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进党章。该战略是基于当下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基本国情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综合考量而设计提出的，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是中国新四化目标的重要驱动力，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和农业发展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按照未来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70%的水平计算，中国仍将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他们如何与城里人一起共同富裕，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也成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陈文胜，2021）。[1]由此，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问题，更是关系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问题。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宣布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回顾中国数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史，历经百年浴血奋战，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伟大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21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重要起始之年，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农村社会发展深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力期和关键期。为此，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在北京市挂牌成立。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获得立法通过，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有法可依，全速推进。站在“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深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在开启。总结过往，着眼未来，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细化的政策，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主基调。
一、回眸过往
中国从农业人口大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强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跨世纪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2]。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略全面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承的论述。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在中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20字”总要求作为未来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纲要，必须植根我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方能稳步向前推进。回望“十三五”，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群众基本物质财产生活与基本公共保障服务水平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稳定、文化持续繁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成果，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重要遵循。
经济建设方面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73万亿美元，约占当今世界经济总量的17%，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504美元，这是继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以来，连续第2年超过1万美元，表明我国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和与国际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脱贫精准攻坚各项工作重点任务基本圆满完成、成果举世瞩目，我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202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5亿亩，总产量66949万吨，比上年增长0.9%，增产565万吨，实现17连增。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类丰富，农业大国的地位无可撼动，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3]。2020年全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31.3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全年全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9.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9.2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9.8万亿元，逆势增长14.8%，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4.9%。
政治方面
从国内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地发展，社会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持续参与到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中，我国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国际上，由于部分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但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路线，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投身到推动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进程中，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推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发展迅速，国际贸易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文化方面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诉求也正在不断提高。2020年我国加快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建设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和传统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的软实力也日益凸显，我国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力度也不断加大。
社会方面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2015年城镇化率56.1%提高近8个百分点。我国基本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接近10亿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持续发展。2021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4]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71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9亿人，专任教师1792.97万人。我国人口总体素质正在不断提升。
生态文明方面
202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圆满完成了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9项约束性指标均圆满超额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中向好，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5]。总之，在过往的“十三五”时期，全国各个地区污染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成效显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此外，自2018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成果显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大幅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明显。
二、感知乡村
曾听有人说：“人是没有故乡的，所谓的故乡，不过是祖先漫长漂泊的最后一站。”非常庆幸，我的祖先把他们落地生根的最后一站，选在了美丽的豫西乡村[6]。所谓故乡根深，每每心怀感恩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生活时，“乡村”一词便会萦绕心头。乡村作为一个空间地域和社会综合体，是指除了现有城镇规划区以外，人口相对稀少分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聚落[7]。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村是建立在泥土之上的，乡村中的人是靠农业谋生的。”[8]由此表明，土地、乡村人口（农民）、农业（基础产业）是构成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彼此间紧密联系，共同组成乡村经济体系。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共生共存、互促互进，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9]。
对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豫西乡村、流离成长于红色故乡会宁的“我”而言，在日渐长大的岁月中不断熟悉着乡村的习俗，其40多年的成长经历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包含了城市和乡村的变迁。始于1978年11月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村、农业、农民迎来了阔步向前的“春天”。儿时的视野里呈现的是：“田野的滚滚麦浪，乡间的花草飘香，秋日硕果累累的丰收喜悦”，目之所及，都定格在了记忆中，最终凝结成一种对故乡的“乡愁”和对自由乡村生活的眷恋。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的外向型出口战略浮出水面，催生出中国的新一波经济繁荣和城市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大量的农民开始离土离乡，进城兼业[10]。与此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进一步推动了广大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加速了当时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规模的扩大。到2000年前后，已形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农民工”基于工资收入的引力，正在自发地调节着农民工自身的务工市场。大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农村几乎每一个青壮年劳动力都会选择进城务工或经商，而留在农村的大多为缺乏进城务工能力的老弱病残人员。于是，就有了“农民工”“民工潮”“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农村空心化”“中坚农民”[11]“老人农业”“离散家庭”等反映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热词。
