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周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

印纹硬陶的前身为几何印纹泥质软陶。从考古资料来看，印纹陶在浙江的出现历史相当久远，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5)中，就开始出现印纹陶器，还一并出土了陶拍、陶垫等拍印工具（图2-1）。但此时的印纹陶胎土为一般黏土，不耐高温，火候较低，装饰的几何图案也比较简单，以绳纹、篮纹、菱格纹等为主。尽管整个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多为软陶，但拍印这一技术在此后的河姆渡文化(6)、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一直延续。

一、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初期

经过长期的探索，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期，印纹硬陶开始烧成。环太湖地区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浙西南地区的好川文化，以及肩头弄第一单元均出现了印纹硬陶。钱山漾遗址钱山漾文化遗存中出土有拍印方格纹的硬陶罐(7)（图2-2）；上海广富林遗址属钱山漾文化的J14中，出土了拍印斜向条纹的硬陶小口鼓腹罐(8)，另外，该遗址的广富林文化遗存中，还出土了单把圈足鬶（图2-3）、高领球腹罐、高领广肩圈足壶，纹饰均为方格纹，其中一件鬶的把手上还刻划人字纹、弦纹、多重斜线相交纹(9)；好川遗址好川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高领鼓腹圈足罐、高领扁鼓腹罐，腹部、肩部多见附加堆纹，纹饰有条纹、叶脉纹、折线纹等(10)（图2-4）；肩头弄第一单元的着黑陶上拍印有条纹(11)等。

值得注意的是，环太湖地区、浙西南地区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因此两地的印纹硬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面貌和系统，与此同时又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如钱山漾遗址马桥文化遗存出土的高领球腹罐肩部装饰三个鸟喙，这可能与好川文化的三喙罐有渊源；广富林遗址属钱山漾文化遗存中的小口罐，肩部饰有两道凸棱，腹部拍印斜向条纹，上腹部表面“着黑”，形制及“着黑”工艺可能与好川文化、昙石山文化有关；好川文化第五期的高领球腹硬陶罐，拍印折线纹、叶脉纹，这两种纹饰在好川文化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昙石山文化中均少见，却是钱山漾遗址马桥文化遗存的典型纹样，但高领球腹硬陶罐的形制却可以从昙石山文化找到来源。另外，广东石峡遗址中文化层的单把圈足鬶(12)与广富林遗址属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同类器物形制雷同(13)，浙西南与闽北地区的单把带流罐也可能与广富林文化的单把圈足鬶有关；肩头弄第一单元则与闽北的猫耳弄山窑址(14)出土遗物相似。

综上，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初，印纹硬陶开始出现，但是器类少、纹饰单一，为印纹硬陶的萌芽期。环太湖地区和浙西南地区的印纹硬陶各自独立起源，同时相互间又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互动。

二、夏商时期

（一）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

1.夏代和夏商之际

夏代和夏商之际，印纹硬陶逐步发展成熟，而进入商代，原始青瓷也取得了初步发展，这些主要表现在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与烧造初具规模上。

浙江境内发现了一系列这一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窑址，它们不仅分布集中，并且在产品的胎、釉、成型和装烧等工艺上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发展脉络。印纹硬陶的烧造区域与原始青瓷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集中在浙北地区的东苕溪流域，主要包括德清龙山（图2-5）和湖州青山（图2-6）两大片区。其中，德清龙山片区包括瓢山Ⅰ区、瓢山Ⅱ区下层堆积、北家山Ⅱ区、金龙山Ⅰ区4处窑址(15)，湖州青山片区主要集中在南山窑址一期。

（1）瓢山窑址Ⅱ区(16)

根据调查，瓢山窑址Ⅱ区地表散落大量硬陶片、烧结块、原始青瓷片和少量陶拍、陶垫等窑具，部分地区还保留了小范围的堆积。通过抢救性试掘，发现该窑址可分为上、下两大文化层，其中下文化层为夏代堆积（图2-7）。

瓢山窑址中发现窑炉一条，窑尾不存，保留部分火膛，两侧壁亦保存不佳。残长4.2米、宽2.2—2.9米，火膛口已被破坏，火膛与窑室之间低缓坡过渡，不见垂直的断坎。残存的窑室南部窑壁不存，仅在北部中段保存有一小断窑壁，侧壁烧结严重，壁体为草拌泥，因长期烧烤而呈红色。窑室底部呈红褐色，不甚平整，未见窑底铺砂现象。窑炉底部土层中夹杂有少量的原始青瓷与硬陶片，显示该窑炉经过多次修整再利用（图2-8）。

瓢山窑址的产品面貌较为一致，以生产印纹硬陶为主，另有少量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基本为长颈侈口罐和束颈翻折沿罐，器表流行拍印粗大的曲折纹。大件器物为手制泥条盘筑，小件应以轮制成型为主。原始青瓷器型包括钵、三足盘、长颈罐、大翻折沿罐、豆、网坠形器、垫、拍等（图2-9）。

二者的质地十分接近，胎色普遍较深，多呈灰黑色、深褐色或紫红色，大多数为夹心胎；胎质较疏松且不纯净，多夹杂黑色斑点，并有大小不一的气孔，吸水率较高；烧成火候较高，除一部分生烧外，几乎不见软陶（图2-10）。

原始青瓷有釉的部位多位于器物朝上的部位以及器体一侧，较厚的釉层往往集中于器物的一侧局部，如罐的肩、颈和豆柄的一侧。施釉线不明显。多数器物的釉层极薄，仅在局部小范围内较厚，但厚釉处施釉不均匀，胎釉结合差，剥釉严重，釉色多呈较深的黑褐色、棕褐色或青色。

装饰方面，以素面为主，偶见云雷纹、弦纹等。云雷纹一般位于三足盘类器物的足面和近足跟的下腹部、罐类器物的腹部，戈的正反面也见有密布的云雷纹（图2-11）。弦纹多见于豆柄以及三足盘的足面。装饰技法基本为刻划。除纹饰外，原始青瓷上还发现有刻划符号，多为简单的指甲印形短弧线，也有十字形纹图案。一般位于罐类器物的口沿、肩部等，也见于小型器物的腹部及底部。

（2）北家山窑址(17)

北家山窑址位于瓢山Ⅱ区东北约30米，该窑址由于试掘面积和堆积有限，出土标本较少。产品类型依然有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两类，以原始青瓷数量居多。

原始青瓷器类中，主要有豆、三足盘、长颈侈口罐和钵类器物。豆盘为宽沿，沿面上斜，斜直腹较深；细柄豆较厚重，喇叭形高矮不一，以较高者为主，足端偶见缺口。三足盘浅坦腹，三足细高，足端外撇，足截面多呈圆角三角形，足面与两侧面之间折棱较明显。长颈侈口罐和钵类器物与瓢山类型器物基本一致。

胎色普遍较浅，以青灰胎为主，另有少量灰黑胎。胎色较纯，几乎不见夹心胎现象，但仍普遍夹杂有较多黑色小斑点。烧造火候高，胎质较细，也见胎质略疏松且含有大量气孔的现象。

豆和三足盘的釉色多呈青色和黑褐色，青灰胎器物施青釉、釉层厚、玻璃质感强；灰黑胎器物釉色较深呈黑褐色，釉层薄，部分器物玻璃质感不强。从施釉部位上看，豆盘、三足盘内腹一般为满釉，釉质较好，豆柄通常在一侧或一侧及足端外撇的部分有釉，局部釉层厚、玻璃质感强，不见施釉痕迹。长颈罐的施釉方式和釉色与瓢山类型接近，釉位于颈、肩、上腹部的一侧局部范围内，由釉的中心向四周逐渐变薄变淡，直至消失。除施釉器物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器物外腹施有薄衣，一般呈较深的黑褐色，极薄且无玻璃质感。

装饰方面，以素面为主，少数豆柄和三足盘的足面上，可见细弦纹、弦带纹、菱形网格纹、云雷纹等装饰，装饰技法均为细线刻划，不见拍印。豆柄有镂空装饰，偶见豆柄足端有三个小缺口的现象。

（3）金龙山窑址Ⅰ区(18)

金龙山窑址位于瓢山窑址Ⅱ区西北约500米处。可分为两区，其中Ⅰ区属于夏商类型，Ⅱ区时代为战国时期。

窑址中发现较多印纹陶片和少量原始青瓷片，印纹陶片饰曲折纹，原始青瓷型主要有长颈侈口罐。另外，在金龙山窑址Ⅰ区所在区域，采集到数块窑炉烧结块。虽然在开垦过的断面上未发现窑址堆积层，但因有窑炉烧结块的存在，判定窑址的依据还是明确的。

