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流动文献综述

国外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时间比较早，多学科关注人口流动，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本节首先介绍人口流动的产生与发展，接下来从经济学视角，对人口流动的规律、人口流动的动因、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口流动延伸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国外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一）国外人口流动相关理论

1.人口流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地球上留下了不断迁徙的轨迹，也正是因为这种迁徙使得人类社会得到发展。有学者指出人口流动是继生育率、死亡率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1676年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因为比较利益的存在（王亚南，1979）。著名经济学家E.G.列文斯坦（E.G.Ravenstain）在1889年发表的《人口迁移规律》一文中，首次将人口流动上升为理论研究，对人口迁移距离、方向及规律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影响深远。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地理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均对人口流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人口流动的宏观理论基础。其中，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对人口流动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尤其重视，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在分析和预测人口流动的规律及趋势时，大量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人口迁移流动的微观研究领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泽林斯坦（Wilbur Zelinsky，1971）提出了经典的人口迁移流动转变理论。迁移流动转变理论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的迁移也会发生转变。由此可见，人口流动理论的形成是多学科共同研究形成的理论体系。

2.人口流动的规律

列文斯坦最先对人口流动规律的研究给出了结论，他从人口学角度探究人口流动原因，提出“人口迁移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为：人口迁移是分步进行的，其中以短距离迁移为主，存在的长距离都是迁移到发达商贸中心。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易于迁移，其中男性比女性更易于远距离迁移。大城市中人口的迁移增长速度大于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迁移的方向主要由农业地区趋向商贸中心，人口迁移的动因以经济利益为主（丁金宏，1996）。其总结对于一个世纪后的发展中国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71年，美国泽林斯坦发表了“人口流动转变假说”，总结出人口流动转变的五个阶段：工业化未发生阶段，其人口流动很少发生；工业化萌芽阶段，人口自然增长加快，开始有了人口的城乡流动；工业化快速阶段，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工业化高级阶段，人口城乡流动变慢，人口城市间与城市内流动变强；未来超发达社会，大多数居民将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代替了一部分人口流动，整个人口迁移减少。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人口流动的经验进行的总结。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第四个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第三阶段。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考虑自身国情的情况下，总结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3.人口流动的动因

人口流动的动因一直是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关注的重点，同时对于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是相关政策制定的基础。早期从相对收入角度分析人口流动原因的是刘易斯（W.A.Lewis，1969）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托达罗（M.P.Todaro，1969）的流动模型。伊斯特林（Easterlin，1991）在探究人口流动的原因时，用相对经济变化对其解释。他认为农业部门的剩余是否流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与非农业劳动者间的预期收入是否有差别。E.G.列文斯坦（E.G.Ravenstein，1889）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中有关于人口流动“推”与“拉”的论述，但20世纪末唐纳德·博格（Donald Bogue，1959）等最明确提出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他从运动学视角将人口流动看作是两种相反的力作用的结果。“推”指由于自然资源枯竭、劳动力过剩等原因，流出地将过剩劳动力推出当地；“拉”指流入地的高工资、好生活和就业机会等将外来人口吸引到当地（钟水印，2000）。此模型不能回答“推”与“拉”的力终止后，与其相关的人口流动是否立即终止的问题。随后，E.S.李（Everett S.Lee，1966）详细总结了能够影响人口流动趋势的因素，在《人口迁移理论》中，他将影响因素分为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个人原因、介入阻碍因素。其中的介入阻碍因素使得人口流动原因的论述更加完善。迁出地因素包含排斥，而迁入地因素包含吸引。最后这两个因素作用于个人，个人根据选择权衡做决定。因此，呈现的结果也不一样。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s）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口流动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成本—效益迁移理论”。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应该被看作是类似于经济投资的一种活动，迁移者会倾向于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人口流动理论主要就是从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角度出发，阐述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原理。

