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讲读《理想国》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代表作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和《打开》等。
柏拉图的生平与《理想国》的问题意识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出生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这一年，恰逢第八十八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哲学史家A. E.泰勒曾说：“60岁以前，柏拉图的生平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我们还是可以拼贴出他的简单生平：出身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君主，母亲的血缘可以上溯到六代以前著名的政治家梭伦，而梭伦则把自己的族谱一直修到了海神波塞冬。也就是说，柏拉图是海神波塞冬的后裔，这个说法会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就会意识到，这在古希腊并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柏拉图家族在雅典的政治舞台异常活跃，他的两个亲戚都曾是声名狼藉的“三十僭主”的成员，不过柏拉图与他们走动不多。这个出身望族的年轻人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直到遇见苏格拉底之后，才觉得今是而昨非，从此成为一个哲学青年。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雅典城邦贡献给世人的仅有的两位哲学家，却让此前与此后的同行们都黯然失色。据记载，在遇见柏拉图的前一个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飞来停在他的膝盖上，发出嘹亮美妙的鸣声后一飞冲天。第二天，当苏格拉底看到柏拉图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他当成了梦中的那只小天鹅。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时候柏拉图年仅28岁，他在老师身边待了八年，却用一辈子的时间记述苏格拉底的对话。哲学史家们通过小心地考证，已经能够相对准确地区分出哪些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话，哪些是柏拉图托苏格拉底之口说的话，但是柏拉图本人却在一封信里面这样谦恭地写道：“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柏拉图写的著作，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都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之后，柏拉图对现实政治心灰意冷，对民主制更是彻底丧失信心。他离开雅典，自我放逐，四处游历，直到12年后才重返雅典。这期间柏拉图一直在思考政治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他最为核心的政治判断：
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之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
（柏拉图《第七封信》）
公元前387年，40岁的柏拉图第一次造访南意大利的叙拉古，心中抱持的正是这个信念，希望用哲学来教化当地的僭主老狄奥尼修斯。可惜事与愿违，哲学在政治面前一败涂地。据记载，柏拉图因为冒犯了老狄奥尼修斯，结果被卖身为奴，幸亏被熟人出资赎身，当场宣布他为自由人，才得以返回雅典。公元前367年，老狄奥尼修斯去世，小狄奥尼修斯继位，60岁的柏拉图再次动身前往叙拉古，想要实现哲学王的理想，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的遭遇是被流放。公元前362年，年近70岁的柏拉图第三次到叙拉古去，结果被软禁了整整一年。从此之后，“叙拉古”这三个字就像一道魔咒，永恒地诅咒着每一个想与僭主共舞的哲人。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马克·里拉的这个判断当然没错，但是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这是一种“事后之明”，是对无数代哲人奔赴叙拉古的历史教训的总结。而且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所以，时至今日，依旧有无数的哲人如过江之鲫，正在赶赴叙拉古的途中。
历史上有无数的哲人曾经赞美过柏拉图也批评过柏拉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来自卡尔·波普，他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总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另一个来自怀特海，他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 我相信如果要评选西方哲学家前三名，柏拉图一定入选；如果要评选西方哲学家第一名，柏拉图的胜算应该也远大于其他哲学家。
学术界普遍认为，包括书信在内，流传至今的柏拉图真作总共有28种，但是如果只挑选一本书来读，我相信《理想国》毫无争议是第一选择。因为这本对话录是柏拉图的“哲学大全”。借用英国学者巴克的说法，这本书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教育学和政治学四个方面“制订了关于人的完整的哲学”。借用中国学者余纪元的说法，这本书是伦理学的经典、政治哲学的经典、形而上学的经典、美学的经典，它在每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可又不专属于某个领域，实际上它是今天众多哲学分支的共同经典。
《理想国》的英文题目是republic，源自拉丁语，最初的意思是公共事务，后来专指共和制；《理想国》的希腊文题目是politeia，意思是“政制”，制度的制，或者“宪法”。所以你看，无论是英文标题、拉丁文标题，还是希腊文标题，都没有“理想国”的意思。如果要忠实于原文，最佳的译名是“政制篇”，但是把它译成《理想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柏拉图论述的就是一个理想的城邦制度形态。“理想国”的译法流传已久，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使用这个标题。