2.商代

进入商代，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窑址数量逐渐增多，窑业生产依然集中在德清龙山片区和湖州青山片区。

根据历年的调查和发掘，德清龙山片区窑址群内商代窑址目前共发现17处。其中，10处明确有地层堆积的存在；7处调查采集到一定数量的标本，但由于窑址所处植被茂密，且未进行试掘，因此未确定是否有地层堆积。湖州青山片区窑址群共有窑址21处。其中，9个地点的断面上能确定地层堆积，另外12个地点均能在地面上采集到较多的产品标本与烧结块、红烧土块等窑址遗物。除南山窑址Ⅰ区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Ⅱ区进行过小范围的试掘外，其余地点均为调查采集。（表1-1）

两大片区中绝大多数的窑址为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合烧。按两者的烧造比例，可以划分成三个类型。

（1）水洞坞类型

第一个类型为水洞坞类型，以印纹硬陶占绝大多数，有少量原始青瓷。该类型窑址主要分布于德清龙山片区窑址群中，在湖州青山片区窑址群的南部也有少量发现，许多窑址直接叠压在战国等晚期窑址的地层之下。明确有地层堆积的窑址有9处（均采集到相应的标本），没有确定地层堆积的有7处，共计16处（德清12处、湖州4处）。该类型最具代表性的窑址是水洞坞窑址(19)（图2-12）。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龙山窑址群的核心地带，其堆积可分为上层的战国堆积层和下层的商代堆积层。商代地层出土的产品面貌基本一致，以印纹硬陶占绝大多数，偶见原始青瓷、硬陶与泥质陶，后三类器物均为豆柄残件。印纹硬陶器类较单一，多为器形巨大的罐类器物。长颈、圆肩、深腹，凹圜底或低矮大圈足；通体拍印云雷纹，纹饰细密、排列杂乱，内壁密布拍印纹饰撑垫形成的凹窝；胎色较深，多数呈深灰或紫红色；胎质细腻，火候较高，部分器物肩部有极薄而不均匀的光亮层。原始青瓷可辨器型均为豆。豆柄呈高喇叭形；胎色灰白；有的胎质较细，有的存在大量的细小气孔；豆盘内壁有釉，釉层较薄，有一定的玻璃质感（图2-13）。

（2）南山类型

第二个类型为湖州南山类型，产品以原始青瓷为主，偶见印纹硬陶。该类型窑址主要分布于湖州青山片区窑址群中，目前共发现20多处，仅城山窑址位于德清县城武康镇的西部、城山的东坡。代表性的窑址是湖州南山窑址(20)（图2-14）。

湖州南山窑址于2010年经过全面的发掘，面貌较为清晰。其地层堆积丰厚，持续时间长，叠压关系明确，器物演变脉络清晰，从商代早期开始并贯穿整个商代，可初步建立太湖地区较为完整的商代原始青瓷编年序列（图2-15）。

南山窑址的产品主要是原始青瓷，兼烧极少量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标本器型以豆、罐与器盖为主，也有少量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均用瓷土作胎，瓷土经过选择和一定工序的处理；人工施釉痕迹明显，但施釉技术仍相当原始；早期为轮制加手工修坯，晚期演变成纯轮制成型；一般多件器物叠烧。按地层叠压关系及类型学的排比，出土器物共可分成五期（图2-16、图2-17）。

第一期 器物类型单一，以原始青瓷豆为主，另有少量原始青瓷钵、盂与印纹硬陶。原始青瓷豆基本为宽沿、深腹，豆柄足端带三个小缺口；钵数量不多，种类丰富，包括宽沿弧敛口、宽沿折敛口、窄沿弧敛口、窄沿折敛口等类型；盂数量极少，腹一般较高。印纹硬陶主要是长颈、圆肩、鼓腹、大圈足尊，拍印粗大杂乱云雷纹为主。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胎质、胎色基本相同，均为浅灰色胎，少量器物胎质细腻坚致，多数器物常见一种极细的黑色斑点；人工施釉，少量器物釉较佳、釉层厚、青釉玻璃质感强，多数器物釉层极薄、呈土灰色点状凝釉；轮制结合手工修整成型；直接置于窑床上装烧，通常多件器物叠烧。时代为商代早期前段或夏商之际。

第二期 器类与第一期基本相似，以原始青瓷豆为主，另有少量原始青瓷钵、盂、小罐、器盖等。原始青瓷宽沿深腹豆消失，新出现宽沿浅腹豆，偶见浅坦腹豆；钵与盂变化不大；新出现罐与小罐，数量极少，近敛口，颈几乎不见，折肩；盖呈浅弧形。少量印纹硬陶出现较浅细的云雷纹和粗乱的席纹。胎、釉、成型、装烧等均与第一期相似。时代为商代早期后段。

第三期 承上启下，无论是胎、釉、成型、纹饰，均具有过渡特征。种类丰富，器型多样，原始青瓷豆、罐、小罐及器盖成为主流产品。豆除宽沿浅腹豆外，新出现的敛口豆数量比较多，且足端多不带缺口；罐与小罐口沿变高，由凸唇发展成短颈；器盖除浅弧形盖面外，新出现盖沿下折及子母口盖；此外仍有少量的钵与盂。少量豆柄上使用细阴线刻划与镂空技法装饰，内容有饕餮纹、细凹弦纹以及三角形镂孔、圆形戳印等。印纹硬陶流行各种类型的罐，一般为长颈侈口；纹饰除云雷纹外，新出现大量席纹，前期流行的粗大云雷纹变得细小且排列整齐，粗大席纹成为主体纹饰，偶见排列较为规则、细小的席纹。原始青瓷胎色逐渐加深，多呈青灰色，胎质较前期更细腻；釉变化不大；成型上，除轮制与手工修坯相结合外，出现完全轮制成型工艺；装烧方法与前期相同。时代约为商代中期。

第四期 器型、纹饰均较单一，原始青瓷敛口豆、直口短颈罐、小罐及器盖占绝大多数，豆柄足端带三个半圆形缺口的做法完全消失。印纹硬陶主要是各种罐与研钵，罐多直口短颈，纹饰以细密规整的细席纹占绝大多数。原始青瓷胎色较深，多呈青灰或灰白色，胎质明显较前期细腻；釉变化不大；均轮制成型；多件叠烧。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前段。

第五期 器型变化较大，器类丰富。原始青瓷直口短颈罐、小罐、器盖及新出现的直口折腹豆成为主流，其次是敛口豆和新出现的豆柄带凸棱浅腹豆，新见少量尊、簋。印纹硬陶主要有直口短颈罐与研钵两类；除席纹外，新出现大量重菱形纹，菱形中间带一小凸点。此时期原始青瓷质量上有极大的飞跃，除豆盘内腹外，外腹、豆柄亦施釉。胎、釉、成型、装烧与第四期变化不大。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后段。

（3）尼姑山类型

第三个类型为尼姑山类型，产品以印纹硬陶与硬陶为主，器型主要是长颈罐。目前该类型的窑址仅发现尼姑山窑址(21)一处，位于龙山片区窑址群的东部（图2-18）。

尼姑山窑址位于尼姑山东山脚，2012年夏天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所在区域内，发现大量陶片和一些烧结块，以及零星红烧土，但还没有暴露窑址堆积。采集到的标本有印纹硬陶和素面硬陶两种，不见原始青瓷。可能此窑纯烧陶器，不烧原始青瓷。印纹硬陶标本拍印纹饰多为粗大的菱形云雷纹、菱形纹或折线纹（人字形纹），也有小而浅细的菱形云雷纹。从采集标本看，窑址年代为商代（图2-19）。

