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困境：宋金蒙的“合纵连横”

播迁与死斗

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

——金代民谣

金朝自贞祐二年（1214年）由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南迁到南京开封府之后，河北、河东、山东地区沦为金蒙拉锯地区。不久，金朝招抚此三地的地主豪强武装，授以官职爵位，以期抵抗蒙军，收复失地，并将其作为河南的屏障，史称“九公封建”。

这虽然不能阻止蒙古势力的南下，但给了南迁后的金朝一定的休整时间，于是金朝趁机修饬兵备，整练兵马，精心布局，逐渐形成了一道依托潼关和黄河的“关河防线”。蒙军数次试图攻击此防线，均被金军击退，两军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正大四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危，临终之时仍心心念念如何攻灭金朝。针对金朝的这条“关河防线”，成吉思汗以其独到的眼光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战略遗命：借道南宋，迂回灭金。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

唐、邓二州在开封西南，即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的唐河县、邓州市。在地理上，这里属于相对独立的南阳盆地，相对于金军重兵把守且易守难攻的潼关黄河防线，由此处进攻开封，堪称神来之笔。不得不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军事眼光，在弥留之际仍然保持着敏锐。

南迁之后的金朝之所以能屡次击败南下的蒙军，凭借的无非就是黄河。黄河阻滞了蒙军的旋风战术，使得金军得以调度军队，在蒙军渡河的时候集结起来进行重点打击。而成吉思汗想出的破敌之策就是借道宋朝绕至敌后，从南阳盆地往北突入，直捣金朝中枢开封，此时的金朝正在全力防备黄河以北的蒙军，对突然出现在背部的敌人猝不及防，必然会从关河防线调兵前往阻挡，这样北部防线就将陷入空虚，而千里驰援开封的金军届时人困马乏，又绝不是蒙军的对手。如此则关河防线可破，且能消灭金军主力，金朝覆灭也就不远了。

不过这个计策存在先天问题：唐、邓二州位于金朝腹心，蒙古想进攻此处只能由汉水河谷的汉中、襄阳入境，但汉中、襄阳属于金蒙交战的第三方——南宋。

正大六年（1229年）八月，蒙古诸王、贵族在漠北的克鲁伦河河畔召开忽里勒台，推选窝阔台正式成为新一任蒙古大汗。金朝以给成吉思汗送治丧钱财为由，派遣了以阿虎带为首的使团觐见蒙古大汗，窝阔台斥责阿虎带道：“你们的主子迟迟不降，使我们先帝在兵戎中归天，难道我能忘得了吗？送礼物有什么用！”[2]断然拒收金朝的礼物，将讨伐金朝的事宜再次提上日程，蒙金再度开战。

然而奇怪的是，窝阔台一开始并没有听从成吉思汗的遗言采取绕道南宋的策略，或许出于想省时省力的动机，他选择了从正面猛攻关河防线。这种战略使得蒙古人不得不直接面对金朝军队最激烈的抵抗，招致了蒙军一系列失败，在大昌原（今甘肃宁县太昌原乡）、卫州（位于今豫北境内，主要包括今河南新乡、鹤壁等地）、倒回谷（又名蓝田谷，在陕西蓝田东南），被金军接连击败。

正面进攻接连受挫的蒙军，不得不重新考虑成吉思汗的遗言，开始实施“假道于宋”的计划。但南宋君臣对于假途灭虢的故事早已了然于胸，加之上一次宋朝联合新兴的金朝结成所谓“海上之盟”夹击辽国，紧接着被金军灭国的惨痛代价，南宋君臣也是刻骨铭心，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蒙古的这种无理要求。

于是宋蒙爆发冲突，拖雷率部自大散关攻入汉中谷地，强行“借道”，史称“辛卯之变”，宋蒙关系陷入冰点。

南宋“存金障蒙”的意见在朝中占据上风，陕西的金军、宋军一度互相配合，局面看似在好转。

正大八年（1231年）五月，窝阔台自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县附近）亲率蒙古大军南下，配合借道汉中的拖雷部，从正面威胁金朝关河防线。

