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抉择：经济特区的创立与中国道路的开启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从中共党史的视角出发，回顾、总结、思考中国经济特区41年的伟大历程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开启了中国道路的伟大抉择，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有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成就，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才有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的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功能与独特的历史使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涵与组成部分，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思想财富。自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以制度变迁的先行者和政策性经济增长极的双重使命与身份，率先探索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寻找着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探寻着由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等全方位改革的制度安排，践行着以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贡献着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理念、做法与可借鉴、复制的经验。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与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又是这一制度变迁的结果，同时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伟大践行者。作为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它肩负起“先行先试”和“先行示范”的历史使命；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它以“政策性增长极”的制度力量，不断产生、释放着“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1)，从而改变、形成中国经济的新版图；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伟大践行者，它以自身的发展不断探索着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更以自身的成功证明着中国道路的正确性。41年前，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渴望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坚定而倍受瞩目的经济特区诞生，作为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作为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不仅成为冲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崭新而富有挑战意义的制度尝试，而且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却充满众多不确定因素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道路的探索征程。从此，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西方模式”，更不同于被苏联、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转型国家所采纳的“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伟大而坚定的决策，铸就了一条民族发展繁荣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道路。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已经拥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来突破传统体制的制度变迁，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繁荣、制度自信、文化昌盛、国富民强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3)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其也成为探索中国道路的路径选择。经济特区作为非均衡发展道路的产物，与非均衡发展道路共同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下，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独特实践模式，而“先行先试”“率先示范”“敢闯”又构成了这一独特实践模式的重要内涵与品质；它们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实践方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的探索者与先行者，在构成中国道路重要实践载体的同时，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性和辉煌发展，推动、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与完善，掷地有声地证明了中国道路选择的正确性。

经济特区成立41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中国道路形成的视角来看，给予经济特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从深圳经济特区的新时代新使命来看，其由“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并且还将继续以“政策性增长极”的方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先行先试”的先锋、增长极中的增长极、降低试错率的先行区和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制度创新高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