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途径。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人类的传播活动变得愈加丰富多彩和复杂多样。作为人类基本活动方式的传播行为，不仅是人类信息交流的基本方式，还是人类建构社会文化意义的手段。通过传播活动，人类互相交换信息，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同时，通过传播活动，人类建构了属于自身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从而能够共享文化意义，形成人类各个群体能够共有的文化世界，并依此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理解和阐释。人类经历了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到智能传播的不同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促使人们的传播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媒介不仅是人的“延伸”，更是人“沉浸”其中的世界。这些人类基本的传播活动，渗透在人类的语言、艺术、宗教、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类传播活动，构成了传播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对象。

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兴起于20世纪美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不仅是西方社会历史、技术、文化等发展的产物，还与西方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由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对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进行探究，重点集中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研究领域，在传播学理论形成之初主要基于美国社会的现实应用取向，重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其研究重点始终着眼于实践应用层面，并形成了相对鲜明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取向。但是，对于如何立足于人类传播活动的宏观背景，着眼人类文化思想发展的视域，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探究人类传播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传播思想、传播理论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等理论问题，却没有全面展开。因此，立足于传播学基本理论和人类思想史发展的视野，在西方思想发展的视域下，探究西方传播思想的理论内涵、发展脉络，以及演变的背景和方向，则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是传播学理论自身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也是西方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思想史的内涵、研究取向和对象

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探究，无疑首先要将其放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展开，同时还要和具体的现实的传播实践发展联系起来。由传播实践到传播思想，其中隐含的首要问题是：思想史究竟为何？作为思想史的思想究竟为何？作为基础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作为学科，思想史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又是什么？这都是至关重要、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除此之外，思想史与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文化研究等相邻学科的关系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涉及思想史的“元问题”，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传播等任何领域的思想史的探究，都首先得面对这些问题。

（一）思想史的内涵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还有“history of thought”。日本学者首先将它们翻译为“思想史”，后被汉语所采用。所以，要探讨思想史，还须对西方学术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thought”研究进行了解。从表面上看，“intellectual history”与“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相关，主要指人的精神、心智和知识等内容；而“history of ideas/thought”更多与“thought”（思想）这样的观念性内容相关，是指经过艰深的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化观念。前者似乎较后者内涵更宽泛，但实际上，西方不同称谓的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即它们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同时，它们都研究思想与社会（或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多强调思想观念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对社会历史的能动塑造作用，观念引发现实的变革。因此，对此概念的区分，有学者也认为“intellectual”侧重于知识精神，“thought”侧重于某一时代、某一领域的思想，“ideas”则侧重于观念，所以思想史又可以称之为观念史。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的内涵解释不尽相同，包括心智、精神、知识、思想、观念等家族概念谱系。广义上看，学界把思想和观念等而言之，思想史即是观念史，认为思想史重点考察的是人类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变化对现实的影响。

部分西方思想史家同时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超出于物质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变化动力。研究者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变化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法国历史学家让·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但细究的话，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层意义，即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本身来说，它应该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思想观念的“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中国思想史学者张岂之亦认为，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发展史，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其论述要点有三：其一，思想史的对象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其二，由于思想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研究方法应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三，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思想演变的规律。他这里所要强调的思想演变的规律，应该是人类思想的价值取向，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发现和确立人类的终极价值。由此可见，思想史不仅要探究事物的本源，即观念本身的力量，同时，还要追问本源背后的价值取向，而价值取向似乎显得更加重要。

由此观之，思想史研究者看到了思想是人的心智、知识、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的观念”。但是，他们同时又看到，思想的变化会影响到社会，从而带来社会的变化，这就是思想（或观念）的力量。思想（或观念）的变化引发社会变迁和发展，也就是说，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或观念）引起了社会的变化，这种社会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什么价值？同时，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是通过思想家（社会精英）的观点去分析这种社会变化，还是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状况）观察思想（或观念）的力量？如何去选择这些资料，形成合乎历史本真的解释，从而对事实做出更加符合所谓的规律的阐释呢？这是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思想史研究者争论不断，却又不能在研究之前悬置的问题。

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引用历史学家、哲学家R．G．柯林武德“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的观点，认为历史“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二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如果说前者属于技术史，那么后者只能属于思想史。”他认为思想史不同于技术，思想是观念层面的，永恒不衰的；而技术则是物质层面的，会随着有形器物的消失而消失。显然，在这里他把思想史看作人类心灵的发展演变史。进而他认为，思想史就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显然，他所认识到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又被人们体系化了的对世界的解释，同时也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那种观念。由此，他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是，试图通过对日常事件的描述入手，在细碎繁杂的现实中梳理出思想的头绪，进而探究人类的大历史，由此开启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依据他的思路，通过对第一层面（知识和技术）的描述和解释，进而要探寻的是第二层面，即人类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个核心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中国思想史》的写作就是试图对历史中的知识与技术细节进行分析的过程。如早期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宫室陵墓建制，还有敦煌文书的经变、各种类书、私塾教材，以及秦汉简帛画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造像，甚至包括各种书札信件等基础性的材料。该书通过这些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资料，进而描述当时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这种研究思路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也是在独辟蹊径，并且对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启迪意义。但是，《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是，其对于作为思想史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核心问题，依然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依然很难从中明确看到当时人们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内容究竟是普罗大众的观念，还是古代士人的思想。诚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思路确乎有重要的理论指向意义，也指出了很重要的研究重点，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究竟为何的问题，同时也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并通过该著的写作提供了示范。

无论研究者如何努力，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总是显得捉摸不定，让人难以把握。可见，这确实是思想史作为学科或作为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的大问题。因此，不同争论的焦点、研究者的各种思考，最后都会指向同一个问题，还是思想（或观念）究竟如何解释和界定的问题。

历史上对于“思想”本身为何的探讨，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息过。什么是思想？威尔·杜兰特就说：“这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思想包含了一切，而只有通过这‘一切’，思想才能得到界定。思想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事物，但也是人类最终极的秘密。我们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人类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在这里，杜兰特把思想的概念放大、泛化为人类所有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精神文化内容。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被认为是赋予“思想”这个词汇以专门意义的人，他认为，“思想”是一个“理智和精神的有机体”，是外部水平的内核和动力。其实，这仅仅在描述思想是一种人类内在的理智和精神，依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同时，罗杰尔·夏蒂埃也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达恩顿所说的四个层次的思想史，依然将思想扩展到历史、思想、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正如英国思想史学者斯蒂芬·柯林尼所认为的，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人们试图理解人类过往经验的一部分。思想史的功能在于理解那些共同构成以往社会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观念、思想、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这种思想生活必然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相一致，彼此间并无明显的界线。这些对何为思想做出的描述和解释，为思想史研究基本确定了范围。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史家约翰·西奥多·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一书的导论中，全面论述了“思想”。首先，梅尔茨认为“思想是不能定义的”。在他看来，关于思想史中的思想问题，迄今尚在争论之中，详细阐释其内涵是不现实的。但他并不否认，思想的定义是绝对不可言说的。他认为，许多人可能要求给思想下一个定义，或者给自然界、生活和思想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一比较精确的陈述，但这种定义必须留给读者自己去下。“在拒绝给我所说的思想下定义上，我采取的观点同马克斯·米勒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思想科学》中所持的观点相对立，他在那里说：‘我说的思想是指思维活动，而我所说的思维无非就是指结合，我并不妄想说，其他人无权在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义上使用思想，只要他们清晰地加以定义。’就这位历史学家的这部著作的一部分是定义而言，我坚认，这是他做记叙的结果和产物。读者细心研读过这部著作后，就会留下这种印象。历史主要不是一门通过分析来研究的科学；历史试图把浩瀚的细节收集起来安排成一幅生动图景。像过分写实的明显线条那样的过分严格的定义会损害总体效果。”在此，梅尔茨试图表述的观点是，对于思想过于明晰具体的定义，有可能影响到对思想史研究的认识，有可能过分限制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其实，梅尔茨在他的论述中，处处在定义思想。他依然认为，所谓“‘思想’这语词在我看来能作极其广泛的应用，即用来按照最普泛的精神标示这一切现代志向的共同目标和努力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具有真理性和价值的东西”。他通过总结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性”、洛采的“微宇宙”、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等历史上的思想概念，把思想看作人们思考真理和价值的产物。也就是说，思想是精神的产物，思想是真理和价值。

其次，梅尔茨认为，思想可以把无序的世界连接成有序的存在，思想隐藏于世界背后，它使得纷繁杂乱的世界和事实有序化。他认为，在历史展现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伴随它们不断变化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只有当事实和事件不再分离，只有当它们在我们看来按照某种设计和目的联结在一起，把我们带回某个原始的原因或者向前引到某个确定的终点时，我们才能从历史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获得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在外部事件下面的或者与之相伴随的隐蔽的动机、欲望和活力也是如此：在我们能把握和记载它们之前，先得使它们取得某种联系，使它们处于某种秩序和连贯之中。梅尔茨说：“隐蔽的思想元素是这样的东西，它使事实和事件可以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并加以评论，它成为它们的基础并把它们连接起来，它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复现而展示给我们。思想，只有思想，作为活动的原则或事后沉思的媒介，能够安排、连接并组合孤立的东西，推动停滞的东西，推进驻留的东西。拿掉了思想，单调就变成了秩序。”也就是说，思想隐含于事物背后，它直接与事物紧密关联，因而思想可以使杂乱的事物有序化。简言之，思想就是指我们与历史建立的一种联系、历史上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所认定的这种联系的某种有序性。所以，思想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复现，对纷繁世界的价值判断。

其三，思想包含多种意义。梅尔茨认为，“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由欲望、冲动、感情和想象构成的大区域，而我们应当承认，它们全都在灵魂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见，在这里，梅尔茨把作为人类思考方式的思想，还有人类思维中所体现出的情感也看作思想的构成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看法，也就是说，情感世界依然是人类思想世界的构成部分。所以，他指出，思想以两种方式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极感兴趣而又非常重要的题材。对于自然界或人类生活中的每一变化，我们都可以问道：它对思想世界产生了什么后果？它给人的心智、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智带来了什么增益或减损、什么进步？它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丰富了我们的观念积累，加深了我们的洞见，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兴趣吗？——一句话，它使我们的内心生活更广阔、更圆满了吗？也就是说，思想的根本就是开启人们的心智，改变人们的内心状态。由此，梅尔茨认为，要明晰思想的内涵，必须要明晰思想与两个世界有关联，即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他说：“我依凭思想这个词的一般的和未加定义的意义，假定每个人都将把某种可理解的意义与它相联系，这种意义将使他能够理解我们所由出发的普遍命题、外部事件和事实世界背后一个内在或隐蔽世界的存在、这内在世界的变化不驻本性，以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和反作用。在时间上和重要性上，外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占第一位？在内在世界里，理性的、比较清晰的领域即明确的思想、比较模糊的感情、想象的区域和无意识的冲动世界是否被赋予同等价值？这些问题现在不必加以回答，因为只要指出生活和思想这两个世界的存在就够了。”梅尔茨在论述思想这一复杂问题时，始终坚持思想与生活的内在关联，而这种关联通过人类的情感世界发生关系。这里，他强调的其实是思想具有人类价值的意义，任何思想应该都是以人类的价值为旨归的。