4.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对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动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经济发展推动人口流动，二者是互动关系。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经济因素，人口流动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建立了人口两部门流动模型，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他提出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并以此建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其中农业部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城市工业部门以现代经济为主导，农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在经济上的差异使得劳动力出现转移。他的理论假设前提是农业产生剩余与城市不存在失业（Gustav，2004）。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观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释了现实中农业部门剩余人口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人口失业之间的矛盾现象，进而建立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通过研究他指出虽然迁移的原因有很多种，但预期收入仍是其迁移的标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着重定量研究，提出了对人口流动行为动因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等学者，用大量的数据统计作为基础对迁移者的投资与回报做出分析。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学者，引入了“绝对收入”的概念对人口流动动因进行研究。新经济移民理论比新古典理论改进了很多，不仅强调移民家庭的作用，同时把国家之间工资差距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以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为代表的劳动市场分层理论，1985年分析指出在发达国家存在“双重市场理论”，并未纠结于跨国移民一般原因，而着重强调跨国移民的重要原因（Doeringer，1985）。

5.人口流动的延伸理论

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对移民跨境迁移总结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其认为人口在国际间的流动源于资本与信息的国际间流动，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国际移民潮（Friedmann，1986）。后来又出现了移民网络理论，网络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网络学说填补了人口流动研究中的空白（华金，2001）。

（二）国内人口流动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比国外晚，主要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人口流动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与构架。我国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正式开始于改革开放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出现了庞大的人口流动现象，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实证我国出现的人口流动现象和问题。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段成荣等，2019）以农地关系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阐述了新时代我国已从乡土中国转变为迁徙中国。经过梳理总结出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其中关于人口流动经济特征与人口特征的研究有：《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3）、《中国人口迁移新探》（田方、张东亮，1989）、《中国人口迁移》（沈益民、童乘珠，1992）、《中国城镇人口迁移》（马侠、王维志，1994）、《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最新人口问题》（张志良，1996）。关于人口流动的规律的研究有：《人口迁移的规律——不同条件下人口迁移模型研究》（王振营，1993）、《中国人口迁移研究原理和方法》（段成荣，1998）、《中国历史上的流民与今日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钟水映，1999）、《2019年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段成荣，2019）。关于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研究有：《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王桂新，2005），从人口学的视角分析了人口流动的趋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有：《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与《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王桂新，2005），通过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数据的计量分析，指出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其中经济规模影响人口流出，经济收入影响人口流入。还有《区域经济中的人口流动现象》（倪英，2006）、《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杜鹰，2006）、《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国际经验》（都阳、2006）、《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蔡昉，2010）、《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新动向的考察》（王桂新，2020）。关于人口流动家庭迁移与人力资本的研究有：《人口集聚能够提升地区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吗？》（王晓璐等，2020），通过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两个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流动人口的定向集聚能够显著提高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任远，2020），提出新经济迁徙理论将个体迁移流动事件放置于家庭情境之中，突出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强调个人迁移决策机制立足于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盛亦男，2013），认为迁徙行为受到社会资本的重要影响即先迁徙者在迁入地的境况对待迁徙者基于血缘、乡缘、情缘等关系产生吸引或阻碍作用。关于人口流动政策建议的研究有：《加快改革我国二元户籍制度，顺应人口流动趋势，使城镇化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发展》（赵明、朱志军，1998）。还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蔡昉，2003）、《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陈金永，2009）、《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宋洪远，2002）、《中国人口流动政策的演进、特点与建议》（张希，2019）。关于人口流动的计量分析的研究有：李树茁（1994）根据20世纪80年代后的人口流动数据，对全国层面的人口流动做了计量分析，证明了经济水平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段成荣（2000）运用时序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了我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并指出年龄、性别、受教育等个人因素是人口省际迁移的显著影响因素。从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流动比例基本稳定，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与此同时流向中部和西部的流动人口逐渐增多，说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内陆化的倾向（赵云，2019）。

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不同阶段人口流动的研究，笔者总结划分出三个阶段，如表2-1所示。

