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研究的路径之一：作为现代性的象征

几乎所有关于铁路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都将现代性默认为铁路的基本特征。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各具特色，但它们所共同遵循的前提保证了结论的一致性——铁路由最初的一种物与技术逐渐转变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和隐喻。比如在铁路的发源地英国，火车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文化以及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关注焦点。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详述了铁路为英国带来的地理形态、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其作为强有力的文化象征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想象、日常生活的形塑；伊恩·卡特（Ian Carter）除了分析有关铁路的经典文学作品外，特别注重英国的大众文化——犯罪小说、连环画等对铁路表现出的狂热。[3]尼古拉斯·戴利（Nicholas Daly）聚焦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通俗剧（melodrama）和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中的铁路故事，指出前者竭力表现个体从工业机器中逃离，后者引导读者去适应铁路创造的新时空体系。[4]安娜·德斯波特普鲁（Anna Despotopoulou）的《女人与铁路，1850—1915》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及早期现代主义中女性的铁路旅行经验和相应的文化表征，为我们呈现了在城市化、移动性的背景下女性对铁路空间的多方面回应。火车中的女性一直是维多利亚社会中的热门话题，通过梳理、阐释大量的新闻报道、小说故事、摄影传媒，德斯波特普鲁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宣传铁路旅行对女性充满了严重危险，试图规训移动中的女性乘客，但铁路其实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抵抗意识形态的空间、一种在物理和心理层面表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5]

至于中国学界，对于早期铁路的探讨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长期以来这一工作主要由隶属于交通史、经济史下的铁路史承担，比如宓汝成以深厚的史料功底详尽介绍了1949年以前的铁路建筑史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控诉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领土侵略与经济掠夺。[6]新近的铁路研究则避开了这类通史宏论，更加关注铁路与具体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熊亚平的《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以华北地区为研究范围，考察铁路之于交通体系的重组、产业结构的变迁、城乡经济关系演变、乡村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影响。[7]吴兴帜采取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云南滇越铁路这一“事件之物”进行民族志调查，揭示滇越铁路于不同历史时期对边民社会的不同意义，进而论证铁路如何介入边民社会各种群体及个人的身份构筑中。[8]陈建华的《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则是为铁路撰写的一份文学小史，搜集、分析了晚清至民国有关铁路的游记、小说等文学作品，勾勒出火车在民国通俗文学中的一般形象和铁路旅行的文学经验。[9]

铁路之于日常生活的具体探讨，由目前英文学界最新出版的几本论文合集可窥得一二。马修·博蒙特（Matthew Beaumont）和迈克尔·弗里曼合编的《铁路与现代性：时间、空间及机器集成》从物质文化和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探究铁路的方方面面。所选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铁路对于近代时间统一、空间划分（私人领域、公共空间）的影响，铁路旅行衍生出新的视觉性和精神分析，火车与现代主义文学叙述及隐喻生产之间的关联，都市规划与车厢犯罪，战争及历史记忆，模型玩具与商品的流通等。史蒂文·斯波尔丁（Steven D. Spalding）和本杰明·弗雷泽（Benjamin Fraser）编选的两本论文集《火车、文化和移动性：搭乘铁路》《火车、文学和文化：阅读与书写铁路》借由不同国家的具体案例探讨铁路的移动文化与地方经验的互动，涵盖了文学批评、都市空间、视觉研究、旅游消费、大众文化等角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