进行审判并可能将他判以绞刑者。6个密西西比州的奴隶主悬赏两万美元，奖给任何能够捉住加里森者；拥护奴隶制的人在加里森的房前搭起了一座9英尺高的绞架；波士顿的一伙暴徒试图用私刑处死加里森。

从没有人像加里森这样猛烈抨击奴隶制。他写道：“是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就是该死的奴隶制！为了维持奴隶制，人们普遍愿意抹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围攻或者谋害所有反对奴隶制的人。对提倡同情仁慈者，众人怒不可遏；在这片愤怒声中，每条正义的法则、每条自由的原则、每种人类的情感——所有这些都是共和政府的根本原则——都因致命的社会发展而遭到嘲笑和背叛。”然而，加里森这种极具挑衅性的语言却让许多人感到惊慌，有人甚至指控他阻碍了废奴运动。逐步解放奴隶的提议在南方各州全被否决。历史学家威廉·E.盖恩说：“没有证据表明加里森延缓了奴隶主对奴隶制的改革……支持奴隶制的人所关心的不是加里森所引发的那种关于奴隶制的讨论，而是一切讨论。”

加里森憧憬的一样东西让人振奋：自然权利。他经常引用《独立宣言》，并且宣称：“黑人儿童与我们的孩子一样，拥有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还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平、解放奴隶而奋斗。他保护受迫害的中国移民。他这样写道：“我承认自己是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甚至希望废除全世界已经建成的海关。毫无疑问，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是我相信，随着人类的自由和启蒙，它一定会实现。”

加里森肯定了自由社会中社会合作的和谐：“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穷人和俗人要学会把富人当作天敌。可是，哪里有证据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富裕公民会仇视劳动阶级的利益呢？在他们开办的商业企业中找不到证据，因为这些企业让帆船漂洋过海，让众多有用之人找到了工作。在他们的制造业企业中找不到证据，因为这些企业增加了劳动力，降低了穷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他们桌子上的奢侈品和住所的装饰品中也找不到证据，因为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奢侈程度来购买这些物品。”

自由是加里森个人生活的主旋律。1834年，他娶海伦为妻，海伦是康涅狄格州一名废奴主义者的女儿。婚后，他们搬到波士顿附近一个叫罗克斯伯里的小地方，他们将其称为“自由小屋”。他们给大多数子女起的名字都源自废奴主义者，其中包括温德尔·菲利普斯、乔治·汤普森、查尔斯·福林、弗朗西斯·杰克逊、伊丽莎白·皮斯。儿子随加里森姓，女儿随海伦姓。他们相濡以沫，直到1876年妻子去世。

加里森脑袋很大，秃顶，蓝眼睛，戴一副钢架眼镜。散文家拉夫尔·沃尔多·爱默生说他是个“雄健浑厚的演说家”。匹兹堡一家宗教报纸的编辑约瑟夫·科普利在回忆加里森时说：“他安静温和，甚至可以说很帅气——的确是位十足的绅士。”英国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马蒂诺认为：“他身上带着许多贵格会信徒的气质；他演讲起来从容不迫，像贵格会信徒，但是又像女人一样温文尔雅……每次与他交谈，都会证明我的看法：睿智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温德尔·菲利普斯宣称：“我确信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他对我们事业各个方面的见解都非常独特，如果我的结论跟他的结论不一样，我就会怀疑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判断是不是出错了。”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于1805年12月10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母亲叫弗朗西斯·玛利亚·劳埃德，父亲叫阿拜贾思·加里森。弗朗西斯是爱尔兰移民，阿拜贾思是船长，留着红胡子，嗜酒如命，很少回家。1807年实施《禁运法案》后，阿拜贾思丢了工作，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弗朗西斯是护士，含辛茹苦，勉强养家糊口。工作之余，她还教给孩子们道德价值观。

1818年，加里森开始在《纽伯里波特先驱报》做学徒。他似乎对奴隶主在报纸上发布的广告感到恐惧，这些广告教人如何识别逃跑的奴隶。其中有一则广告这样写道：“遭受过鞭打，后背、胳膊、大腿有伤痕……胸部带着N.E.两个字母，两个小脚趾被切掉……有严重枪击……左脸有一个烙印R……左脚套着铁环……脖子上套着大铁项圈。”