表2-1 我国人口流动研究的阶段及重点

国内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

我国地理学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区域的角度考察人口在区域之间的空间变化，并得到了一些认识。阎蓓（1999）对省际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口主要由沿海流向内地、边疆。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方向完全相反。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向人口稀疏的北方等，改革开放后人口转为流向城市与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辜胜阻，1994；杨云彦，1992）；1990年的普查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是人口流动的聚集地（丁金宏，1994）；全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地主要是城镇（严善平，1997）；东部人口流入多而流出少，中部恰恰相反（杨云彦，2004）；王桂新（1999）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通过观察其90年代以后人口流动的流向，发现东部地区明显对人口有聚集作用；朱传耿（2001）通过统计1996年后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断裂点法分析得出我国人口流动形成了三大人口聚集圈，分别为京津唐、沪宁杭与广深厦；全国人口流动主要流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聚集了全国50%左右的流动人口，其中主要的人口流出地是中部地区（刘玉，2008）；邹湘江（2012）通过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十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方向与人口地区分布变化是一致的，人口流动对我国城镇化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36%，人口流动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从离散到聚合：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通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得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从离散化向聚合化演进趋势的结论（扈新强、赵玉峰，2021）。宏观上对人口流动格局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我国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劳动力富余地区向城镇流动，大部分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微观上主要从城市内部观测人口流动的格局。宋迎昌（2008）通过分析城市内部流动人口的分布，发现外来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城乡接合部；刘海泳等（1999）通过对北京市外来人口的调研发现，流入北京的外来人口大都分布于近郊区，而且外来务工人员呈现出以地缘关系聚集的现象；杜鹰（2006）通过对四川、安徽的调查，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各种特征，包括个体特征与就业分布；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为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陈丙欣，2013）。罗仁朝（2008）通过“聚集指数”对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分布的统计，指出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分布呈现“环状”与“放射状”相叠合的现象。通过分析城市内部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发现外来人口居住空间分布特征受社区类型影响，形成了以社区类型为界的居住分异，即外来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社区（于璐璐，2020）。

而在最近几年中，城乡流动人口转移增速开始放缓，而城城流动人口转移增速逐渐加快，多表现为中小型城市人口逐渐向区域中心级城市转移。全国共形成20多个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联系最为紧密（宋崴，2021）。微观上对流动人口分布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城市近郊区是人口流动的聚集地。中国人口流动新动向考察——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初步解读，研究显示人口流动的“爆发性”增长以近距离人口流动的增长为主，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行政区划变更形成的“就地”城镇化和近距离人口流动带来的“就近”城镇化为主要形态。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流动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省际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失，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王桂新，2021）。

2.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在关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上，我国学者借鉴了国外关于人口流动动因的研究成果，追求经济利益是人口流动最大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从迁移决策的制定到迁移结束整个过程，包括社会、经济、空间地域、制度、个人特征等。有关个体特征因素的研究有：张善余（1995）通过对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指出在发生迁移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受教育层次越高越容易迁移；李树茁（1994）通过对流动人口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证明了距离与迁移率成负相关关系，两地的经济差异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段成荣（2000）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性别在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中影响显著。有关空间地域因素的研究有：王桂新（1997）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关制度因素的研究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蔡昉，2003）。户籍制度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中的最大障碍（林毅夫，2003）。有关经济因素的研究有：杨云彦（1999）通过对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指出经济变量是人口流动因素中的显著因素；我国二元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下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障碍（蔡昉，2003）；张志伟（2005）通过计量分析，指出农民纯收入、城市工资、人均耕地面积是人口流动的显著影响因素；地区经济差异、城市化进程与市场化进程等是人口流动的动因（俞宪忠，2005）。李小建、姚静等（2008）通过实地调研计量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指出经济因素与家庭因素共同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流动起作用。高更和、李小建（2008）对中部农村劳动力打工距离做了研究，指出影响其距离选择的因素是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人数和上学人数等。王晓璐等（2020）通过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两个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流动人口的定向集聚能够显著提高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于潇、徐英东（2021）提出住房可负担性的挤出效应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引力效应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不同生命阶段中产生不同强度的异质性。

