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柏拉图的传播思想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是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说：“哲学之发展成为科学，确切地说，是从苏格拉底的观点发展到科学的观点。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可以叫作人类的导师）。”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甚至将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认为“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当代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虽然对柏拉图持否定评价，但还是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总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对于柏拉图的著述，杜兰特这样说道：“在这儿，你可以了解形而上学、宗教学、伦理学、物理学、教育学、政治学、艺术理论；在这儿，你也可以发现女权主义和生育控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理论的各自优点和它们面对的困境。还有优生学和自由主义教育、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生机论和精神分析——还有什么是书中没有的呢？”在古希腊，人们的传播活动形式主要是口传，尽管柏拉图的著作没有专门论述我们今天狭义上的大众传播理论，但是，我们从他的《高尔吉亚篇》《斐德罗篇》，以及《申辩篇》《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等著述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关于古希腊修辞学论述的传播思想，由此，以修辞学为核心的语言传播思想是柏拉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本书前面对传播理论的基本认识，下面从传播学视角对柏拉图的修辞理论及传播思想加以论述。

一、洞穴之喻：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用形象的“洞穴之喻”来说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过程。“洞穴之喻”作为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哲学观点的经典比喻，旨在说明“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区别，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认识能力的改变，从而突破现象世界，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使得灵魂到达理念世界。

“洞穴之喻”是柏拉图设想的一个场景，用来说明理念世界的概念。他设想了一个很深的地下洞穴，有些囚徒从小就被捆绑在洞穴中，头被绑着不能转动，眼睛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背后有东西燃烧而发出火光，在火光和囚徒之间有一道矮墙，像是演傀儡戏的屏幕。有人举着器物或是制作的假人假物沿墙头走过，囚徒们看到投射在洞壁上的阴影，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事物。由于这些影像是他们唯一能看见的事物，他们便以为这些影像就是真正存在的世界。如果有一个囚徒得以解除桎梏，转身抬头看见火光，会感到闪耀炫目，分不清实物和影子哪个更真实。如果囚徒挣脱禁锢走出洞外，看到外面崭新的世界，他会倍感痛苦，因为这个人有生以来就习惯将洞壁内的影像当成真实的东西；当他走出洞口，才发现自己所本能认知的“洞壁世界”与“真实世界”大相径庭，“真实世界”否定了他对世界的本能认知。当他接受事实后试图返回洞穴向其他囚徒解释时，其他人并不相信其所言，并告知他，他们坚信那些影子就是真实世界。柏拉图解释说：“这可见的世界就像囚徒居住的地方，而洞中的火光就像太阳的力量。如果你把向上的旅行和学习上面的事物解释为灵魂上升到可知的世界，那么你把握了我希望表达的意思，因为这正是你想要听的。至于这个解释本身对不对，那只有神知道。但我就是这么看的：在可知的领域，善的型相是被看的最后一样东西，要看见它也是困难的。一旦有人看见它，这个人必定会得出结论，它是一切事物正确、美好的原因，它在可见领域产生了光和光的源泉，而在可知世界里它控制和提供了真理和理智，所以，凡是能在私人或公共生活中明智地行事的人必定看见过它。”