南方各州借助《黑人法典》强制推行奴隶制，历史学家米尔顿·梅尔策这样评价这部法典：“它规定了种种禁止奴隶做的事情。（奴隶）没有通行证，禁止离开农场；禁止携带武器；禁止赌博；禁止吹号击鼓；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或者骂人；禁止在没有白人在场的情况下与其他奴隶集会；禁止拄拐杖走路或进行‘快乐游行’；除了给主人充当奴仆之外，禁止乘坐马车；除了替主人办事之外，禁止买卖东西；禁止饲养狗、马、羊、牛；禁止拜访白人或自由黑人的住所，禁止后者在自家招待他们；禁止与主人分开单独居住；禁止学习读书或者写字的行为；禁止获得、持有或者传播任何具有‘煽动性’内容的书籍。”伊利诺伊州支持奴隶制的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坦言：“若不是得到了当地警察条例的支持，否则无论在任何地方，奴隶制一天甚至一个小时都无法存续。”

1826年，加里森担任《纽伯里波特自由报》的编辑，6月8日他出版了一首诗，作者是来自马萨诸塞州黑弗里尔的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惠蒂埃是个害羞的18岁男孩，对贵格会的传统感到自豪：1688年，来自美国费城的德国贵格会教徒组织了第一次抗议奴隶制的活动；自1777年起，所有贵格会教徒均不再拥有奴隶。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3）是一部宣扬出版自由的早期作品，对惠蒂埃产生了激励作用。拜伦勋爵在争取希腊独立的战争中牺牲，他的诗歌也让惠蒂埃深受鼓舞。

1828年3月，加里森结识了贵格会教徒本杰明·伦迪，这是一位马鞍生产商，有些驼背，长着一头红发。他积极推进反殖民运动，用船把黑人送回海地和非洲，并在报纸《普遍解放的天才》搬到巴尔的摩后，邀请加里森担任该报编辑。

由于巴尔的摩是个运输奴隶的港口，所以加里森会不断看到这样的告示：“现运来94名健壮黑人出售，包括39名成年男性、15名男孩、24名成年女性和16名女孩。”一名奴隶被抽了37鞭，因为他装载马车速度太慢，加里森便把他藏了起来。他获悉，如果把黑人送到殖民地，这会违背他们的意愿，所以他放弃了殖民的想法，转而支持立即解放奴隶，让他们获得“合同权、薪酬权、积累财产权、学习知识权、选择住处权、保护妻儿家庭权”。加里森指责两个奴隶贩子是“拦路强盗”，结果因诽谤罪而被处以100美元罚款。他无力支付这笔罚金，只能入狱。在被关了49天之后，来自纽约的贵格会教徒和商人亚瑟·塔潘支付了罚金，将加里森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北方迅速壮大，在众议院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许多南方人觉得自己必须扩大奴隶制的范围，这与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等缔造者的理念截然不同，他们虽然都拥有奴隶，但都承认奴隶制是罪恶的。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伦道夫嘲笑《独立宣言》，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认为奴隶制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稳固的基础”。

加里森决定，必须创办一份反对奴隶制的报纸。在亚瑟·塔潘和波士顿律师埃利斯·格雷·洛林的资助下，加里森在商会大厅租了一间18平方英尺的办公室。里面仅能放置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把椅子和一个床垫。加里森买了一台便宜的印刷机，并向另一个出版商借了夜间不用的铅字。1831年1月1日，《解放者》第一期正式出版。该报纸是周报，每逢周五发行，每期4版。报头引用了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我们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我们的同胞就是全人类。”加里森在社论中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像真理一样残酷无情；我像正义一样毫不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话语和文章都没有温和可言。没有！绝对没有！一个人房子起火了，你可以让他慢悠悠地发出警报；一个人的妻子落入了强奸犯之手，你可以让他慢慢救人；一个母亲的婴儿陷入了火海，你可以让她不急不慢地营救——但是，面对今天这种情况，不要劝我采取温和的做法。我是严肃认真的——我不会模棱两可——我不会寻找托词——我将寸步不让——我要让人们听见我的声音。”

