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核心概念说明

（一）农村老年人、留守老人与老龄化

关于老年人的定义，现今主要有两种，均是通过年龄进行区分。西方国家以65岁为界限，满65岁的称为老年人。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的人群，这与中国的习惯划分是相同的。在中国，60岁又称“花甲之年”或“耳顺之年”。进入老年期的人群一般的生理特点包括生理机能和健康水平下降、新陈代谢放缓、记忆力衰退等。农村老年人指的是具有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农村留守老人则通常是指子女长期（通常为6个月及以上）离开户籍地进入城镇务工或经商而留守农村的老年人。

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降低以及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即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关于老龄化社会的一般标准是，若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7%，则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按照该指标，中国在21世纪初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老龄化进程非常迅速。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3%，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4%。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地区老龄化情况比城市地区更加严重。《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2.5%)是城市老年人口比例(8.9%)的1.4倍。因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描述与实证分析中，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是根据不同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划分的。基本的划分原则如下：第一，由于CLHLS调查的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故使用该数据库时老年人的年龄界线为65岁。第二，由于CHARLS和CFPS数据库包含60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样本，因此在运用这两个数据库时，设定的老年人年龄界线为更接近中国现实情况的60岁。

（二）福利与主观福利

1．福利

“福利”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其含义可以简单理解为幸福和利益。在东汉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所著的《昌言》中即有“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与孟尚书书》有载：“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在西方，“福利”一词的英文为well-being、welfare或wellness，这些关于福利的英文单词的前半部分的well或wel均是指“好”的意思，而后半部分则是指“状态”、“阶段”或“程度”，两者相结合，福利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处于良好状态的程度。这里所谓的状态包括社会经济状态、身体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状态等。综合而言，中西方对福利的理解是类似的，当个体或群体的良好状态程度较高，则其福利水平也就较高。“福利”一词经常与“幸福”(happiness)共同使用，日常生活中提及的幸福通常是指个人在某一时刻的短期满足感或者感受到的积极情绪，因而福利相对于幸福的概念更加宽广。

福利的概念在不同领域中的内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哲学领域中，福利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在生活中身心上的快乐与享受。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提普为代表的享乐主义(hedonism)认为，个人的福利主要来源于感官上和心灵上的快乐体验，而且这种快乐体验对个体而言是最为重要的。欲望理论(desiretheory)则认为人的福利来自对个人欲望或爱好的满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幸福是对我们的一切爱好的满足。”此外，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个体福利感受源于个人的德行，个体福利为“有德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感受，美德不仅能增进个人自身的福利还将增进他人福利。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福利的主体是社会整体，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即指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开始提升，达到天下的幸福，因而儒家的福利理念注重道德和精神上的快乐。可以发现，早期的一些中西方哲学家对福利的理解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者均强调道德的作用。同时，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思想更加强调整体的福利。

经济学家对福利有着长期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开篇即提道，“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的那一部分内容”。因而经济学不仅研究财富，更重要的是研究人。福利水平的提高或者说获得幸福是绝大多数个体终其一生的追求，因而关于个人和社会福利的经济学研究颇为广泛。早期西方经济学家讨论福利时也强调伦理道德及自由平等，如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强调情感和同情心等利他主义(altruism)道德情操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升的重要性。马克思的福利观认为社会福利不仅包括物质福利，更重要的是精神福利，自由、平等与和谐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经济学家都在侧重个人或社会福利的测量，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福利在财富与物质上的测度。例如，亚当·斯密的另一部更广为人知的著作《国富论》指出，社会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的便利程度测量(necessariesandconveniencesoflife)(Jany-Catriceand Méda, 2013)，其中的社会发展程度大体可以理解为社会的整体福利。19世纪以来，经济学开始转变仅研究财富的局面，成为研究人的学问，用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效用(utility)理论（或称消费者行为理论，theoryofconsumer behavior）开始发展。经济学上的效用是对消费者通过消费或享受闲暇等满足个人需求和欲望的一种度量，效用一度成为衡量个人的福利和快乐程度的指标。效用的概念还被运用于关注致力于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学分支之一：福利经济学。现今的经济学对某一个体或经济体的福利评价不仅限于收入或GDP，而更多地关注福利的多维度衡量，包括客观与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包括收入分配、健康、环境、教育等。比如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用于评价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该指数的指标构成即包括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等。主观标准则是个体基于自身的认知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出的评价，比如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

2．主观福利

经济学上的福利包括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和客观福利(objectivewell-being)。其中，主观福利是个体生活质量的内在(internal)表现，包括心理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等。客观福利则表现在包括财富、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状况的外在(external)结果(Alatartseva and Barysheva,2015)。标准经济学理论通过“客观”角度将个人的显示性偏好导出为个人效用，从而通过效用解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进而通过家庭的消费行为得出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个人的主观福利一度在经济学中并不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将情感、自尊、社会地位、目标实现等主观感受纳入了效用函数，并将其称为主观效用或主观福利(FreyandStutzer,2002)。研究个体的主观福利也成为20世纪末兴起的“幸福经济学”的主体内容。