除东苕溪流域发现的原始青瓷窑址之外，还在上虞地区发现少量商代窑址，主要烧造印纹硬陶。1984年，在上虞县百官镇李家山(22)（今属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坡脊下，清理了6座印纹陶窑址。其中一座为马蹄形，其余均为龙窑，呈倾斜的长条形，窑壁的残高为5—40厘米。各龙窑炉残存长度不等，其中保存最好的为Y6，长约5.2米，残宽90厘米，窑壁残高4—20厘米。在Y1—Y6窑炉内外的堆积中，发现各种陶片145片，其中硬陶127片。大多数硬陶片均有纹饰，主要为人字纹、编织纹，另有零星的回纹、弦纹、云雷纹等。半数以上的硬陶片上有人字纹，纹饰印痕较浅，并有粗细两种。其中，较粗者纹饰较模糊并呈纵向展开，较细者图案规整而呈纵向排列。编织纹的图案规整，各纹饰个体间采用垂直相交的方法形成编织状纹样，陶片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回纹陶片的质地稍软，纹饰印痕较浅，“回”字的内外口线条粗细一致，其内口转角有直角和圆角两种。弦纹的纹饰不甚规整，各条间宽窄、深浅不一，胎质普遍较硬。云雷纹的数量最少，仅发现2片，图案较模糊，纹饰个体较小，拍印不甚规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片表面有“爆汗釉”。部分印纹陶片有因高温或过烧而造成内外器壁相脱裂的现象。可辨器型主要为坛、罐类器物。发掘者认为，李家山周边地区发现的窑炉在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原始性，且各类印纹陶片的纹饰与马桥、吴城等遗址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判定Y2—Y6的年代应定为商代。

（二）印纹硬陶的出土和特征

夏商时期是印纹硬陶的发展成熟期。根据器物形制和纹饰的差异，结合地理环境，可将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分为浙东浙北和浙西浙南两区（图2-20）。

1.浙东浙北

浙江东、北部地区，包括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地区，可分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期至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属于马桥文化，典型的遗址有湖州毘山遗址(23)、钱山漾遗址(24)、塔地遗址、下菰城遗址，余杭小古城遗址，宁波象山塔山遗址(25)等。

这一时期的印纹硬陶器类丰富，纹饰多样。器类有折沿垂腹罐、高领鼓腹罐、折沿大口鼓腹罐、鼓腹小罐、折沿盆形罐、翻沿盆、鸭形壶等，器底多为凹圜底。其中，折沿垂腹罐的口沿多见刻划符号，高领鼓腹罐肩部多有扁状系。这一时期的纹饰总体风格较为粗放，常见方格纹、条格纹、叶脉纹、菱形云雷纹、席纹、折线纹；同时组合纹较多见，有叶脉纹分别与方格纹、云雷纹、席纹、条格纹组合，有方格纹分别与云雷纹、折线纹、席纹组合，还有方格纹与叶脉纹、云雷纹三者组合等（图2-21）。

第二阶段文化遗存属于商代后期，部分遗存年代可到商末周初。典型的遗存有毘山K1、G1第五阶段的部分遗存(26)，钱山漾遗址J8(27)，小古城遗址及下菰城遗址商代后期遗存，德清小紫山商代土墩墓，海宁夹山D2(28)，长兴便山D427（一）(29)，长兴石狮D5M8(30)，萧山柴岭山D18M2、D21M2（图2-22）(31)等。

这一时期印纹硬陶的器类主要有瓮、罐等，形制为长颈、广肩或圆鼓肩、底腹交接处圆折、底部为圜底微凹或平底。颈部多有弦纹，器表及底部均拍印纹饰。纹饰的种类较少，主要为云雷纹；纹饰浅细，有些纹饰比较凌乱。

以德清小紫山商代墓地出土的器物为例，随葬品中印纹硬陶主要有坛与罐两种器型：坛为高领、长颈、圆肩、深弧腹、圜底近平，通体拍印重回字纹，内心有一凸点；罐为垂腹，圜底近平，通体拍印云雷纹。器物胎心呈紫红色，外表呈青灰色，火候极高，云雷纹与重回字凸点纹均较为方正规则。这批器物的时代应该到了商代中晚期，与马桥文化相接或相当于马桥文化晚期（图2-23）。

2.浙西浙南

浙江西、南地区以金衢盆地为核心，还包括丽水和温州等地。这一地区与福建北部浦城一带、江西东部上饶与鹰潭一带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可以看作浙闽赣三省交界文化区。此时期的遗址在江山、龙游、衢州、金华、磐安、松阳等地均有分布。主要遗存有江山肩头弄墓地与遗址(32)、2014年发掘的龙游商代墓葬、遂昌好川墓地(33)，以及温州地区一些遗址的调查材料(34)。根据器物形制的纹饰，可分为夏至商代前期、商代后期（部分遗存年代可到周初）两个阶段，分属两个文化类型。

第一阶段为肩头弄文化，包括肩头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对应文化期的一、二、三期。器类主要有高领罐、折腹罐、单把匜形罐、折肩罐、折沿深垂腹罐、折肩折腹罐、大口罐、长流平底盉、盆等，底部有平底和凹底两种，着黑陶较多。纹饰主要有条纹、斜向相交席纹、方格纹、斜方格填线纹、菱形云雷纹、回字加“X”纹等（图2-24）。

第二阶段为营盘山期类型，时代为商代后期至西周初。主要遗存有肩头弄第四单元、2014年发掘的龙游商代墓葬。印纹硬陶类型主要有球腹瓮、球腹罐、高领广肩圈足罐、敛口罐、单把杯等。另外，还有硬陶敛口罐、钵、高足豆等。印纹硬陶流行圆肩球腹、圜底或微凹风格。纹饰主要有直角相交的席纹，单元较小，线条浅细，布局模糊杂乱，器表及底部满拍纹饰。从各地的调查资料来看，此类遗存分布较广，在江山、龙游、衢州、金华、磐安等市县均有分布。但由于科学发掘的遗存较少，尤其是遗址资料欠缺，其文化面貌还不是很清晰。仅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营盘山期类型与浙东浙北地区的商代后期遗存，不论是器物形制还是纹饰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三）原始青瓷的出土和特征

商代是原始青瓷的初步成熟期。夏时期，除窑址外，浙江地区并未在其他类型遗址中发现原始青瓷材料。进入商代，原始青瓷出土的地点更加普遍。除窑址外，还发现于同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主要集中在浙北的东苕溪流域，包括杭州余杭区及湖州市区、德清县等地。

1.城址

目前发现较为明确的商代城址是湖州下菰城(35)。下菰城城址总面积约68万平方米，平面近圆角三角形，现存内外两重城垣，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在城墙地层的堆积和城址内的灰坑中均发现了少量原始青瓷残片，可辨器型主要有豆和罐两种。豆为子母口内敛，浅弧腹，喇叭形圈足，足端有三个小缺口。罐为短颈，折肩，小平底。胎色灰白，胎质细腻，脱釉严重。

2.遗址

浙江境内出土商代原始青瓷的遗址众多，其中尤以东苕溪流域最为集中。这里围绕下菰城，分布着毘山(36)、钱山漾(37)、塔地(38)、西山等规模庞大的遗址，且遗址中出土原始青瓷的数量与遗址的规模大小直接相关，遗址的规模越大、等级越高，出土的原始青瓷数量就越多。

遗址中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型仍然以豆和罐为主。豆的形制丰富，时代也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胎质较细，胎色灰白或浅灰，釉常见于豆盘的内腹，部分器物剥釉严重。在制作上，商代早期为轮制和手工修整相结合，到了商代晚期，修刮现象极少，豆盘、豆柄均为轮制，器型规整、器面干净。根据豆盘内腹的叠烧痕迹来判断，豆类器物采用的应是直接叠烧的方式。

以毘山遗址为例，从已公布的毘山遗址材料来看，其面积在数万平方米，是包括邱家墩、陆家湾等诸多地点在内的大型遗址，发掘出土和采集有青铜器、卜骨、玉器等遗物，说明这是一处夏商时期等级较高的遗址。此处出土的原始青瓷数量也是诸遗址中最多的，主要包括豆和罐两种器型。豆的年代跨度相当大，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商代早期主要是宽沿豆，宽沿，斜直腹较深，矮圈足，沿与腹之间折棱明显，沿面有多道细弦纹，足端有三个半圆形缺口。中期为近子母口形敛口豆，折敛口，浅弧腹，喇叭形圈足较高，足端不再带有半圆形缺口，豆柄中部出现镂孔，有方形，也有“Z”字形。晚期为直口豆，直口，直腹，下腹浅弧，喇叭形圈足较高（图2-25）。

另外，塔地遗址发掘面积比较大，但出土原始青瓷数量不及毘山遗址。商代早期有宽沿豆、敞口豆、小钵等，中期为近子母口形敛口豆，晚期为敛口豆。

此外，还在余杭（图2-26）、长兴(39)（图2-27）等地发现少量原始青瓷，均藏于当地博物馆。

3.墓葬

一般说来，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从西周早期才开始大量出现，商代土墩墓发现的数量十分有限，马桥、塔地等遗址中虽有零星墓葬的发现，但规模较小，且均未见随葬品。1977年和1979年在江山市王村地山岗天塘与和睦公社乌里山调查试掘了3座商代墓葬，出土3件原始青瓷豆，是目前浙江境内最早从墓葬中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40)。

