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疑与踟蹰

同样关注金蒙战事的，是金朝的宿敌南宋。

靖康之变不久，幸免于难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驻跸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将临安府定为“行在”，以示不忘恢复中原之心。

由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至宋宁宗嘉定元年（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宋金双方战和不断，但彼此都无力攻破对方，每次战争最后都会止步于淮河——秦岭一线，双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宋宁宗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南宋宰相韩侂胄为捞取政治资本，贸然对金发动北伐战争。但宋军在出征之前的军队集结行动被金朝侦知，前线金军提前发觉南宋计划出兵北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宋军在发动进攻后遭到一连串失败，北伐严重受挫。

不久，完成军事调度的金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上对宋军发起了全面反攻，南宋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并迅速被金军击败，金军左副元帅仆散揆率部一路突击，攻占长江北岸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南宋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杀死韩侂胄，斩其首级送去金朝议和。这一事件被时人讽刺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23]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与金朝签订了“嘉定和议”，约定金宋双方叙伯侄之礼，宋向金增加岁币银帛各五万，纳犒师银三百万两，双方疆界依旧。这也是宋金最后一次和议。同年年底，金章宗去世，其皇叔卫王完颜永济即位，史称卫绍王。

完颜永济，史书记载其仪表堂堂，且为人简朴、不好奢华[24]，但治国韬略与相貌、个人品质无关，完颜永济性格优柔寡断，做事缺乏魄力，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

金明昌七年（1196年），金军在右丞完颜襄的率领下进入草原，征讨叛服无常的塔塔儿部（“阻卜”）。铁木真的祖先俺巴孩汗曾被塔塔儿部出卖，最后被钉死在了木驴上，其父也速该也是被塔塔儿人毒死，于是铁木真欣然出兵协助金军，战后因功被授予了“札兀忽惕里”的名号[25]，铁木真曾对金国册封他的这个官职颇为满意[26]。

然而，当中都城的朝廷信使来草原向铁木真通报金章宗驾崩的消息时，已经建号成吉思汗的铁木真询问金国新一任皇帝是谁，信使回答说卫王，成吉思汗的鄙夷之色溢于言表：“我以为中原的皇帝都是天上人做的，卫王这种庸懦之辈也能当了吗？”[27]随后整军备战，金朝就此步入多事之秋。

金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成吉思汗再次逼近中都，负责中都防御的右副元帅胡沙虎发动政变，派宦官李思中用毒酒鸩杀了完颜永济，迎立金章宗完颜璟的异母兄长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不久，胡沙虎又被左副元帅朮虎高琪杀死，金宣宗得以掌握政权。次年三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军求和，向成吉思汗献出卫绍王的女儿岐国公主，以及金帛、五百童男童女、三千匹马，成吉思汗随后引兵退回草原。

蒙古退兵之后，金宣宗决定南迁。

金代历史的研究长期受困于基础史料的极度匮乏（比如存世的金代文集不足十种）。更遗憾的是，其中甚至有数种真假难辨的“伪史”。这些由时人或后人无根无据编纂而成的伪史料，让历史的本来面目愈加扑朔迷离，但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可能根本就找不到更可信的记载，所以还是无法绕开它们。比如以下这段金人对于贞祐南迁的“论辩细节”，便仅见于已被证为伪书的《南迁录》而别无所载。

按照《南迁录》的说法，最先提出迁都建议的，是大名府知府俞崇义。

他的主要观点是，虽然说金朝定鼎燕京已经百年（其实不到，金朝建国至迁都开封确实正好一百年，但自海陵王迁都燕京计算则不满六十年），不过并非不能变通，中都城已经遭受了蒙军的三次围城，城防设施以及外围防御体系基本被破坏，不再具备固守的条件。现在中都正当敌冲，没有被蒙军攻下实属侥幸。为此，俞崇义还举出殷商时期盘庚的例子，认为既然盘庚因为河患都可以迁都，为何我朝现在不能因为兵患而迁都呢？所以他建议金宣宗先移驾前往大名府再做定夺。[28]