基于年龄、经历和家庭环境等原因，当时的自己并不明白，日后这些热词会和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2001年，生活有了新的开端，我很幸运地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更为幸运的是，我很热爱这份工作，热爱自己工作的校园、热爱自己的学生。时间转瞬即逝，不经意间自己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20年整。带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故乡的眷恋，团队欲将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至今，笔者在科研工作中积累的“以河南省为例”的关于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成果，包括合著、研究报告、大学生“挑战杯”参赛作品以及公开发表的数篇学术论文，整理并出版成册。此举除了是对笔者所在团队科研工作的肯定，对研究方向的总结与凝练，对参与完成这些成果的付出者的感谢，对中部地区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关注外，更是对耳熟能详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农民工返乡创业”“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工农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美丽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诸多词语和目标关系的梳理。
回望历史，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同样面临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任务。而今，中国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乡村该如何主动地适应当前中国乡村经济建设进入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和诉求，加快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产、农民富裕富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呢？我们党和国家明确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按照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美丽乡村”走向“美好乡村”的发展逻辑，可以把“美好社会”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更高层次社会形态与发展目标，推动我国社会从“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的长期发展方向前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经济社会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如何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一个人口超14亿的特大型国家的36.11%的农村居民的乡村振兴，未来之路仍需探索。
三、关于本书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哲学关系的科学阐释。未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需要站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格局高度，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2]，方能“不畏浮云遮望眼”，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和推进全面实现现代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理论层面上看，学者们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在思想上，“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唐仁健，2021）[13]，要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王正谱，2021）[14]。城市和乡村都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不可缺少的“肢体”。乡村振兴包含着要加快乡村发展，但乡村振兴不是乡村城市化，乡村振兴必须保持乡村的粮食产能、生态保护和农业文化三大主体功能（陈锡文，2021）[15]。在行动上，乡村建设要以人为本，重视在地化资源，激活数百亿元生态资源价值（温铁军，2020）[16]。在机制上，乡村振兴需要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机制（郑风田、李国祥，2018）[17]，防止乡村振兴变成折腾乡村（贺雪峰，2020）[18]。从乡村振兴推进实践上看，乡村经济和村容村貌变化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社会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如何认识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乡村作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新空间、新载体，其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进路在哪里（陈文胜，2021）[19]，是需要我们深入社会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本书以中国社会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为背景起点，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站在时代和全局的角度，顺应社会不断前进的发展方向，剖析后小康时代到来之际，乡村振兴工作该何去何从。本书在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分别从乡村振兴、法治先行，现阶段中国乡村发展概况嵌入，对我国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下的乡村产业经济振兴、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四个维度分章予以论述，试图探寻中国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进路问题。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原则，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渐进式发展的重点举措，为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提出了路径参考，并对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予以展望。本书按照“研究背景与基础——乡村振兴、法治先行，乡村发展概况，分维度回望与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研究框架展开。
本书总体框架由韩灵梅提出，共分为九章。除了第一章导论部分，对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关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文献与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内容与方法等进行概述外，其余各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二至第四章基于回望视角，主要讨论了后小康时代的开启背景、乡村振兴推进的立法基础以及我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中依托的现实基础；第五至第八章则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乡村产业经济振兴、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与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四个维度探讨了相关机制探索、政策与参考路径等，并结合河南省的实践和相关的统计资料进行了详细的例案分析；第九章则对后小康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予以讨论、总结与展望。本书最终由韩灵梅、高晓燕统稿完成。全书具体分工：本书的提纲、前言、后记和第一章导论由韩灵梅全面负责；第二章至第四章和第九章由高晓燕、熊鑫鹏等负责撰写完成；第五章至第八章由韩灵梅、游健强等负责撰写完成；其他参与本书撰写相关工作的著者名单可参考后记。
尽管团队成员已广泛阅读已有研究成果，但因学识水平、能力、经验和时间有限，基于主体框架理论层面与实证案例相结合的剖析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每位读者在用自己智慧的眼光去寻找有益内容的同时予以指正，感谢您的不吝赐教。
著者
2022年3月8日
[1]陈文胜.论道大国“三农”［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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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元丽，徐大勇.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N］.人民政协报，2021-02-02（006）.
[4]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地质教育，2021，30（3）：106-110.DOI：10.16244/j.cnki.1006-9372.2021-03-19.
[5]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摘录）［J］.环境保护，2021，49（11）：47-68.DOI：10.14026/j.cnki.0253-9705.2021-11-10.
[6]张娇.行走的书店［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7.
[7]Raymond Williams.乡村与城市［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32.
[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8：5.
[9]刘刚.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1.
[10]陆超.读懂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27.
[11]“中坚农民”是指以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为主体的，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又能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农户。
[1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94.
[13]唐仁健.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中国乡村发现，2021（1）：1-5.
[14]王正谱.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工程［J］.乡村振兴，2021（5）：11.
[15]陈锡文.乡村振兴要发挥乡村特有的功能［J］.乡村振兴，2021（1）：26-27.
[16]温铁军.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Z/OL］.（2020-05-15）［2022-05-03］.https：//k.cnki.net/CInfo/Index/5157.
[17]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推动乡村全面振兴［N］.光明日报，2018-11-29（7）.
[18]贺雪峰.要防止乡村振兴变成折腾乡村［J］.党的生活（江苏），2020（10）：24.
[19]陈文胜.论中国乡村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