此外，梅尔茨还认为，思想就是人类心智发展的历史，人类通过思维，赋予事物意义和价值，并形成普遍性的认识，这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全部。他说：“只有当从一到多的过渡或形式多样性的产生能为思维着的心智所理解，即仅当这过程的结果事关重要，仅当这结果被赋予一定意义，仅当可以记录下某种得失，这个过程才称得起是历史。……使我们能用心智复现它们，即思维它们。无限多这些基元运动的结合将了无意义，除非这种结合能产生某种新的和预见不到的东西：看起来优美或备着有用的东西、对思维者的心智来说是有价值的（在这个词的或高或低的意义上）东西。”他在这里所指出的，就是人类面对纷杂的世界，通过思想思维它们，给予世界以意义的存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说：“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精髓就是思想，历史阶段之间的连接物也是思想，也正是在历史流变的长河中显示出思想的继承性。

梅尔茨关于思想的论述丰富完整，给我们全面考察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途径。虽然大多数针对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像梅尔茨所论述的这样全面展开讨论思想的内涵，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其实也根据自己的立场，预设了研究对象和范围，并依此展开研究。

（二）思想史研究的不同取向

关于思想以及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各种讨论，或涉及思想本身，或涉及观念层面，或讨论思想和观念对现实的意义，或是观察日常所见的技术、器物层面所体现出的一般观念，等等。这些讨论的观点不同，各自关注的重点和论述角度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论述中最为普遍的看法，依然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思想和观念等同起来，即思想史就是观念史，认为思想史重点考察的是人类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变化对现实的影响。对于思想史本身的研究集中了许多对思想史研究问题的争论，即观念和思想是否等同的问题。因此，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认为，无论是“思想史”还是“观念史”，似乎都是一回事：它们类似于元历史或历史理论，是在关于“思想”和“观念”如何找到各自位置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有关历史性质的研究，最终所获得的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哲学或哲学的历史。很多研究最终索性把思想史指向了哲学史。这些对“思想史”或是“观念史”或是哲学史等问题的争论，其实都反映了不同的研究取向。通过对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做一回顾我们便可以看出，对于“思想史”“观念史”的区分就隐含其中。因此，基于对思想本身的不同理解，下面对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不同取向作一简要的勾勒。

第一，“观念史”研究取向。

该研究立场认为，在原有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之外，应该另创“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概念，二者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的“观念史”研究导向。但是，观念本身为何，也是争论的焦点。就“观念”（idea）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而言，从古希腊柏拉图论述“理式（或理念）”概念时开始，该问题就逐渐成为西方哲学思想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为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概念，汉语多将柏拉图的idea翻译为“理念”。确实，柏拉图所使用的“理念”这个概念和后续的思想家论述的“观念”这个概念有所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理念（eidos，idea），或者称之为事物的“理式”“形”，这个超越于事物之上的理念决定了事物的存在，这就是他著名的“模仿说”。在他看来，我们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对此，他用床作比喻，第一种床是床之为床的“理念”，第二种是木匠依床的理念所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种是画家模仿个别的床所画出来的床。这三种床之中只有床的理念，即床之为床的道理或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为一切个别的床所自出，所以只有它是真实的。由此，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三层：理念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描述的世界。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以及人的情感、认识世界背后，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世界。同时，人只有通过智力，才能了解观念世界。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的论述，给我们开启了人类认识探讨的基础，即人自身的观念在认识世界时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的理论具有奠基性的地方。其后的历代思想家、哲学家们，继续沿着他的这一思考路径，探讨人类认识的问题。直至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认识论转向，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虽然，西方近代的洛克、贝克莱等经验主义哲学家把观念等同于人的感性经验，乃至于作为人类认知的起始，但到了18世纪，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论又回到了理念论的轨道。

就对“观念”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言，西方对“观念史”的探究，是从对19世纪历史学研究在内容上只限于政治史、在方法上只限于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否定而开始的，其中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阿克顿。1895年，阿克顿在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首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突出了观念史的主题。作为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坚信人类自由的观念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意识，且自由的观念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了自由意识的时候，自由才得以诞生。德国的代表人物则是哲学家狄尔泰，他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教授后，狄尔泰努力把观念史研究确立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观念史研究不只应重视人的理性思想，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他认为“人文科学”不仅仅包括文学和历史，还包括与人有关的一切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他同时否定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倾向，从而论证了人文科学的独立性和条理性特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德国兴起的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从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齐美尔、韦伯、宋巴特，还有法国的涂尔干，都反对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把文化化约为“经济因素”的决定论。他们把文化看作内在于历史过程中特殊的价值观念，强调观念通过人的行动而对社会的塑造作用，这对西方观念史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起了推动作用。

20世纪前期，基于“观念史”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一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进行观念史的研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O．洛夫乔伊就致力于此，并把它发展为一个学科，成为美国思想史的奠基人。1936年，洛夫乔伊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提出从观念的角度入手，对西方思想传统里那些基本存在的、对西方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进行研究。他还在方法论上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对美国甚至欧洲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洛夫乔伊说：“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时，这种研究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它分割成固定的独立体系，并且把它们分解成它们的组成部分，即分解成可称之为单元-观念（unit-ideas）的东西。”这些“单元-观念”是构成各种思想和命题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成分。在他看来，观念史研究的是它们的产生、演变。但对于何为“单元-观念”的问题，洛夫乔伊并没有给出定义，他只是划分了五种类型的“单元-观念”：第一种指的是人们头脑中潜在的思维习惯；第二种是人们明确意识到的一些假定或者思维习惯；第三种是“形而上学的激情”的东西，如“审美的激情”和“奥秘的激情”；第四种是“哲学语义学”的东西；第五种是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存在于被早期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所明白阐释的某种单一特殊的命题或‘原则’之中，以及和那些作为，或曾被设想为它的推论的进一步的命题之中”。《存在巨链》中的“存在巨链”便属于这类观念，其实此书意在考察“存在巨链”的产生与演变以及与此相关的充足理由原则、充实性原则以及连续性原则等原则。总体看来，洛夫乔伊的“观念的单元”主要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在实际使用中，人们形成了基本的思维定式。而且在西方思想流派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成了基本的存在，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洛夫乔伊的所谓“观念的单元”仅仅是他自己建构的，历史上的思想家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类伟大观念单元本身。但是，正如剑桥大学的昆廷·斯金纳教授所说，观念史的研究使得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总之，洛夫乔伊所提出的“观念的单元”对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上，都必须重视对那些经典文本的阐释。

第二，历史语境主义研究取向。

历史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是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波考克、斯金纳和约翰·达恩等学者，他们研究的重点领域是政治思想史。20世纪早期以洛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学派以及其他的思想史研究者取得了许多成果，特别是对经典文本以及伟大思想家的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研究，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对此研究路径，随后发展起来的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者则主张，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非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在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显而易见，思想史研究如果过分集中于社会精英或影响较大的观点的话，往往就忽视了思想史赖以发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了人们对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派开始探究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取向。

首先，在思想史研究的导向上，剑桥学派主张把思想史与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考察那个时代背景下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说关注思想史的历史性，而不是思想单元本身。用斯金纳的话说，“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剑桥学派的开创者波考克说：“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历史环境之外。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可能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的理论连贯性，往往给作者添加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思辨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

斯金纳主张思想就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反映。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同时代人难以匹敌的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对此，他说道：“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可见，剑桥学派明确提出，思想史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家或是思想家的文本的研究，而是要探讨思想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经典文本的思想本身也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在产生这些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中研究经典思想。

其次，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剑桥学派也提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探究每个时代的产生影响的“政治语言”。由此，探讨政治理论不仅仅要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文本研究和解释方法，将思想史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探讨每个社会与时代出现、使用的政治词汇，因为在斯金纳看来，“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同时，有学者总结：“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其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元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显然，他们的研究路径是通过特定的语言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从而展现思想史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如斯金纳等人认为的，越把文本看作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且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历史语境上。

从斯金纳的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重点和结论看，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关注，一方面力图考察思想观念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差异、断裂和创造；另一方面关注“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也就是关注一些所谓“二流”或“三流”思想家的思想，这样既可以给“经典作家”很好的历史定位，又可能会发现一个时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家到底是不是“经典作家”。要之，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其“宗旨在于构想一个可以包括那时比较杰出的理论家的总的框架。也就是说，他们要写出一部包括一般思想家和经典作家的思想史”。

第三，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

思想史研究中新社会文化史取向的研究，是对法国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传统年鉴学派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发展出心态史研究方向，重点关注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以及文化和社会心态。同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理论，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由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理论，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代表。由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把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推向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成果有：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考察一个村庄中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达恩顿的《屠猫记》，考察18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构建世界并赋予其意义的。

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集中于经典思想家或者伟大的观念，忽视了普通人的世界，而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则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观念就像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社会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以及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由此，该取向的研究者特别关注普通人的心理、心智、情感、态度、意见等内容，认为心态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一种结构化的形式。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如何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社会中的流行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在研究方法上，新社会文化史借助了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基础理论。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类一切符号都是意义的建构，社会结构也生产意义，意义同时又建构社会。由此，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认为，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由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反过来又再生产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以“经典著作”作为研究文本，而在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看来，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可以被视为研究文本，并结合每个时代的语境来体现其中的意义。就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早期心态史研究而言，他们也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低”指的是社会中下层群体的思想观念。他们还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进一步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不能简单地被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合与交叉的。

总之，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认为文化不仅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还反过来建构或生产社会和经济。他们通过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的描述，从中探究人类世界和文化思想的普遍意义。他们的研究立足于普通人的观念层面，探究一般的观念对社会具体的建构与塑造的意义，甚至把社会史本身也看作社会一般观念和意识的聚合体，从而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在实践方法上也属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上的拓展，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的新突破，都给今天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另一条路径，无疑拓展了思想史的分析和观察视野，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及范围