柏拉图提出的关于两个世界的观点，更多强调的是理念世界作为最高的善和真实，而且只有超越现象世界的束缚和限制才能到达。但是，就传播学意义看，他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真实性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交流传播的目的，是超越现象世界，从而认识世界的本质。但是，由于传播者或者传播媒介本身的有限性，媒介所提供给人们的就是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子，面对世界，人们始终就像洞穴中被捆绑的囚徒一样。媒介给我们建构了“洞壁世界”，这也就是舆论学研究先驱李普曼所说的“虚拟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所接触到的往往是“现象世界”，是虚假的影像。而要真正认识真实世界，或是世界的真相，就必须要走出洞外，进入“理念世界”。也就是说，当媒介建构的现象世界和人们认识中的理念世界达于一致时，人们就认识到了真实世界，亦即哲学意义上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有学者指出，在柏拉图那里，唯有“哲学王”才能够真正认识所谓“洞中世界”和“洞外世界”的真理，所谓“洞壁世界”的影子这个角色后来为大众传媒所替代。但是，柏拉图内在的思想之脉却得到了传承和延续。1922年，李普曼在其著名的《舆论学》开篇第一章“外在世界和头脑中的图画”里，就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阐述大众传媒如何成为现实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这不仅是主流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开始，也启发了作为主流学派和文化批判研究的共同主题的广阔领域。几十年以后，李普曼的理论对主流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发挥过重要作用。施拉姆也说，柏拉图的寓言是“对人类传播中发生的情况所做的极好比拟。一位参加者对于另一个人的了解，决不像那个人对他或是她对自己所了解的那样。……有了传播和观察，影影绰绰的人物可能变得越来越鲜明和越来越清晰，但是，它仍然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它仍然是一出影子戏”。这里就很明晰地分析了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就此意义看，传播学理论中的“虚拟环境”“议程设置”“框架建构”等媒介与真实现实关系的理论描述，都与柏拉图提出的“洞穴之喻”不无暗合之处。深入探究下去，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划分，为分析媒介与现实的建构关系，以及传播如何到达事物的真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灵魂的马车：观点与真理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以“灵魂的马车”作为比喻，通过对人类心灵中审美过程的描述，探讨灵魂通过追求真善美自我提升的过程。柏拉图形象地把进入真善美的理念世界的过程比喻为马车向上飞升到天庭。他将灵魂比喻为两匹飞马和一个驭手的组合，人类的灵魂驭手驾驭着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真善美使驯良之马羽翼丰满，飞驰上天，而顽劣之马蠢动不良情欲，使灵魂下坠。柏拉图以此试图说明的观点是，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内部的理智和欲望的冲突，只有理性战胜欲望，人类才能真正认识到美的事物，到达真善美的境界，让灵魂得以滋养。

柏拉图在这里虽然描述的是灵魂追求审美的过程，但是，却包含着人们认识事物真实的基本逻辑。就传播学意义而言，人在认识事物时，由于受制于现象、受制于自身的本能欲望，往往陷入偏颇，这就是认识中所谓的“顽劣的马”。为了达到真相的境地，达到真善美的状态，就必须要超越这一切，以一种理性的立场分析事物。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仅描述现象，甚至坚持偏颇的观点，从而忽视了真正的事实。特别是在媒体发达的社会，人们更容易被“现象”和“观点”所绑架，这就需要传播者、受众保持高度的理性精神，才能够辨识事物真相，实现真正的传播，那就是真正认识事实。就修辞学而言，柏拉图也认为，真正好的修辞学是哲学（理性的辩证法）和语言的结合；“好”的修辞学的可能，就像“灵魂的马车”一样，接近真理的理性的马和代表个人意见的欲望的马总是互相约束，两者必须相辅相成，否则无法前进。因此，好的修辞学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依靠理性的把控。由此可见，在认识和描述事物的过程中，柏拉图更重视理性思考，而反对建立在本能欲望基础上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也就是说，修辞学或传播的意义，不在于观点装扮得多么华丽，情绪表达得多么激昂，而在于能否引导人们真正到达事实本身。

三、对智者修辞学理论的批判

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智者学派修辞学理论的产生和成熟。战争、政治演说、公民大会、法庭辩论、体育运动、戏剧表演等，都是希腊城邦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关于语言的艺术与应用实践的修辞学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政治上发生的变化，城邦政治的执政基础逐渐演变成了简单依靠演说说服人民支持，从而使得一些有演说能力的人取得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亚里士多德曾把这个时期的政治看作民主暴政，他认为，雅典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只听那些煽动家的蛊惑，从而导致政治混乱。民主派首领堕落为煽动家、蛊惑者，他们主观上以虚伪的演说方式获得群众的支持，同时把群众看作政治密谋的对象。于是，公民大会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失去了它特有的公权力的象征地位，变成了他们争权夺利、报复、打击异己政治力量的工具。