3.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学术界大部分学者指出人口流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既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王桂新（2005）通过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探讨，认为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入城镇地区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即时效应和异时累计效应，并且异时累计效应大于即时效应，说明未来人口流动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更加明显；杨子慧和萧振禹（1996）指出城镇中的流动人口是城镇与农村文化经济的桥梁，我国人口流动促进了社会进步；王小鲁、夏小林（2000）通过合理预测得出未来10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其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率为2%。马忠东（2004）指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通过汇款等形式将收入的一部分回流到农村，人口流动更有利于资本向农村的流动。翟振武（2006）指出人口流动既集约了农村土地的发展，也为城市带来了劳动力的供给，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人口流动也会有消极影响，相关研究有：段成荣（1997）指出人口流入城镇有利于繁荣市场与保障城镇劳动力的供应，但消极影响也同时存在，比如城市公共资源的过度消耗、城市交通的拥堵等；李荣时（2002）指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城市目前面临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不足的隐患；张爱华（2003）指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出现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撂荒等现象，人口的城乡流动不利于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回旋空间：存在性和理论架构》通过定义人口回旋空间为在一定人口结构变动和人力资本水平下，人口规模所规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选择集边界的拓展或收缩幅度，阐述了我国在新的人口特征下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金营，2020）。《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出中国人口红利需要从劳动力数量红利向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转型（王婷等，2020）。综合来看，我国学者关注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关注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学界一致认为总体上人口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消除消极影响。

4.人口流动对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

关于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邓建清（2000）指出人口流入城市缓解了劳动力不足，增加了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人口流动与流入地经济正相关；原新（2005）利用最早的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指出从近期预测来看人口流入对城市好处多，比如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等；宋健（2005）通过对广东这样的人口输入大省的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的流动人口对当地的经济贡献率为20%；叶香丽（2007）指出人口流动潮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卓云霞等（2021）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目前我国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马志飞等，2019）。周皓、刘文博（2022）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方面得到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的结论；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

关于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李实（1999）通过对农村流出人口后农村的经济变化的分析，指出农村输出劳动力最终有利于边际生产率；薛军民（2003）通过建立农村家庭收入模型证明了农村人口输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朱乾宇（2004）通过对2000年与2001年流出人口与农村人均收入等的相关性分析，指出农村人口输出促进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陈晨（2019）从我国人口流动作用下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体系的特征演变（1987—2010）进行分析，得到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城镇体系的“首末两端”，并呈现出高度的本地化特征的结论。同时，人口流动确实使得主要流入、流出地的城镇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更趋于符合“位序—规模”分布，但是，在人口流动作用下，主要流入地省份的“首位度”不断下降，而主要流出地省份的“首位度”却处于上升通道中，显示出显著的“对偶性差异”。

关于“回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镇得到的收入与技术在返乡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秦德文，1999）；另外一种观点指出“回流”人口大部分回到了农业部门，从事的仍是农业生产，其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白南生、何宇鹏，2002）；张华等（2021）通过中部地区回流人口研究城镇化道路。

5.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

我国关于经济增长极的论述与著作很多，增长极的研究借鉴了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但目前学界研究的增长极已经与佩鲁的增长极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增长极赋予了更多地理特性，是地理上的“极化区域”。经济增长极分为产业增长极与区域增长极。本书所要研究的经济增长极是指吸引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流入的区域中心，它对周围地区有辐射带动作用，它涵盖了区域和空间上的概念。本书涉及河南省增长极时，将河南省具有增长极特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有关于人口流动与增长极关系的研究，如何景熙、吴强等（2003）通过调查绵阳市经过分析指出，绵阳以电子产业为主导产业成为城市增长极，进而吸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导致人口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樊明方、王涛（2007）指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产业增长极，吸纳农村剩余人口，从而形成小城镇。刘朝明（2006）研究指出增长极中的城镇人口是城镇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因此，区域增长极对流动人口就业有很大的作用。王桂新、毛新雅等（2006）通过对我国东部三大都市圈进行研究，指出人口向三大都市圈聚集促进其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同时形成的经济增长极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流入；孙军、高彦彦（2014）指出劳动力流动是地区间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流入地的“乘数效应”与对流出地的“扩散效应”之间存在着效率差异，这种差异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本书通过构建模型对劳动力流动与增长极培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合江苏区域差距的现实指出，必须建立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以江苏沿海大开发的战略机遇为抓手，以培育区域增长极为核心，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级劳动力的流入，以推动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王婷等（2020）通过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需要从劳动力数量红利向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转型。