就历史发展角度看，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但实际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学者认为，“思想史产生了两个让人颇感困难的问题：一是对象广泛无边、包罗万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性，难于研究；二是若在某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话，势必造成与某一专门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诚如其所言，就历史发展看，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模糊性导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多元化，进而使得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依然不明晰。这两个核心问题是任何领域的思想史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对此，葛兆光也在追问：“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确乎如此，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始终是困扰思想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就那些分门别类的思想史著作而言，如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也很难将所有的问题囊括殆尽，何况综合各类问题的思想史。但是，葛兆光也说道：“一旦教育史、技术史、建筑史、文献学史等等知识领域的问题都成了思想史解释的资源时，思想史已经开始了重写。”也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虽然无法明确，但其研究的内容依然可以扩展辐射到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并由此让我们窥见人类思想变迁中的蛛丝马迹和草蛇灰线，并从中发现和解读出思想史的大问题。

梁启超曾提出学术主要包含两个问题，即“学者的人格”和“学问之价值”。他指出，所谓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而所谓学问之价值，则“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同时，他又提出了治国学的三个标准，即求真、求博、求通。所谓“求真”是指“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断判他为什么如此”；所谓“求博”是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所谓“求通”是说“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记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在这里，梁启超所提出的善疑、求真、求博、求通、创获等一系列原则，对于研究思想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就是说，思想史写作者首先要有自己明晰的价值导向，即为什么写作，同时还要追求真知识，即如何探究到真知灼见。在此基础上，从怀疑反思问题开始，做到科学理性、广博融通、有所创新。这些都是思想史写作时最基本的要求，又是至关重要的立场。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也提出“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思考’”，即通过对思考的确认，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评价标准，才能保证思想史写作过程中不出现过多的枝蔓，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中心落到实处。无论是梁启超所说的学者自身的“人格”和学问本身的“价值”，以及他所说的善疑、求真、求博、求通、创获等原则，还是葛兆光所说的建构性“思考”，都包含了这样的意思：思想史研究是对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内在价值、发展脉络、形成逻辑做出合理的描述和解释，以便人们更加明晰地认识人类思想观念演变的逻辑，并由此看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思想史是社会观念演变的历史。该观点认为思想史的核心是思想（或称之为观念），以及这些思想或观念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脉络。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个体思维的结果，但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由此，在考察人类的思想观念的演变和内涵时，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发展做出观照。对此，马克思对人的观念即意识形态做了深入思考，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全部社会精神生活及其过程的总概括。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等。马克思关于意识观念与社会存在的内在关系的经典论述，为思想史写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以洛夫乔伊等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重点关注“观念的单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对人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观念层面，但是，如果忽视了人类发展的社会存在、那些影响人们观念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史恐怕也只剩下没有生命的原子化的“单元”。而剑桥学派强调观念产生的“语境”，即重点探究这些思想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有力地纠正了前一种观念史研究的不足。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各种类型的观念都与社会存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在隔断这些内在关系的情况下将思想或观念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概言之，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或观念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化存在的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些思维形式，无论来自普罗大众，还是产生于社会精英，都是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思考和观照，都属于人类思维的范畴，都是思想史所要探究的内容。亦即，思想史不仅要关注那些“理论化”了的思想，还要关注那些作为“生活存在”的一般化的观念。其中，更为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任何思想都包含着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判断，都是人们对于自身及社会的生存状态的价值取向的思考。也就是说，思想史在关注一般人类思维观念的同时，要探究那些隐含于人类思想中的价值内涵与价值取向。因此，思想史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的探寻，观照人类自身前进的方向，以及为人类发展探究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价值与目的。

第二，思想史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思潮”。该观点认为思想史研究的焦点在于那些对社会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社会时期，都会有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它们一旦产生或孕育发展，最后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而推动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这些推动人类社会重大变革和发展的思想观念就被称为“社会思潮”。比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发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社会运动，在这些社会运动的背后隐含着人类思想和观念的革命。当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人文、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都包含着对人性本身的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这些思想无疑是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推动力，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潮流。由此，人类思想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以推动人类的“合目的性”发展为旨归。思想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无时无刻不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引发社会变革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中心和主流。它一经产生，不仅影响当时社会，而且会贯穿在历史长河之中，并不断产生影响，历久弥新。比如西方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人权、自由、平等、公正等思想观念，不仅是当时社会的思想推动力，也成为今天人们所坚持和崇尚的价值维度。在全面把握这些社会思潮后，思想史研究就以此为纲领，具体考察某个历史时期社会现象发生背后的逻辑与原因。因此，思想史的重点应该探寻那些影响与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观念和思想，以及与由此引发的社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寻找解释的逻辑和建构解释的理论维度。

第三，思想史具有不同的研究取向（或范式）。该观点通过考察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并由此建构了各自的研究取向（或范式）。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维的维度，范式可指一个科学成就、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一种公认的模式、一种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规范的评说、一幅“格式塔”图等等。任何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和维度，都可以说包含着特定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可以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和研究方式，以及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手段被应用。比如，洛夫乔伊提出的“观念的单元”、斯金纳所注重的“语境”、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强调的“普通人的观念”、葛兆光提出的“建构性的思考”等等，都形成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的基本范式，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思考借鉴和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模板。同时，那些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思想史借以解读的重要范式，它们都可以作为研究者解释当时社会现实发展的重要理论模式。重要的思想范式产生并发展起来以后，就会对社会现实产生重要的影响价值，同时也会对现实存在具有明确的解释力。比如启蒙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对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也成为以后社会发展中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等社会实践的最基本的解释范式，从而为其后发展形成的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和新闻专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约翰·弥尔顿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约翰·密尔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等有关新闻自由思想和实践的著述，都是新闻自由主义思想观念范式的理论化。而其后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人权宣言》，1789年）、《人权自由法》（1875年制定，1881年公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89年国会通过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等现实实践中有关新闻自由的具体实施，都是受自由主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思想史研究中形成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思想史研究对社会发展现实的准确描述和解释，同时也是当时对社会现实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范式。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成为人类思想史中经典的思想范式和路径，都会成为影响社会整体人类思想发展和现实变迁的重要观念。由此，就思想史的研究路径而言，研究者应探究那些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并发展成为有价值和解释力的研究范式。

思想史学者葛兆光主张思想史的书写应该是“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基础上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诚然，人们思考思想史的方式和进入思想史的思路各不相同，对固有的思想资源的阐释也会各有特点和偏向。但是，对基本的逻辑思路、基本的概念范畴的忠实和厘清，对基本的思想演变的脉络描述、社会背景的分析，以及探究思想的渊源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依然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既要遵循科学理性的原则、历史与逻辑的原则，同时还要对思想进行独特的阐释和历史同情式的解读，这应该是撰写思想史应有的基本立场。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同样离不开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也正是这些丰富的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确立了基本的问题视野、研究范围、研究取向和方法。

二、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问题和范围

传播思想史研究首先要集中描述人类社会传播思想观念演变的历史，进而探究传播观念对社会现实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还要总结传播理论的基本范式。因此，传播思想史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无问题则无思想。但和一般的思想史不同的是，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有关人类传播活动的思想和观念的核心问题入手，进而探寻这些核心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以及前因后果的勾连，呈现基本的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并由此解释思想观念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此，研究传播思想史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传播”（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概念的内涵和范围。也就是说，传播思想史研究，除了遵循思想史研究基本规律之外，还要探究传播本身的内涵问题，这要从如何看待传播这个问题开始。

（一）人类传播活动的内涵

传播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那么，何为人类传播活动呢？对此问题可以从微观层面来回答，也可以从更加宽广的社会文化意义层面来做出解释。美国传播思想史学者彼得斯在其传播思想史著作《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里就有专章论述了“传播（交流）”的概念内涵及其不同时期的变迁。在这部著作里，彼得斯把“传播（交流）”概念内涵扩展为人类全部的交流和交往活动，并由此考察其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过程。该著全面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具体的传播实践活动，对传播概念本身的内涵演变做出了历史维度和现实层面的解释和分析。首先，从词源学角度，彼得斯认为“传播”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首先来自拉丁词汇communicare，其含义是“告知，分享，使之共同”。这个词汇在14—15世纪进入英语，主要词根为mun，和英语的“munificent”（丰厚）、“community”（社区）、“meaning”（意义）以及德语词“gemeinschaft”（共同体）等都有联系。还有一个拉丁词汇communicatio与传播有关，具体指的是与物质形态有关的交流。在彼得斯看来，英语的communication包含四层含义：第一，传授（imparting）、连接（connection）、链接（linkage）等含义，如信息的接收、事物的连接等；第二，迁移、传输或发射，如从物质的迁移、传输引申到观念、思想或意义的交流；第三，交换，包括物质的交换和精神内容的交流，以及共享；第四，各种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主要指的是与人类有关的意义关系的描述。彼得斯认为，在此意义上，传播包含希腊思想所指的“逻各斯”（logos）的所有含义，包括词语、论说、话语、言语、故事、书籍和理性等等。由此他认为，传播与“逻各斯”一样，应该包含广泛的意义内涵。可见，他所说的传播概念比较松散和宽泛。他反对从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理解传播学，认为传播概念应建立在关于人类境况的视野中，因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交流性”（communicative）的，正如希腊词“逻各斯”的含义一样。由此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理论和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社会理论一样，具有共同的本质，其关注点都是在社会组织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以及“亲密”和“疏远”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斯所理解的传播的含义，就是建立在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化的活动方式。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人们建立了信息交流的形式，以及通过社会活动建立了文化共享意义的过程。

学者们立足于人类信息活动行为发生、发展的视角，对“传播”的核心内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学术发展史上“传播”概念界定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各类观点之间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观点具体包括：“共享说”，即强调“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的分享；“影响（劝服）说”，即强调“传播”是传者欲对受者通过劝服施加影响的行为；“符号（信息）说”，即强调“传播”是符号或信息的流动。通过对这些不同观点的总结，我们可以在人类信息活动的范畴中，对“传播”包含的意义进行总结，具体包括：第一，与“信息”形影相随的“传播”，同样遍布整个自然界；第二，“传播”同样可分为“物理传播”“生物传播”和“人类传播”；第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广义的“传播”，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人类传播”，就此而言，所谓传播学，就是人类传播学；第四，“传播”的定义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广义上指的是传播系统（自身及相互之间）传受信息的行为，狭义上指的是人（自身及相互之间）传受信息的行为，即人类传播。这些不同层面的分析和解释，将传播界定为整个人类的信息活动行为。这是在基础性的意义上界定了传播概念，将其置于人类活动的背景下，考察人类的信息活动行为。可以说，这些研究和论述为传播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视野，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传播思想史研究能够在更为广泛的人类活动的视角下展开。

虽然论者殊异，各有偏向，但概而观之，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播是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和行为。如“所谓传播，即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也有学者表述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这两类观点，可以说是界定传播概念的普遍观点。结合这两类定义，就会看出其中主要包含的意义是：首先，传播活动是一种“信息交流”；其次，这种信息交流活动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它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和行为。由此，我们可以从“信息交流”和“社会化活动”两个视角出发，进而讨论“传播”的内涵界定问题。

