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希腊与西方传播思想的形成

传播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伴随着人类交往活动本身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人类早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理论，但与传播活动相关的传播思想观念已经出现。总体而言，人类传播思想的形成是人类思维和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由此，对人类早期传播思想的考察，必须要与人类早期的传播活动，特别是意识活动的发展联系起来。

一、古希腊与西方传播思想的源起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西方传播思想的发源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唐璜》中就写道：“希腊诸岛，希腊诸岛！曾有过萨福的爱与歌，情幽绵长。曾有过战争与和平，兴衰消长。阿波罗光芒照提洛，神的故乡！年年岁岁炎炎日，海波依依映夕阳，宝岛依旧在，老去的是时光。”早在公元前7 000年前，希腊早期的文明爱琴文明即出现。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起，古希腊出现了第一批国家，即城邦，城邦的形成对于传播思想的发展意义重大。城邦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流范围，丰富了交流传播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城邦逐渐繁荣起来并达到鼎盛。正是在城邦形成时期，希腊人摆脱了通过宗教神话等认识世界的方式，开始自觉地观察、反思、认识和研究各类社会文化现象。也正是此时，早期的传播思想逐渐形成了。

自然环境是古希腊物质生产、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发展最重要的背景，它深刻影响了地中海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希腊地区的生活以海洋为中心，古希腊人居住生活在爱琴海周边地区以及爱琴海的诸多岛屿上。无论是散布在爱琴海中各岛屿和沿地中海岸边分布的各城邦上的居民，还是希腊半岛上的居民，其生活都必然依存于海洋，深入内地而远离海洋的城邦是很少的。由此，希腊文明作为与内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具有开放、活跃和多样性的特征。人们经常提到的希腊地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破碎的地理版图：除了被海洋分割开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沿岸各城邦外，唯一的一块大陆——希腊半岛也被纵横交错的山川分割成一块块小的区域，使得不少地区彼此隔绝。这样的地理环境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古希腊形成众多城邦林立且极其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性格，由此影响到政治制度。他认为“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葆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它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亚里士多德想要说明的是，古希腊历史上希腊人从未建立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原因就是诸多城邦从未在政治上达成一致。这种政治格局，也形成了希腊人崇尚个性自由的传统。地中海地区曾经产生过几个重要的上古文明，同时也是上古几个重要文明碰撞和交汇的地区。在这些文明当中，希腊文明是后来者。希腊之前的埃及和西亚等地区的其他上古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希腊人借地缘之便，吸取了毗邻的西亚和埃及文明的成果，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就此而言，希腊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充分继承和吸收埃及和西亚古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希腊世界”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它以爱琴海地区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中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其边缘延伸到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等地区。古希腊文明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爱琴文明也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自此古希腊进入五个发展时期，即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

所谓爱琴文明，是指南希腊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文明。爱琴海位于东部地中海的西北角，处于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之间，南边则有埃及和利比亚。在青铜时代，这些地区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并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历史上常把古希腊分成北、中、南三大块。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这里的居民从事渔业，用黑曜石制作工具，并种植谷物、驯养猪羊。大约自公元前7000年起，爱琴地区与周边地区发生了一些联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这里进入青铜时代，爱琴文明形成。爱琴文明的中心是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因此又被称为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起，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的上古国家存在约800年。

公元前12世纪末，巴尔干半岛出现了一次部落大迁徙，有一支野蛮的希腊人多利斯人南下，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希腊文明出现了一次大的倒退，希腊世界又回到分散的部落生活状态。因此，公元前12到前8世纪，被史学家称为“黑暗时代”，或“希腊的中世纪”。但是，数百年后，希腊人已经从这次倒退中恢复过来。至公元前8世纪，他们已经结束了部落迁徙，并且开始了由部落向民族的过渡。此时氏族制度也开始解体，阶级关系已经出现。公元前11世纪到前9世纪的希腊史，被称为“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是这时期唯一的文字资料。作为史料，它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状况，而且也反映了迈锡尼文明。荷马时代没有产生国家，部落管理实行军事首领、议事会和民众会构成的军事民主制度。荷马时代后期，部落的管理机制开始向国家统治机关过渡，此时希腊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希腊或古风时代。这时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增长，工艺技术水平提高，手工业和农业分工完成，商业也发展起来，氏族社会分化解体，城邦制度开始建立，希腊世界进入了城邦形成时期。遍布希腊世界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出现在历史舞台，先后建立的奴隶制城邦达200多个。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希腊人的理智也开始觉醒，他们在哲学、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它从希波战争开始，到马其顿征服希腊各城邦为止，希腊奴隶制城邦达到极盛，然后走向衰落。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早期文化又称古风文化，它是希腊文化的新起点，为日后古典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到了古典时期，希腊文化在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史学及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高峰。在希腊各城邦中，以雅典对文化的发展贡献最大。古代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宗教神话、文学戏剧、建筑雕刻、史学、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历史资料文献也包含着丰富的关于早期西方社会人们交流与传播的现实状态和思想观念，西方传播思想史研究也可以从中总结出相关的理念和思想。

