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衣冠南渡，深入江东

深入江东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十一日，西晋王朝的琅琊王司马睿带着自己的家眷、属官、私人护卫从徐州下邳出发，前往目的地建康。

陪在他身边的是王导、众多琅琊王氏族人，还有司马睿封地琅琊国的一千多户人家。《宋书·州郡志》载：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

那时候平均每户五到六人，算下来整个南渡队伍在六千人左右，还有各种家具、衣物，路上需要的粮食，甚至是家禽等，这样庞大的队伍最好是走水路。

他们出下邳城，进入泗水，往东南航行二百多里进入淮河，然后在淮河南岸的淮阴，也就是今天的淮安市往南拐，进入中渎水。

中渎水的前身是邗沟，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之一，由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开凿。位于江苏南部的吴国为了北上攻打山东半岛的齐国，就从长江北岸的扬州一路往北开凿运河，直到淮河南岸的淮阴。后来这段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段，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

王导、司马睿等顺着邗沟往南航行三百里，就到了今日长江北岸的扬州市。他们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浩浩荡荡的长江。

那时候扬州江面宽达四十公里，波涛翻滚，犹如汪洋，是抵挡北方铁骑进入江南的天堑。曹丕即位后曾两度南征，到了扬州后也只能望洋兴叹：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逃难的司马睿和王导眼见长江浩渺，不免心中凄凉。在他们身后，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而他们此番南渡，恐怕再无归期。

这种难以抑制的悲伤在当时人心中经常涌现。魏晋史研究大家唐长孺先生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就曾总结道：东晋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经济落后于中原，汉族士人南渡都属于万般无奈，很多士人过江时潸然泪下。

比如以清谈和美貌闻名当时的卫玠在渡江时就“形神惨悴”，忍不住对身边人说道：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他口中的“芒芒”指的正是浩渺苍茫的长江水面。

遥想王导、司马睿当时心境，恐怕也别无二致。

船队进入长江后，激烈的水流凶猛地拍打着航船，发出“砰砰”的巨响，但并没有阻挡他们往西逆流而上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建康。

那是阴历九月初一，江南已进入深秋时节。空气中有明显的凉意，长江的风从北边刮来，裹挟着潮湿的腥味。

长途跋涉后的王导、司马睿都筋疲力尽，面色狼狈。

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建康城，曾是东吴的都城。凭借着北边长江天险，它挺过了汉末三国乱世，以及西晋末年不断爆发的地方叛变。

从今以后，它就是司马睿、王导的家了。此时的司马睿和王导不过才三十许。他们年轻，富有才华。司马睿继承了曾祖司马懿的隐忍坚毅，懂得韬光养晦，后来居上。王导则出身两晋第一等豪门，长袖善舞，深不可测。

虽然身处乱世，但他们幸运地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凭借着长江天险，短时间内足以抵御北方匈奴的铁骑。江南土地丰饶，假以时日，足以自养。只要两人同心同德，携手努力，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大家族的乱世生存法则

这里需要单独提出来的是，南渡队伍中没有王敦、王旷的身影。当王敦跟王衍透露了南渡计划后，王衍对计划做了一个调整：在司马睿和王导被派往江东的同时，族弟王敦被任命为青州刺史，胞弟王旷被任命为淮南太守。

《晋书·王衍传》载：

（衍）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

王衍劝说司马越道：现在天下大乱，需要文武兼备的人才出镇各个军事要地。

这个建议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有助于稳定乱局，所以能得到司马越的支持。但站在王衍的角度，可能还是南渡计划提醒了他，应该早日将家族势力拆分为几支，散到各处，规避同归于尽的风险。这是大家族在乱世常用的保全策略，当年诸葛亮兄弟几人就分别入仕魏、蜀、吴三国。

王敦出任的青州在今日山东半岛北部地区，以临淄、寿光为主要城市。山东半岛像一个巨大的楔子一样斜插进华北平原，北接河北，南靠江苏，历来是控制南北战争局势的关键。河北军队想要南下江淮，必然会被山东所阻。明初朱棣从北京南下，想要渡江攻打南京，每次都被山东牵制，以至于两三年内都出不了河北。

南方势力图谋中原，也往往先北上占据山东，作为进攻河南、河北的基地。朱元璋灭元，就是在先拿下山东后，才敢进入河北。

青州往北越过黄河，即是河北。如今匈奴骑兵正顺着河北南下，这里是抵挡他们进入淮河一线的关键屏障。

青州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是它剽悍的民风，这里曾是黄巾起义爆发的重灾区。曹操当年就是通过平定青州的黄巾起义，收服青州兵中的精锐，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

如今王敦出任青州刺史，有助于收拢人心，巩固北方防守力量。

在出任青州刺史之前，王敦因为在八王之乱中的功劳，先后担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侍中，都是守在皇帝身边的要职，其中左卫将军的职位还让他拥有了掌管一支皇宫禁军的权力。他不仅出身琅琊王氏，还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西晋年轻一辈贵族子弟中声名显赫。