传播显然是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但是，在信息交流的背后，隐含着社会化的意义生产、传播和建构的活动。这种社会化的意义建构是多元化的活动。就信息传递过程来考察传播活动，传播就表现为信息的线形传递，但在这种在线性传递的背后，却包含着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内容。人类传播活动中的主要构成因素是传播主体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指的是信息主体，包括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环境主要是传播主体存在的情境意义，不仅指传播的具体情境，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意义存在。在线性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传播的意义不断生成或消失，但因情境意义的不同，有可能使得传播主体建构不同的意义。这样，传播活动的过程就表现为历时性和共识性的统一。信息流动的过程是历时性的，而意义建构的过程是共识性的。传播就是信息不断流动、意义不断增减的结构化过程。

这种意义的增减显然就不再是线性的过程了，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意义“场域”。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意义的地图”，他说：“符号归属于‘意义的地图’，任何文化都归类于其中，而所有的社会意义，实践与效用，权力和利益，都被‘写入’那些‘社会现实的地图’。”随着对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关系认识的不断加强，受众则处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以往的受众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受众选择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在意义的构建活动中，受众对信息的意义不仅仅具有选择性的决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受众，其对信息的接受不是被动的、盲目的，而是建构性的，也就是说，受众立足于它所处的传播情境和传播视阈，接受的信息也正是他所感知到的和想要感知的信息，他对信息的意义具有明确的建构性。所以，受众不是接受，而是建构信息，也就是建构意义。由于受众的传播情境和传播视阈的差异，受众对意义的构建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同一个信息极有可能在不同的受众那里建构出不同的意义来。同样，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者，也会立足于自己的传播情境对信息进行建构。这正如解释学理论所认为的，接受者对意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在传播中就具体表现为意义建构的丰富性，对意义的理解其实正是对意义的建构。那么，对传播的意义建构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播主体所处的传播环境，这个传播环境就是传播意义的社会情境、文化意义与历史视阈。正如殷晓蓉所指出的：“归根到底，传播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就语词形态来说，communication从古语词根common演变而出，与共性（community）相关。因此，传播的古老含义有‘共有’和‘共享’的意义。在此语境下，传播的前提是参与者首先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而传播的结果又必定牵连到他们后来所拥有的共同之处。这里的‘共有’与‘共享’指向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某些基本的信念和观点得到了确立和加强。”这种社会情境、文化意义与历史视域就构成了传播的共享意义。

以往的传播学研究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基于微观层面，对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性研究较多，而对深层传播意义建构研究关注较少。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把美国19世纪以来对传播观念的认识总结为“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两大主要倾向。他认为，相较而言，传递观的研究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这一认识，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传播的仪式观则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在对这两种传播观进行考察后，他指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显然，他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传播的两种属性，即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和作为意义建构的本质。既然传播包含着这样两种属性，那么，我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也应从这两方面展开，即传播模式研究和传播的意义研究，也就是说，传播研究应该包含信息传递的结构模式研究，以及信息传播的意义建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看，相对而言，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研究较多，而对基于信息的流动基础的以意义研究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活动关注较少。但是，被忽视了的这部分恰恰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人类社会活动的视角来看，信息的物理运动显然不是传播活动的核心，仅仅是传播的过程和形式，信息流动是传播的载体；但在这种流动中，意义不断建构和生成，这就是传播的本质。传播的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意义的建构问题。“语言、符号、互动与意义成为这一流派传播学者关切的核心主题，他们更想问的是，人类如何通过言语以及其他符号的传播互动而建立自我、认识他人、组成社群、学习并传递知识，以及建构所谓的‘客观’世界与真实。于是，传播之于人类而言，不是一种工具，而就是一种社会得以生存的本体，传播不存，社会何以附着？”

广义上看，传播活动就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和建构意义的基本活动和过程。传播活动以交流信息为基础，以建构社会文化意义为旨归，通过对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形成人类共有的认知模式、价值规范、情感形态等文化和社会意义。在此意义上认识传播的含义，也就可以进一步确定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和范围。

（二）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

基于人类传播活动的广泛性，对于传播的概念，除在狭义上加以界定外，还应在广义上进行理解，由此，西方传播思想史的主要研究问题和范围，也应该着眼于广义的人类传播活动，这样也便于全面理解传播思想的整体性。有学者认为，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要关注学术思想的发展，还应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演变。就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看，传播思想史归根到底都应该关注传播活动背后所隐含的观念与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人们的行为结果。就此来看，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应从下述方面展开。

第一，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以西方思想的整体发展为基础，探讨广义上的与人们传播活动有关联的核心思想和观念，总结它们的主要观点，由此建立西方传播思想观念的理论构成谱系和历史演变脉络。西方传播思想观念研究的基础是作为思想发展核心的“思想单元”，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语言观”“对话观”“修辞学”“雄辩术”等传播理论，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当代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等等。这些思想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传播的基本问题，以及对传播活动的基本认识等。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基础性理论的梳理和阐释，从而形成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勾勒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形成脉络，解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形态和内在缘由，并深入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发展演变中的社会现实意义。李彬等人所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提出，思想史的写作思路大致有两种：传统思路往往以思想家个体为线索，大致按从古至今的脉络一一阐述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晚近的思路则集中于探讨不同时代的特殊主题及其勾连。本书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同时也适当采纳前一种思路。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包括思想史研究，贵在有问题意识、有历史脉络，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历史脉络的传播研究恰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充其量属于学术操练，甚至自娱自乐。本书以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及其相关议题为纲，缕析相关的学术思想及其成果，以求条理更加分明，同时更具思想的洞察力与历史的纵深感。由此，该著的写作遵循“以议题为脉络”的思路，以准确把握历史全局与逻辑线索，兼顾某一议题的连贯脉络。显然，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核心的“观念单元”或思想观念的基本线索梳理出来，并对其内在的逻辑和基本的历史脉络加以描述。

但是，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仅仅着眼于观念或议题本身是不够的。在对观念单元基于概念、文本层面的描述之外，还需要对这些观念单元的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和阐释，特别是进行社会建构的深描。对此，黄旦就对这种选取若干文本，构成一条线索，以文本、语境和哲学评论混合而成的折中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批判。对此，他提出要对作为思想观念的文本进行“社会建构”。他认为，因为受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转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探讨新闻传播思想观念（比如某一概念术语或者制度规则）的产生及其结果。他进而认为，这种社会建构指向现代社会学范畴内行动者的行动及其意向。依照社会学者的通俗解释，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主张各种社会现象（结构、组织、制度、事件等）本质上都不过是人们意向行动（或符号互动）的产物而已，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只有“理解和掌握建构这些现象的行动者在建构它们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才能“确切地把握社会现象”。简而言之，人们是积极主动地通过意义建构和分享，从而确认了自己所生存的现实实在，并确定和协调各自的行动。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这个看法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前所述，人类传播行为的背后包含着意义建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传播意义建构的结果。比如，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背后，其实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本质是人文主义背景下自由主义精神在现实中的建构。由此，传播思想史的文本和话语必须立足于语境和背景，寻求其核心意义。

第二，西方传播思想史要重点探究传播思想观念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行动，并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上，对其内在逻辑做出分析和解释。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揭示那些社会事件发生的观念背景，以及传播观念所引发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事件，从而阐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深层建构关系。基于上述对“传播”概念的宏观界定，就广义的人类传播实践而言，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构成要素，如传播者、媒介、媒介内容、受众等等，在整体的传播活动中，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意义下的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影响下，人们的传播实践也会表现出结构化特征。比如，媒介技术的变化不仅会直接影响特定时期的传播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这个时期的传播关系和行为产生影响，并由此改变特定时期的传播结构。进一步而言，西方传播思想探究的是传播观念对现实的影响。在传播观念引发的现实变化背后，其实隐含着观念与现实之间复杂的共生共存的关系，包含着思想或观念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而这些深层次问题恰恰是需要传播思想史揭示和加以阐释的。正如胡翼青等在《美国传播思想史》中所认为的，以往围绕媒介展开的传播史书写，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媒介机构的发展史，另一种是媒介形式的类别史。前者是那些名媒体和名媒介从业者的传记，后者则是在讨论某种媒介形式或几种媒介形式发展的历史。这些传播史的书写对于媒介的理解多建立在媒介作为一种功能实在的基础之上，因而无法呈现媒介与人类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也无法揭示传播真正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当然，许多研究者包括詹姆斯·凯瑞、理查德·布茨、迈克尔·舒德森等已经开启了新的传播史写作的范式。我们希望延续这种传播思想史的书写，它不是媒介机构的发展史，更不是媒介从业者的英雄史，而是关于媒介的社会史、观念史与文化史。对于传播思想史，就胡翼青的观点看，也在强调传播作为社会意义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媒介……为我们建造和呈现出一个可见的非物理的观念世界和空间，并构成我们观念中生活的意义。……完全可以把媒介看成选择性的各种意义和关系汇聚的空间，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重组着生活世界的各种社会关系并由此反观我们存在的意义。”这里他所指的虽然是媒介研究，但无疑其观点可以被推广到人类整体的传播活动，对于文化社会意义的建构也正是传播活动的根本特征。

传播思想和观念不能从现实背景中剥离出来，一切社会的思想都是在现实变迁的基础上发生和演变的。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就是建构与被建构的互动关系。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阐释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个人、自我与社会均产生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与交往，人类交往则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实现的。所谓交流与传播行为，就是建构“有意义的符号”的过程。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人获得了社会化的心灵和自我，成为理性的人。可见，米德强调了以交流为基础的符号建构活动，在个体的心灵和自我社会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其实也就是传播的终极意义。由此，西方传播思想史要立足于观念—行动的实践性建构层面，对现实变迁、观念逻辑和实践行动之间的复杂互动，做出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描述与解释。

第三，西方传播思想史要确立基本的学术研究范式。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不论从有影响的人物或是经典文本出发，还是针对具体的历史逻辑的发展脉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当然，研究范式的选择和建立可以是多维度的，或针对思想，或针对事件，或针对文本，不一而足。正如江宜桦所指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学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存在所谓“文本”（text）与“脉络”（context）研究范式之争。文本研究范式认为，政治思想之研究首重是研究者的著述典籍，如果我们花工夫读通个别思想家的主要作品，则作者的原旨、意图与限制自然历历在目。相反地，脉络研究范式认为，时代脉络才是理解一个思想人物及其关怀的主要依据，唯有透过当时存在的大量历史文书、私人通信、生活记录等等，我们才能认知影响一个人物或思潮的真正因素，并由历史之中掌握其意义。对此，江宜桦则坚持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还是应该以阅读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原典作为基本要求。确乎如此，他这里所讲的经典研究，看起来是着眼于思想史的文本分析本身，但其实文本分析中也包含着每一位思想家的哲思，也就是基本思想和研究范式。对此，胡翼青也认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从新闻史走向思想史。……这里所说的思想史，指的是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观念的发展史，这些观念绝不仅仅是新闻专业的观念，也不仅仅是关于媒体的学术观念，它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与观念。……做思想史是一个重行思想的过程，其方法如柯林武德所说，是一个对历史观念重演的过程。”因此，就西方传播思想史而言，既要通过经典文本，从中探求思想史的基本理论及其基本的研究范式，也要结合社会发展背景，探寻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形成以观念“脉络”为主的研究范式。