二、古希腊传播思想的萌芽

在文字出现之前，口头传播是早期希腊人传播的主要形式。人们通过口语交流、吟唱等方式，讲述日常生活、人类历史和社会活动等。口头传播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家庭中个人化的口头讲述，比如老年人特别是老祖母讲述的故事、神话等。柏拉图也说，孩子们在摇篮里就知道这些故事寓言等，这些讲述为希腊人建构了一个道德框架。二是通过行吟诗人的传播，行吟诗人传播的是更加社会化的内容，他们的传播更广泛，更具有公共性，都是在公共场合展开的。行吟诗人的传播，通过诗歌、神话等形式，起到了形成社会记忆、保存知识和日常交流的目的。通过诗人们的传播，人们建立了共有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希腊社会的文化世界、共享意义和价值系统，亦即行吟诗人的传播具有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以行吟诗人的口头传播为传播主体，形成了古希腊的神话、史诗、戏剧、诗歌等传播形式。因此，詹姆斯·格雷克认为，希腊文学兴起之初并不需要文字，学者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观点。因为，早期行吟诗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播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米尔曼·帕里通过研究波黑的口传史诗，提出《荷马史诗》最初肯定是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创作和传唱的，因为格律、程式化的重复以及史诗本身的诗歌形式，首要的目的无非是帮助记忆。因此，朗朗上口的特性使得诗句像时间胶囊一样，可以将一部虚拟的文化百科全书代代相传。他的这个观点最初受到争议，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诗篇的确是在约公元前7世纪或者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时候被书写记录下来的，因此，他的观点开始被普遍接受了。

此外，将《荷马史诗》书写下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正如继承了帕里观点的英国古典学者艾里克·哈夫洛克所说的：“它犹如人类历史中的一声惊雷，口口相传的吟诵变成了桌面上的纸页窸窣声。它侵入口语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事实上，它为口语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毁灭奠定了基础。”可见，古希腊经历了由早期人们口头传播而演变到书写的过程，而以行吟诗人为主的口头传播形态，是西方传播思想的重要起源。

希腊神话是早期古希腊社会文化观念的表现形式。古希腊人信奉多神教，并为诸神编制了丰富多彩的神话，而这些神话便成为西方文化思想取之不尽的题材。古希腊的生活和希腊精神与希腊神话有密切的联系，希腊神话所描绘的人物都具有独立自由的生活，因此，希腊人民从希腊神话中汲取了自由的精神，并进而追求自由的政治生活。马克思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依据希腊神话的叙述，最初宇宙是混沌的，后来从混沌中产生地母盖娅，盖娅生天神乌喇诺斯。乌喇诺斯和盖娅结合，生下12个提坦巨神。在众多的提坦巨神中，普洛米修斯是创造人类的大神。后来提坦神族的统治被宙斯推翻，宙斯成为宇宙的主宰，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在北希腊）诸神的统治。古希腊人相信神主宰人间祸福，他们为了取悦神、祭奠神而举行各种节庆。每4年一次在南希腊奥林匹亚（伊里斯境内）举行的宙斯大祭最为隆重，届时有体育竞赛和文艺表演，得胜者在全希腊享有荣誉。据说宙斯大祭第一次举行是在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便以这一年作为纪年的开始。其他如对阿波罗神、雅典娜神、狄奥尼索斯神等的祭奠亦相当盛行。为酒神狄奥尼索斯举行节庆的活动产生了古希腊的戏剧。这些有关节庆的集体活动，是人们交流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吟唱、表演等传播活动也随之展开。这些传播活动也体现了早期希腊社会的传播形态。