从事后来看，金宣宗放弃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山东而南迁，实在是一步错棋。但在当时这确实是金宣宗内心最殷切的想法，一部分大臣也认为应该迁都，比如完颜宇、乌陵用章、张庆之、葛安民等人认为，之前之所以可以定都燕京，是因为燕山以北还有大定府等地作为缓冲，现在燕山防线洞穿，燕京处在边境上，敌人朝发夕至，迁都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大名府是否具备迁都条件，或者迁都至其他地方，还是应该斟酌斟酌。

为此，金宣宗召集大臣在明阳殿专门就迁都一事展开了讨论。

不出金宣宗所料，迁都一议引起轩然大波，有大臣力主迁都，也有大臣则坚决反对。嗣庆王完颜琮、嗣安王完颜伸这两位宗室认为燕京“规模壮大”，不可轻迁，如果这次放弃了燕京，以后几乎没有机会恢复旧都，燕京就彻底失去了。张庆之则反驳说，失去燕京和失去江山社稷，哪个更值得选择不是一目了然吗？两害相权取其轻。嗣安王完颜伸无言以对。赞成迁都的完颜律明认为其他地方适不适合定都且不论，但断不可继续留在中都等死。聂希古接着完颜律明的思路，认为迁都的选择虽然很多——太原、成德（真定）、大名、东平、开封、洛阳、永兴（长安）八处“皆古帝都”，但是太原地瘠民贫，成德距离燕京太近，迁都无意义，永兴靠近西夏，开封、洛阳距离南宋太近，所以到底还不如大名府合适。[29]

中书舍人孙大鼎奏言说，蒙古兵锋正盛，中都即使不可迁，也应该暂时回避，等到消除了蒙军的直接威胁之后再“还于旧都”，再说金朝起于东北，害怕中原的炎热，恐怕无法适应南迁之后的河南暑热。张庆之作为力主迁都的代表，再次驳斥了孙大鼎的观点，认为从金初开始迁居河南山东的女真猛安谋克军户何止千万，也从未听说有人觉得河南无法居住、生活[30]。

大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贞祐二年（1214年）春的这场迁都大讨论迟迟没有定论，一直拖到了五月，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纂上奏说，夏天马上过去，秋高马肥，如果蒙古再次用兵围城，中都如何处之？于是金宣宗连忙召集大臣开始第二次讨论。

枢密完颜宗鲁坚决反对迁都，认为盘庚迁亳与今天的形势相比没有可比性，周平王迁都之后周王室愈见衰微便是明证，金朝是以刀枪打下的江山，一旦南迁示弱，必然引起地方动摇，于是他引用《左传》名句“我能往，寇亦能往”[31]，表示金朝能迁都，蒙军也能追击到新都；东晋的苏峻起兵反叛，攻入建康，当时也有人提议东晋迁都会稽、豫章，但主持政局的王导坚持主张不迁都，最终又延续晋朝国祚百年；以古窥今，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迁都，有中都则有河南河北，丢了中都，河北断然不能保住，没有河北作为屏障，河南又如何能坚守？[32]

枢密乌陵用章老成持重，表示放弃中都一事无须再议，迁都是肯定的，需要讨论的是迁都到何处[33]。聂希古重申了他的八处古帝都的思路，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认为这八处古帝都只有大名、洛阳、开封可以考虑，参政费钦认为汴京无险可守而且财赋仰仗东南，不如天下正中的洛阳。

聂希古认为：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洛阳可以作为都城，但是洛阳已经没有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宫殿，城池也多已坍塌，如果再耗时耗力耗财去修缮，恐国力不支，但如果不修，现有规模又不足以作为都城使用，所以不如迁都汴京开封。当初海陵王营建过开封宫阙，到现在并没有损坏，城防也比较完备，可以作为都城直接使用。侍郎李迪还是认为开封太靠近南宋，而且与南宋之间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万一南宋用兵，也是一个潜在隐患。