因此，无论是历史文本，还是历史发展脉络，或是生活方式、社会背景，或是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等，都可能是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可以取法的研究范式。比如，黄旦就提出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实践”范式，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并形成了当代思想的“实践转向”。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的研究问题，研究者们对“实践”的理解及研究难以定于一尊，不过在两个要点上有最低限度的共识：第一，他们都认可实践是“具身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第二，他们都坚持“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黄旦进一步认为，“实践”范畴主要有四个关键点：其一，具身化，即实践与人的身体及其感知不可分离，“人类活动的形式是与人体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指“机能和活动，而且包括身体体验、外表呈现，甚至还包括身体结构”；其二，物质为中介或与物质交织，这就是说，实践不是习以为常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相反，是与各种物质构造乃至与非人类实体互为构成；其三，共有的理解，说明实践离不开解释和讨论，理解（思想观念）既不在实践之内也不在实践之外，就是实践的一部分，“具有技能的身体要求实践理论关注心灵和活动、个体或是和社会的共同交会点”；其四，实践为本体，社会就存在于共同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成其所是，并没有一个先在的定型了的结构。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而言，所谓的“实践”范式，就是在人、技术、文化的现实活动的基础上，讨论传播思想的演变，这依然是一种新的思路。所以，围绕“实践”范式，西方传播思想史就可以在人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人、技术、文化、观念等的实践互动的研究范式。即以人的信息传受为核心，考察传播活动中技术、文化、观念等要素的内在关系，从而全面考察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还有研究者认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围绕个人传记、思想观念和体制制度的相互交织而形成的思想，第二个维度是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竞争，第三个维度是社会的维度。无疑这些研究维度都是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主要视角。

还有学者指出，传播思想史的书写不应仅仅局限于传播思想、观念的演变史，还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思潮、历史语境、制度变迁、学科交互等维度。如此一来，既可以克服单一的写法，又可以涉及一个范围更广泛的知识、思想、观念、历史背景，还可以克服漫无边际的危险，这是传播思想史书写中可能的新的路径。因此，西方传播思想史应该是传播的观念史（观念单元）、社会史（政治、经济、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等）、文化史（文化意义的建构）、学术史（学术理论及解释模式）共同构成的完整的学术系统。当然，对于这样的研究范式和要求，就逻辑的归纳、资料的整合、脉络的表述、观点的阐释等要求看，研究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三、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背景、阶段和脉络

如何总结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和脉络，依然是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难题。可能又得回到如前所述的老问题，究竟是以“思想单元”为纲，还是以思想发展的“时间进程”为线索，抑或是以“研究范式”为圭臬？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在具体写作中，这些要素似乎都应该被加以考虑。以思想单元为纲，较易总结思想史发展的重点；以时间进程为纲，较易总结思想史演变的路径和脉络；以研究范式为纲，较易总结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那么，就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而言，传播思想史发展与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是西方思想发展的重要分支。同时，传播思想的发展演变，还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如与当时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媒介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社会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西方传播思想史与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背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西方传播思想史是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西方思想文化背景孤立地阐释传播思想史。同样，如果排除了西方传播思想史，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容可能会有所缺失。因此，在西方传播思想史写作时，要力图做到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中把握传播思想史，而不是孤立地就传播而谈传播，尽量避免把传播思想史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又由传播思想史切入，通过传播思想史的叙述而展示思想史的整体风貌。简言之，就是着眼于思想文化背景而落脚于传播思想史。不管是哪种写作思路，都各有特点、各显所长。因此，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总结和描述，应该力图将各种思路结合起来，以重大的思想单元、时间发展线索为纲领，融合各类不同的研究范式和路径，探绎逻辑关系，纲举目张，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思路、在不同层面上加以概括和描述。

此外，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相关学科。传播学作为十字路口的交叉学科，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史研究对于传播思想史研究必然有所裨益。例如，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的写作中，首先按照时间进程，依据历史大时代的划分来组织素材，把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期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三大部分，条理清晰。而且这只是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是三条重要线索。其中，第一条是最根本的线索：“美学发展史在大体轮廓上归根到底，总是跟着社会史走的。就欧洲来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大阶段中的美学观点各有明显的区别，都带着社会经济基础的烙印。这是必须首先牢牢掌握的一条线索。”这里，朱光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坚持美学史受制于社会史、社会发展史最终决定美学史的唯物主义立场，从而确立西方美学史发展的脉络和线索。显然，这个立场不是仅针对美学史，而是对一切思想意识、精神文化都适用。可以说，这也是对西方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基本认识和立场。徐大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导论中也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上述阶段的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差异性。但他同时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形成了特有的传统和特征。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从横向看，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纵向看，它则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或者说探讨其产生本源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无疑，西方政治思想对传播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政治思想的同时，势必会涉及与传播有关的问题，这些内在关系和影响也是需要考察的。

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美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或是社会思想史研究。但是，它们同时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构成部分，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脉络和线索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仅仅基于这个最基本的线索和脉络，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作为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理论基础。

由于以往鲜有系统完整的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学界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多数的研究中，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着重对某个时期的传播思想做出勾勒。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争论，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认为传播思想史根本就无法分类，不可能严格按编年的方式写作。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使学者们无法看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单纯的线索。即便如此，马特拉还是从社会有机体、经验主义、信息理论、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经济学、回归日常生活、支配性传播等方面对传播思想史做了梳理。

因此，在过往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首先立足于编年史的维度，把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分为古希腊罗马传播思想、中世纪传播思想、文艺复兴时期传播思想、启蒙运动时期传播思想、18—19世纪传播思想、20世纪传播思想；前四个阶段在本书上编展开论述，后两个阶段在下编展开。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类社会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针对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现实分析与批判，传播思想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又按照思想史本身演变的逻辑，将西方传播思想史依据所讨论理论的维度和重点分为不同的思想专题加以介绍，如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英国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故此，本书将按照时间编年的脉络和思想逻辑发展相结合的方法，对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予以全面描述。如果说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描述是本书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本书的深层结构则是从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和发展脉络等方面展开分析和阐释。

（一）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传播思想史的形成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思想史的脉络才会呈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其发展基本上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是相适应的。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还与当时社会的技术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探究西方传播思想史，就必然要与西方社会现实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社会现实的发展作为宏观背景。总体来看，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反之，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又会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西方思想发展的理论或观念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呢？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作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虽然布洛克的概括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过于简化，但这三类简要的划分，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思想研究的不同模式或传统，并由此考察西方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布洛克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概括起来看，与西方传播思想发展密切关联的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分别是形而上学本体论、人文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精神。显然，这三种思想文化思潮包含着西方社会的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也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其一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它是指西方以哲学思考为核心、对人类社会和自然进行形而上探究的观念和意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始于古希腊哲学，随后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中，成为西方哲学的主导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明白地，这些必须是禀于本性的事物。若说那些搜索现存事物诸要素的人们也就在搜索基本原理，这些要素就必须是所以成其为实是的要素，而不是由以得其属性的要素。所以我们必须认清，第一原因也应当求之于实是之所以为实是。”概而言之，形而上学就是探究先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形而上学就是以自身为对象和认识自身的科学，其具有先验性与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本体论（ontology）就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本性的先验追问落实为本体。所谓本体论，指的是西方哲学中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即“是”论或“存在”论，它是用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纯粹原理。特定的本体论可包含和推演出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等。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都贯穿着对“是”或“存在”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中心就是“是”论或“存在”论，也即本体论。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在哲学上首次提出“是”或“存在”范畴，并对“存在”（“是”）与非存在（“非是”）做了严格区别，肯定了“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的探寻真理之路，而否定了“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的谬误之路。随后柏拉图的“理念”论，关注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把本体作为独立的最高的核心范畴。他们的认知都体现了古希腊哲学追求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原则。近代的认识论表面上关注的是“认识问题”，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还是在“知识”的根据上来确立“本体”或者用知识来说明本体自身优越性的地位。如从笛卡尔开始的“我思”的主体性概念的生成，就是在为“知识”奠基，知识的生成与普适性需要在“我思”的主体经验中确立下来。康德的“先验自我统觉”、费希特的“自我”、胡塞尔的“先验我思—思—思之物”，都在围绕“思”来建构理论，依据人的认识来建构本体，形而上学即转化为“思之学”。因此，从根本上来看，这一转向是在形而上学内部转化生成的。其实康德为了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各自的理论缺陷，就已经对二者做了划分。这一划分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二重维度，换言之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从古希腊开始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乃至近代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都对西方传播思想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古希腊的对话哲学，与传播思想有直接关联的修辞学、雄辩术的兴起，就是当时的哲学被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影响的结果。此外，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是探索人类传播概念内涵的基础。

其二是人文主义（humanism）传统。人文主义是对西方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观念，主要指西方社会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布洛克把它称之为“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又称“人文精神”“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近代思想家为反对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束缚，强调“一切以人为本”，主张以“人道”取代“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意义与尊严，相对于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潮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因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诸多领域都获得了辉煌成就。当代人文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赋予人文主义以新的意义，发展出包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普适性肯定”两方面的广义人文主义。自现代主义时期始，研究把握世界及其规律的科学主义就取得了对几乎所有人类研究领域的控制。与此同时，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大为削弱。为此当代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需求的满足，正是对科学主义的有力制衡。有学者也把人文主义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认为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由于对“人”和“人的经验”的理解的角度有所不同，因而对科学与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也有学者认为，西方人文主义发展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时期，经历了人文科学、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人文主义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处境，从非理性到合理性。同时针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当代人道主义的三种理论形式。传统的人文主义首先指的是古希腊的人文学科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和训练，在这个意义上重点强调的是人文科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重点指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含义，主要指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体现人性与人文精神，以及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等内容。到了19世纪，费尔巴哈则提出了人本主义、人本学等内容。现代人文主义主要在反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等理论。虽然在不同时期对于人文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但是，西方思想文化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则是贯穿始终的。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本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指的是14世纪下半叶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是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要素。同时，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正是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以及认知的思潮，形成了西方思想史中对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人的认知能力等等以人自身为核心的关于人的哲学思考。显然，人文主义传统直接影响到了传播学研究中的批判学派的各位先驱。他们立足于西方启蒙运动的传统，亦即以反思性为核心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对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毫无疑问，批判学派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传媒技术主义批判、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等思潮，无不是在人文主义传统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三是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是西方近代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哲学思潮。从一般意义上看，作为哲学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对西方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部分哲学家反对把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和批判。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使用科学主义的称呼，而称之为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即便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科学的性质，但它们有共同的一点，即都主张“科学之外无知识”，科学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贬低甚至否定非科学主题的价值。因此，科学主义的本质属性，即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而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有学者总结，科学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科学观念、哲学原则和价值立场的统一。在科学层面，科学主义概括了科学的特征，将科学绝对化。在哲学层面，科学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无用性，而只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在社会价值层面，科学主义则将科学神圣化，把科学看作高于人类的本体，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科学主义作为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基础之上，试图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做出客观化测量和观察的方法，与人文主义传统产生了对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发展中两大对立的哲学文化思潮。