（三）国内外文献评述

1.国外文献的评述

国外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从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在人口流动的相关问题上，将人口流动规律的总结、人口流动动因的分析以及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作为研究的重点。流动的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与模型的前提假设有很大差距（高帆，2004）。因为我国的特殊国情和西方不尽相同，使得我国人口流动问题用二元经济理论进行解释有局限性，模型也不能解决工业自然分布于城市的问题。而聚集经济理论与二元经济模型结合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根据聚集经济理论，城市比农村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为人口提供便捷的生活和庞大的就业机会（唐文进、李峰峰，2004）。也就是说，城市有集聚效应。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分析已经形成了经典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地检验完善。如今，在国外，人口流动问题仍是经济发展研究的主流。这些理论对于国内学者研究人口流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部分差别，所以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发展程度与制度特征。

2.国内文献的评述

（1）国内研究的成果

国内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体系的分析与构建方面受到国外的影响较大，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等领域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对我国人口流动的基本问题多方位分析。包括移民属性（个体特征与经济特征）、迁移原因、主要流向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基本情况及对其的影响。这有利于我们对于人口流动相关问题的整体把握。第二，对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多角度分析并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迁移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我国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第三，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流动分布的格局基本已被摸清。对现象的准确把握有助于对本质的探寻，人口流动格局的整体掌握有利于下一步对人口政策的制定。第四，认识了城镇化的规律，并明确了我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好地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五，国内对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共同研究的态势。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以及GIS和遥感技术等现代地理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纵观国内文献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十分丰富，但面对人口流动新格局，尚未对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新的探索。已有文献中对于流动人口流动集聚的探讨主要基于全国层面或者单一城市群或省份等进行分析，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各区域的具体新变化，尤其是传统农区人口回流现象深入研究、对各区域城市群进行比较性研究、总结城市群人口流动聚集格局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趋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客观基础。

（2）国内研究的改进方向

我国学界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理论体系，并结合我国国情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基础性的研究亟待加强。如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基础概念尚没有权威的定义，对城镇化的认识与统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于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等没有清晰的界定，有待进一步统一。第二，对于个人、家庭等人口流动微观层面的全国或区域调查统计数据比较缺乏，这给人口流动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我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间年份有部分抽查，但全国系统性的人口流动数据只能从这两类人口调查中获得，各个省份也没有统一的人口流动数据收集出版材料，也就不能准确看到人口在各个区域流入、流出的情况，进而也就不能探究人口流动的过程。另外，随着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人口的迁移日趋频繁，但在这方面的统计与研究却十分薄弱。第三，较缺乏我国及我国某个区域人口流动趋势的预测。一方面对人口流动进行预测的研究比较少，仅从宏观的截面数据进行粗略预测的较多，欠缺历史的时间序列上的观察；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预测模型的探讨与人口流动预测分析的研究脱节。第四，在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方面比较薄弱。一方面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研究较少，其中“回流”对流出地的影响研究更为缺乏；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定量分析不足。第五，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学者们的总结大多数给出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收入、就业机会、文化传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并未说明这些因素以何种强度影响着人口流动发生的量和质，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另一方面，对于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探讨不仅需要宏观数据更需要大量微观数据的支持，目前这方面数据比较缺乏。第六，学界对人口流动的系列研究，较多关注全国的整体人口流动情况，尤其偏重人口的输入地东部地区，而对人口输出地的关注不够。作为典型人口输出地的河南省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典型传统农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突出，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河南省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与趋势，那么研究和掌握河南省这样的典型农区的人口流动的特殊规律，既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又是对中国特色的人口城乡流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学界仍未将人口流动作为经济学的主流来研究。缺乏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科学深入分析，使得对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准确把握，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效应的短期化、世俗化（蔡昉，2006）。人口学虽然较为关注人口流动现象，但是没有将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有机联系到一起进行研究，仅仅研究流动人口，使得其研究没有说服力。本书综合了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对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进行了界定。利用全国历次人口普查、国家与省级统计年鉴与实地田野调查的资料与数据，根据人口流动时间序列上的特征，对人口流动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人口流动进行了科学预测。从调研总结出农村劳动力“转得出”及在城市务工“进得去”“留得下”的影响因素，再根据实地调研与相关理论选定指标，通过设定回归模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后总结出河南省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即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预判人口流动下的传统农区城镇化模式路径，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角度对传统农区的城镇化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