《荷马史诗》不仅是古希腊人从野蛮过渡到文明这一时期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研究希腊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反映了公元前11至前9世纪所谓“荷马时代”社会面貌和人们思想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也已经产生了传播思想的萌芽。《荷马史诗》相传为盲人诗人荷马的作品，实际上在它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是由许多民间行吟歌手参与集体创作而成的。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来多个世纪的口头传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左右才被写成文字。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分别讲述的是迈锡尼文明末期发生的特洛伊战争第10年的故事，以及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伊萨卡的巴西琉斯（王）奥德赛归家途中的经历。虽然史诗中记叙的故事发生于迈锡尼时代末期，但它流传形成于荷马时代，到公元前8世纪才最后定型，所以它曲折地反映出荷马时代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特征和思想观念。《荷马史诗》是记载希腊人早期社会生活观念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据此书，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氏族内部还保持着原始平等关系。

希腊神话和史诗，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观念世界的体现，希腊神话并不是超越人与人隔离和对立的宗教世界，而是对人自身世界的反映。在对神和人的关系世界的叙述中，神话和史诗包含了关于人自身的理性思考。因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不仅是希腊早期传播的最主要的形态，也包含着人们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在希腊神话和史诗中，都已经包含了早期的传播观念和思想，可以说，这些有关早期人们所从事的社会交流活动和传播的描述和认识，是西方传播思想的萌芽。同时，在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也同样记录了各种口头传播的形式，比如集会、演讲、烽火传递信息等等，这些都属于早期的传播形态。《荷马史诗》中就多次提到演说家，并且就史诗的内容看，《伊利亚特》的一半和《奥德赛》的三分之二内容都是由人物的演讲组成的。这些演讲涉及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议会中军事首领的讨论、士兵们的集会、平民的会议等等，其中就呈现出各类口语传播的特征。

希腊神话里关于赫尔墨斯的传说，就隐含着西方早期人们对传播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把赫尔墨斯看作人们传播行为的隐喻。赫尔墨斯本身是希腊神话中的信使之神，他是众神的使者，但同时又是亡灵的接引神。赫尔墨斯往来于诸神与凡夫俗子之间，承担着神与神、人与神之间的信息传播任务，建立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用今天的眼光看，赫尔墨斯就担任着信息传递的职责。希腊神话中这种承担联系众神和接引凡人亡灵职责的角色，也就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信息传播沟通的象征。由此，作为神话人物的赫尔墨斯，具备了很多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象征意涵，比如他作为传递信息的诸神使者、能言善辩的演说之神、交换与财富的流通之神等等；同时又因为他狡黠、善于算计，信息经过他传播以后，又有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他经常误传信息，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由此，他成为典型的人类传播活动的特征的意象，包含着对人类传播的阐释。人类传播行为的构成中，需要一种传播载体的存在，赫尔墨斯本身就是这种传播载体或是媒介的隐喻。赫尔墨斯的能言善辩，就是传播活动中的技巧或是传播艺术的表征。赫尔墨斯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同时也是误读的象征，也就是传播活动中由于传授双方的语境差异而导致的误读等的象征。总之，赫尔墨斯本身就是人类早期传播活动和行为，以及传播特征和内涵的表征。

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传播，与其他的口传文本相同，作为人类的口头传播行为，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传播形态或传播方式，它包含着自己固有的特征、演变发展模式。同时，就其传播内容看，古希腊神话中就包含着丰富的传播观念。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古希腊“神话传播原本是一种平民化的传播，任何人——只要稍懂历史、有点‘诗性’，都可以向人吟咏史诗，从而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然而，随着城邦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人类最初的大众化言说方式——吟唱，逐渐演变成由少数特权人群把持的精英式言说方式——宣讲，并诞生了一种新的神话传播形态——祭仪”。可见，神话和史诗是最基本的口头传播形式，最初是在大众之间口耳相传的，后来只有行吟诗人这样的社会精英才能掌握，再后发展成宗教仪式行为。从神话与史诗传播而言，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吟唱、宣讲、宗教仪式等传播形式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在它们所传播的内容中也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传播观念。