在德清独仓山(41)、长兴便山(42)等土墩墓群中均未见有墓坑，随葬品一般为泥质陶或印纹硬陶，通常分布于土墩底部。在江山肩头弄土墩墓群采集到零星的原始青瓷小罐与豆。小罐为直口短颈，溜肩，折颈，深弧腹斜收，平底，与南山窑址中晚期小罐接近；豆为尖唇外撇，折敛口，浅弧腹，极矮圈足，内外腹及豆柄表施满釉，釉层厚，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时代在商代晚期。此类器物在萧山湘湖地区土墩墓发掘中亦有出土(43)。

更为重要的材料来自2010年，在德清小紫山土墩墓(44)发掘中，共清理了先秦时期土墩14座，计有50多座墓葬。夏商时期土墩墓的发现是此次考古发掘的最重大收获，并且明确了商代土墩的存在。其中，夏商时期墓葬有2座，商代中晚期9座。墓葬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仅随葬原始青瓷，一类仅随葬印纹硬陶。这些器物分别与湖州青山片区和德清龙山片区窑址群烧造的器物一致。原始青瓷类主要出土有豆、罐、尊等（图2-28）。其中，豆的类型较为丰富，有宽沿敞口浅弧腹豆、敛口豆、直口豆等，足端均不带缺口，时代可能在商代中晚期；罐为直口，短颈，折肩，深弧腹，小平底；尊为侈口，短颈，折肩，深弧腹，矮圈足，肩部有耳。这批器物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坚致，豆盘内腹与罐的肩部施釉。多数器物釉质不佳，釉层薄，釉色差，施釉不均，玻璃质感差；仅部分器物釉色较佳，如小罐肩部釉，有一定的玻璃质感。小紫山墓葬中，不仅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均有出土，而且器物类型分别与湖州青山窑址群和德清龙山窑址群的产品类型有较明显对应关系，这对于探索商代原始青瓷窑址产品流向、原始青瓷的使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45)。此外，还在苍南(46)、长兴和余杭等地发现零星数量的商代墓葬。

（四）原始青瓷的起源问题(47)

原始青瓷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探索中国瓷器起源和中国瓷器发展史的重要课题。就浙江而言，先秦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地点，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分布最为集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这一地区原始青瓷窑址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的开展，研究和课题意识也不断深入。2009年，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成立了包括相关市县在内的“瓷之源——浙江早期瓷窑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课题组，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原始青瓷的起源问题。根据“瓷之源”课题组的工作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角度去阐释原始青瓷起源的问题。

1.考古学上原始青瓷的起源

通过对比瓢山窑址、北家山窑址的产品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处窑址中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标本在很多特征上相互交叉，且瓢山窑址中两类产品的共性大于北家山窑址。如在胎质胎色上，二者没有明显差别；在施釉方面，多数原始青瓷器物的釉不明显或仅在局部有釉，而印纹硬陶标本上亦见有釉的存在；在器型方面，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部分器型也十分接近；在装饰方面，尽管原始青瓷多为素面，但也有少量刻划或拍印云雷纹，与印纹硬陶存在一定的共性。由此可见，在瓢山窑址和北家山窑址时期，处于起源阶段的原始青瓷尚未与印纹硬陶完全分化。

然而在南山窑址早期，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在胎、釉、器型、装饰等方面均逐渐分化。相较于瓢山窑址和北家山窑址，南山窑址早期原始青瓷的胎体多呈浅灰白或浅灰色，胎质也更加细腻坚致；青绿色釉的比例大大增加，豆盘内多满釉且均匀；在器类器型上，原始青瓷占绝对主流，只有少量的印纹硬陶，且二者在器型上出现了明显分化——原始青瓷的器型以豆和钵为主，印纹硬陶则以侈口长颈罐和翻折沿束颈罐为主；在纹饰和装饰技法上，原始青瓷以素面为主，偶见少量细密的刻划纹，几乎不见拍印技法，而印纹硬陶的装饰以拍印云雷纹为主，偶见方格纹，且整体的装饰风格粗放豪迈，二者的装饰风格和技法逐渐产生分野。这说明此时原始青瓷逐渐脱离印纹硬陶，两者开始沿着不同的轨迹各自发展。

2.理化测试上原始青瓷的起源

除了窑址中可见的考古学证据，我们还能借助科技考古的相关成果作为探索原始青瓷起源的辅助依据。根据对原始青瓷样本的理化测定和科学分析，原始青瓷样品的胎料都以硅酸铝盐为主，SiO₂与Al₂O₃的比值都在3以上，呈现高硅低铝的特性，推测应是以瓷土为主要原料。从瓢山到北家山，再到南山窑址，原始青瓷样本的含铁量，也呈现出逐渐降低的变化过程。在施釉方面，南山窑址中原始青瓷的釉料中含较高的CaO成分，属于我国传统陶瓷中常见的高温钙釉。瓢山和北家山样品表面的釉层也属于高钙釉，但釉层较薄，分布不均，大部分样品外表面的CaO含量要高于胎和内表面。进一步对比原始青瓷釉层与窑汗表面成分，发现窑汗中的CaO与胎土相近，但K₂O的含量都在8%以上，呈现高钾低钙的特点，与高温钙釉的成分有明显差别。可见，东苕溪流域原始青瓷的高温钙釉应是人工施釉。但瓢山与北家山时期技术不成熟，样品釉层效果不理想，至南山时期才逐渐成熟。在物相构成方面，原始青瓷的胎体中有明显的莫来石高温相和玻璃相，说明其烧成温度普遍较高，约在1200℃及以上。因此，从理化特性来看，瓢山、北家山、南山三个窑址的原始青瓷可以视作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瓢山和北家山窑址阶段属于原始青瓷起源的早期形态；到南山窑址时期，伴随胎土选取、窑炉温度和烧成气氛控制等技术因素的改善，原始青瓷逐渐发展成熟。

3.原始青瓷起源的时间

为了解原始青瓷起源的时间，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瓢山和南山窑址的年代。

夏代窑址可对比的材料极少。马桥遗址马桥文化层中出土有少量曲折纹器物，器型、纹饰与瓢山下文化层出土的标本相似，时代为马桥遗址第一、第二段，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左右。此外，曲折纹在南方地区出现较早。以广东地区为例，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曲折纹陶文化、夔纹陶文化、米字纹陶文化。有学者认为，曲折纹、长方形纹基本上是仿照竹编器而来(48)，也证明曲折纹是印纹陶器上较早出现的纹饰。除广东地区外，曲折纹陶还流行于闽南、赣南、桂东等广大地区，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因此，我们认为瓢山窑址下层的年代约为夏代晚期。

将南山窑址中出土的原始青瓷与安阳殷墟、滕州前掌大墓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安吉上马山墓地和马桥等遗址出土遗物作类型学的对比，大致可以确定，南山窑址第四、第五期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第三期与马桥第三阶段的原始青瓷形制接近，时代约在商代前期。另外，根据南山窑址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最早的第一期有两个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560年与公元前1500年；第二期一个数据，为公元前1450年；第四期两个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270年与公元前1300年。因此综合判断，南山窑址第一期约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或商代初期，第二期约相当于商代前期早段，第三期约相当于商代前期后段，第四期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前段，第五期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后段。

考虑到瓢山、北家山、南山三个窑址类型在考古学上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其中瓢山窑址类型的时代约在夏代晚期，南山窑址类型的时代可上溯至商代早期或夏商之际，那么处于两者之间的北家山窑址时代约为夏代末期或夏商之际。

综上，结合三处窑址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特征、理化测试数据，我们认为，原始瓷最早的起源时期约在夏代晚期，由于烧造温度的提高，胎质变硬并且出现了釉；到了夏商之际，胎与釉的质量均有了较大的提高，灰白色的瓷胎与青色的釉出现，但仍不太稳定；到了商代早期，胎与釉完全稳定并走向成熟。根据历年来对东苕溪流域原始青瓷窑址的调查，东苕溪中下游地区已确定窑址150多处，可分为德清龙山窑址群与湖州青山窑址群两大片区，整个窑址群具有起源时间早、发展序列连贯、持续时间长等特征，是我国原始青瓷的重要起源地。