有学者指出，虽然科学主义始终未能建构一种严密的逻辑形态，科学主义者也从未组织成一个有明确概念的科学共同体，但作为思想文化思潮，它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乃至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思想，都是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比如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以及实证研究的偏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在建立之初为了确定自身的理论依据，始终强化科学主义导向，强化实证方法，重视效果研究，从而诸多理论都是在科学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

要言之，形而上学本体论、人文主义传统、科学主义思潮共同构成了西方传播思想发展的基础，我们在考察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时候，显然不能脱离这些思想文化背景。

（二）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阶段

按照西方思想史本身演变发展的逻辑，西方传播思想史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近代社会时期，现代社会时期。这三段分期是根据西方思想发展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人文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思潮三个社会文化背景展开的。西方传播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西方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与西方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大家的理论而言，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无不包含着对于人类交往、交流等传播思想的论述，有关人类传播的思想也是他们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缺少对他们的传播思想的讨论，就无法了解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反之，如果离开了对他们的哲学社会文化思想背景的探究，也无法全面系统地认识他们的传播思想，他们关于人类传播行为的思考和论述，也都是从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派生出来的。此外，与传播思想史相关联的是人类技术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思想革命引发技术革命，这已经被无数过往的人类社会历史所证明。由此，技术进步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提升了人们的交往能力，改变了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使得人们信息交流的形式和内容更为丰富，由此，技术变迁也是传播理论和传播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加以界定和概述。

第一阶段，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时期（古希腊罗马至16世纪）。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传播思想形成发展的奠基阶段。从思想文化背景看，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奠基阶段。从早期希腊神话史诗到理性主义的形成，可以说，古希腊思想经历了由基于感性的神性到基于理智的理性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是由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开启的，由此，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成为这个时期基本的思想基础。形而上学本体论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世界本体为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本体论。所谓本体论，是指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不同的阶段对于“是”或“存在”的定义和解释有所不同。如米利都学派等提出的“始基”概念，巴门尼德对于“是”和“存在”范畴的论述，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对于“存在之存在”即存在本身的探讨，乃至古罗马时期的“太一”、中世纪的“上帝”等观念学说等，无不都是围绕形而上学本体论而展开的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的关于传播思想的论述，依然脱离不开这个宏观的理论背景，并且这些理论也无不贯穿在传播思想的具体讨论中。

古希腊哲学思想基于形而上学本体论，探讨世界的本源问题，提出诸如运动和静止、变和不变、一和多、本质和现象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础。无疑，这些对于本体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和探究，已经在古希腊人的宗教、城邦制度、道德伦理、宇宙论等思想和实践中得到体现。马克思指出，“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爱德华·策勒也认为，“古希腊人是最早获得充分的思想自由去寻求有关事物本性真理的人，这不是在宗教的传统中，而是在事物自身当中；在古希腊人当中，一种严格科学的方法，一种只遵循自身而非任何其他规则的知识，首先成为可能”。在对世界本质探究的基础上，古希腊思想中围绕“语言”展开的对于传播思想的论述也不断展开，对于语言理论、对话理论、修辞学、辩论术、说服等理论的论述，构成了古希腊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古希腊的传播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当时的城邦政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古希腊人追求真理，善于思辨，通过演说、对话和辩论等交流形式探求真知。古希腊鼎盛时期形成的城邦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希腊人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参与。城邦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更是人们从事宗教、政治、法律等公共生活，交流、讨论和争辩的公共领域。生活在城邦的贵族统治者、知识分子、平民、哲学家、演讲家、行吟诗人等各个阶层的公民，聚集在公共广场，传播交流信息、知识和观点，进而对宗教、哲学、法律、艺术等问题的探讨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发生在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交流，不仅体现了古希腊哲人对于哲学问题严密的逻辑思辨精神，同时也形成了以古希腊“逻各斯”为中心的对话理论。这种公共生活同时也使得古希腊修辞学成为显学，政论家和论辩家必须要熟练掌握修辞、论辩的技巧，以雄辩的演说和辩论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从而说服公众接受其观点和政治主张。

总体而言，与修辞学有关的语言成为古希腊传播的主要形式，因此，古希腊的修辞学传统成为西方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在苏格拉底、智者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体系中，修辞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成为古罗马演讲术、中世纪宗教传播的思想来源。

首先，就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而言，由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城邦公民都必须要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城邦政治的政治说服也显得重要。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注重思辨的哲学家外，还有以智者学派为主的专门传授公共演讲、推理和说服等课程的修辞学家。政治家、律师、商人、军官等也学习公开演讲，古罗马也在不断继承和完善古希腊的传播思想。古希腊罗马修辞学派主要包括两大派别。其一为辩证学派（dialectic method），主张交流是发现真理的方式，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强调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发现正确论点、以逻辑推理和理性讨论来达成共识。其二为修辞学派（rhetorica），这里的修辞学是狭义上的，主张通过辩论说服他人，强调偏于实用辩论手段和方法，认为交流和传播的目的并非发现真理，而是如何说服别人。他们主要以智者学派为代表，被称为所谓的诡辩家（sophists），从而成为被辩证学派所批判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将辩证学派和修辞学派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严格的逻辑论证，另一方面也强调说服的艺术和技巧，成为古希腊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之后的中世纪的传播思想在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修辞学传统的基础上，主要集中于宗教领域。《圣经》以及宗教领袖们都有关于宗教教义传播的理论，奥古斯丁的宗教传播思想成为中世纪传播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近代社会时期（14世纪至19世纪）。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近代社会是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的思想文化特征主要突出体现为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认识论。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思想文化运动及后续的启蒙运动，是西方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的思想推动力量。自由主义是该阶段最为重要的传播思想。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欧洲的思想艺术文化运动，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内开展的一场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运动。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为主要内容。宗教改革使得新信仰产生，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古代民主思想的再次兴起、新武器的引入让民众更易反抗皇权，进而维护自己的权利。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文艺复兴肇始于意大利，繁盛于西欧诸国，在东欧和北欧均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文化向近代文化发展的过渡。自13世纪开始，随着人们开始质疑基督教神学，对人本身的反思就日益成为西方思想哲学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又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作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人学”和“神学”的对立。人文主义者反对以神为中心，主张以人为中心，他们歌颂世俗生活，批判禁欲主义，摒弃来世观念，放眼现实世界，崇尚人的力量，认为人才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此外，在13世纪末在意大利等地出现的商业文化和城市公社（或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共和主义”的政治思想。它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公民人文主义”观念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当时混乱的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学意识形态，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探究脱离神学控制的新的政治体制。这些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巨大变革，彻底引发了欧洲社会重新认识人自身价值的全新观念，为启蒙运动及其后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就社会发展而言，文艺复兴无疑是西方社会一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革命。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在意大利率先发生，与意大利所拥有的丰饶的文化土壤和大量的知识文献资源，以及学者们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长期研究密不可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意大利本土各占二分之一的图书馆分别属于王公和教堂。王公的藏书室中有大量希腊、罗马的珍贵文献。由罗马教皇于14世纪建立的梵蒂冈图书馆，到15世纪末收藏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稿本已达3 650册。拜占庭灭亡前后，许多学者从君士坦丁堡纷纷逃亡到当时比较开明的意大利城市。他们把重要的古希腊手抄本和珍贵的艺术品带到意大利，也促进了意大利学者对古典文化的了解、整理和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正在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学者很早就对古代用羊皮纸和草纸记录的手稿、古迹和遗物做过研究，加之意大利各城市长期同拜占庭、阿拉伯有着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使得意大利人能够熟悉了解丰富的古希腊文稿和艺术古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在中世纪时更多地保存在意大利。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经阿拉伯人西传后，在意大利等西欧诸国得到广泛使用，大量的书籍和《圣经》的印刷，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对于知识的传播，造就了欧洲12到14世纪的城市市民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16世纪以来，宣传册成为新的大众媒体，不仅提供了有关国家事务的观点，同时也传播当时社会的时政新闻和评论，还不断散播皇室的消息。这些宣传册演化为早期报纸，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媒介。可以说，这些都是推动文艺复兴兴起的因素，为欧洲社会的思想革新奠定了基础。

因此，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础，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的传播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强音。就传播思想而言，除了延续古希腊、罗马的演说术之外，有关人文主义的新知识传播是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传播活动。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活动中舆论宣传的认识，但丁的俗语论、培根的谣言论等语言传播思想，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关于宗教传播的认识，以贵族沙龙和平民咖啡馆为中心的公共舆论传播，特别是弥尔顿对“出版自由”思想的论述，直接影响到启蒙运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

文艺复兴批判中世纪神学，弘扬人性，特别是人的感性生命的价值，使人道主义观念、人的价值与尊严得到了复苏和高扬。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人的理性进一步获得解放。在理性精神的光辉照耀下，西方思想观念逐渐从关注作为世界总体的存在转向关注人本身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获取真理的途径、过程和方法，人如何确定知识的可靠性、真理性等问题。哲学思想的重心也就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亦可被称为认识论转向。就思想层面而言，认识论转向是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开始的，并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共同发展，而最后由德国古典哲学思想最终完成。其中，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为近代认识论哲学开辟了道路。

