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1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4%。［1］改革开放40多年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涌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形成了庞大的企业家群体。熊彼特（1912）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企业家意志和行为是创新的灵魂。［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核心配置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经济转轨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使得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过程以及企业家个人特质均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整个企业家群体来看，其成长受制度影响非常明显。由于改革过程中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是阶段性的，所以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等重要历史时点所释放出的制度红利均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家群体的发展。从企业家个人特质来看，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影响其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机制和制度体系不完善，于是企业家选择通过社会资本来维护自身权益、获取稀缺资源，从而使得企业家社会资本成为制度环境的替代品，在企业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企业家也通过各种方式积累和强化自身社会资本，形成了众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如各类企业家商会、商帮及其他组织。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企业家是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营商环境虽然一直在优化，但是企业发展仍然面临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不健全等问题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战略选择和经营风险管理均具有重要影响。

从战略选择的角度来看，经济转轨期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从国外来看，多元化战略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历史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企业的多元化扩张始于“二战”之后，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高峰。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1949年只有30%的企业实施了多元化战略，而到1974年该比例已经高达63%。［4］Chandler（1962）甚至直接指出大企业的战略核心就是多元化。［5］欧洲企业的多元化也始于“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德国和法国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大型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2/3。［6］但是，在实践中有许多企业因为实施多元化战略而陷入困境。因此，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资源基础［7～8］、委托代理［9］、竞争力［10］等视角反思多元化战略存在的问题。众多企业开始剥离非核心业务实施专业化经营，从而形成了“归核化”（Refocusing）的浪潮，1980—199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多元化指数一路从1.00下滑到0.67。［11］中国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方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到90年代中期，基于国外对多元化战略的反思，国内学者也开始反对企业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反而掀起了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浪潮，随后又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并在21世纪初期又重新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姜付秀（2006）的统计，2001—2004年中国大约有2/3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多元化战略。［12］当然，中国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巨人、太阳神、春兰等众多企业的多元化均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或地区，企业实施多元化是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13～15］就中国而言，转轨期制度环境不完善是企业选择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原因。［16］首先，由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完善，迫使企业实施多元化以通过内部市场配置资源［17］；其次，由于制度不完善使得市场分散、并购市场效率低下，企业难以通过并购等方式纵向整合做强做大主营业务，实施多元化成为其实现扩张和增长的重要手段［13］；最后，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需要偏爱大企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机会、资源和空间而迎合政府或者在政府干预下实施多元化战略以扩张规模。［18］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社会资本丰富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发展机会、获取稀缺资源、取得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也更容易实施多元化战略。

从经营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经济转轨期不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使得企业家将社会资本作为化解经营风险的重要方式。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法治环境仍不健全，统一、公平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行政干预广泛存在并具有很大的随机性。［19］这些特点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其经营面临更多的风险。企业家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寄希望于通过增强社会资本来规避经营风险。具体而言，企业家通过与政府以及官员建立关系、积极参政议政、加入一些企业组织等非正式机制来平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1.2　新时代企业家社会资本面临重构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确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通过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谋取利益，从而助长了腐败。毋庸讳言，一些企业家认为只要与掌握话语权的官员搞好关系就能取得行业或者区域的准入资格、获得企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从而导致以权谋私。近年来，政府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以“猛药去疴的决心，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反腐进行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180余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透过反腐案件可以发现，由于政商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每名腐败的官员背后都有一批企业家被波及。卷入贪腐案件之后，企业家苦心经营所塑造的企业品牌、形象也往往毁于一旦。

关于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论及并指出了方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曾指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不能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首次提出要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政府官员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地同企业交往，积极为企业服务，帮助解决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对企业家而言，“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党政及部门沟通交流，说实话、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正所谓政商“亲”则两利、“清”则相安。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亲”“清”二字阐明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为良性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积极推进简政放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简政放权列为重点工作，指出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政府积极通过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保护企业家权益，强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以及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指出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自主经营权，为企业安心创业、投资和经营保驾护航。在政府的持续努力下，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根据2018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国从2017年的第78名上升至第46名。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法制体系不断完善、政府权力不断下放、行政干预逐渐减少，企业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背景下，企业将无法通过政府的关系网络获取稀缺资源。但是，也要认识到政商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仍然是影响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经营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政府提供相关的支持，而政府则需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企业为载体促进经济发展。透明的、合法的、阳光的新型政商关系是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正确认识政商关系以及企业家社会资本，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家社会资本面临着转型，企业应该主动适应这种变化，构建新型企业家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法律、制度、体制等外部环境的不完善使得企业家社会资本成为企业维护自身权益、获取资源和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对企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导致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多元化战略以及经营风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正在急剧变化，对企业家而言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保护企业家权益的政策体系和营商环境正在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连续发布保护产权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保障企业家权利和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强力反腐也成为常态，随着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的完善，以往企业家社会资本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将会弱化，企业家社会资本亟待重构转型。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显得紧迫而必要。

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制度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由于转轨期间法律、制度、体制等外部环境不完善，使得企业家社会资本成为支撑企业发展的重要能力和资源，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风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家社会资本、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企业经营过程犹如一个黑箱，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机理尚待深入、系统研究。本书依托相关理论探索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并深入研究其内在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