但《解放者》终归是家小本经营的报纸。直到一年后，也只有50个白人订阅者。第二年，仅有400个订阅者。在这些订阅者中，四分之三都是自由的黑人。总发行量从未超过3000份。尽管《解放者》亏损，差点儿让加里森破产，但是在35年中该报总共发行了1820期，从未漏过一个星期。

1831年8月，奴隶纳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县领导黑人奴隶反抗奴隶主，导致大约60名白人死亡。有人指责加里森煽动了这起叛乱。于是，南方各州禁止人们谈论或书写有关废除奴隶制度的事情。在密西西比州，被怀疑为废奴分子的人都会被处以绞刑。

1832年1月1日，在波士顿欢乐街非洲浸信会教堂的地下室，加里森成立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后来，随着其他州也成立了废奴协会，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改名为“马萨诸塞州反对奴隶制协会”。

加里森相信，只要殖民行为仍被视为一项可敬的事业，它就会瓦解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对非洲殖民的思考》（1832），坚持认为黑人有权利选择在哪里生活。加里森去了英国，美国殖民协会的特工正在那里积极筹备资金。于是，他劝说英国废奴主义英雄威廉·威尔柏福斯和托马斯·克拉克森拒绝殖民活动。他还见到了为爱尔兰自由奋斗的勇士丹尼尔·奥康奈尔。加里森不再把殖民作为废除奴隶运动的一个要素。

加里森还面临着整个北方的坚决反对。具有影响力的一位论派（Unitarians）认为奴隶制与北方人无关。与大多数浸礼会牧师一样，长老会教徒也拒绝反对奴隶制。1836年，卫理公会传教大会命令会员不得参与废奴活动。康涅狄格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罗得岛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提案限制废奴文学，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和俄勒冈州则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有时，这种反对行为会非常暴力。在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黑德，一名暴徒对出版商阿莫斯·德雷瑟的印刷机和住所进行了破坏，因为阿莫斯此前曾在纳什维尔煽动废奴活动并受到过公开鞭笞。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新迦南地区，一个学校的老师教授黑人学生，当地人便用牛将学校建筑拉进了附近的沼泽。在费城，一伙支持奴隶制的暴徒纵火烧了废奴主义者的聚集地宾夕法尼亚会堂和一所黑人孤儿院。1835年，波士顿妇女反对奴隶制协会成员在会堂碰头，当加里森出现时，一伙滥用私刑的暴徒把套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拖走。幸运的是，几个勇敢的朋友救下了他。

除了遭到反对，加里森也赢得了一批支持者。24岁的哈佛毕业生温德尔·菲利普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法院街，他从这里目睹了那场未遂的私刑。传记作家拉尔夫·科恩戈尔德描述，菲利普斯“身高6英尺，厚胸膛，宽肩膀，颇有军人风范”。他参与了废奴运动，并成为其中最优秀的演说家，也是加里森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西奥多·韦尔德是加里森的又一个坚定拥护者，他曾在俄亥俄州组织了上百个反对奴隶制的协会。他娶了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为妻——她和姐姐萨拉都参与了反对奴隶制的巡回演说。看到女性在公众面前演讲，许多牧师都感到不安，而加里森却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就是要劈波斩浪，就是要与教会和政府的联合势力做斗争。”

逃跑的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是加里森的追随者。1838年他逃出马里兰后，发现了《解放者》，它让“我心头一颤，欣喜不已，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道格拉斯是奴隶制压迫的亲历者，后来成了最具影响力的反对奴隶制的演说家之一。

加里森的观点更加激进。他撰写了《不抵抗协会的感伤宣言》（1838）一书，书中宣称：“每个人类政府都是靠武力维持的，实际上其法律也是在刺刀的威逼下实施的……我们无法承认效忠于任何一个人类政府，但我们也不会通过武力反对任何一个这样的政府……人类历史有许多证据表明武力胁迫并不适合道德再生……我们在此声明，我们不仅反对一切战争，而且反对一切战争准备。”

截至19世纪40年代，据估计有20万人加入了废奴组织，但是这场运动还是失去了动力。后来当局出台了《1850年妥协案》和《逃亡奴隶法案》，要求送回逃跑的奴隶。任何北方人都有可能遭到猎奴者的控告，指控他们帮助所谓的逃亡奴隶，后者会被带到联邦长官面前，然后在南方监禁起来。所谓的逃亡奴隶将被剥夺由陪审团审判的资格，不能为自己作证辩护。负责断案的联邦长官如果释放被告，将获得5美元；如果下令把奴隶送到南方，将获得10美元。《逃亡奴隶法案》刺激了辛辛那提的家庭主妇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写了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此书于1852年3月出版，记录了黑人奴隶的苦难与尊严。本书的英文版销量高达200万册，被翻译成了22种文字。