十一月，开封城的完颜守绪接到邓州急报，大批蒙军借道饶峰关（又称饶风关，位于陕西石泉县饶峰镇的饶峰岭），由南宋的金州（今陕西安康）向东而来。完颜守绪急调防守潼关黄河的河南陕西两地兵马赶赴南阳，对这支不速之客进行阻击。面对蒙军主力，金军并不具备一战退敌的实力，所以南阳唐、邓战事不久便陷入焦灼。而正面攻击的蒙军在面对压力骤减的关河防线时，势如破竹。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窝阔台从正面战场强渡黄河，一举攻占开封西面门户郑州。

郑州陷落，开封西面已无险可守，完颜守绪急调邓州前线的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回援汴京，完颜合达率所部骑兵二万、步兵十三万，合计十五万大军离开邓州，北援开封。拖雷派出三千蒙古骑兵作为先遣部队，一路“陪同”金军入援，时时袭扰，又将沿途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郏县等城池攻破，城内军械粮草悉数纵火焚毁。[3]

正月十五日，窝阔台、拖雷部蒙军会师开封西南的钧州黄榆店，各路金军主力也悉数抵达，双方在钧州西南的三峰山展开决战。金军殊死搏斗，一度将蒙军置于死地，蒙军士饥寒交迫，不得不杀马饮血吃生肉。[4]

但最后上天眷顾了蒙古人，金军在大雪纷飞中几近崩溃，蒙军则趁机发起了反攻，再也无法坚持的金军开始溃逃。于是战斗变成了一场大屠杀，金军主力全军覆没，主将悉数被戮。蒙军随即整军北上围困开封，并朝城内的金军喊话：“你们能凭借的，无非就是黄河天险和完颜合达罢了，现在完颜合达已经被我们杀了，黄河也被我们攻占了，你们不投降还在等什么！”[5]

三峰山败讯传来，完颜守绪如遭雷击，几至昏厥。三日之后，他亲临端门，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开兴[6]，希望能由此安定人心。

然而，噩耗还是接踵而至。

第二天，潼关守将李平献出潼关投降蒙古，陕西的蒙军经潼关开进河南；第三天，扶沟（今属河南）民众钱大亨、李钧杀死县令王浩反金；不久，许州（今河南许昌）兵变，叛军杀掉元帅古里甲石伦、粘合仝周、苏椿等，投降蒙古。[7]至此，郑州、钧州（今河南禹州）、许州都已被蒙军占据，开封西、南两面壁垒尽数崩溃。

三月，蒙军进围开封。

窝阔台离开河南前线，返回官山九十九泉驻跸，将前线战事委任给速不台、塔察儿，命令他们领军三万，继续围攻南京开封[8]。

开封有内外两重城墙，金朝君臣商议战守之策，认为外城虽大，不易防守，但不能放弃外城而退保内城，也就是“里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弃”，因为一旦蒙军占领了外城，开封内外联系就断了，到时防守内城的金军弹尽援绝，插翅难飞，所以内城只能在无计可施之时才可作为最后防线进行防御。[9]

但当时金军主力已经悉数葬送在了三峰山，在开封城的军士不足四万，而开封外城一圈城墙一百二十里，金军一人守一个垛口都不够用。万幸的是，金蒙战乱导致河北大批民众纷纷渡河南下，大多聚集于开封一带，于是金哀宗紧急下令让开封全城括兵，搜罗出能作为军士的四万人，又签出六万丁壮，协助守城军士分守东西南北四面城墙。[10]