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也高于王导，因此受到族长王衍重用，出镇青州。不过他在这个职位上不会耽搁太久，很快就会南下江东与王导会合。

除了派王敦前往青州，王衍还派自己的亲弟弟王澄出任荆州都督。荆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历来是南北交战的中路战场。

王衍曾对两个弟弟说道：荆州有汉水、长江天险，青州背靠大海，都是能够割据一方的好地方，我在洛阳与你们内外呼应。

这是王衍的狡兔三窟之计。他从王旷的南渡计划中得到灵感，提前将家族的两支力量安插到朝廷的关键位置，不论洛阳最后是否沦陷，都能延续琅琊王氏的权力。

再说王旷。

作为南渡计划的提出者，他却无缘南渡，被改派到江北的淮南郡担任太守。淮南郡位于淮河以南，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位于合肥以北一百二十公里处。这是一个连接南北的关键位置，向北顺着淮河支流颍水即可进入中原；向南越过长江，即可进入江东。

王旷在这里既可接应北方的朝廷，又能掩护江东的司马睿。不过对司马越来说，王旷在这里的首要任务还是牵制扬州都督周馥。

扬州的管辖范围除了江南，还有江北的淮南、庐江两郡。在司马睿南渡之前，整个扬州军事都归都督周馥管辖。为了削弱周馥的力量，司马越将扬州一分为二，江南等地都给了司马睿，所以司马睿的头衔叫“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也就是负责掌管扬州江南部分的军权。

江北两郡还归周馥管理，司马越依旧不放心，派王旷出任淮南太守。魏晋时期，都督管一州军事，相当于军区司令；刺史管理一州行政，相当于省长。太守则是管理州下一级行政单位郡的政务，相当于市长。

通过以上对王敦、王旷的任命，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越、王衍依然把重心放在固守中原正朔，没有意识到可以把政权转移到江东。南渡江东的司马睿、王导等人在他们的联盟中依然只处于权力的第二梯队，只是负责去江东筹集粮草。

这是司马越最大的失败，他失去了挽救自己、挽救西晋朝廷的最后机会。

但站在司马越的视角来看，这一切又是理所当然。在西晋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如此南侵，以至于最后颠覆中原政权。不管从文化意义还是政治意义来讲，中华文明的正朔都必然是屹立在以长安、洛阳等北方都城为核心的中原地带。从周到秦，从汉到晋，代代如此。

这是中原政权的政治潜意识，也是他们的骄傲所在。后来的南宋、南明朝廷可以参照东晋故事，但此时的司马越没有任何参考。

当然，司马睿、王导的局面也并不乐观，甚至比此时的司马越更加艰难。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支北方力量在江东成功立足。建康城的第一代主人东吴孙权，本身就发家于江东三吴地区。刚刚失败的陈敏尸骨未寒，更是一个惨烈的教训。

江南的一切都是新的、危险的。他们这群中原政权的流浪者，就这样贸然闯入了潮湿溽热、雾气弥漫的江南。

根据以往的军事经验，想要立足江南，首先以建康为依托，然后沿着长江一线布防，向上游控制夏口（今武汉）、武昌（今鄂州）等重镇，向下游掌握广陵（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地。如果有余力，再北上控制淮水一线，打造江东的第二道防线。对江东来说，如果长江是家门口，那么淮水就是院门口。

但对此时的司马睿、王导来说，这一切都太过遥远，他们眼下能依托的唯有建康城。

收服人心的艺术

在孙权建都建康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叫作“秣陵”的县城。它背靠长江，距北方势力的威胁太近，离富足的太湖平原一带又较远。

因此东吴最早扎根于太湖一带而非建康。赤壁之战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孙权为了更好地对抗曹操、刘备势力，将都城迁往秣陵，并改名“建业”，寓意“建立王之业”。

西晋灭吴后，改“建业”为“建邺”，当王导、司马睿南下江东时，它依然被这样称呼。后来为避皇帝司马邺的讳，又改为“建康”，这是沿用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字，史书提到这个地方时，也多用此称。等到我们用“南京”称呼这个地方，已经是明朝的事了。

但为行文方便，我们后面直接用“南京”这个称呼。

南京当时最重要的防守位置是西北方向的石头山，也就是今日所说的清凉山。山上有城，即石头城。

石头山西边就是长江天险，从长江上游来的势力一般都在石头山登陆。孙权为了守护南京城，曾在石头山筑城，驻扎军队，储藏粮草、兵械。他还在山上铸造了烽火台，一旦遭遇战争，点燃烽火，即可被整个东吴地区看到。

为了输送太湖地区的粮草、物资，他还修了一条人工运河，连接南京与太湖两地。经过东吴几代人的开发，南京成为江东大城。东吴之后，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此，它因此有了六朝古都的美誉。