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最初是基于口头传播展开的，主要是由那些善于歌唱和叙述的行吟诗人承担。因此，行吟诗人就是古希腊早期的传播者，而荷马则是这些众多的行吟诗人中的佼佼者。可以想见，正是以荷马为代表的这些行吟诗人，通过他们的讲述，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希腊古代社会的传播。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指出：“新闻乃是任何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各国古代文化中，我们都能找到与现代新闻业相似的社会现象。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理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从荷马到中世纪末叶的编年史家，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人类为了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使之传之后世，也为了描述异国风情，曾经撰写了大量的著述，有些著述类似今天的通讯报道。”在书写文字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语传播来进行传播活动，口语传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人们日常传播信息的需要，在文字书写不发达的时代，行吟诗人就通过自己口语表达交流方面的能力，进而传播神话和史诗等内容，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口语传播。在传播形式上，行吟诗人通过自己超强的记忆力、绝妙的口才、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传播英雄史诗、神话等题材。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就这么高。你还得对他们承认，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柏拉图对荷马这样的行吟诗人的评价，就艺术层面而言，荷马作为诗歌的传播者，通过诗歌给人们带来情感的享受，所以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就哲学层面而言，在理想化的城邦里，谬误的东西如同这些“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只能危害“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因此，他又批判了作为行吟诗人的荷马传播了谬误的东西。《荷马史诗》也记录了这些行吟诗人：“还要招来通神的歌手，德摩道科斯，神明给他诗才，同行不可比及，总能欢悦我们的心怀，不管诗情催他唱诵什么事件。”可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行吟诗人具有沟通神明的能力，他们的吟唱能力是神明赋予的，他们带给人们的主要是欢乐。

作为神话和史诗传播者的行吟诗人，为了将这些英雄史诗流传下来，需要有很高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口传时代，要试图将这么丰富、繁多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记住，就需要行吟诗人有超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传播方法。因此，具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和非凡的叙事能力，显然是行吟诗人的基本传播素养。因此，良好的记忆和绝妙的口才是行吟诗人必备的素质。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具体的传播叙事形式上，行吟诗人会在作品中反复叙述一些相同的词、词组、整句诗，甚至是整首诗，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定语，形容词也极为频繁地重现，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饰词、短语和段落。例如，他们这样来形容史诗中的人物：“诡计多端”的尤利西斯，“头戴耀眼头盔”的赫克托耳，“手臂白皙”的瑙西卡等。这些富于特征的传播叙事形式，是与当时口语传播的现实实践相联系的。就传播受众而言，行吟诗人的听众虽然大多是贵族，但行吟诗人还会到小社团组织的“夜间聚会”上吟唱。随着城邦的发展，行吟诗人会到集市广场上吟唱，那里聚集了众多的平民。在盛大的宗教节日中，行吟诗人也会为众多的普通人吟唱。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为人们传递当时的文化，并使之逐渐流传下来。行吟史诗和传播它的行吟诗人不仅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口语交流，而且保留和传播了城邦的文化，使城邦的文化在普通民众中得到传播，进而扩大了交流的范围。

在希腊神话和史诗中，作为传播的“话语”被赋予非常重要的意义，话语不仅是力量的表现，同时也是神性的表现。语言传播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只有神才能掌握真正的传播，而凡夫俗子只能是道听途说。比如瓦纳克斯在《献给半神的祷歌》中就说道：“告诉我，家住奥林匹斯的缪斯女神，你们无处不在，无事不晓；而我们凡夫俗子，只能满足于道听途说，对往事一无所知。”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传播能力是属于超凡脱俗的神的能力，非常人所能拥有。对于语言的神性的描述，《荷马史诗》里多有“有翼飞翔的话语”“女神伊里斯传神的旨意”等描写，将语言传播与神性联系在一起。

神谕是古希腊的一种占卜方式，男祭师或女祭师是神（一般是阿波罗神）和人之间的媒介。在神的授意下，这一媒介给咨询神谕的人们提供建议，与其有关的圣殿散布于整个希腊世界。希腊神话中关于“德尔斐神谕”的传说，就是对人和神之间传播的描述，其中也包含着传播的神圣性特征。这种对于口语传播的神圣性的观念，反映了古希腊传播思想中对于语言作用的认识，即赋予语言神圣性以强化传播的效果和权威性。古希腊最负盛名的神示场所就是发布阿波罗神示的“德尔菲神示所”。德尔菲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地，传说中德尔菲是地母所在地，是大地的中心。神庙内殿有地上和地下两层，神谕由阿波罗的女祭司皮蒂亚传出。为了传递神谕，女祭司在帕耳那索斯山麓卡斯塔利亚泉沐浴净身后进入内殿地下室，并闻从地洞里冒出来的硫磺气，就受到神的灵感，祭司两眼发光，高声而断续地开始谵语。内殿上下有孔相通，女祭司的话就从此孔传到地面，由在那里担任记录的人记下来编成韵文，即神谕。古希腊神庙是人们聆听神谕之处，由于阿波罗是预言之神，德尔菲又是大地的中心点，所以这里的神谕在希腊具有极高的威信。这虽然是一种原始的巫术仪式，但却反映了那时人类对神示传播的神圣性、神秘性的观念，同时，说明那时已经出现了用笔记录的形式，以及韵文这种易于口传的传播形式。后来皮蒂亚的名字成为典故，被广泛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到法国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的情形，就提到了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皮蒂亚的名字。另外关于俄萨的神话，也说明了这点。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叫俄萨，是宙斯的传信使者。传说她用号角以飞快的速度传送消息。俄萨在古罗马神话中叫“法玛”（Fa-ma），“法玛”是拉丁文。该词后来就转为传播迅速的消息和流言之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就提到了“法玛”一词。他说：“在印刷所广场的旁边，法玛还成什么？”这里提到的印刷所广场，是指伦敦的一座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就设在那里，文中说用印刷出版和报纸传播消息，其迅速的程度远非古代的传闻女神法玛或是俄萨可比，因之传闻女神也就失掉她们的作用了，后来“Fa-ma”也成为谣言的词源。在古希腊，这种语言的神圣性的观念被广泛地接受。