《理想国》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75年，描述的却是47年前的一场对话，当时柏拉图还只是一个小孩，所以这显然是一场虚拟的对话。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作“论正义，政治的对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正义”的确是《理想国》探讨的核心主题。比方说，正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正义之人？正义与幸福的关系是什么？灵魂正义与城邦正义的关系是什么？哲学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当然，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
介绍了这么多柏拉图和《理想国》的背景知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正文了。
公元前422年的一天，苏格拉底与好友格劳孔一起离开雅典城，下到南边的比雷埃夫斯港，去参加女神的拜祭活动和庆典仪式。在返回雅典城的途中，被当地富翁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远远看见，于是差遣仆人从后面拽住苏格拉底的披风，邀请他到家里会面。苏格拉底起初不答应，玻勒马霍斯于是就威胁说：“那么好！要么留在这儿，要么就干上一仗。”最终苏格拉底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拉进了这场漫长的对话中。
这个开场初看起来平淡无奇，其实暗藏玄机。
首先，我要请你们注意其中的一个动词——“下到”，这个看似简单的词实则意味深长。按照美籍奥地利学者沃格林的解读，从空间上说，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一路走的都是下坡路；从时间上说，从马拉松战役到海军的战败，雅典一路也在走下坡路。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洞穴比喻”的角度去理解“下到”这个词。苏格拉底从雅典向南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就好比是哲学家从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下降到洞穴之中。
其次，苏格拉底被玻勒马霍斯“强行”拉住聊哲学，又与哲学家“被迫”返回洞穴可有一比。在日后讨论“洞穴比喻”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当哲学家看到了真正的理念世界，享受到了哲学沉思带来的自足与美好，他就不愿意下降到洞穴来拯救普通人，因此有必要解释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动机问题。
最后，无论是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还是下降到洞穴，哲学家最终都需要重返雅典，也即上升到理念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否成功地引领普通人与他一起上升，是哲学家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理想国》的开篇处，玻勒马霍斯强留客人说：“要么留在这儿，要么就干上一仗。”苏格拉底回答道，还有第三种办法，要是我们说服你们，让我们回去，不是更好吗？可是，玻勒马霍斯的回答却是，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反正我们是说不服的。
每当我读到这段开场白，都觉得这是一个隐喻：普通人是否能够被苏格拉底说服？苏格拉底究竟死心没死心？苏格拉底下到洞穴都谈了些什么？他是否能够成功地带领普通人走出洞穴？如果不能带领他们走出洞穴，苏格拉底应该怎么办？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理想国》第一卷中，参与对话的主要人物有六个。除了苏格拉底，最著名的人物当属色拉叙马霍斯，此人是当时希腊著名的智者派的代表人物。
当苏格拉底与众人讨论“何为正义”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一直在围观群众里跃跃欲试，柏拉图描述他闪亮登场的过程实在过于传神，请允许我摘录一段原文：
色拉叙马霍斯几次三番想插进来辩论，都让旁边的人给拦住了，因为他们急于要听出个究竟来。等我讲完了上面那些话稍一停顿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抖擞精神，一个箭步冲上来，好像一只野兽要把我们一口吞掉似的，吓得我和玻勒马霍斯手足无措。他大声吼着：
“苏格拉底，你们见了什么鬼，你吹我捧，搅的什么玩意儿？如果你真是要晓得什么是正义，就不该光是提问题，再以驳倒人家的回答来逞能。你才精哩！你知道提问题总比回答容易。你应该自己来回答，你认为什么是正义。别胡扯什么正义是一种责任，一种权宜之计，或者利益好处，或者什么报酬利润之类的话。你得直截了当地说，你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些啰唆废话我一概不想听。”
应该说色拉叙马霍斯是有备而来的，他非常了解苏格拉底的反诘法，所以毫不留情地对苏格拉底展开了揭批活动：
赫拉克勒斯作证！你使的是有名的苏格拉底式的反语法。我早就领教过了，也跟这儿的人打过招呼了——人家问你问题，你总是不愿答复，而宁愿使用讥讽或其他藏拙的办法，回避正面回答人家的问题。
可惜色拉叙马霍斯是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人，这种人的最大软肋就是经不起吹捧和激将。苏格拉底以退为进，不停地给他戴高帽：
我是多么乐于称赞一个我认为答复得好的人呀。你一回答我，你自己马上就会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想，你一定会答复得好的。
色拉叙马霍斯果然中计，完全忘了苏格拉底反诘法的套路，立刻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么，听着！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你干吗不拍手叫好？当然你是不愿意的啰！”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个说法是不是非常耳熟？没错，它跟我们常说的“强权即正义”非常类似。但是严格说来，二者并不一样。“强权即正义”要更不加掩饰和赤裸裸，“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则相对扭捏一些。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谁强谁统治，而每一个统治者都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所以当你选择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的时候，归根结底就是在实现强者的利益。
