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践才是硬道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实践创新开始的，其中既有一大批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者，如招商银行的马蔚华、中国建材的宋志平、潍柴动力的谭旭光等，也有层出不穷的民营企业家，如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吉利的李书福等。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都是企业家在没有现成结论和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原则，进行无畏探索、大胆创新所呈现的新局面。

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如大规模的市场、高性价比的劳动力等。其实，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而且是答案中的客观条件要素，忽视了成功的真正关键要素：创造的基因所生成的主观能动性。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客观条件只有通过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作用。红利是时代的客观要素，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红利，绩优企业是真正使用红利的创造者。绩优企业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信奉“实践出真知”，既不喜欢空泛的理论，也不蛮干，他们善于思考，强调结果导向，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思维，更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不服输的技术创新胆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精神及其形成的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创新机制的根源，东方的儒家伦理可能是东方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式创新企业的精神根源，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创新会产生阻碍。这一观点的提出似乎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创新的崛起以及东方为什么不能诞生现代工业创新体系。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的总结式分析。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扎卡里·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在其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中谈及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卡德韦尔阐述的一个定律：从数千年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期。幸运的是，总有国家接过创新的火炬。这位作者引申的结论是，创新更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不安全感”。他发现，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体制下，只要这种体制活力充沛，有一种生存危机意识，即所谓的“不安全感”，当年文明高度发达、体制看似最为先进的罗马帝国，就是被危机意识极强的匈奴王阿提拉带着看似极为落后的野蛮人血洗蹂躏。而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意识体系中，“居安思危”“苦难兴邦”恰恰是其底层逻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繁衍数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出现断裂，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全面释放了民族的这种危机意识，刺激了企业家群体“只争朝夕”的创新意识。

李书福“要造中国老百姓开得起的车”。吉利起步时的车售价只有3万元，在迅速跻身汽车销量前十位的同时，吉利车也成为“廉价”“低端”的代名词。因为过于模仿其他汽车，吉利没少吃官司，李书福发誓一定要做高端品牌，从而萌生了收购高端汽车品牌的念头。2002年，拿到汽车生产许可证不久的李书福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宣布“我们要收购沃尔沃”，员工们都以为老板在开玩笑。2008年，李书福正式向沃尔沃母公司福特公司提出收购要约时，员工们才觉得老板是认真的，而产业界和社会大众则一片震惊，连德高望重的企业家朋友都劝他“别胡来”。2010年3月28日，吉利与福特在瑞典哥德堡正式签约，吉利以18亿美元拿下沃尔沃汽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拥有豪车品牌的汽车企业。2021年10月29日，沃尔沃汽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上市，市值一度超过220亿美元，成为瑞典20年来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上市。更为重要的是，吉利从沃尔沃获得了中国汽车企业最渴望的技术。并购11年来，吉利在全球建立了五大工程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在很多技术领域跻身世界主流制造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