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科学的发展，笛卡尔从数学推理及其处理经验材料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出发，提出哲学思想应具备的“新科学”本质特征。他认为数学推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主要在于前提的“清楚明白”和同样“清楚明白”的推理，那么，知识也必须建立在数学那样的“清楚明白”的前提上，以保证哲学的确实性。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他推出唯一不可怀疑的事实是“我在怀疑”，这个“自明性”“最简单”“最清晰”的前提，就是“不容怀疑”的前提，即“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这是典型的由认识论推导出本体论的近代哲学的新思路。他创立了理性主义（唯理论）的认识论，认为思维是人生命中具有决定性的东西，理性是唯一能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成为人的东西。笛卡尔的命题基于普遍怀疑的立场对经院哲学进行批判，对近代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以自明的“我思”为起点，将作为自我意识的思维看作认识的绝对起点。“思”的本质是理性，是“逻各斯”，同时，思想也是心灵实体的功能。这样，建立在人的心灵能力之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得以确立。近代认识论正是沿着笛卡尔所确定的方向向前发展的，直至康德对理性进行全面批判，这个方向都没有改变。无疑，基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也直接影响到传播理论和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语言理论，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观念都在传播思想中得到体现。

发端于18世纪法国并传播到欧洲各国的近代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人的尊严和独立，推动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是西方社会迈入近现代社会的关键，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秉持理性精神，弘扬自由观念，探究诸如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充分施展个体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等自由观念的内涵——要言之，自由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正如康德在1784年所指出的，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们对这一声明的呼应，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无疑，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各类思想观念的源头，诸如依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的观念、政府分权观念、人民主权观念、统治者为人民造福观念等，这些观念与主权、政治权利和国家组织有关的现代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自由主义时代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启蒙运动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也影响到了传播思想的发展。启蒙主义思想的先驱洛克基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自由主义理论，直接提出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应有的权利的论述。随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倡导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卢梭基于对语言起源的考察，探讨了语言与人的思维、理性的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的北美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与现代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政治家们通过报刊传播自己的主张，现代传媒成为号召革命的工具和手段。更为重要的是，1776年北美独立革命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独立，建立独立的共和国。1790年美国《联邦宪法》通过修正案，将言论、出版、集会和信仰自由作为重要内容。1789年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表达是人的基本权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表达自由的法律文本。至1881年法国国民议会制定的《出版自由法》对于表达自由的具体规定，则成为现代西方国家言论表达自由的法律模式。

19世纪是现代传播思想形成时期，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随之国家主义兴起，政治党派诞生，社会主义运动、人民解放运动不断发生，大众媒体则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人们阅读和识字率不断上升，新的印刷、造纸技术让文字传播更加方便快捷。大众传媒的发展开始面向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大众媒体逐步从商业、政治宣传册转移为报纸。报纸真正成为影响社会的大众媒体，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内容日益丰富，也更多关注社会性议题。报纸的经营形式也从依附于政府投入而转变为市场化，更多地依赖于广告和报纸销售收入，以客观性和独立性等特征为主的新闻专业主义也逐渐形成。由于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以及报纸在技术、内容、受众、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大众媒体日趋成为独立的市场化运作主体，同时对于政治的影响作用也愈加突出。大众媒体成为人民批评政府、行使自身权利的工具，新闻界成为政府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大众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公共舆论的晴雨表、政府权力的监督者。虽然19世纪早期许多国家通过媒体管控、法律惩罚来控制媒介，但这些方法无疑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后绝大多数国家改变了对媒体监管的立场，承认了大众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特性，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知情权等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大众媒体成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

第三阶段，现代社会时期（20世纪至今）。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不断催生新发明，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电灯、汽车、飞机、电话、无线电等发明不断涌现，不一而足，进而引发了石油开采业、电力工业、电气设备工业、化学工业等新产业的出现。从1870年到1900年，全世界铣铁的生产量从1 400万吨增加到4 100万吨，钢产量从52万吨增加到2 830万吨。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1895年，俄国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意大利人马可尼也有同样的研究。19世纪80年代全世界电报线的长度为150万千米，在19世纪末增长到430万千米。无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使得人类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技术文明的飞速发展，20世纪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历史进程充满冲突、灾难、动荡和不确定性。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衰退、解放与奴役、正义与邪恶、希望和绝望都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的注脚。

就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发展看，由17世纪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转向，使得理性主义认识论占据了哲学的主导位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使得原先从属于理性、仅仅充当工具的语言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理性而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卡尔-奥托·阿佩尔把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近代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20世纪哲学注重的则是语言。本体论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作一种进展，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的判断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看作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的说法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描述，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主张：也就是说，哲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的问题。无疑，西方现代哲学发生的这种语言转向，最后使得西方主要的哲学流派都走向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对于语言问题的探究，也成为当代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上发生的“语言转向”，是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从而使得“语言”成为哲学关注的核心。本体论经由认识论而转向语言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把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转换为思维、语言、存在三者的关系问题。语言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探究的核心问题，语言学转向也成为传播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语言学转向”与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相伴而生，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逻辑实证（经验）主义或分析哲学。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向”也在大陆人本主义（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解释学）思想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语言学转向”中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则最早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主张对思想做出严谨的逻辑分析。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传播学思想和理论得到了全面发展。

20世纪技术变革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但科学和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苦难和悲剧，由此，重新思考和认识科学理性主义成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主题。西方传播思想不仅在20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中催生了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还在人文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形成了基于科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和基于人文主义的批判理论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拓展出了文化研究、传播技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传播理论、解释学与受众接受传播理论、后现代传播理论、大数据和新媒体传播理论等方向。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传播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方向。全球主义、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多元交织，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新思想、新理论也不断涌现。特别要提出的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传播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传播学研究。此外，就现实发展而言，随着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们所处的媒介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迫切需要新思想、新理论对现实问题作出回答。

（三）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发展脉络的总结，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罗杰斯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依然是西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特别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思想观念变革运动密切相关，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技术革新是印刷机的发明。印刷机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欧洲社会的识字率，推动了知识传播，从而为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罗杰斯从19世纪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三位思想大师入手，分析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了20世纪传播学在美国的崛起。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经由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有强烈的影响，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哈罗德·拉斯韦尔、卡尔·霍夫兰等的研究理论直接地影响了传播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传播批判理论。可见，罗杰斯立足于美国传播学偏社会科学的特点归纳和总结其思想渊源，这也与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此外，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T．克雷格把西方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总结为七个方面，包括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在他看来，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形成与这些理论不无关系，正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传播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此外，斯蒂芬·W．李特约翰将传播学理论置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宏观思想框架之中。也有学者沿着克雷格的思路，从对话理论与交往理论、传播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媒体与资本主义、媒体与民主、媒体与文化认同、媒体与全球化、媒体与现代性等不同议题总结出欧洲传播学思想的重点内容。

从罗杰斯、克雷格等学者对西方传播理论发展的总结和概括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着眼于影响现代传播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范畴和宏观理论背景，但还显得有些不足，特别是对宏观理论进行总结时，未能系统性地将西方传播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加以总结。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置于西方思想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背景之下，概括为形而上学本体论、人文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思潮三个阶段的发展，追溯早期社会传播观念的出现到形成完整的传播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经验研究（理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人文主义）两条发展主线，进而拓展出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文化研究、传播技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传播、叙事学传播、解释学理论与受众接受传播、认知与传播、传播与全球化、传播与现代性等多元发展的理论格局，从而展现出传播学思想色彩纷呈、蔚为大观的发展景象，演绎出了西方传播思想发展的协奏曲。由此现代传播学理论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思想。

在以上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经验研究（理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人文主义）两条主线的总结中，结合西方传播思想史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发展，我们用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总结和描述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即采用偏向于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经验研究，以及基于人文主义的批判反思精神，特别是针对人与传播的关系探讨的研究取向进行批判研究。因此，我们只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概括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两条主线。我们认为，在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传播思想的论述中。

四、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

有关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中，作为新兴学科的传播学本身发展较晚，加之当代传播学研究更多偏向于社会实践及应用层面的探讨，以及对于基础理论特别是传播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因此，目前有关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是亟待加强的领域。

（一）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本书就目前对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而言，在遵循思想史写作的基本原则下，结合历史发展线索和理论演变逻辑，试图对不同时期的传播思想沿革进行总结和描述。这些不同的传播思想史的著述，在忠实于历史事实和遵循理论逻辑的前提下，对西方传播思想史发展的论述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

美国学者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可以看作目前较为完善地介绍美国传播思想史的著述，其中也涉及传播学的欧洲渊源。该书以传播学发展的欧洲起源、四大先驱和作为集大成者的威尔伯·施拉姆为主线，从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思想流派出发，介绍了传播学理论的欧洲思想起源。在此基础上，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洛阿尔托学派三个重要的学派做了重点介绍，论述了拉斯韦尔、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等学者对传播学的影响，最后着重介绍了传播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对于传播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媒介技术学派的开创者，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立足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视角，提出“媒介决定论”。将媒介技术的发展变迁与人类文明的进程联系起来，认为媒介技术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他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依据媒介技术的演变，将人类文明的进程划分为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电影时期和广播时期。由此，伊尼斯认为，媒介技术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发展优势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当然，该书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思想史的著述，但是伊尼斯通过媒介技术变迁透视媒介文化和人类思想文明的演进，也为传播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美国学者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以传播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传播（communication）”内涵的历史演变考察为背景，提出传播概念复杂性的观点。同时，在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传播概念内涵历史演变后，重点强调了西方自古希腊和中世纪开始的“对话”和“播撒”的传播观。在此基础上，结合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从宗教、哲学、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媒介技术等视角研究传播思想史的变迁，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置于人类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言，该著“充满智慧和令人信服地将媒介研究倒了个个”。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本著将传播思想的发展与文史哲等学科结合起来，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

美国学者汉诺·哈特（Hanno Hardt）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则针对美国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导向及由此形成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进而对偏向具体传播现象研究的微观方法进行批判，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关注当下而忽视历史、注重工具理性而轻视交往理性、注重媒介效果研究而忽视媒介体制与意识形态研究。在此情况下，该著述立足于传播批判研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英国文化研究三种范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的演变，并进而分析这三种范式在美国传播批判研究语境中的影响，试图拨正美国传播学过于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偏谬。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重点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全面探究。舒德森通过对美国新闻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过程进行剖析，并从民主、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出发，阐释和探究了客观性原则作为美国新闻业价值标准的产生和发展，认为客观性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既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又受到社会观念发展变迁的影响。通过对客观性原则的考察和分析，舒德森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史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罗杰斯主张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世界的主流，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就是美国传播学，美国传播学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无疑，美国传播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取向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经验研究的范式，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传播研究的经验研究范式并非传播学研究的唯一范式。对此，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不仅明确对工具化、行政化的美国传播研究提出了批判，并且消解了传播学研究的“美国主流观”。该书虽然篇幅较短，但涉及内容却非常丰富，对传播学思想发展的不同范式和维度进行了总结和阐释。正如作者所言，该著“简略地描述了传播学的各种学派、潮流和趋势的发展顺序，着重描述它们发展路径的环行态势”，由此深入浅出地概述传播理论和方法，并对各种学派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做了简要的解释。本书描述和展现了传播学理论与思想的多元性，不仅对诸如芝加哥学派、无形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和民族志方法等主流的“大众传播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探究，还涉及有关语言学、接受理论、文化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思想和研究方法。此外，法国学者贝尔纳·米耶热的《传播思想》也通过对传播概念的界定进而探讨传播思想的内涵，同时将当代传播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加以阐释。还有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基于自然、文化和创造三个维度，按照时间顺序，分主题介绍了传播学理论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思潮，并且结合各种思潮产生的学术背景，分析每种思潮的渊源、创新和局限，同时辅以历史的眼光，阐明理论的发展变迁和理论提出者的切入点。总之，法国传播学者的研究，立足于理性思辨的视角，善于将传播思想和观念置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也弥补了美国实证研究学派的不足。