在我看来，色拉叙马霍斯与苏格拉底之争，不仅仅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与政治道德主义者之争，更是一个“自鸣得意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与“政治道德主义者”之争。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自鸣得意”这四个字，是因为色拉叙马霍斯不仅将所有的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还原为权力和利益，而且自认为洞察了政治生活的本质。那么苏格拉底究竟是怎么反驳色拉叙马霍斯的呢？
苏格拉底首先指出，统治者并不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他也有可能犯错误。比如立法的时候一时犯糊涂，制定了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这个时候，遵守法律、行使正义就不是在为强者的利益服务，而可能是在为弱者的利益服务。
如果你觉得苏格拉底的这个反驳有些弱，别着急，因为这是苏格拉底在给色拉叙马霍斯下套，目的是引诱色拉叙马霍斯说出苏格拉底真正想讨论的问题。果然，色拉叙马霍斯立刻反驳说，统治者犯错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真正的统治者是不会犯错的，就像真正的医生、真正的会计师不会犯错一样。色拉叙马霍斯说：
统治者真是统治者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他总是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种种办法，叫老百姓照办。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过的，现在再说还是这句话——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
话说到这里，已经进入到苏格拉底最喜欢探讨的问题：何为真正的医生，真正的统治者？
苏格拉底就像是动物世界里的狮子，之前都在试探，一旦时机成熟，就咬住猎物的脖子死不松口。他立刻追问道：“照你所说的最严格的定义，医生是挣钱的人，还是治病的人？请记好，我问的是真正的医生？”
色拉叙马霍斯老老实实地回答：“真正的医生是治病的人。”
苏格拉底接着指出，既然真正的医生是治病的人，那么他寻求的就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病人的利益，就像医生拥有医术，骑手拥有骑术，统治者也有统治术，所有这些技艺（技术）的天然目的都在于为对象寻求和提供利益。所以说，真正的统治者寻求的就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被统治者的利益。换言之，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被统治者也即弱者的利益。
这个反转来得太快，我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其中的逻辑。简单说，苏格拉底在这里使用的是类比论证的方法。拿医生类比统治者，很自然就会得出苏格拉底的结论。
在这里，我必须要为色拉叙马霍斯说一句好话。虽然我极其不喜欢这个人，但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具备一定的辩论美德的。在刚才的对话中，假如他耍流氓，说真正的医生就是挣钱的人，那苏格拉底就无法将对话进行下去了。色拉叙马霍斯不仅有辩论的美德，而且还有一定的急智，你苏格拉底不是将医生类比统治者吗，我色拉叙马霍斯就用牧人来类比统治者。色拉叙马霍斯指出牧人把牛羊喂得又肥又壮，这可不是为了牛羊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真正的统治者不像真正的医生，而是像真正的牧人，他们把人们当成牛羊来养，目的是随时可以宰杀他们。
他嘲笑苏格拉底说：
头脑简单的苏格拉底啊，难道你不该好好想想吗？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先拿做生意来说吧。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合伙经营，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正义的人多分到一点，他总是少分到一点。再看办公事吧。交税的时候，两个人收入相等，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义的人交得少。等到有钱可拿，总是正义的人分文不得，不正义的人来个一扫而空。
色拉叙马霍斯的结论是：“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也就是说，“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
注意！此时，色拉叙马霍斯提出了一个比“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更具诱惑力的命题：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幸福！这对于所有想要成为正义之人的人来说，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如果年轻人通通接受这个逻辑，就再也不会试图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了。所以苏格拉底必须要对这个命题进行有力的反击。
在抛出这个命题之后，他就像一位资深的网络辩手，自行宣布胜利，准备立刻闪人，不给对手留下任何反驳机会。苏格拉底当然不会让他就这么拍屁股走人。苏格拉底拉住色拉叙马霍斯说：
高明的色拉叙马霍斯啊！承你的情发表了高见。究竟对不对，既没有充分证明，也未经充分反驳，可你就要走了。你以为你说的是件小事吗？它牵涉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
我要提醒你们注意，加上这一次，苏格拉底一共强调过三遍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挑战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对于柏拉图如此伟大的文体家来说，同样的话说了三遍，足以看出它的严重性。
苏格拉底又一次重提色拉叙马霍斯挑战的危害性，他是这样说的：