然而，南京城只是给王导他们提供了一个落脚之地，想要真正管理江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早在春秋时期，这块土地就以民风剽悍著称。上到贵族豪门，下到贩夫走卒都躁动好武，不畏生死。战国四大刺客之一，帮助吴王阖闾刺杀政敌的专诸就是南京人。三国时期，包括南京在内的丹阳兵、长江下游的镇江兵都被称为精兵。

徐州刺史陶谦就靠着丹阳兵对抗曹操，后来还分出三千丹阳兵给刘备，成为后者的起家资本。今浙江一带的会稽同样盛产精兵。秦朝末年，项羽就是在会稽起事，领着八千子弟兵征战天下。

好战的民风与江南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今日江南土地肥沃，渔产富饶，是温润纤细的鱼米之乡。但在唐代以前，江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今日太湖、钱塘江一带。往南就是大片的山地、丘陵，被百越山民占据。即使是作为都城的南京，丘陵占地也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平原人与山地人冲突不断，在战术、武器、民风等各方面相互浸染，培养出好战逞强的普遍风气。

《宋书·五行志》记载，即使在西晋攻占东吴多年后，江东地区依然人心摇动，眷恋东吴政权，有童谣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附翼，吴复不用力”。

大一统的西晋政权在他们看来依然是外来的闯入者，民众心心念念的是失败的孙氏政权。当然，孙氏的统治并非真的那么美好，只是作为本土政权，加上失败的悲伤结局让江东人在想起他们时，会有一层不自觉的滤镜。

这些都会对西晋的统治造成动摇。

晋武帝曾对此忧心忡忡，跟江东名士华谭请教说：东吴人凶暴好战，该怎么管理呢？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地方叛乱不断。几十年之后，司马睿南渡江东，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他也没能力解决。

但王导有个思路。回顾往昔，每到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王导总是有思路。他总能抓住问题的核心。

在他看来，管理江东的核心，就是得到本土大族的支持。就像北方政权的基础是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一样，江东同样被当地豪门控制。

南京城的上一任主人东吴孙氏，主要依靠的就是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家族。

吴郡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以太湖为核心，向四周平原辐射。密集的水网既便利航运，又能灌溉肥沃的平原土壤。

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大力开发太湖平原，并建都苏州。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作为江南本地大族，最早定居于此。

经过累世经营，他们在经济上占有土地，经营庄园；在政治上渗透进了各级政府，到了孙吴时期，他们已经进入中央，与孙氏共治江东。

司马睿想要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就不得不争取这些本地大族的支持。

遗憾的是，这些大族对司马睿并没有好感。

他们早把江东看成了自家领地，任何外来势力都会被视为一种侵占和抢夺。唐长孺先生曾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分析说，江南以孙氏为首的旧统治集团渴望恢复其独立王国。即使在孙氏覆灭后，他们划江自守的心态依然没有太大变化，支持陈敏作乱就是一个例证。

司马睿与陈敏不同，他是司马氏藩王，代表正统的中原政权，这是江东大族三十年来最为抵触的统治对象。二十七年前，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参与西晋灭吴之战，并亲自接受了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投降。这段历史毫无疑问会增加江东本土大族对司马睿的敌意。

据记载，司马睿到了南京一个多月，东吴大族没有一人登门拜访。司马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几年之后他收服了东吴人心，还对东吴士族首领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

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寄居在你们的土地上，我心里经常感到惭愧不安啊。

《晋书》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豘，以为珍馐。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敢先尝，于时呼为“禁脔”。

司马睿等人刚到江东时候，生活窘迫，连猪肉都吃不起。偶尔弄来一头猪，就视为佳肴。猪脖子上那块肉尤其好，王导等人都不吃，献给司马睿。

足见当时的困顿与狼狈。

但王导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身段灵活，长袖善舞，擅长在复杂的局面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世说新语》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

王导官拜扬州刺史时，宾客数百，济济一堂，王导都能一一接待，人人有悦色。

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

唯有一个来自临海郡（今天浙江临海市）的任姓客人和几位西域僧人没能融入环境。

王导就走到任姓客人前，说道：您来到我这里，那临海就没有人才了啊。

客人大悦。

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安抚好任姓客人后，王导再走到西域僧人面前，弹着手指说：兰阇，兰阇！

“兰阇”（lán dū），梵语中的褒赞之辞，弹手指大概也是当时对待西域僧人的礼节。

僧人大笑，四座皆欢。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他帮助司马睿收服江东以后，但他左右逢源，收服人心的灵活手腕可见一斑。

现在他准备为司马睿去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同样作为豪门贵族，他自忖能够洞悉这些江东大族的需要和恐惧，只要因势利导，他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争得他们的信任。

他把目光首先投向了陆、顾两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