直学士院孙大鼎对于这个顾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南宋素无大志，而且不久前金军刚打退了南宋对河南派出的军队，有韩侂胄的前车之鉴，南宋哪还有北伐的心思？再者，金军的战斗力虽然跟蒙军比起来比较孱弱，但跟南宋相比还是绰绰有余[34]，南宋不足为惧。

孙大鼎最后总结道：“我们大金国的军队虽然比不过蒙军，但打南宋还是易如反掌的。”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一个对南宋而言属于无法消除的梦魇——韩侂胄之事殷鉴不远。[35]

孙大鼎的这句话，不仅坚定了金宣宗南迁开封的决心，而且让他产生了通过南征南宋以弥补金朝在北方的损失的想法，即所谓“取偿于宋”。

贞祐二年（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五月十一，趁着蒙军暂时退兵的时机，金宣宗完颜珣下诏南迁，留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福兴、尚书左丞抹撚尽忠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十七日，装着三省及大内存留文书，以及秘书省蓬莱院、贲文馆书籍的三万车，连同载着犀玉、玛瑙等珍宝的三千头骆驼先行出发。十八日，金宣宗在瓢泼大雨里离开了中都，南迁南京开封府，史称“贞祐南迁”。

一年之后的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初二日傍晚，粮尽援绝的金中都山穷水尽，留守中都的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回天乏术，仰药自尽，左副元帅兼平章政事抹撚尽忠弃城南逃。中都陷落。

贞祐南迁相当于金朝放弃了黄河以北，蒙军随即开始大规模南侵，席卷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山东地区，金朝局势更显窘迫。

南宋对金朝迁都极为反感。

其实南宋反对的并非金朝迁都，毕竟金朝的都城中都就是海陵王完颜亮在贞元元年（1153年）放弃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南下所定的都城。只不过金朝这次迁到的“南京”开封府，本来身份是“东京”开封府——大宋王朝的旧都。南渡之后的宋朝始终不曾放弃对旧都的力争，以至南宋都城临安只能称作“行在”——天子巡行暂驻之地。换言之，保持开封的旧都地位，事关南宋政权合理性，政治意义极大。

除政治意味外，金朝南迁还有个更值得深思的潜在现实可能：南迁意味着其军事中心的南移，一旦金蒙罢兵，金朝会不会再度南下侵宋？如果金朝南迁亦不免覆亡，那么能够灭掉不可一世的金朝的这个新兴政权，就成了南宋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新威胁。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金朝的南迁都会对南宋造成新一轮边防威胁。

南宋诸多大臣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一定预估的，比如权工部侍郎徐应龙就表示：“金人现在无计可施而南迁，恐怕还会南下侵犯我们；但如果金朝被灭了，就会多出一个新的敌人来，这恐怕更加危险。”[36]

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金贞祐元年）年底，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真德秀被任命为使臣前往金中都祝贺金宣宗即位，结果因为金朝大乱、道路不通而折返[37]，在宋金边界上滞留两个月，探听到了大量诸如野狐岭之战、蒙古围攻金朝中都的消息。

真德秀对于金朝南迁以及蒙古崛起的新局面，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蒙古就如同一位猎人，金朝就如同一只鹿，鹿若逃脱，猎人一定会追捕。既然燕云关隘都没能阻挡得住蒙古人，难道一条黄河能阻挡得住吗？所以金朝南迁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中原战乱已成定局。如果蒙古人有志经略中原，那么蒙古就如同东晋时期的十六国，与南宋成为邻国。而与如此凶悍的国家为邻绝非好事。如果蒙古人效仿辽太宗耶律德光，打下中原掠夺金银财物之后返回北方，那么中原又会如五代一样群雄割据。无论如何，新局势对南宋都会是一个新挑战，南宋必须面对最新的局势，做出正确抉择。[38]