伴随着民主政治发展起来的智者学派修辞学，成为希腊城邦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技艺，可以在公民大会、法庭等论辩中达到胜辩的目的，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智者学派在强调语言的说服艺术的同时，却忽视了语言与真理的关系，在柏拉图看来，这些只注重辩论、演说技巧的修辞艺术，违背真理、忽视正义，只为了辩论胜出而善恶不分，因此被他批判为诡辩家。对此，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斐德罗篇》以及《申辩篇》《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等对话中，多次批判了智者学派的所谓这些“坏的修辞”，也就是智者对语言艺术的滥用违背了语言和真理的关系本质。

柏拉图批判智者修辞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这些智者不懂得真正的美、真正的善，没有坚持真理、传播真知。他们通过演讲术、论辩术的技巧，从而把本来属于真理论辩的修辞学，变为只是表达个人意见、观点的诡辩术，从而使得人们把这些智者的主观意见当作真理。柏拉图针对智者派教师的批判，认为高尔吉亚等人的目的和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顾真理与正义，只图用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颠倒是非。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说，智者修辞术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谄媚的手段、卑鄙的技巧，只能说服没有知识的听众。由此，柏拉图认为智者学派所传播的修辞学是奉承术、骗术和诡辩术。柏拉图严厉斥责道，他们并不是善良的和真正的学者，没有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从灵魂中消除不义；他们只会为一己私利，无视事实，鄙视真理，抹杀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和界线；他们蛊惑大众，危言耸听，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煽动群众，制造仇恨，愚弄和欺骗人民。

在柏拉图看来，智者修辞学的内容都不具有科学知识的特性，修辞主体没有真正的关于真理和美德的知识，也不具有关于受众（劝说对象）灵魂差异的真正知识，不懂得真正的科学论证的知识（主要指柏拉图的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只是使用诡辩的技巧，没有真正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以花言巧语蒙骗听众，不愿了解论题所谈论的对象世界的真正知识，以为用修辞学的技艺可以代替一切认识。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说，写文章的人必须知道所谈的问题的真理，必须用科学方法去求得事物的本质，把那些与题目有关的零星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然后进行分析，看出全体与部分、概念与现象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论辩术”。在柏拉图的心目中，除了论辩术以外，别无所谓的“修辞学”。总之，在柏拉图看来，真正好的修辞也就是更好地使用语言艺术，就是哲学辩证法与语言修辞的结合。柏拉图对智者学派修辞学的这些批判，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代社会处于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人们普遍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却忽视了对于真正的包含“真善美”的知识内容的传播，从而陷入柏拉图所批判的哗众取宠的境地。

四、对修辞学理论的建构

基于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体就是“理念”，唯有理念世界是最真实的存在，其余皆为理念世界所分有，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智者修辞学宣称的仅仅是观点，不是真实，真正的真实就是事物的本来真实，就是理念。这样，柏拉图就把修辞学语言问题和他的哲学“理念论”联系起来。