蒙军则主攻开封西、南两面，蒙古宗王塔察儿攻南面，速不台攻西面[11]。

进入中原之后，蒙古在汉人军阀合作者的帮助下，军事科技水平迅速提升，逐渐弥补了攻坚能力的短板。开封的高墙深池，无疑是检验其学习成果的一次考试。当时最常用的攻城器，是被称作“炮”的人力杠杆投石器，由于各零件尺寸成一定比例，其体量可以用形容杠杆直径的“梢数”来代表，梢数越多，杠杆越粗。北宋《武经总要》记载的最大投石机是“七梢炮”，已有三四层楼高，需要二百五十人下拽，能发射上百斤的大石球。

蒙军在开封城外为金军准备的，是梢数高达十三梢的巨型“怪兽”。除此之外，他们又采取了颇为先进的攻城战术——组织优势兵力三面环攻城墙一角，集中包括十三梢巨炮在内的上百架投石机昼夜轰击。而且蒙军所用的弹丸与金军的大有区别。金军炮石，需要把石头打磨成固定大小的石球之后再使用，费时费力，而蒙军用炮则没有这个顾虑，石块不拘方圆，都可用作炮石。[12]

开封城上的金军，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药武器迎头痛击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炮有至十三稍者，余炮称是。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

来犯之敌。守军将火药放在铁罐里，制成爆炸火器“震天雷”，用火点燃引信抛射出去，声震如雷，百里可闻，爆炸产生的热量覆盖方圆数丈。除了抛射之外，金军还将“震天雷”用于定点轰炸在城墙根挖洞攻城的蒙军，效果极佳。他们还使用了管状火器“飞火枪”，将火药装填在枪管里，点燃喷射出的高温使得蒙军望而却步。[13]

危急之下，开封军民甚至将两个甲子之前宋徽宗花大价钱弄来的花石纲也凿成炮石，让这些当初害国害民的物什在战斗中发挥实际的作用[14]。完颜守绪更是直接走上城墙慰问守城兵士，帮助包扎受伤人员，还将皇宫里的金银器皿当作奖赏，奖励忠勇的用命之士[15]。

如此“天恩浩荡”之下，金朝军民死守不降，前后浴血奋战十六昼夜，完颜守绪终于收到了城池保全的“喜讯”。大喜过望的完颜守绪再次亲临端门，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天兴——这已经是这一年的第三个年号。[16]

此时，开封城内外爆发了瘟疫，瘟疫前后蔓延五十余天，仅抬出开封城门埋葬的死者便达九十余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因冻饿倒毙街头而无人收敛的“倒卧”[17]。同样遭受大疫的蒙军停止了对开封的攻击，但并未撤走，而是屯兵于开封周围，开封仍时时刻刻面对着这些直接军事威胁。[18]

十二月，完颜守绪打定主意不再困守开封，他要“亲征”，去更广阔的天地挽救大金。

当时金朝虽然残破，却仍然掌握着数十个府州，其中成片区域主要有两个，一个在开封以东以南，包括归德府、宿州、颍州、蔡州、陈州等，另一个则在陕西。完颜守绪到底要去往何处并未确定，但不久自陕西而来的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告诉他，开封往西三百里被蒙古人屠戮殆尽，几乎已经见不到人烟了。而在兴定元年（1217年）被升格为“中京金昌府”的洛阳也并未因为一个名字而能改变什么。开兴元年（1232年）二月，蒙军携三峰山之战余威，攻克洛阳，所以往西避走之事决不可行，于是他决心去东边寻找生路。[19]

天兴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颜守绪离开了南京开封府。这一天，距离他父亲金宣宗自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十八日逃离中都迁都南京，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完颜守绪的这次逃亡并没有直接前往更为安全的宿州、颍州等“内地”，而是在大年初一那天渡过黄河，抵达了河北，似乎要“御驾亲征”光复河北，但仅仅半个月不到，完颜守绪的勇气便荡然无存，他竟然放弃了大部队，在六七个随从的陪同下趁夜渡河南下，前往似乎更安全的归德府。第二天一早，大军知道了皇帝逃跑的消息，当即崩溃。[20]