不过，蒙古人毕竟远在燕云之外，南宋还不需要考虑与蒙古的关系。但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却是南宋急需面对的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到底要不要与金朝决裂、如何决裂、决裂程度如何，南宋朝廷对此极为纠结。最终，南宋君臣在一番讨论之下决定浅尝辄止，采取一些小动作，试探一下金朝的态度。

这个态度的试探，是从交纳了七十余年的岁币开始的。

南宋大臣们认为每年向金输送的岁币不可谓不多，如果停止输送这笔钱给金朝，用来操练军马，或许更为合适[39]。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贞祐二年）七月十二日，金朝派人来南宋，正式告知金朝迁都汴京，半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七日，南宋按照起居舍人真德秀的建议，暂时停止向金国输送岁币[40]。

为了进一步试探金朝对于宋朝停送岁币的态度，南宋在派使臣出使金朝时，又提出希望把岁币恢复到开禧之战前的主张[41]，不过此提议遭到了金宣宗的断然拒绝。

南宋表现出的种种“不臣之心”，让金宣宗大为光火，他开始考虑对南宋的军事报复行动。

贞祐三年（1215年）冬十月戊午，枢密院将王世安攻取南宋泗州的计划上报给金宣宗，金宣宗以王世安为招抚使，命其与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前线人员制订相关计划，正式开始谋划南下攻宋，“南侵之议自此始”[42]。

贞祐五年（1217年，南宋嘉定十年）四月，趁蒙古暂时退兵之机，金宣宗从前线调回金军主力，命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统领部队，南渡淮河侵宋，攻击信阳军、光州（今河南潢川）、光化军[43]等地，另遣军队进攻川陕边境上的大散关，希望打开进入四川的通道，将被蒙古攻占的北方土地从南宋这里补回来，正式开始了“取偿于宋”的计划。

但金蒙之战使得金军战斗力大不如前，不仅未能像先前历次南侵那样势如破竹，甚至无力阻挡宋军的抗击。宋军渡过淮河，围攻淮河以北的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泗州，势不可挡。见此形势，宋宁宗大受鼓舞，下诏伐金，传檄召谕中原，颇有一雪开禧北伐之耻的势头。此后宋金断断续续交兵七年，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但谁也无法彻底击败对方，再兼之金朝此时交恶西夏，又引发西夏联合南宋夹击金朝[44]，局势一片混乱。

南宋固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金朝更惨，南征不但没有得到预计的战果，甚至损失惨重，南征军队十不存一，攻陷南宋城池获得的本就不多的战利品也只不过饱了骄兵悍将的私囊。[45]

在这种情况下，金朝开始出现应该缓和南宋关系的声音。平章政事胥鼎等人开始反对对宋用兵，主张联宋抗蒙。侍御史许古认为即便是金朝世宗、章宗的兴盛时期，尚且不能对南宋保持绝对优势，现在金朝风雨飘摇，恐怕更无能为力，而且即便对宋用兵，也非常容易打成拉锯战，届时南宋尚能以江南的税赋作为支撑，而此时的金朝只有黄河以南一隅之地，如何能占到便宜？所以他建议趁着现在北边蒙古已经暂时退兵的机会，赶紧与南宋修好关系，以得到一定的喘息之机。[46]

但此时南宋对金朝的示好嗤之以鼻：你们金国马上就要灭亡了，我们还有必要议和吗？议和之事不提也罢！[47]

应该说，胥鼎、许古的观点是对的，其时金蒙战争正酣，又结怨于西夏，若再与南宋决裂，金朝就会被四面围攻。可惜金朝居南宋之上近百年，一时无法转变态度，“扩地”不成，反而损兵折将、腹背受敌。当然，最致命的后果是，金朝此番军事行动将南宋政权内部“存金障蒙”的主张声音也打压下去了，金朝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

蒙古对金朝的攻击使得南宋逐渐意识到，北方那群陌生而凶悍的“鞑靼人”恐怕日后将成为自己的劲敌。一旦金朝不存，宋朝自己是否能抵挡得住蒙古人？这个疑问萦绕在许多南宋大臣心头。于是，南宋出现了对金不一样的声音，与之前对金主战还是主和不同，嘉定六年（1213年）以后的南宋朝廷出现了一种意识上的分裂：是否应该助金抗蒙？