我绝对不能同意色拉叙马霍斯那个“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不过他所说的，不正义的人生活总要比正义的人过得好，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进行到这里，辩论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初的主题是“什么是正义”，而现在呢，则变成了“正义与过得好”也即“正义与幸福”的关系。
针对“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过得好”这个命题，苏格拉底同样提出了两个反驳论证。第一个论证从反面立论，强调即便是不正义的人在内部也是需要正义的。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说，任何团体，无论是一个城邦、一支军队，甚至是一伙盗贼，如果想要共同对外做不正义的事情，也需要在内部以正义的方式和谐相处，因为“不正义使得他们分裂、仇恨、争斗，而正义使他们友好、和谐”。
苏格拉底接着指出，不正义不仅会让任何团体分崩离析，甚至也会让个人左支右绌、自相矛盾，让他既与自己为敌，也与正义者为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苏格拉底紧接着第三次提到色拉叙马霍斯观点的危害性：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提出来的那个“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的问题。根据我们讲过的话，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应该慎重考虑，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大事。
然后苏格拉底就转入《理想国》第一卷中最重要的一个反驳论证，也即著名的“功能论证”（function argument）。美国学者N.帕帕斯（《柏拉图与〈理想国〉》）把它的基本逻辑总结如下：
（1）任何东西都有一种特定的功能（ergon）,某个工作或者只有它能做，或者它做得比其他更好；（换言之，非它不能做，非它做不好）
（2）灵魂的功能是生活（living， psuche）；
（3）正义是灵魂的德行（virtue）；
（4）正义的人生活得好（living well）；
（5）正义的人是幸福的（eudaimonia）。
以上论证显得有些突兀和仓促，存在很多需要解释的概念，我在这里只想强调指出，这个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它和《理想国》的中心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紧密相关，这个论证中的核心概念灵魂、德行、正义与幸福，都是《理想国》剩余篇章重点讨论的主题。余纪元先生指出，“功能论证把一个人的功能、德行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体现了从一个正义行为到一个正义者的关注焦点的变迁。用当代伦理学的话说，柏拉图更是个行为者中心（agent-centered）而非行为中心（act-centered）的伦理学家”。
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问的是我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I do？），而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伦理学问的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what should I be？），这显然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伦理学进路。
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听到这里，你认为苏格拉底是否成功地说服色拉叙马霍斯了？如果细读文本，你会发现在《理想国》第一卷的后半部分讨论中，色拉叙马霍斯突然变得意兴阑珊起来，他的台词量急剧减少，完全成了相声里的捧哏，嘴里经常蹦出这样的字眼：“是的”“不能”“当然可以”“为的是让你高兴”“姑且这么说吧，我不愿意跟你为难”“高谈阔论，听你的便，我不来反对你，使大家扫兴！”反观苏格拉底，则成了滔滔不绝的独白者和演说家。在整个辩论的后半程里，色拉叙马霍斯已经对苏格拉底很不耐烦，他既不打算说服苏格拉底，显然也没有被苏格拉底说服。整部《理想国》共分十卷，在第一卷的结尾处，色拉叙马霍斯最后一次发声，他说：“苏格拉底呀，你就把这个当作朋迪斯节的盛宴吧！”然后他就让出了舞台，在余下的九卷里成为彻底沉默的围观者。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柏拉图的这个安排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目前为止我们介绍的只是《理想国》第一卷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应该是柏拉图早年所写的，与后九卷内容存在写作时间上的差距。柏拉图虽然把它放在开头，但应该对其中的论证并不满意，因为色拉叙马霍斯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苏格拉底反驳色拉叙马霍斯，象征着在正义问题上“知识”对“权力”的取代。但这个取代只在《理想国》这个虚拟的对话中胜利了，而且还是拜柏拉图这个不公正的叙述者所赐。事实上，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苏格拉底没有真正说服色拉叙马霍斯，苏格拉底的几个论证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现实世界里，色拉叙马霍斯才是赢家，因为不正义的人往往比正义的人过得更好。色拉叙马霍斯并没有退场，他一直停留在《理想国》中，作为一个影子般的存在。但是最终苏格拉底真的能够说服他吗，我认为，这需要我们来替色拉叙马霍斯回答，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为，苏格拉底真的能够说服我们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理想国》的最终篇再做回答。
理想的城邦正义：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现在，我们将隆重邀请柏拉图出场。因为《理想国》从第二卷开始的内容都写于柏拉图的盛年时期，此时剧中的苏格拉底其实是柏拉图的化身。柏拉图不再满足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他要对“正义是什么”给出一个普遍定义，而且他也不再满足于只是探讨伦理学，而是把问题拓展到了政治学、教育学、知识论以及形而上学。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仍旧用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作为叙述的主角。