三、西周时期

（一）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

进入西周时期，浙江地区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出土更加广泛，说明这一时期的窑业生产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充分，西周时期的窑址发现数量较少，尤其是西周早中期的原始青瓷窑址，极少发现。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在东苕溪流域的德清龙山窑址群中，年代为西周早中期的窑址，仅在南塘头一带发现3处，均为烧造印纹硬陶的地点。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窑址逐渐增多，包括南塘头、青龙山、火烧山、下南山、后山等11处(49)。

经过考古发掘的西周早中期窑址，仅长兴牌坊沟窑址1处，产品绝大多数为印纹硬陶。牌坊沟窑址(50)地处长兴，太湖西南岸、龙山脚下，地面散落大量印纹陶片，且山坡上有明显的隆起。从雨水冲刷出的剖面来看，隆起部分应为陶片与红烧土块等堆积。在堆积南侧陶片明显较少，但红烧土块更加密集，应为窑床所在。从调查、局部勘探情况来看，该窑址文化内涵丰富，堆积层丰厚，最厚处超过1米。地层叠压清晰，可分四个大的文化层。各文化层印纹陶胎质基本一致，以紫红色和深灰色为主，部分胎心呈紫红色，内外表呈青灰色，偶见少量生烧呈土黄色的陶片；器型、纹饰差别较大。第四文化层器型主要是坛与罐两类。坛多为直口或侈口高领，平底底腹间转角呈圆角状；罐器型较小，大平底外凸，部分呈极矮的圈足状。印纹以回字纹占绝大多数，少量曲折纹。回字纹细密，浅平，内外框基本平齐，部分呈菱形状，拍印较杂乱；曲折纹亦细、浅，排列杂乱。第三文化层中器物多呈红褐色，陶片不多。以坛与罐两类器物为主，口沿外侈，包括平底圆角与大平底外凸两种，不见浅圈足器物。纹饰仍旧以回字纹为主，少量曲折纹，但回字纹不见菱形状，均为方正的回字形，内框外凸，外框弱化而明显低于内框，纹饰较粗大，排列整齐；曲折纹亦变得粗大整齐。第二文化层几乎接近于纯陶片堆积，器型纹饰丰富多样，达到了印纹硬陶的鼎盛时期。器型以坛、罐、瓿类器物为主，包括少量的尊、瓮、罍等礼器。纹饰粗大清晰，排列整齐，主要有回字纹、云雷纹、叶脉纹、重菱形纹、曲折纹，流行回字纹上间以一道或几道粗大的云雷纹或重菱形纹等纹饰。多数器物体形巨大、造型规整、纹饰繁缛，代表了印纹硬陶制作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少量原始青瓷残片，主要为豆，灰白色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釉，青釉施釉均匀，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应为西周早期为数不多的几处印纹陶与原始青瓷混烧的窑址之一。第一文化层器类单一，以小型罐为主。回字内外框平齐，线条较细而浅，排列规整。常见在肩饰一条菱形纹带（图2-29）。

结合江南地区土墩墓的分期及本窑址的地层叠压关系，第四文化层的时期相当于商末周初，第一文化层的时代为西周中期，第二、第三层为西周早期。

此外，在德清火烧山窑址第一期的堆积中，还发现了西周晚期的遗存。（详见后文火烧山窑址）

（二）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土

西周时期是几何形印纹硬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原始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主要表现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分布更为广泛，出土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其中尤以墓葬最为丰富。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作为浙江越墓中最基本和主要的随葬品，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组合明确、器型完整，是我们认知各时期器物面貌的最佳材料，特别是土墩墓所呈现出来的叠压打破或共存组合关系，更为我们研究各时期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的时代特征和年代分期提供了充分的考古学依据。

西周早中期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图2-30），出土地点比较广泛，其中衢州和湖州地区出土最多。原始青瓷普遍见于衢州、江山、龙游、长兴、安吉、德清等地的土墩墓中。江山的王村地山岗平天塘(51)，衢州的云溪西山(52)、庙山尖，长兴的林城石狮(53)、李家巷便山(54)、槐坎抛渎岗(55)、碧岩寺，湖州堂子山(56)，安吉的良朋上马山，德清的独仓山(57)、小紫山，海宁夹山(58)等土墩墓出土的原始青瓷，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材料。位于东南沿海的瑞安岱石山石棚墓(59)中，也出土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

西周晚期，出土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地点更为广泛（图2-31）。除江山、衢州、龙游、长兴、安吉、德清、湖州、淳安(60)、海宁(61)、萧山、绍兴、上虞(62)、余姚(63)、慈溪(64)等地外，金华地区的义乌平畴(65)和东阳歌山土墩墓中也出土较多，温州地区石棚墓和台州地区个别土墩墓中也有一些出土。值得关注的是，黄岩小人尖(66)西周中晚期土墩墓中出土一批豆、钵、敛口罐和簋形器等原始青瓷，质量上乘，纹饰精美，在浙江东南沿海地区不多见。

就数量和质量而言，衢州和湖州地区仍是出土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重点区域，重要的出土地点有江山的石门大麦山、衢江的云溪西山(67)和王家松园、龙游的溪口郑家和扁石砖瓦厂、德清独仓山(68)、长兴的林城石狮(69)和雉城陈母墓岭，以及萧山的新塘长山等。

（三）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特征

1.印纹硬陶

西周时期，印纹硬陶中不仅出现一批罍类的超大型器物，而且出现包括尊、簋、鼎等在内的丰富礼器类产品。纹饰粗大清深，出现地纹与主体纹饰复合使用的情况，以突出主纹饰。纹饰亦发生重大变化，云雷纹演变成各种回字纹，此外主要还有各种大型的变形云雷纹、曲折纹和方格纹等纹饰，通常各种组合使用。

西周早期印纹硬陶器物组合主要为罐、坛、瓮、瓿等，圜底作风基本消失，罐、坛、瓮类器物以圆角平底为主。瓿的底部为底边外凸的大平底，周边没有修整。纹饰主要有折线纹、回字纹和大型云雷纹。流行组合纹饰，常见交替装饰折线纹与回纹、回纹与大型云雷纹，折线纹、云雷纹往往呈条带状。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纹样线条粗壮，拍印较深，排列整齐，回字纹内框凸出呈“口”字纹，带有明显的浅浮雕及仿青铜器的纹饰风格。

另外，圆角平底略内凹的罐、瓮类器物上，往往拍印浅细的回字纹、回字带点纹及菱形带凸块纹，有的器物还在底腹交接处外加扁平的圈足，足跟外折，表现出圜底向平底过渡的形态。这类印纹硬陶通常与直口微敛、内底装饰细弦纹间以篦梳纹的原始青瓷豆共存。如海宁夹山D4M2，器物组合为原始青瓷豆和印纹硬陶瓮、罐，直口微敛豆内壁装饰三组细弦纹间以篦梳纹，此为典型的西周早期特点；而圆角平底罐与圆角圜底微内凹罐共存，回字纹内框微外凸，其中一件罐的回字纹较凌乱，呈现出商末向西周过渡的特点（图2-32）。

西周中期印纹硬陶器物组合与前期相同，此外，还出现了带座簋等印纹硬陶礼器。印纹硬陶坛、罐类器物的凹圜底彻底消失，底部为折角平底；坛为卷沿、短束颈、圆肩，底径大于口径，体形矮胖；瓿仍为大平底，底边稍作修整，裙边不明显。常见的纹饰有折线纹、回纹、弦纹套叠复线菱形纹，大型云雷纹基本消失，仍多见拍印交错组合纹饰，回纹内框线外凸现象减弱。器表多贴塑和扉棱装饰（图2-33）。

西周晚期，印纹硬陶瓮、坛、罐均为圆肩，下腹内收，底径变小，体形增高；瓿底边切削成小平底，留有明显的切削痕迹。纹饰种类与中期相同，只是线条变得浅细，回纹内外框平齐，另有少量叶脉纹（图2-34）。

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金衢地区与浙北地区的印纹硬陶呈现出大一统的格局。浙北地区以回字纹、曲折纹、大型云雷纹为主题的印纹硬陶文化因素迅速扩展到金衢地区，两地的印纹硬陶文化面貌趋于一致，呈现出器类相同、纹饰一致的局面。