从南宋君臣的心理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金朝制造靖康之耻，欺凌南宋几近百年，而且数次背盟南侵，对南宋来说，金朝不仅不能成为一个靠谱的盟友，而且注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如果加以深层次考虑，退保江南半壁的南宋既然连金朝都打不过，又如何招架得了打得金朝几无还手之力的蒙古？

当时金朝已经与蒙古、西夏开战，但蒙古、西夏又都不能彻底击败金朝，南宋就成了这架微妙天平的决定性砝码——助金则金可存，攻金则金可灭。

但结盟对宋朝而言，不可不谓血泪教训。北宋末年，宋朝与崛起于东北的金国签订海上之盟，夹攻辽国，希望借此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金国灭辽之后马上就灭了北宋。宋朝的本意是借助军事同盟消灭敌国，但盟国竟演变成了更强大的敌人。

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部分南宋大臣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此时正外放担任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的乔行简，他就认为蒙古有足够力量灭金，金朝覆灭只是时间问题，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金朝是宋朝的仇敌没错，但当下更重要的是作为宋朝的屏障，毕竟古语有云：“唇亡齿寒。”所以他认为应该继续向金朝输送岁币，让金朝有足够的实力对抗蒙古，这样南宋也有时间积蓄力量，以对抗蒙古人的进一步南下。[48]

但南宋朝廷出于靖康故事的缘故，对金朝的态度迥异于其他周边政权。宋人对金人的恨是发自肺腑的，虽然宋朝一直积贫积弱，但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会在一切自己认为可乘之机时发动“北伐”。多年来，南宋兴兵动武损兵折将为的就是灭金复仇，眼看现在就是绝好的机会，一雪百年国耻就要成为现实，为什么还要继续屈辱地向金输送岁币？大多数人从感情上出发，认为乔行简的看法让人很难接受，所以乔行简此议一出，欲杀他以安社稷、以正人心的大有人在。[49]

然而，当时的秉权宰相史弥远对乔行简此议深表赞同，并决定恢复对金的岁币。

不过史弥远并非出于深谋远虑，而是基于前车之鉴以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在其前任宰相韩侂胄悍然发动开禧北伐而又遭到失败后，派遣手下杀之，再函其首送金请和，之后他升任右丞相，专权宁宗一朝十数年。对他而言，如果宋金战事再起，宋朝的军事实力较之开禧北伐时仍不会有太大进步，议和还是必然之举，他自己当初是杀了主战的丞相才得以议和，届时会不会同样有人杀了自己去议和？

但朝堂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时金朝日落西山，正是南宋进取中原收复失地的天赐良机。对于乔行简的这种“卖国”言辞，真应该“斩行简以谢天下”。真德秀明确表示以金为屏障是靠不住的，应该乘金朝日落西山的大好时机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再“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50]，应对接下来的蒙古。

然而，丞相史弥远不想与金决裂，欲保持和平相处的局面，大臣或赞同或反对，宋宁宗则似乎毫无主见。金章宗曾对宋宁宗发表过两个字的评价——“昏孱”，也就是昏庸懦弱。大臣提出与金朝决裂的建议，宋宁宗表示赞同；大臣认为应该存金障蒙，他也表示赞同。可到底该如何是好？宋宁宗自己也不知道。他节俭爱民，出宫之后见到在田间躬耕的农民，不禁感慨良深：“朕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51]即位后的宋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个人日常生活上也力行节俭，三十年如一日，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52]。可这些美好的个人品德，对能力的缺陷于事无补。

年届五十，且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开禧北伐”的宋宁宗，似乎丧失了对金朝的一切主动性想法。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初三，宋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在位三十年，享年五十七岁。

宋宁宗已逝，然而宋廷的犹豫不决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