苏格拉底建议在探讨灵魂的正义之前，先把视线转向城邦的正义。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的视力不好，偏偏有人又让我们读写在远处的小字，那我们一定是看不清楚的，但如果这时在近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内容，那我们就可以舍远求近，由大见小了。先来探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灵魂中的正义是什么，这就是“由大见小”。
你一定会问，苏格拉底怎么知道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是同构的？坦白说，苏格拉底没有直接提供他的论证。但是根据他的理念论，我们可以猜想他会这样回答你的质疑：就像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的理念，那么正义的东西之所以为正义，也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正义的理念，所以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是具有可类比性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类比，《理想国》的论题就从伦理学进入政治学。在构想城邦的正义的时候，苏格拉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劳动分工原则”。这个原则并不难以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的禀赋就应该从事不同的职业，既然如此，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只干自己最擅长的职业。所以苏格拉底说，“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说得再具体一点，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城邦里面主要由三种人组成——护卫者、武士以及生意人——如果这三种人“在城邦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了”。我们可以用八字箴言来概括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这个结论来得太快，你是不是有些猝不及防？让我们在这里稍微多停留一下，请听我做几个解释。
首先，我们要对城邦里的三种人做一个分析。这里的生意人是一个泛称，除了生意人，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等，他们属于城邦的生产者阶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意人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就是逐利，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身体健康，太太平平度过一生，然后无疾而终，并把这种同样的生活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城邦，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就是“猪的城邦”，猪的人生目标就是“活着”，而不考虑“活得好”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即使是“活着”这么卑微的目标也注定无法拥有，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不同的城邦之间为了抢夺资源必然会发生战争。而“猪”是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所以就必须要引入“猎狗”来保护城邦，也就是护卫者和武士阶层。由于打仗是一种专门的技艺，而且守土之责重于泰山，所以护卫者和武士自然就成了城邦里的统治者。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人或许有些难以理解战争对于古希腊人的重要性。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苏格拉底的后半辈子经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护卫者和武士尊奉为城邦的统治者了。事实上，柏拉图对斯巴达的秩序心仪不已，所以他才会模仿斯巴达的贵族军事制度。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虽说猎狗的一般特征是对待自己人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如严冬般的无情，但难免有时候会出现猎狗反咬自己人一口的问题，所以如何驯化统治者，就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现在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当苏格拉底说就其“本性”（nature）而言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的隐含之义是什么？我想要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功能论证”这个概念，没错，他的意思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是“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实验，这场实验要求你不断地调整方向，改换赛道，校准目标，去发现和实现那个“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自然天赋。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不断地去试错，不断地去犯错，在经历了种种努力、奋斗、失败、绝望与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生活观。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生活却并非一场实验，当苏格拉底说“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鼓励人们不断地去试错，而恰恰是说，“政治组织有权力（power）把不同的社会职责强加给每个公民”（帕帕斯语）。在这样的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right）去发现和实现自己未知的天赋，而是每个人都有责任（duty）去固守和履行早已安排好的社会职责。