归德府，曾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潜邸”，大宋龙兴之地。因为这一缘故，在景德三年（1006年）时归德被宋真宗升为应天府，八年后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设为南京，建为都城之一。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也是在此即位，延续着大宋王朝的国祚。

完颜守绪可能也想沾一沾归德府的好运，希望能借此地得到一时的喘息机会，卷土重来。

不过，这种幸运并非人人都有。

三个月后，归德城内发生了政变。忠孝军元帅蒲察官奴恃功自傲、专权跋扈，发动兵变，杀害众多朝廷命官并软禁完颜守绪，不久完颜守绪在居所设伏，击杀了蒲察官奴，并随后杀死白进、阿里合等忠孝军骨干，这使得本就危如累卵的金朝局势更是雪上加霜。

蒙军的攻势一如既往的凌厉。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开封在蒙军的攻势下再也坚持不住，负责防守开封西城的金军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以与蒙军议和为名，将太后、皇后、诸妃嫔、诸王、宗室当作筹码送至开封城南青城的蒙军大营，希望能获得像金朝立北宋降将刘豫为傀儡皇帝一样的待遇。

开封就此沦陷，金朝宗族被一网打尽，在蒙军的驱赶下悉数前往北方。[21]

这一幕情景，几乎就是当初北宋靖康惨剧的复刻。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大肆搜刮开封完毕的金军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完颜宗望监押，包括宋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今河南滑县）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金军携北宋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等物资，以及俘获的开封百姓男女不下十余万人北返。

这场被宋人称作“靖康之耻”、标志着大金勇士荣耀的辉煌战绩，已经过去一百余年了，当年那支骁勇无畏的女真铁军早已不复存在，而战败者悲惨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当初的战胜者头上。

完颜守绪在归德的日子也没能安稳太久，归德距离黄河太近，蒙军的迫近让完颜守绪一日三惊。他决定再次逃亡，去一个远离蒙古人的地方。思来想去，他决定去蔡州。

其实蔡州并不是一个好去处，这一点连草莽出身的归附将领国用安都看出来了，国用安驻扎在归德府东边不远的邳州，在听说完颜守绪要逃亡蔡州时，连忙派人带着蜡书去给皇上送信，极言蔡州有“六不可去”：

第一，归德府城外有完备的防御水系，蒙军很难直接攻击，而蔡州并没有这样的防御优势。

第二，归德府虽然粮草也不充足，但因为水系发达，所以可以捕鱼以及用水生植物充饥；蔡州的粮储虽然很充足，但如果蔡州一旦被围，这样的粮储优势就将丧失殆尽。

第三，蒙军之所以现在撤围归德，并不是因为惧怕金军，而是因为归德城高池深不易攻击，一旦金军离开归德，蒙军就会尾随追击。

第四，蔡州距离宋金边境太近，一旦宋蒙联合，宋军给蒙军提供粮草，蔡州局势将会更加恶化。

第五，万一归德守不住，皇帝仍可以沿着水路往东去下一个地方，或徐州，或邳州，或海州；但蔡州一旦守不住，就将退无可退。

第六，夏六月天气，雨水充沛，从归德到蔡州近千里路程，泥泞不堪，皇帝身体太过肥胖不能骑马，一旦在路上被蒙军攻击，走投无路。

所以，国用安给出的建议是放弃去蔡州，改为更东边的徐、邳、海州等地。[22]

完颜守绪将国用安的建议出示给大臣，大臣却表示国用安本来就是个反复之徒，他现在这番说辞恐怕不见得是真的忠心，极有可能是图谋挟天子以令诸侯，抑或用大金皇帝做筹码来博取富贵也未可知。于是东迁之议就此作罢。

六月十八日，完颜守绪离开归德，借道亳州（今属安徽）前往蔡州，并下令让恒山公武仙和徐州行省平章抹撚兀典率军去蔡州勤王。

六月二十五日，完颜守绪抵达蔡州。这里，就此成为大金王朝生命之火燃烧的最后一段烛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