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堕民乃宋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浙沪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作为“底边社会”的“底边阶级”，遭到随意侮辱和欺凌。堕民被排斥于四民之外，属于“另类”群体，乃是“天生的贱胚”，平民以“戏弄”堕民为乐。堕民的人身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国家司法机关可以任意侵害。在日本侵华的黑暗岁月中，堕民的生命更是没有保障。略有姿色的女堕民，常常受到欺辱。堕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做过力所能及的抗争。明代余姚就有堕民自发组建的“始宁社”，组织迎礼拜赛会，且公然入城闯衙，抗拒不得集会的歧视。常熟堕民与绍兴堕民反抗官府的敲诈勒索，屡次群起抗争。女堕民也不甘屈辱，反抗性骚扰和性侵害，有的甚至因此而殉难。堕民受到平民的伤害，常常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同仁学堂的堕民子弟遭到排挤，堕民不屈不挠地争取办学自主权的斗争，终将“绍兴学阀”赶出学堂。堕民虽有持续不断的反抗，但大都是个体的斗争；堕民也曾群起抗争，但堕民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自身也未能拧成一股绳，形成坚强的团结力量，稍被恐吓顿成一盘散沙。堕民也激以民族大义，参与抗日斗争。清末堕民子弟学校——育德学堂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成为宁波辛亥光复的急先锋，绍兴同仁学堂成为光复会的秘密革命基地。绍兴堕民演员参加“绍兴艺人集训班”，演出抗日宣传戏，激励民众同仇敌忾。原籍慈溪的堕民空军少尉陈怀民驾机参加惨烈的武汉“四二九”空战，血洒长空。堕民软弱无力的斗争，虽能暂时改善其处境，但对其屈辱的地位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堕民解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艰难历程。明初绍兴设有“禁止再呼堕民碑”，朱元璋试图解放沦入贱籍的宋室忠臣子孙，但因无法操作而陷于失败。而且朱元璋还将留在江南原作恶多端的蒙古人，以及与之对抗的陈友谅部、张士诚部、方国珍部，包括受胡惟庸案牵连的人，均贬为堕民。朱棣篡位后，又罗织“方孝孺案”，并将忠于建文帝的忠臣后裔也贬入堕民行列，壮大了堕民队伍。明代声称欲解放堕民，又不断将政敌和俘虏贬为堕民，其解放堕民之举不过是一句空话。清初雍正应巡视两浙盐课御史噶尔泰奏请，颁布堕民除籍令，要求堕民向地方官府申请改贱为良，抛弃原先贱业，改业自新，并严禁地方豪强逼迫堕民重操旧业，却遭到地方豪强的反对。中央和地方对除籍令的解释也莫衷一是，自相矛盾，引起无尽的纠纷，相继酿成轰动一时的“堕民胡楚珩悬匾争斗案”“除籍堕民毛光宗捐纳功名案”“金华童生拦阻脱籍堕民科考案”“脱籍堕民钱宏业冒滥捐监案”。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壿提出堕民捐考应符合三个条件：四代以上祖先报官申请改业；亲友均清白自守，不再从事贱业；亲党邻里必须出具甘结。致使清初自上而下的堕民除籍完全归于失败。清末宁绍绅士奏请朝廷创建最早的一批堕民子弟学校，有宁波育德农工学堂和绍兴同仁学堂，成为堕民觉醒的摇篮，开启了堕民接受教育的先河，敲开堕民改贱为良的坚冰。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了贱民解放令，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包括堕民在内的所有贱民均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也颁布过解放堕民的法令。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出台有关解放堕民的地方立法，旨在改善堕民处境，以提高堕民地位。地方绅士倡导“文明结婚”或“集体婚礼”，改革雇用堕民的陋习；开明主顾善意劝导堕民改变依附的生活习惯，争取自己平等的权利，切勿甘于奴隶的地位。堕民也兴起捐资办学的热潮。最大的堕民聚居区三埭街创办了五所私塾，均招收堕民子弟入学。堕民续办堕民子弟学校——同仁学堂颇见成效，成为超过百人规模的大型小学。经济实力雄厚、人口众多的堕民聚居区，往往自筹资金设立堕民子弟学校，没有条件单独设立学校的堕民聚居区，其子弟也被其他平民学校的师生所接受。不少堕民子弟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民国第一批堕民教育家，第一批堕民工程师，第一批堕民官员。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旋即夭折，北洋军阀政府混战不已，孙中山的解放贱民令成了一纸空文。而国民党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堕民主要聚居的浙江成为沦陷区，国民政府忙于对日作战，无暇顾及堕民解放问题。尽管民国时期的堕民处境有所改善，但堕民作为一个贱民阶层，其屈辱的地位与数百年前一样，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堕民被划为贫下中农，城市堕民被定为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堕民不得为官的禁忌被完全打破，成为基层政权特别是堕民村及文艺团体的领导；堕民艺人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十五贯》等剧目，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经典；昔日被人歧视的堕民艺人，成为受人敬重的“文艺工作者”，六龄童、七龄童、十三龄童、麒麟童、周传瑛等著名堕民艺人，成为民众所喜爱的“人民艺术家”，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和鼓励，甚至带领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享有国际盛誉。堕民子弟也不再受到歧视，能够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先有着收购废品经商经验的堕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率先发家致富，像绍兴三埭街堕民林阿五等成功的企业家，成为堕民致富的“领头羊”；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致富典范，诸如彭家堰村形成专门的玉雕市场，庙山村创建“金轮集团”。原先的堕民与平民和睦相处，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大量的堕民从原先的堕民聚居区迁出，大量平民涌入原先的堕民聚居区，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旧城改造高歌猛进，原先低矮破旧的堕民聚居区被拆除，农村堕民聚居区也旧貌换新颜，原先象征贫穷低贱身份的旧房被推倒，堕民聚居区与平民聚居区泾渭分明的界线也被打破。平民不再歧视堕民，堕民摆脱自卑的阴影，能够正视不堪回首的过去。堕民作为一个贱民群体彻底被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