2.原始青瓷

西周时期是原始青瓷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峰。进入西周以后，原始青瓷的数量大增，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充分显示出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西周早期，原始青瓷有厚胎薄釉和厚胎厚釉两类(70)，以厚胎薄釉为主。厚胎薄釉的器类有敛口豆、直口豆、侈口豆、折沿碗、大口折肩尊、大口折腹小尊、桶形罐、盂、侈口小罐。直口豆、侈口豆内壁常有细密的弦纹，有的还间以篦状纹，大多出于西周早期偏早的墓葬。敛口豆器表经较精细修整，外壁常见粗弦纹，口沿外侧常饰有成双配置的小泥饼；侈口小罐的肩部贴塑横耳和小泥饼。通体施薄釉，釉色多为黄绿色，具有一定的透影性，透过釉面能看到胎体的颗粒，多出现于西周早期偏晚的墓葬。有的罐类器仍有拍印的席纹、方格纹（图2-35）。

厚胎厚釉器主要有敞口豆、折腹敛口豆、盘口折腹尊、瓮等。瓮为宽平沿、沿面微凹、溜肩、扁圆鼓腹、小平底，器型显得矮胖，器表拍印折线纹，纹饰粗壮；盘口折腹尊，器型较高，施青绿色釉，釉层较厚，有凝釉现象，凝釉处呈绿褐色，常见折线纹、菱形网格纹及“S”形羊角形贴塑等。此类原始青瓷在金衢地区、台州地区的土墩墓较为常见。

西周中期，原始青瓷仍然有厚胎薄釉和厚胎厚釉两种。厚胎薄釉的敛口豆、盂的圈足变矮，盘壁趋直，弦纹变细浅，还出现了敞口折腹豆、侈口束颈折腹豆、提梁盉。厚胎厚釉器类增多，除瓮、盘口折腹尊外，还有托盘、盘、碟、三系罐、三足盂、三足碟、盉、壶等。瓮演变为盘口、鼓腹，底径变大，器型显得修长、匀称。盘口折腹尊器形则变得矮胖。纹饰与前期相同（图2-36）。

西周晚期，金衢地区与浙北地区原始青瓷的胎釉、器类均呈现一致的面貌。厚胎薄釉原始青瓷基本消失，豆基本不见，原始青瓷器型主要有碟、盂、盘、鉴、罐等。胎色较细白，器身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物内底常见粗疏的螺旋纹；圈足后加，制作痕迹明显，为先在器身外底部粘接一圈泥条，再旋削成矮圈足，其内壁有明显的旋削痕。厚胎厚釉，釉色青黄、青绿或黄绿，釉层分布不均，常见积釉现象，积釉处呈褐色，胎釉结合较差，常见釉层剥落现象。内壁通常为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常见流釉现象。弦纹、戳印针点纹较多，流行横向“S”形贴塑，外底常见刻划符号，这是这一时期显著的时代特征（图2-37）。

四、春秋时期

（一）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

春秋早期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窑址发现数量较少，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均集中在德清龙山片区，包括南塘头、青龙山、火烧山、下南山、后山等11处(71)。到了春秋中晚期，这一区域原始青瓷窑址的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多达53处，烧造规模空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清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72)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掘步岭水库，2007年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窑炉、灰坑、柱洞等一大批遗迹及包括鼎、罐、卣、尊、碗、盘等器物在内的大量精美标本。产品以原始青瓷为主，印纹陶基本不见。火烧山窑址始烧于西周末期，延及春秋中晚期，共分成三个区。每个区之间在烧造时代、器物种类与质量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其中Ⅰ区时代最早，从西周末期延续至春秋早中期，产品种类丰富、器型复杂、装饰繁缛、胎釉质量较好，仿青铜礼器产品及繁复的纹饰主要出现于此区。器型以宽沿浅弧腹的碗为主，不仅包括盂、碟、罐、盘、钵等日用器物，还包括鼎、簋、卣等礼器类器物。后者不仅器型较大、装饰复杂、胎釉质量明显更佳，而且通常每种器物有多种不同的器型。仿青铜礼器的腹部纹饰复杂多变，主要有勾连云纹、双勾线“S”形、云雷纹、对称弧形纹等。纹饰个体较大、风格粗放、排列杂乱，且常见重叠拍印的现象。这一时期的釉色普遍较深，呈酱褐色或青褐色，流釉、凝釉明显，但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基本通体施釉（图2-38）。

Ⅱ区自春秋早期后段开始，一直延续至春秋晚期中段。该区产品单一，以直腹的盅式碗占绝对的主流。春秋中期主要是方唇、浅直腹、小平底的盅式碗，晚期常见碗和少量盘、罐类器物，仿青铜礼器仅见少量直筒形卣。纹饰种类大幅度下降，仅见对称弧形纹一种，并且纹饰个体小而细密，排列整齐规则而拘谨，早期杂乱、豪放的风格完全不见。釉色青黄、釉层薄、施釉均匀、玻璃质感较强（图2-39）。

Ⅲ区仅有春秋晚期后段的遗存，器类更为单一，仅有尖圆唇盅式碗一种。胎、釉质量与春秋中期的盅式碗基本一致。

印纹陶发现数量极少，胎质包括硬陶、泥质软陶与夹砂软陶三种，印纹硬陶为主，偶见泥质陶与夹砂陶。从残存的陶片来看，器型主要是罐，分高领、短颈与翻折沿束颈等几种，底则平而较大。纹饰主要有席纹、云雷纹、重菱形纹、曲折纹、回字纹、方格纹、凸方格纹、曲折纹与方格组合纹、曲折纹与回字纹组合纹、曲折纹与凸方格纹组合纹，有的器物肩部还刻划水波纹。席纹、云雷纹、重菱形纹一般较为细密、杂乱，拍印较浅，回字纹则内框较为外凸。因保存的陶片较小，从较大片上的纹饰看，除席纹与云雷纹、重菱形纹外，一般为曲折纹与方格纹、曲折纹与回字纹或曲折纹与凸方格纹的组合纹，而非单纯的曲折纹、方格纹或回字纹（图2-40）。胎色多呈紫红色或青灰色。

火烧山窑址堆积极厚，地层叠压关系明显，器物早晚变化清晰，不仅从地层学上印证了此前学者们对原始青瓷物的早晚排序和分期断代，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本建立了自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原始青瓷更详细的年代序列。同时，火烧山窑址的产品极其丰富，出土了一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内的仿青铜礼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这对于探索当时社会的手工业生产状况、产品运销情况以及社会分工具有重要价值（图2-41、图2-42）。

春秋中期以后，原始青瓷的烧造中心仍旧在德清的龙山一带，但原始青瓷烧造技术开始向钱塘江以南的越国腹地扩展。与此同时，印纹硬陶的烧造迅速在萧绍平原形成规模，使得这一带成为这一时期印纹硬陶烧造的中心区，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详见战国时期窑址）

（二）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土

春秋时期的土墩墓依然是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主要出土来源。春秋早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土地点仍然集中在衢州和湖州地区。到了春秋中晚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土区域有了较大的变化。湖州地区的长兴石狮(73)与便山(74)、德清独仓山和南王山(75)、新市皇坟堆(76)与三合塔山(77)等土墩墓中仍有较多出土，但江山、衢江和龙游一带的出土数量已明显减少。此外，包括萧山在内的宁绍地区，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出土数量开始明显增加，如余姚老虎山(78)、上虞白马湖(79)、萧山长山、嵊州外山头和慈溪彭东、东安(80)等地均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土墩墓遗存。

（三）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特征

1.印纹硬陶

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的纹饰日趋简化，线条细而浅，器类也相对简单，常见瓮、坛和罐类。春秋早期，印纹硬陶瓮、坛的底径进一步缩小，显得瘦高。瓿外底边的切削痕多已磨光。装饰风格方面，流行一件器物拍印两种纹饰，常见叶脉纹和大型席纹的组合纹，印纹浅细而规整，回纹和折线纹的组合较少（图2-43）。

春秋中期，印纹硬陶瓮、坛、罐体形变得匀称，折线纹叠复线菱形纹均已不见，流行席纹、方格纹、米筛纹、大方格填线纹、多重回字加“X”纹。另外多组合纹饰，常见的组合纹有方格纹与米筛纹、方格纹与菱形填线纹、叶脉纹与席纹、叶脉纹与方格纹等。其中，叶脉纹浅细规整，席纹单元变小，米筛纹两线间隔较宽、中孔较大（图2-44）。

春秋晚期，印纹硬陶器类仍以坛、罐为主，纹饰种类变少，且同一件器物只拍印一种纹饰，多见米筛纹、大方格纹、席纹和多重回字加“X”纹。与前一阶段相比，米筛纹双线变窄、变细，中孔变小；席纹为小方格填横线或竖线，填线较方格纹浅细；多重回字加“X”纹的回字重数变少（图2-45）。