我们必须要同情地理解苏格拉底，在他那个时代，现代的个人主义视角还没有诞生，也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苏格拉底主要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思考社会分工合作以及城邦的秩序问题的。在他心目中，城邦的运转就像一台设计精良的仪器，每一个零部件都应该处于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立足本职工作，发挥螺丝钉精神”。用古希腊人的话说，就是在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固定的界限”。
你一定会问，这个“永恒固定的界限”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谁有资格和权力来画这个“永恒固定的界限”？凭什么你是舵手，我是螺丝钉？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会对苏格拉底产生不满。因为他不是从个体的选择出发，而是通过讲述一个荒诞不经的“金银铜铁”的神话故事来让每个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
这个神话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所有人虽然都是兄弟，但是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高级的，他们是统治者也即护卫者。然后在武士阶层的身上注入白银，在生意人身上注入了铁和铜。苏格拉底说，虽然天赋是可以遗传的，但有时候难免会出现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的情况，所以统治者的职责就是要做好甄别工作，仔细检查子孙后代的灵魂深处究竟混合了哪一种金属。如果护卫者自己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也必须要大义灭亲，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也就是生意人的行列里。反过来说，如果生意人的子孙后代里发现了金子和银子般的人才，就要重视他，把他擢升到护卫者和武士的行列中。
苏格拉底说完这段话后，就问格劳孔：“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你觉得这个故事够荒唐吗？初看起来，这个故事简直荒唐透顶，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在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和等级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文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强调的不是“血统”而是“能力”，而且他也承诺等级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和流动的。当然，这些辩护并不足以让我们摆脱疑虑，当权者为什么不把权力转交给自己的后代，而是选择“不拘一格降人才”？说得学术化一点，苏格拉底只是为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打了一张白条，并没有详细说明社会流动性是如何可能的。所以说，如果缺乏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制度，仅仅依靠当权者的善良天性，是不足为信的，它一定会导致社会固化和等级制度。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提供的只是一种刚性的正义观，这是一种“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就像“刚性维稳”必须要转换成为“法治维稳”一样，刚性的正义观也必须要辅以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有可能摆脱它的任意性和危害性。
有意思的是，当苏格拉底惴惴不安地讲完这个金银铜铁的故事之后，心直口快的格劳孔毫不犹豫地说：“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城邦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
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谎言，所以它不是普通的谎言，而是高贵的谎言。
苏格拉底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统治者自己也相信这个高贵的谎言，如果不能使统治者相信的话，至少要让城邦里的其他人相信。这话说得真是太有深意了。如果统治者也相信这个谎言，当然就会越发全心全意地维护统治秩序，如果统治者不信而被统治者相信，这个秩序依旧可以维持下去。可是问题在于，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不相信呢？
高贵的谎言也仍旧是谎言，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权力导致腐败，极端的权力导致极端的腐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权力交给护卫者？结合了凶猛与温顺品格的护卫者是如何做到的？
哲学王是怎样炼成的
仔细想想，要把狮子般的凶猛和绵羊般的温顺合二为一，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
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苏格拉底主张首先通过教育来培育护卫者。具体说来，就是用音乐“文明其精神”，用体育“野蛮其体魄”。注意，这里的“音乐”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意义的音乐，而是指“所有受到缪斯女神灵感照耀而创作出来的东西”，包括诗歌、小说、音乐和戏剧等。