在心理学中也有subjectivewell-being一词，通常被翻译成“主观幸福感”，表示个体对生活状态在认知上和情感上的总体判断，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等(Dieneretal., 1999)。这一概念与经济学中的主观福利较为接近，部分研究认为两者在概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娄伶俐，2009）。但在研究内容与侧重点上，两者有所不同。在研究内容上，心理学较为重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精确性，因而有包括不同情绪、不同领域满意度等多方面的度量，而经济学在主观福利测量上的指标选取并不复杂，更加强调主观福利与相关因素关系的逻辑和解释；在研究侧重点上，心理学上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侧重于与个体的性格、认知功能和神经功能的联系，而经济学中的主观福利则更加关注个体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增长等与主观福利的关系。由于主观福利与主观幸福感在概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下文不再区分主观福利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关于主观福利的测量，有研究发现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与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OmodeiandWearing,1990)，因此目前多数关于主观福利的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来进行测量。生活满意度包括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单一问题(Leungetal.,2011)和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多问题量表(Alfonsoetal.,1996;Dieneretal.,1985;Vera-Villarroeletal.,2012)，均采用自陈报告的形式，且已被证明有较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Veenhoven, 1996)。同时，也有部分研究将抑郁程度作为个体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Hemertetal.,2002)。抑郁程度的度量通常采用流行病调查中的抑郁量表，比如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alSurvey, Depression Scale,CES-D)(Radloff,1977)和 贝 克 抑 郁 量 表 (Beck DepressionInventory,BDI)(Becketal.,1988)。在国内，多数研究也通过生活满意度（阮荣平等，2011；王小林等，2012）和抑郁程度（解垩，2015b；张川川等，2015）或幸福感（陈刚，2015）衡量主观福利。一些研究将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一起使用（张川川等，2015）。前者用以表示对个人生活的整体评价，当物质生活是个人生活的主体时，生活满意度更多是对物质生活状态的度量，而后者则是更加偏重精神生活状态的表征。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活满意度反映的是个人认知上的现实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而抑郁程度则反映的是个人处于快乐情绪的状态，是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的表现。因此，本书也采用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精神健康水平）作为实证分析中主观福利的主要度量指标。其中，抑郁指数（精神健康水平）通过多个问题组成的自评量表得出，避免了单个问题可能导致的测度偏差。

（三）人力资本与儿童人力资本

舒尔茨(Schultz,1961)、贝克尔(Becker,1962)和明瑟(Mincer,1958)等代表人物开创的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以人为载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由于个人能力难以测量，所以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假定能力是先赋的，并以教育和健康为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表现（Grossman,1972;Currie,2009;Shahand Steinberg,2021；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程名望等，2016）。随着现代心理学对个体偏好、动机、自尊、责任感、自控力等一系列非认知能力的有效测量，人力资本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周金燕，2015）。赫克曼等首先将非认知能力引入经济模型，构建了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Heckmanetal.,2001)。在这一框架下，人力资本主要包括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技能（教育或培训）与健康因素。其中，能力是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技能、健康是先天能力和外部环境进行选择的后果，同时也将影响个体能力的积累和发挥，最终对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Hanushek,2010；李晓曼等， 2019）。

根据人力资本的内涵，在目前多数相关研究中，教育和健康的相关指标被广泛用于测量人力资本。例如，胡鞍钢(2002)、周亚(2004)、程名望(2016)等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胡安宁(2014)、王翌秋和刘蕾(2016)等利用个体自评健康、健康问题（疾病）、预期寿命等测度健康人力资本。同时，还有研究结合教育回报率来计算生命周期中收入流净现值以测算人力资本，包括终生收入法（又称“J-F收入法”）(JorgensonandFraumeni,1992)、成本法(Kendrick,1976)，以及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余额法。其中：J-F收入法以个人预期生命期的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成本法则是通过汇总人力资本的有形成本（例如孩子的养育费用）、无形成本（例如教育与培训支出，医疗、健康和安全支出），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现值；余额法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基于对未来消费流的假设，通过一国总财富减去生产性资本和自然资本得到无形资本，而人力资本是无形资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海峥等，2013）。部分中国学者采用了J-F收入法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时序变化进行了测算，例如，李海峥等(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照1985年可比价格计算，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由1985年的42.12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512.87万亿元，增长了约11倍。这一时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达7.79%，其中，农村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为3.04%，而城镇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达10.29%。

根据研究内容和数据可得性，本书主要关注的是18岁以下儿童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分别是儿童健康和儿童教育。其中，儿童健康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儿童教育则主要以教育水平（入学率）和教育表现（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来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