2.原始青瓷

春秋早期，原始青瓷碗类小件器物采用轮制成型，圈足器基本消失。多见平底敞口碗，内壁有整齐的轮旋纹，腹壁较弧，外底有箕状线切割痕迹。内外壁施釉到底，胎釉结合较好，尽管部分器物还一定程度地带有西周晚期的某些特点，但流釉剥釉的现象明显减少（图2-46）。少量器物的口沿装饰横向“S”形泥塑，纹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所见的原始青瓷，已有较多尊、鼎、卣、筒形器、簋等仿铜礼器的存在。

春秋中、晚期，原始青瓷生产工艺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快轮拉坯技术不仅已普遍用于碗、盘类小件器物的制作，而且也开始用于一些较大型的罐类器物的制作上。器形开始显得规整匀称，胎壁减薄，厚薄均匀，器物的内壁和内底往往可见纤细密集的螺旋纹，外底则常见弧线形的用线割底的痕迹。施釉方面，器物普遍通体施釉，釉层厚薄均匀，釉面润泽明亮富有透影性，釉色多呈青黄或青绿色，胎釉结合也十分紧密（图2-47）。

春秋晚期的原始青瓷与战国原始青瓷质量已难分伯仲，反映出此时的制瓷技术已趋于成熟。快轮成型、胎釉配制、烧成掌握等方面技术的提高与成熟，为战国原始青瓷生产鼎盛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81)（图2-48）。

五、战国时期

（一）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生产

战国早期的印纹硬陶生产进一步发展，器物制作精细，器形规整、纹饰细密整齐，与之相伴的原始青瓷生产也达到了最鼎盛时期，迎来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目前发现的战国原始青瓷窑址已有50余处之多，生产规模巨大，新品种新器型大量出现，空前丰富。

1.德清亭子桥窑址

以亭子桥窑址为代表的浙北东苕溪中游战国原始青瓷窑址群，主要烧造仿铜礼乐器，是目前已知的为越国王室贵族烧造高档仿铜礼仪用品的唯一窑区。

亭子桥窑址(82)位于德清县经济开发区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是一处缓坡状小山丘，属西天目山余脉向东部嘉湖平原水乡过渡的低山丘陵地带，面积近1500平方米。山林茂盛，燃料丰富，舟楫便利，具有瓷器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图2-49）。

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县博物馆对亭子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600平方米，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型的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一般日用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发掘资料表明，亭子桥窑址是一处战国早期为越国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图2-50）。

发现的7条窑炉遗迹均分布在小山缓坡上，依山而建，平面皆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7条龙窑窑炉分三处集中分布，每处均有2或3条窑炉先后叠压或打破，每条窑床又具有多层窑底，表明均经过多次修整与重建。但由于遗迹离地表太浅，窑炉遗迹多已被扰乱破坏，尤以上坡面的窑尾破坏最为严重，大多仅保存前段窑床与部分火膛。其中，Y2保存较好，窑床和火膛保存基本完整，为我们完整地了解认识当时的窑炉结构、形态和体量提供了重要实例（图2-51）。

窑址中出土的产品绝大多数为各种器型的原始青瓷，极少量为瓮、坛等大件印纹硬陶器，表明此窑主要烧造原始青瓷产品，同时也兼烧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出土的大量原始青瓷产品，可分为仿青铜的礼器、乐器和一般生活日用器三类。其中，仿青铜的礼器数量较多，器型有立耳鼎、附耳鼎、甑形鼎、豆、平底鉴、三足鉴、盆、平底盘、三足盘、圈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罐、瓿、钫、镇、匜、钵和盒等（图2-52）；乐器包括甬钟、句、于、悬鼓座、三足缶等（图2-53）；一般日用器有各种形制的碗、杯、盅、盘、盂等，器类丰富，形式多样。

绝大部分为轮制成型，器型规整。胎色多呈灰白色和青灰色，胎质细腻坚致。釉色变化较多，以青中泛黄者为最多见，也有青中泛灰色的，少量呈黄色和淡青色。大口浅腹器物内外施满釉，外壁施釉及底，外底多不施釉。小口深腹器物多仅外壁施满釉，外底与内壁不着釉。器物釉面比较普遍地存在程度不同的凝釉现象，釉面多有细汗状或块状凝釉斑点，但胎釉结合普遍良好，基本无脱釉现象。不少器物上还局部存在乳白色的窑变。有相当一部分烧成好的产品，火候很高，质地坚硬，釉面匀净莹润，玻光感强，质量上乘，从质地到釉色均可与东汉成熟青瓷媲美。

装饰手法主要包括堆贴、拍印、戳印等。堆贴主要是各类铺首与小“S”纹，普遍见于各种类型的罐、瓿等器物的肩部，悬鼓座和部分盘、盆类器物的腹部，匜与流相对的一侧等；拍印主要是各种阴线云雷纹，常见于各种乐器以及部分罐、盘等器物上；戳印主要见于悬鼓座上，阳纹凸起，也有少量出现在其他器物上的“C”形纹和“S”纹。此外，在罐类器物上见有大量的瓦棱纹，少量器物上有简单的刻划纹。

出土物中发现大量体形硕大的各种支垫窑具，表明亭子桥窑址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支垫窑具（图2-54）。支垫具用于支垫坯件，使产品坯件离开地面抬高窑位，在窑内煅烧过程中充分受火，避免因着地装烧而产生的底部甚至下腹部生烧或欠烧现象，是减少废次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成品率的创新之举。亭子桥窑址中各类大型规整的支垫具的出现与使用，是装烧方法上的一大进步，是技术上一种质的提高，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种开拓性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萧绍窑址群

正如前文所述，从春秋中期开始，原始青瓷烧造技术开始向钱塘江以南的越国腹地扩展。与此同时，萧绍平原成为这一时期印纹硬陶烧造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的窑址烧造年代普遍较晚，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器同窑合烧现象常见，也有仅烧造印纹硬陶的。产品较为单一，主要是碗、杯类日用器物，不见大型的仿铜礼器。窑业规模也远不及德清龙山原始青瓷窑址群。具体来看，这一区域又可分为萧山进化窑址群和绍兴东部上虞西部窑址群。

（1）进化窑址群

分布于萧山、绍兴、诸暨等地，其中以萧山进化镇范围内最为集中(83)，已发现茅湾里(84)、前山、安山等窑址20多处。

①前山窑址(85)

前山窑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邵家塔村的一座山坡上，2001年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龙窑遗迹2条，获得大量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标本，发掘面积152平方米。发现的两条窑炉上下叠压，其间有一层较薄的垫土。其中，Y2除窑顶被破坏外，火膛及窑尾后壁基本完好，斜长13米，坡度约15°。窑炉内前半段多为原始青瓷残片，后半段多为印纹硬陶残片，由此推断，这两类产品虽为同窑合烧，但窑位不同（图2-55）。

堆积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品种单一，主要有坛和罐两种。胎色均呈紫灰色或砖红色，纹饰以拍印斜方格纹、米筛纹、方格填线纹或菱形填线纹为主。原始青瓷器型有碗、盅、碟、盘和器盖等，胎色多呈灰色，胎土致密，多数器物施釉不及底，釉层较薄，釉色较深，呈青灰、青黄或酱褐色。另有少数生烧器物。此外，窑址中还发现了支烧具、垫具等窑具。根据地层中出土的大量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特征，可将前山窑址的年代分为两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约为春秋中期，第二期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②安山窑址(86)

安山窑址位于萧山进化镇，2005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清理龙窑3座，年代分别为春秋中晚期、战国早中期和战国中期以后。从发掘情况看，安山窑址为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且很可能为分段烧制，即前段以烧造原始青瓷为主，后段以印纹硬陶为主。此外，在Y1的两侧，还发现了护窑建筑遗迹（图2-56）。

出土的器物分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两类。印纹硬陶有坛、罐等，纹饰有大回字纹、方格纹、米筛纹、米字纹、水波纹、方格填线纹、回字交叉纹等，烧成温度较高，质地坚硬，胎土中掺有少量砂粒，叩之声音响亮。原始青瓷器型有碗、盂、盘、碟、盅等，胎质细腻，釉色泛青、黄，釉层薄而均匀，均为轮制，器物底部与器身有对接痕迹。另外，堆积中还出土了间隔具、支具等窑具（图2-57）。