柏拉图认为的所谓好的修辞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有学者认为：“那就是把追求真理和美德的辩证法引入修辞学的领域。实际上，柏拉图认为，修辞家缺乏的就是真理和美德，而辩证法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思维的工具。这样的辩证法与修辞学相结合，就可以把坏的修辞改造为好的修辞。辩证法是哲学探求理念的理性工具，不受感性现象的迷惑；修辞学是把通过辩证法找到的真理公开地告诉大家，或以故事的形式，或以其他通俗易懂的修辞方式，让大家获知真理。”辩证法总是理性的，而修辞学仅仅是任何可用来说服的方式，只要能达到说服的目的，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修辞只要能够到达真理，就是好的修辞，而他所说的真理，即是“理念”。柏拉图的理念含有最高的善和正义的因素，因此，他认为好的修辞学就是治疗灵魂疾病的医术，可以治愈不义、纵欲、胆怯、无知、贫穷等灵魂的缺陷。即真正的修辞学能使正义和善在人们的灵魂中扎根和生长，并从灵魂中消除不义，驱除邪恶。就传播学意义看，媒介信息是人们对事物的描述，柏拉图认为，这就好像是“画家的床”，属于“影子的影子”层面，它并非真实，而是真实的摹本。因此，媒介内容仅仅是一种表述的形式，甚至有时仅仅是观点陈述。那么，如何到达真实？这就需要不断地去解释、揭示，才能不断接近事实和真实。所谓传播活动，就是“观点—表述—真实”的认知过程。柏拉图对智者仅局限于语言表述本身的批判，在当代的传播实践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理念论的哲学主张，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对修辞学做了全面的界定。柏拉图认为，修辞学是话语的艺术。“修辞学知识的范围是‘话语’，或者说，修辞学是关于话语的艺术。”进一步而言，“修辞学是通过话语或言语来产生影响的技艺”。这里包括两方面：其一，“修辞学处理的不是这些体力活动，而是所有那些以话语为中介来完成的活动”；其二，“修辞学是完全通过话语来获得和实现其全部功能的技艺之一”。这样修辞学把“话语”作为手段和中介，而修辞学的真正目的是话语的影响效果。如果再加以深入讨论，那么“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和本质”，因此，“修辞学是说服的创造者，它所有的活动都与此相关，这就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修辞学在听众的灵魂中产生说服，你还能说出修辞学比这更加广泛的范围吗？”这样，修辞学就成了关于说服的理论和学问。什么样的说服才是修辞学的说服？柏拉图认为，修辞学是关于确定人们的信念或信仰的说服技艺。“那么修辞学显然是确定信念的创造者，它是说服性的，而不是关于对错的一种指示。”对此，柏拉图通过关于“知识”与“信仰”的比较来加以探讨。柏拉图认为：“我们是否可以确定下来，有两种说服：一种产生没有知识的信仰，另一种产生知识。”他认为，“那些学会了的人和相信了的人都是被说服了的人”。人们“学会了”的是“知识”，而“相信了”的是“信仰”；知识总是真实的，不会有虚假的知识，因为虚假的东西是不会成为知识的，而信仰有真实和虚假之分。显然，智者的修辞说服只是让他人相信即可，只是确立信念，而与传授知识无关。

因此，在柏拉图看来：第一，真正的修辞学与语言艺术有关。第二，与修辞学有关的语言艺术不是纯粹的语言艺术，而是语言使用的技艺。第三，语言使用的技艺不过是修辞学的手段，真正的修辞目的是劝说，而非语言本身。第四，劝说总是劝说者对听众的劝说，所以，修辞学首先要关注劝说者的品格问题，坏的品格导致坏的修辞学，好的品格导致好的修辞学。第五，听众的心灵是修辞劝说的对象，对听众心灵的分析是修辞学的关键问题。

柏拉图坚持好的修辞就是直达理念世界的“正义的修辞”。心灵向善和正义，这是柏拉图思想的核心。善在柏拉图关于“理念”的体系中属于最高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源泉，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最高的范畴。因此，柏拉图认为，修辞学也应该以达到正义和善为根本。这样，就为修辞学树立了伦理坐标和价值法则。柏拉图说：“用来表示灵魂有组织有秩序的状况的名称是‘合法’和‘法律’，应引导人们变得遵守法律和循规蹈矩，也就是公正和自我节制。……这就是有技艺的、善良的演说家，当他把他的任何话语以及他的所有行为，他的所有馈赠或收取，应用于人们的灵魂的时候，他会注意到的事情。他总是关注公正如何能够在他的同胞公民的灵魂中产生和存在，不公正如何能够被消除，自我节制如何产生，缺乏约束如何能够被消除，其他优点如何能够产生，邪恶如何能够离去。”所以，正义的修辞学，不仅能拯救人们的灵魂，而且能从巨大的危险中拯救人们的身体和财物。正义的修辞学不包括任何虚假的成分，它是有规范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使被说服者的心灵对其功能感到震撼。

总之，柏拉图立足于其哲学理念，对以修辞学为主体的希腊传播思想做了全面阐释、界定和反思、批判，对于传播的价值观、传播的伦理道德意义的充分肯定，成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