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圳奇迹印证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智慧
回顾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经济特区拥有着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足以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厚重的政治财富，而且是不断开创历史、创造奇迹的制度力量。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经济特区都在以“政策性增长极”的独特制度绩效，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智慧，而深圳经济特区正是这一改革智慧的印证者。
我们知道，在社会转型的初期，获取民众对改革支持的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步骤。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以首先建立“政策性增长极”——经济特区的方式，富有感染力与感召力地创造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制度空间。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治智慧。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始建时，GDP不足2亿元（19638万元），是同期广州的GDP 4%不到（广州1980年的GDP约为48亿元），不足同期中国香港的0.2%（中国香港1980年的GDP约为1117亿元）。但41年过去了，深圳的GDP增长了约1.5万倍。按常住人口1343.88万人计算，2019年深圳的人均GDP已达到20.03万元（2.9万美元），约是全国平均水平（7.09万元，约1.03万美元）的3倍，连续七年超过中国台湾地区（2.59万美元），接近韩国人均GDP（3.18万美元），比1980年深圳刚建成的时候（606元）翻了330倍。(9)深圳工资水平与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沙滩”，而是“峭壁”。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相对其他城市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吸引人们“闯”深圳的巨大动力，那么改革开放40余年来，深圳不断增长的GDP和人均GDP则同样是深圳不断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甚至让今天的创业者“忘记”了高房价的巨大压力。当然，人均GDP本身并不能完整地说明深圳创造奇迹的原因，如果把人均GDP看作生产要素的价格，它无疑是吸引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作为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力资本，其是蕴含在社会机体内的、创造财富和奇迹的生生不息的力量。41年来，深圳的GDP增长了1.5万倍，深圳总人口增长了40倍，广州增长了2倍，中国香港增长了0.5倍，深圳可能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GDP、人口增幅最大的城市之一。近10年，广东省人口流入排名前四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中山、惠州，其中深圳人口流入幅度最大，10年人口增速为61.27%，其次是东莞，增速为48.69%。根据百度地图发布的2019年度城市人口吸引力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十的依次是深圳、广州、北京、东莞、上海、成都、苏州、重庆、杭州、佛山。值得关注的是，深圳海归人才和数字人才的引进数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名列第三。(10)人口无疑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尤其对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成长的城市而言。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变化情况，足以体现一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另一方面，城市自身在获取劳动力红利和创造价值的同时，更获得了消费规模与消费能力。两者相互促进，又会产生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正是自身发展所产生的“极化效应”(11)的最大受益者。“极化效应”是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富裕”思想实施过程中的产物，它也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内在的自发溢出效应。(12)
第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证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如何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全新的问题。一方面，谁都不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万一实践失败了，如何将其后果降至最小，不至于给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所以，如何在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市场经济的“绿洲”，无疑是对共产党人改革意志与智慧的历史性考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由于计划经济布局相对薄弱，又具有地理位置优势（或比邻港澳，或与台湾隔海相望）；它们既不是计划经济的重镇，又远离政治中心，一旦实践失败，对当时的国民经济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成了率先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沃土。可以说，这既是一个降低改革政治风险和成本的最佳选择，又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经济特区的建立不仅大大降低了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传统体制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变革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开放有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巨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期内就迅速地显现，并卓有成效地示范于全国。以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辉煌一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
第二，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改革的实施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渐进式改革理论模式，而是首先建立一个既能体现中央整体改革意图，又赋予其改革自主权的“政策高地”——经济特区，进而为渐进式改革成功地寻找具有“实验田”意义的实践载体。“先行先试”是转型中国赋予经济特区的“先天”品格，是中央统筹部署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赋予经济特区的政策“特权”，是渐进式改革赋予经济特区的伴有风险和成本“试验权”，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赋予经济特区需要智慧与勇气的“优先”改革权，更是经济特区不朽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选择，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智慧，同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第三，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证明，中国共产党非均衡发展方式的选择是正确的。非均衡发展方式是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国里，有效完成社会转型，从而较快实现全面发展的绩效最佳、成本代价最低的路径选择，尤其对于降低改革开放的试错成本和传统意识形态成本而言，其效果很显著。如果说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面临制度约束的一种发展步骤，那么非均衡发展则是面临资源约束的一种发展方式，作为同一改革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发生；保证了转型进程从局部向全局的稳步推进；保证了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动的有效相结合；保证了经济的市场化与全方位改革的渐进式发生与实现；保证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从而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实践，为道路自信提供现实依据。
第四，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道路”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过程，是为世界提出中国智慧的过程。这一过程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谋求富强的美丽故事，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开放倡导者、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与民族担当。首先，建立经济特区，并赋予经济特区以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功能与使命，是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如果说当年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开启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在于降低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和试错成本，那么之后的各类特区的建立则更多的是以政策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极，并通过“虹吸效应”“扩展效应”和“涓滴效应”的释放，以制度示范制度，以区域带动区域，并以“先行先试”所形成、积累的增长极，逐步带动、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无论是典型经济特区、广义经济特区，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承担着不同的先行先试使命，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或者说，其都是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独特功能的“政策性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功能的发挥，如以“扩散效应”实现梯度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发展后的自然释放，更多地表现为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性释放。市场选择与政策引力相互作用，市场力量与制度力量相结合，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独特的轨迹与较高的速度。从典型经验特区到广义经济特区，再到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的建立与形成，正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在改革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诠释着中国道路所蕴含着的“举国体制”的独特魅力，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源于改革智慧的稳健而坚定的创新精神。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时曾十分高兴地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7年，他再次谈及经济特区时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13)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发出了充满力量的历史回声：“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14)
如果说深圳奇迹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智慧，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则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与道路的力量。这一思想与道路的力量将作为珍贵的制度财富，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
(1) Gunnar 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G. Duckworth, 1957.
(2) 陶一桃。新时代经济特区新使命新作为[J].深圳特区报，2018-5-8.
(3) 陶一桃，鲁志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15.
(5) 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绩效[J].广东社会科学，2020（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L. E. Davis,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8) 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绩效[J].广东社会科学，2020（6）.
(9)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10) 引自百度地图发布的《2019年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
(11) “极化效应”由经济学家G.迈达尔在其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年）中提出。这一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旦地区间发展水平与发展条件出现差距，条件好、发展快的地区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为自身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使其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处境日益恶化。
(12) 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绩效[J].广东社会科学，2020（6）.
(13)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J].新湘评论，2018（11）：57-58.
(14)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