（2）绍兴东部窑址群

主要包括绍兴市区的皋埠吼山、东堡、渡桥山头和富盛长竹园、诸家山等窑址，另外诸暨的阮市柁山坞也都有一些原始青瓷窑址发现。

①吼山窑址(87)

吼山窑址位于绍兴城东皋埠镇吼山村，窑址在吼山的东坡，沿坡密集地堆积着原始青瓷和扁圆形托珠，间以红烧土。产品主要是盘和碗。所有盘、碗内底中心都有螺旋纹，外底留有切割痕。器物内外底都有三颗托珠垫隔后的痕迹。有的废品上还黏附着垫珠，这证明是叠烧的。产品的器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说明是轮制成型的。胎色灰白，有的较灰。烧结坚硬，外施薄薄青釉，有的青中泛黄，胎釉紧贴，釉层不甚均匀，有的器物上有凝结成的小块斑点。窑址年代可定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

②东堡窑址(88)

东堡印纹陶窑址位于绍兴城东南的皋埠镇，坐落在东堡村庙前山东北缓坡上。印纹陶废品形成半环状扇形堆积。器物主要是坛、罐一类盛贮器。胎色有紫褐色、深灰和红褐几种，以紫褐色居多。其制作手法是手工和轮制相结合，即坛、罐的口颈用慢轮修整，而腹部至底采用泥条盘筑成型，这从器物内壁“抵手”凹窝以及外壁拍印纹饰可证。器物大多是平底。器表拍印的纹饰有方格纹，重回纹交叉十字纹，菱形填线、大方格填线与方格组合的复合纹，麻布纹，有的纹饰在拍印时有重叠现象。所有这些纹饰都印纹较深，线条粗壮，这在浙江地区应具有春秋时期特点，但麻布纹出现较晚。因此，这处窑址可定为春秋战国时期。

③长竹园窑址(89)

长竹园窑址位于富盛公社东方红二大队陈灶户山的西麓（今属富盛镇倪家溇村），窑址附近的地表散布着原始青瓷、几何印纹硬陶碎片，以及扁圆形托珠、红烧土等。在长竹园窑址南部的渠道断面上，发现了南北并列的古窑床遗迹2处。两处窑床遗迹相距3.5米，每处都保存着重叠的5座窑床。对北部窑床遗迹最上面的一座窑做了试掘后发现，该窑址属于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同窑合烧。

原始青瓷都用瓷土做坯，质地细腻坚硬，烧成温度较高。多数呈灰色或者灰白色，器型规整，轮制成型。器物内外施青中泛黄的薄釉，釉层不甚均匀，往往凝聚成芝麻点状，外底多数不施釉。品种有碗、盘、碟、钵和盖等，种类不多。碗、碟、钵的形状基本相同，只是大小不同。均为直口直腹，内底大，外底小，底部甚厚。有的钵，口缘内敛，唇面有凹槽，可能是承盖的母口。碗大小不等，可以配成套。盖作笠帽式，盖缘下折，顶部装绳纹钮。盘有两种，一种为敛口外翻唇，腹上部鼓出，下腹向内斜收，平底微凹；另一种器型较大，盘口坦张，有的是小平底，有的为圜底。部分器物的内外底有3个托珠垫隔后所留下的垫痕，在有的废品中还黏附着1—3颗托珠，证明它们是用叠装的方法烧成的。

几何印纹硬陶皆为罐、坛一类的贮盛器，多数胎骨坚硬，呈深紫色、紫黑色或深灰色，碰击时能发出铿锵之声；少数呈砖红色，胎较松。印纹硬陶的胎内含有细砂粒，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外壁拍饰各种几何形纹饰，如米筛纹、米字纹、杉叶纹、粗麻布纹、席纹、回纹或几种组合纹饰（图2-58）。根据出土器物的类型和特征判定，富盛长竹园窑址的年代应为战国时期。

（二）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土

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开始逐渐走向衰退，而与之相伴的原始青瓷，则开始走向鼎盛，具体表现为原始青瓷中出现了大量仿青铜的礼器与乐器。绍兴地区一跃成为出土这一时期原始青瓷最重要的区域，不但出土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杭嘉湖地区虽仍是重点区域之一，但数量和质量上不及绍兴，其他地区则普遍出土较少。

由于绍兴北部地区多为钱塘江冲积平原，地势低洼，因此绍兴出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部，平水、上灶、皋埠、上蒋、陶堰、富盛、漓渚、福全、兰亭(90)等地，都是出土战国高档次仿铜原始青瓷比较多的地方。这一区域地处绍兴北部濒海平原和南部会稽山区的交界地带，多低矮的小山丘和山麓坡地，是越国时期大型贵族墓和王陵的分布区，出土的仿铜器物以礼器为主，也有少量甬钟等乐器。

地处绍兴东部的上虞境内战国原始青瓷出土也较多，在曹娥董村牛山(91)、小越羊山(92)、驿亭牛头山(93)、驿亭周家山(94)、上浦凤凰山(95)等地发掘的战国墓中均有出土，主要是日用器和仿铜礼器等。

杭州和湖州地区出土战国原始青瓷亦为数不少，杭州半山石塘、崇贤老鸦桥(96)和崇福顾家埠(97)，德清邱庄(98)和梁山(99)，长兴鼻子山(100)，安吉龙山(101)等战国墓都是出土战国原始青瓷的重要墓葬材料。

（三）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特征

1.印纹硬陶

战国时期印纹硬陶的器类和纹饰都开始步入衰退。器类以高大的坛和各类罐为主。纹饰有小方格纹、麻布纹、各种形态的“回”字加“X”纹、“口”字加“X”纹等。

战国早期，印纹硬陶主要有坛、矮直领罐、麻布纹罐等。有些方格纹坛的口部为卷沿，领部较短，广肩，肩宽与器高的比值较大；麻布纹罐为敛口、垂腹，最大径在下腹部，有的底附三乳足。（图2-59）

战国中期，印纹硬陶器类与前期相同。坛的领部较长，圆鼓肩，肩宽与器高的比值变小，器形更加修长；麻布纹罐为敛口、微鼓腹，最大径在中腹部。纹饰只有“口”字加“X”字纹和少量麻布纹。（图2-60）

战国中期晚段到晚期，随着越国国力的衰退，印纹硬陶的生产也逐渐走向衰落。

2.原始青瓷

战国时期是原始青瓷发展的鼎盛期，表现为器型空前丰富，除日用类器物外，仿青铜的礼乐用器大量出现。此外，还出现了专用作墓葬明器的仿铜兵器、工具与农具，反映出此时原始青瓷仿铜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具体来看，战国早期器类最丰富，主要器物有作为礼器的鼎、豆、罐、瓿、壶、钫、鉴、盆、盘、钵、匜、镇、烤炉等；乐器有甬钟、句、于、缶、器座等；日用器有碗、盅、杯、碟、盒等。许多器物造型巨大，制作规整，工艺成熟，胎质细腻坚致，釉色青翠。大口类器物内外满釉，小口类器物外腹满釉，内腹不施釉，仅在口沿下一圈有釉。装饰繁缛而华丽，流行云雷纹，少量卷云纹；云雷纹较为方正，线条深而清晰，排列整齐；罐、瓿类器物流行堆贴铺首，铺首扁平，紧贴于器表。

战国中期，器物种类仍旧很丰富，与前一时期基本一致，但许多器物的造型、制作、成型、胎土、淘洗、施釉等技术明显不如早期，器型相对变小，造型趋向疲软而不具有早期棱角分明的线条；胎质较细腻但趋向松软，青黄釉仍较佳，釉层更薄而不均匀，以满釉为主，出现施半釉现象。装饰上变化更加明显，仍有一定数量的云雷纹，但出现大量卷云纹、“S”形纹、云雷纹与“C”形纹的复合纹、“S”形纹与“C”形纹的复合纹等，少量篦点纹。（图2-61）

战国晚期，原始青瓷开始走向衰落，器物种类极度萎缩，质量明显下降。器形普遍较小，制作粗疏草率，装饰简化，胎质普遍松软，黄胎为主，生烧严重，多数器物在朝上的一侧有釉，朝下部位或被上部遮挡的部位不见釉，施釉线不清晰，剥釉严重。装饰纹样较为单一，主要是“C”形纹、水波纹与篦点纹，“C”形纹为正反两个构成“S”形纹，“C”形的弧度较大而呈半圆形，纹饰较为清晰，布局较整齐，也有“C”形纹朝向一个方向的，水波纹细密(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