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规模扩张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从经济史角度看，在北宋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伦敦人口超过230万（185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当时纽约的人口达到849万（1920年），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东京人口也达到1140万（1970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是中国城市规模变化最大的城市，从33万[1978年整个宝安县（现为深圳宝安区）的人口]人口的小城市发展为超过千万的超级都市（2013年常住人口为1062.89万）。但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孟买等，也会引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混乱、贫民窟等问题。这都给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许多启示，也使得研究中国城市规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在现有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研究城市规模的理论主要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廖什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阿隆索模型、中心-外围理论、齐普夫定理、基于外部性的城市规模理论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基于通勤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研究集聚经济现象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但是在实证方面，通勤成本的衡量是困难的；本书借助高德交通大数据，衡量各城市的交通拥堵指数，研究它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进一步夯实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

二、有助于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理论借鉴，推进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

正如本书在背景部分所介绍的，除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武汉和郑州七个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杭州、西安也在各自的城市规划中提出要成长为国家中心城市，这引发对于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数量和位置的争论，因此，本书研究中国城市规模的空间分布，分析不同地区的地理区位和环境承载力，结合当地的经济条件、人口因素等，优化中国城市空间布局，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这对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目的是改变中国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化为内需驱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大量中小城镇和大城市兴起的过程，这为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不同产业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合理布局，推进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当然，城市作为集聚经济产生的中心地带，研究哪些集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规模有助于更准确地进行城市定位。此外，从政治因素、集聚经济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研究城市规模偏差问题，有助于发现哪些因素导致实际城市规模偏小，从而使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具针对性。

四、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病”，缓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矛盾

根据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有15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15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武汉、成都、重庆、天津、杭州、西安、常州、汕头、南京、济南、哈尔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大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环境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住房价格上涨过快、部分城市的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迫切需要对大城市人口进行分流，缓解“大城市病”带来的城市管理压力。另外，“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矛盾突出。正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所指出的，截至2014年底，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2.5%；按照户籍人口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为35.3%；两者之间相差17.2个百分点，涉及2.34亿进城农民及其家属的利益。逐步放开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针对当前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从城市最优规模和空间分布均衡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规模是偏大还是偏小的问题，有助于该难题的解决。同时，本书对城市人口规模偏差和地域规模偏差的研究，会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从而为政府制定适合的城市发展政策与城镇化政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