总之，作为口头传播的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等形式，是西方传播思想的产生形成阶段的重要形态，通过口头传播，西方传播思想中的修辞学、论辩术、演讲术等口传形式得以形成和发展。首先，作为口头传播形态，和人类早期的认识一样，语言传播是古希腊人认识世界、描述世界存在的主要方式。他们通过口头传播，记录历史，描述现实生活，并建立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建构社会文化。因此，借助这些口传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世界的基本状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曾说：希腊人也把语言领会为某种存在者，从而是在其对存在的理解的意义上来领会的。常住者是存在着并如此这般展示着自身者，现象者。这个现象者主要是对着表现自身。希腊人在相当广义上是从视觉来考察语言，也就是从写出来的东西方面来看，说出来的东西就来居停于此中。语言在，这就是说，语言居停于词的文字图像中，居停于字形中，居停于字母中，grammata中。所以语法就表象出存在着的语言。反之语言通过谈话之流却逝入不持久者中去了。因而语言学就以语法方式表达出来，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当时希腊也懂得语言的声调性格，即懂得phone。他们就建立了修辞学和诗学（然而此二者都没有从自身引出相应的对语言的本质规定）。”海德格尔通过哲学的思考和描述，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表征，当语言把自身理解为对起源的提示时，语言就形成了起源的载体。由此，希腊人把语言和世界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在古希腊，作为口头传播形式的话语被赋予神圣性。赋予传播话语以神性则建立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希腊人首先赋予语言传播以神圣性，由此将传播视为人神交流的重要形式。在古希腊，行吟诗人就是神意的传播者，是神的代言人，早期的诗人其实就是巫师，这也是早期传播思想的重要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要垄断政治权力，就必须首先垄断话语权，垄断秘密口传的祝词、密教仪注、口传的法律以及复杂的与日常口语相脱离的文字等。”其实，通过控制传播，进而达到权力控制的目的，正是通过话语的神圣性来实现的。最后，古希腊口头传播经过了“诗性”到“理性”的转变。随着行吟诗人们后来被逐渐分解为抒情诗人、叙事诗人、戏剧诗人等，诗人们吟唱的内容由神话史诗转变为日常生活，进而承担起教化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由歌颂神转变为描述人，转化为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由此形成了希腊理性主义主导下的传播观念。

三、早期自然哲学家的传播思想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出现了一大批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论述自然的人”，以区别于“论述神的人”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把自然作为客观的求知对象，专注于对自然现象的思考与研究，探寻纷繁复杂的自然界的“本原”，试图发现其内在的和谐秩序与规律。在这些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古希腊传播思想的萌芽。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赫拉克利特关于“逻各斯”（logos）的思想，它包含着早期的理性主义的传播思想观念。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从具体的物质角度出发，探索宇宙的本原问题。他们也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世界的构成部分，认为自然的秩序和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程度和规律进行的，据此他提出“逻各斯”学说。“逻各斯”的含义十分丰富，它还具有“本质言说”的含义。就此意义上看，它和传播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通过“逻各斯”亦可考察古希腊早期的传播思想与观念。