此时，加里森谴责宪法是奴隶制的保障。1854年7月4日，在马萨诸塞州反对奴隶制协会的一次户外会议上，包括亨利·戴维·梭罗在内的几个发言者都抨击了奴隶制。随后，加里森点燃一根蜡烛，烧掉了一份《逃亡奴隶法案》和《宪法》。

后来发生的事件将美国推向了内战。1857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B.托尼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中裁决，黑人不是公民，也不能成为公民，国会不能在美国任何一片新领土上禁止奴隶制。1859年10月，约翰·布朗突袭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试图挑起奴隶叛乱，结果引发了一场针对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击。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六周后，南卡罗莱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加里森极力主张允许该州和平地离开。他写道：“试图拯救联邦的所有努力都是极其愚蠢的。”然而，1861年4月16日，南部邦联进攻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堡，这也使得加里森相信奴隶不可能和平获释。

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他的主张是逐步解放奴隶，对他们实行殖民。但是，1863年1月1日，他（迫于形势）发布了《解放宣言》，宣布南方的奴隶是自由的，旨在鼓励南方的黑人发动叛乱。它并不适用于（北方）联邦边境各州的奴隶，但它却使得解放奴隶成为战争的目标。

1865年4月内战结束之后，加里森遍游美国。他告诉查尔斯顿的黑人：“我并不是因为你们的肤色或者种族才支持你们的事业，而是因为你们都是同一个天父的孩子，源于同一个神圣的形象，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与世界上那些最傲慢的奴隶主一样，有权享有同样的自由。”

1867年，加里森和他的女儿范妮（海伦）、儿子哈里一起乘船来到欧洲。他们结识了英国自由贸易改革者约翰·布莱特、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以及议会自由党议员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这时，加里森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这令他痛苦不堪。于是，他去了纽约找女儿范妮·加里森·维拉德，她的威斯特摩兰公寓楼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第五大道东17街100号。他陷入昏迷状态，于1879年5月24日夜里11点后与世长辞，享年73岁。

人们把加里森的遗体运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罗克斯伯里，5月28日在第一宗教协会教堂举行了葬礼。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在用诗写的悼词中称加里森是“释放俘虏的一只手”。温德尔·菲利普斯、西奥多·韦尔德和女权主义者露西·斯通也致了悼词，后者回忆说：“对于不承认平等权利者，他绝对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人们把加里森安葬在了罗克斯伯里森林山公墓他妻子身旁。

加里森的朋友们著书立说，赞扬他的道德观点，他在几十年间一直深受人们的尊敬。但是，在20世纪，出现了一种忽视他的倾向。譬如，吉尔伯特·H.巴恩斯的《反对奴隶制的冲动》（1933）就指出，最关键的废奴主义者是腼腆的政治组织者西奥多·韦尔德，而非引人注目的宣传家加里森。德怀特·L.杜蒙德在《反对奴隶制：争取自由的运动》（1961）中也支持这一看法。历史学家约翰·L.托马斯在《解放者》（1963）上指责加里森引发了内战，英国教授沃尔特·M.梅里尔在《劈波斩浪：非裔美国人反对殖民运动的斗争》（1963）中贬低加里森的思想观点，认为那些都是他的悲惨童年生活的产物。然而，历史学家艾琳·S.克雷迪特却说：“我开始研究加里森的作品……读得越多，就越相信我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首先，他对所有主题的思考始终都符合逻辑，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亨利·迈耶在《烧掉一切》（1998）中指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拥有圣经先知般的预言能力和宣传者的本领，迫使国家面对历史上最关键的道德问题。”

在加里森之前，没有多少人讨论美国的奴隶制，是好是坏都是奴隶主说了算。对这些问题，加里森比任何人都阐述得更清楚透彻，他重点指出了奴隶制的道德罪恶，凭借自己的雄辩才华为众人的自然权利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人活得自由自在，他迈出了巨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