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朱由检，因年号崇祯，人们也习称他为崇祯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在皇寿亭畔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宣告了明王朝统治的终结。
统治长达277年的明王朝，最后葬送在明思宗手里，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明思宗自己却不这样看。崇祯八年（1635），当凤阳的明皇陵遭到农民起义军放火焚烧之后，他发布了罪己诏，在“罪己”的同时，就指责文武大臣“夸诈得人，实功罕觏”，似乎明王朝面临的深刻危机，都是由“诸臣失算”[1]造成的。到崇祯十七年二月，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大肆谴责臣僚，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2]到了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在煤山自缢之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3]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
作为明思宗的劲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二月率部横扫山西，发布檄文也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4]
明思宗死后，对他的评价便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既有斥责者，也有同情者，更有赞颂者，令人莫衷一是。
清康熙帝为修明史，曾对明史馆诸臣发表对明史的看法，谓：“当洪、永开国之际，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传诸累叶，虽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又十六朝之内宫禁毖严，而女主不闻预政，朝纲独御，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惟是晚近诸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不能接对群臣，巡省风俗，以致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迨末季朋党滋繁，一时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国是淆乱，盗贼恣猖，役重赋烦，边腹交困，而明祚驯至衰危矣。”[5]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明代诸帝的是非功过，既充分地肯定明初太祖、成祖“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的历史功绩，也无情地揭露晚明诸帝“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特别是末季崇祯帝“国是淆乱”“役重赋烦”而致明祚衰危的弊政。
清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在《庄烈帝纪》之后的赞语中，对明思宗做出这样的评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6]这则代表清代官方的评论，褒多于贬，极力赞扬明思宗的“慨然有为”“不迩声色，忧勤惕励”，至于“祚讫运移，身罹祸变”，那不过是“气数使然”罢了。
明末的忧时之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评价明思宗说：“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而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7]批评明思宗“太阿独操”，也就是独断专行，认为明王朝之亡就亡在他的独断专行。
清初浙江海宁人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评述明思宗一生的功过是非说：“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此心诚可享上帝。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曰吾自不旁落，己旁落矣。以饥益盗，以加派益饥，以缮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缮兵，久之兵皆盗也。盟诸中者，不与众喻，有恝视耳。帝信王时尝阅《三国志》，见十常侍及董卓、曹瞒矫制擅权，未尝不抚掌切齿。已闻立枷之刑，颇为动色，乃逡巡似失初指，则事势流激之，不期其然也。虽然，不屈者人臣之节，而天子先之。为南面持大防，义矫百代，是故愿从者众。为北面昭大节，亦矫百代。”[8]赞扬明思宗勇于求治、寡欲崇俭、关心民瘼，最后以身殉国，是个“矫百代”的壮举。同时批评他少推诚，稍舞智，疏远大臣而信任宦官，最后导致王朝的覆灭。
清初直隶丰润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评论明思宗说：“怀宗之图治，与其所以致乱，揆之事实，盖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东罢贡，便殿停香，记法重珥笔之臣，寒暑御文华之讲，进监司而问民疾苦，重宰执而尊礼宾师，以至素服论囚，蠲逋珥乱，罪己则辍减音乐，赈饥则屡发帑金，于是爱民勤政，发奸摘伏，此则怀宗之图治也。及其御寇警则军兴费烦，急征徭则闾阎告病，以至破资格而官方愈乱，禁苞苴而文网愈密，恶私交而下滋告讦，尚名实而吏多苛察，于凡举措听荧，贞邪淆混，此则怀宗之致乱也。”[9]认为明思宗的为政，其致治的绩效与致乱的祸患都极显著，互不相掩。
曾协助谷应泰编修《明史纪事本末》的文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明思宗的功过逐一进行评述，最后以同情的笔触写道：“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殒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为愈也。”还说：“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10]褒扬多于谴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惋惜之情。
清乾隆年间驰誉文坛的全祖望，在《明庄烈帝论》中则针对明思宗自谓非亡国君的言论，评论说：“庄烈自言非亡国之君……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凡庄烈之召祸，在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在外吝于议和。”[11]他认为放任宦官干政、拒绝与清议和，是导致明思宗亡国的两个关键问题。
对明思宗评价的这种意见分歧，在史学界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家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仍对其表示同情，甚至为之开脱、辩解，赞同其为“非亡国之君”说。近年就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12]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明思宗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那么，明思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上述的诸多评论究竟哪一种符合历史实际呢？这部《崇祯传》，择取明思宗生平活动的十个专题，以点带面地概述其一生的重大活动及其对历史演进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对其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来回答读者的疑问。
注释
[1][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九四，崇祯八年十月乙巳，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17页。
[2][清]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5页。
[4]《国榷》卷一〇〇，崇祯十七年二月壬申，第6026页。
[5][清]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一，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6]《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第335页。
[7][明]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五，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06页。
[8]《罪惟录》帝纪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纪》，第386—387页。
[9][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0页。
[10][明]张岱著，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石匮书后集》卷一，《烈皇帝本纪》石匮书曰、又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41页。
[11][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九，《明庄烈帝论》，国学基本丛书本。
[12]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