“逻各斯”是希腊文λóγοζ的音译，这个名词由动词λεγω（说）而来，在希腊文中是个多义词，有计算、尺度、对应关系、比例、说明、解释、论证、公式、思想、理性、陈述、演说、言词、神谕、格言、命令、对象、主题、神的智慧、神的言辞等数十种含义。王晓朝认为，在这些含义中，有些含义应是它的原义，比如言词、神谕、格言，有些含义是后来派生出来的，比如用来表示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尺度、比例，用来表示主观思维的思想、对象、理性等。赫拉克利特残篇中出现的“逻各斯”的含义也各不相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中文词统一翻译它。类似的情况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名希腊哲学史专家格思里说，“逻各斯”在希腊语中虽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词，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逐项对应的同义词。他考察了该词在公元前5世纪以及以前的希腊典籍中的用法，归纳出十种基本含义：①所讲的和所写的东西；②与评价有关的东西，如名誉和声望；③与感觉相对立的思考或推理（从巴门尼德开始有这种用法）；④原因、理性或论证；⑤事物的真相，与空话、借口相反；⑥尺度；⑦对应关系、比例；⑧一般的原则或规律；⑨理性的力量；⑩定义或公式。最后三种用法直到公元前4世纪前后才开始出现。赫拉克利特较多地使用了这个词，但含义不固定，有“声望”“话语”“讲演”“尺度”“估计”“深度”“根源”等多种含义。他认为万物的运动变化都要按照一定的“逻各斯”（尺度、比例），隐含着普遍规律的意思，这是他使用“逻各斯”一词抽象程度最高的地方。从“逻各斯”丰富的含义中，我们可以考察它与传播问题的关联。

在赫拉克利特这里，“逻各斯”并不是传播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从赫拉克利特开始，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哲学家都曾谈论过它。但是，正如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的交流、对话、言说、共享等传播学的问题。因此，我们围绕“逻各斯”概念，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传播观念。

首先，就其本义而言，“逻各斯”就是包含言词、神谕、格言等含义的“言说”行为。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谓“逻各斯”，就是“言说”，指向话语意义的建构。如前所述，就哲学意义上看，所谓传播，就是人类建构共享话语意义的行为，由此，作为言说的“逻各斯”，也就包含有“建构共享话语意义”的意涵。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里也提到，英语《圣经·马太福音》里就使用communication（传播）一词来翻译古希腊的logos（“逻各斯”）。彼得斯解释说：“‘逻各斯’是希腊文里意义最丰富的词语之一，其涵盖的意思包括词语、论说、话语、言语、故事、书籍和理性等等。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字眼，‘逻各斯’涵盖了人作为‘会说话的动物’所具备的一切能力。《马太福音》里的这句话要求我们所使用的言语（speech）应该简单明了，但是从其对logos的使用方式，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人和‘逻各斯/传播’之间的关系的总方针。由上可见，communication也含有和‘逻各斯’类似的广泛意义。”正如彼得斯所看到的，“逻各斯”所包含的也正是人类传播的基本特征。

其次，“逻各斯”包含着“共享意义”的含义。既然“逻各斯”具有“言说”的含义，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言说呢？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话、谈话，包含着“逻各斯”的后续含义，即理性的、一般的原则或规律的含义。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们通过言说表达思想，而思想是隐含于事物中的共同之物，是需要理解和领会的东西。他认为“逻各斯”是公共的、共同的，而不是某个人或物所私有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的、普遍的。赫拉克利特也说：“所以必须遵从那共同的东西。虽然‘逻各斯’是共同的，但大多数人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私自的理解那样生活着。”这里，人们通过言说，从而形成共有的思想，或者共享的意义，最终实现了言说的目的。

再者，“逻各斯”作为事物的本原，包含言说事物真相的含义。“逻各斯”还有“事物的真相，与空话、借口相反”的含义，赫拉克利特所表述的“逻各斯”，最为核心的含义应该是事物的本原、本质，其含义相当于老子《道德经》的“道”的含义，由此，“逻各斯”言说的是规律、道理，就有达到事物的本质的含义，我们知道，所谓传播，其实就是通过对事物的描述，而达于事物本身，描述事物的真相。

最后，“逻各斯”还有尺度、比例、定义等表述规范性的含义。“逻各斯”作为一种沟通和表述，必然具有规定和约束性，这也是对传播形态的形式要求，也就是说，为了到达事物的本原，必须要理性地言说，要遵循一定的传播规则，要符合关系、比例、尺度，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总之，所谓“逻各斯”，就是在理性的言说中，寻找事物真相、本原，最终达于事物之“道”，达于事物之本原。在传播实践中，需要理智的对话和沟通，从而建构共享意义，以传播事物真相。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思想的传播意义，就是“理性地言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人类交流的哲学基础。就哲学意义看，传播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理解。理解的实现，显然是离不开理性主义这一基础的，因此也可以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为其后的古希腊理性主义传播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