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在不断展开。1956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开始介绍“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其中，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为“群众交通机构”。1957年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最早正式地把“mass communication”翻译为“群众思想交通”。其后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又创办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刊物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停刊。这两本刊物登载了许多介绍、评述“大众传播学”的文章，1978年刊载了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s）》、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1980年刊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新词》，对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从这个最初被称为“传学”的传播学理论被引进后，陈韵昭、居延安、徐培汀等学者陆续撰写了有关传播学研究的论文。这些早期的传播学研究，为全面研究西方传播思想史奠定了基础。

此后上海大学许正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是国内较早较为系统和完整论述西方传播思想史的著述。该著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究了从欧洲文化源头开始的传播形态和思想，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直至现代时期欧洲思想家的传播思想做了全面梳理。同时，该著又基于传播思想的逻辑线索层面，重点描述了当代欧洲传播学派的思想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学派、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阐释学与语义学、媒介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等，将几乎近代以来所有的欧洲思想家都网罗到传播思想史的范畴内，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视野。该著是鲜见的较为完整阐述欧洲传播思想史的著述，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的：“作为一种思想史，它应寻求描述欧洲传播理论生成的逻辑，寻求广阔而复杂的哲学与知识系统下的传播思想形态并做出解读与评析，应该估计欧洲传播理论的影响与趋势，以及把握欧洲传播理论区别于美国传播理论的独特性。”

其后有宫承波和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该著系统梳理了传播学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过程。该著体量宏大，包括北美早期传播学史、欧洲早期传播学史和传播学发展的新时期，几乎囊括了传播学发展的全过程，每部分重点介绍了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及影响传播学的理论思想，最后关注近30年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现状。该书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完整地梳理传播学发展史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体例和内容上更加贴近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也有利于理论学习和掌握。

此外，南京大学胡翼青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也是一部对西方传播思想史进行全面探究的著述。芝加哥学派作为社会研究学派，在美国传播思想史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但以往多被学者们所忽视。该著对其思想和理论贡献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再阐释。芝加哥学派作为在20世纪上半叶发挥重要影响的社会研究学派，在全面建立美国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同时，也全面探究了传播学理论，形成了丰富的传播思想。芝加哥学派将传播作为解决社会问题、解释人类社会本质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传播学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传播研究框架，并因此成为当代传播学主要理论流派的思想渊源。该著重新审视罗杰斯等学者提出的观点，对施拉姆作为早期美国传播学创始人的观点重新进行审视，在此基础上，就芝加哥学派对美国传播学所产生的影响，审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全面评价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思想的影响及对未来传播学发展的启示。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著作，对传播思想史发展中的基础性理论重新进行了发掘和阐释，试图重新建构和阐释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和问题重点。《重访灰色地带》从传播思想史上那些被有意收编或无意误读的“灰色地带”理论入手，结合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语境，对传播思想史发展中的那些被忽视的或是未做深入阐释的经典文本进行再发现和再阐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写传播学术思想史，从传播学史研究对拉斯韦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的忽视出发，并立足于新的视角，对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进行再解释。《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则按照通行的社会科学的范式分类标准，将大众传播理论分成客观经验主义、诠释经验主义及批判理论三个范式，然后按照自然形成的不同流派分别加以介绍。对于这三个研究范式的区分，也给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浙江大学黄旦主编，李彬、曹书乐撰写的《欧洲传播思想史》分别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从文化研究到受众研究、媒体与资本主义、媒体与民主、媒体与文化认同、媒体与全球化、媒体与现代性八个议题入手，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欧洲传播思想史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并通过这些议题阐述各派学者的思想、研究理论及其成果。此外，由胡翼青、张军芳完成的《美国传播思想史》，围绕思想史的视角与方法，展现了围绕大众传媒所形成的美国社会思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演进史。全书首先围绕美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民主观念讨论美国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的发展，其次围绕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讨论了媒介技术发展对美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围绕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独立报刊理念，电报对传播观念的冲击，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电影、广播、电视等的出现与影响，公共新闻理念等方面展开讨论。

通过各种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展开，并且走向深入。无论是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描述，还是对具体议题的专门讨论，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所涉及的问题，各类研究都已经有意识地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但是，相较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其他内容而言，这方面依然需要深入的探究。

（二）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及研究方法，除了遵循思想史研究的一般路径外，尚需结合人类传播行为本身的特征加以探究。但是，传播思想史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和观点的编年史，如克罗齐所言：“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和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对于传播思想史研究而言，如果仅仅立足于思想史背景，把有关人类传播活动的观点和理论选择出来，加以叙述和整理，显然是不够的。如前所述，就人类传播行为而言，传播活动除了作为交流交往的手段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包含着社会意义的建构和表征的内涵，传播是人们赖以建构社会文化的过程。此外，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传播行为的变化，同时也不断推进传播观念的变革，进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考察传播观念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因此，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遵循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坚持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思想观念与现实实践、观点介绍和内涵阐释结合等方法，努力做到资料汇集严谨全面、理论架构视角多元、客观分析与科学阐释有机结合。此外，还需要充分体现传播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形成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逻辑。

首先，传播思想史研究应注重对未知的追问。这指的是需要对那些各个时期产生的基本传播观念和理论进行历史考察，也就是对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家有关人类传播行为的论述、观点和思想进行归纳和梳理。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这些传播观念和理论演变的社会现实背景、发生发展的文化情境，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进行内涵挖掘和讨论、逻辑阐释和理论归纳，从而阐释和发现隐含在这些观点和论述背后的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已有的可见的传播理论和思想中发现未知的领域。对此而言，西方传播思想史不仅仅是资料的整理和堆砌，而是思想的再生产，通过传播思想观念的变迁探讨那些隐藏于思想背后未知的内容和事实。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就指出，“我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总的说来，它属于我们所称的科学，也就是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答案所依靠的那种思想形式。重要之点在于认识，一般地说，科学并不在于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收集起来并把它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整理，而在于把握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东西，并努力去发现它。耐心地对待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对于这一目的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它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手段。它仅仅在新的整理对我们已经决定提出的问题能给我们以答案的限度内，才在科学上是有价值的”。因此，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或是思想史的写作，和科学精神的本质相同，就是探索未知的事物。那么，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正在于通过对历史观点和看法的整理和归纳，发现那些隐含在历史观念中的未知部分，并通过逻辑加以总结和论述。“历史学……其任务乃是要研究为我们的观察所达不到的那些事件，而且要从推理来研究这些事件；它根据的是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柯林武德说：“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

其次，传播思想史研究应考察技术逻辑取向。就历史发展看，人类传播观念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传播手段和传播技术而变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建立，都受制于特定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传播思想的演变也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关联。如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形态影响到社会政治、文化，由此形成以修辞学为主的传播思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传播思想无疑是印刷革命的产物，当代传播学理论的兴起与现代媒介技术发展相辅相成，互联网技术革命更是催生了各类不同的传播观念和思想的产生。思想观念的革命又推动技术发展；同样，技术发展是新思想的孵化器。由此，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要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在技术进步的视野下考察传播思想史发展的逻辑。

最后，传播思想史研究应重视社会历史意义建构逻辑。人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活动的目的是信息交流、情感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此过程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因此，传播活动与社会结构、文化、社会心理等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和建构的关系。传播思想史不仅要描述思想观念层面的认识，还要结合当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传播活动和行为方式，揭示和阐释传播思想观念和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研究者进入思想和历史现场，深度刻画和剖析当时人们的日常传播行为和社会心理状态，同时把它们放置在社会场景中加以探讨。对此而言，强调规范性的阐释，不仅仅提醒阐释者要专注文本本身，其意义还在于，它通过限制阐释者对文本这一历史文献的“误读”或随意解读，从而避免了非历史性，同时也摆脱了独断论，让文本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因此，英国的剑桥学派才力主将文本放置在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s）中，实现对文本的“历史性”阐释。英国思想史家波考克明确指出，作为思想史家，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重建某一特定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也即作为诠释者，我们所附加在文本或者言说中的意义必须是该文本或言说呈现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斯金纳也认为，历史学家还须指出：即便是在哲学家看来最可靠的解释，也必须根据历史的证据来检验，甚至可能被抛弃。斯金纳以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为例，认为不是清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商人在推动资本主义产生和成长的过程中遭遇了现存社会对其的道德指责，因此这些商人利用清教伦理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正因如此，呼唤规范性的历史性解释和重回历史性研究将是未来对“文本”，特别是对经典思想家文本解读研究的基本取向，也是构建阐释学理论的基础。

正如斯金纳所说，我们要反对后现代和反后现代两种维度的非历史化倾向，带着一种获得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意识，从而获得更为宽广和深入的理解。在后现代的维度上，斯金纳以福柯为例指出，在福柯那里，讨论话语和建构主要是社会如何利用话语来建构其自身。但是，福柯抛却了对单个文本的解释以及对文本作者和作者意图的理解，仿佛社会就是在脱离了这些文本和话语主体之后的自我建构。同样，斯金纳也反对以美国的施特劳斯为代表的那种哲学性的反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即仅仅将思想家的文本诠释为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也可以说是在经典思想家那里找寻医治现代社会之病的良药，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来阐释经典文本、褒贬人物。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在文本和阐释者之间，在历史语境下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才能避免对历史的背离，避免各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产生与存在，从而可以更好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阐释者和文本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对话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性的阐释不是在否定哲学性和其他类型的阐释，而是成为它们的参考并为它们提供进行阐释论说的资源。

总之，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探究，既要有史实又要有史识，必须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立场，秉持理性的科学主义精神，坚持忠实于历史，有逻辑地分析问题，力求客观而不是堆砌材料，富于思想的张力而不是主观臆想，不断探寻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路径。

【本章延伸阅读】

1．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吴象婴、晏可佳、张广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2．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

3．约翰·西奥多·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

4．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9。

5．布鲁克·诺埃尔·穆尔、肯尼思·布鲁德：《思想的力量》，李宏昀、倪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6．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8．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贝尔纳·米耶热：《传播思想》，陈蕴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0．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