其中，苏格拉底最关注的是诗歌创作的审查问题，他的矛头直指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些著名的诗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神话和诗歌中，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不仅力量非凡而且肉身不死，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与常人无异，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热衷于宴饮作乐，甚至坑蒙拐骗、欺上瞒下、好勇斗狠、无恶不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宙斯，他之所以取得宇宙之王的地位，就是通过推翻其父克洛诺斯的统治实现的。当然，克洛诺斯的事迹也不光彩，根据赫西俄德《神谱》的描述，他甚至还阉割了自己的父亲。
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想要弘扬真善美，就必须把这些假恶丑的故事从诗歌和戏剧中删除，也就是说要对言论进行审查。苏格拉底说：“为了使我们的护卫者敬神明，孝父母，重视朋友间的友谊，有些故事应当从小讲给他们听，有些故事就不应该讲给他们听。”
比方说，如果要培养护卫者勇猛杀敌的血性，就绝不可以让他们从小接触阴曹地府的恐怖故事，让他们软弱消沉，害怕死亡；如果要让护卫者养成自我克制的品性，就不能让他们阅读纵情声色的文字……为了做到这些，就必须要删除《荷马史诗》以及一切诗歌、戏剧和音乐中与此相关的表达。
除了音乐和体育，为了培育合格的护卫者，苏格拉底还模仿斯巴达的优生制度，主张“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为了保持“品种”的纯洁，优秀者的孩子会被带到托儿所去，由保姆统一抚养；至于那些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被秘密地加以处理。虽然有些学者为苏格拉底辩护说，秘密地处理不等于秘密地处死，但是这样的优生学制度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不适。
现在我们要来探讨护卫者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牢笼，现实世界的诱惑太多，通过音乐、体育的培育以及优生学的拣选成长起来的护卫者，还不足以抵御它们，所以苏格拉底为他们进一步制定了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任何人都没有私人住宅，大家同吃同住，薪水每年定量分给，既不多也不少，够用足矣。
苏格拉底尤其担心金银财宝会玷污护卫者的灵魂，所以规定他们绝对不能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不可使用金杯银杯喝酒，也不可佩戴任何金银首饰，总之，不可接触它们，甚至不可和它们同居一室。
苏格拉底说：
他们就这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再能搞政治做护国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谋图打倒他们。他们终身在恐惧之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会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苏格拉底相信，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防止护卫者队伍被权力腐蚀，确保其队伍的纯洁性。没错，就是纯洁性。你有没有发现，以上种种看似极端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护卫者队伍的纯洁性。
事实上，在苏格拉底的带领下，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从“猪的城邦”进展到了“纯洁的城邦”，这是《理想国》构想好城邦的第二个阶段，距离真正的“美的城邦”还有一步之遥，因为此时的护卫者只是完成了必备的性格养成和军事训练，还没有成为哲学王。如果要在护卫者与武士之间做出真正的区别，就必须引入哲学这个最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斯巴达贵族军事专制最关键的区别所在。
哲学王的遴选和培训机制非常之严苛，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其中的繁复步骤了，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脱颖而出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而是变坏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尤其易于败坏的，而败坏了的这些人会给城邦带来巨大的灾祸，因为“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这句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我猜想柏拉图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心中所想的很可能就是苏格拉底的那两个著名弟子：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斯。
后人在谈起《理想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推崇和肯定，却忘了他对“哲学的本性容易败坏”的警示。后世那许许多多在《理想国》的鼓励下试图成为天子师或者哲学王的哲人，按照柏拉图的标准，很可能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些天赋极高但不幸败坏了的灵魂。
在培养哲学王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尤其强调算术和几何学的重要性。据说在雅典学园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书“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突出反映出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深刻影响。因为算术与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这些学科可以把灵魂引导到真理那里，迫使灵魂去看真理和实在本身。
苏格拉底说：“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这个说法引来不少的批评，很多学者认为柏拉图纸上谈兵，过高地估计了理论智慧，低估了实践智慧。的确如此。为什么看到了“善本身”就足以安邦定国？哲学与政治的结合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好像从来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不管怎么说，柏拉图深信只有哲学家成为真正的护卫者，才有可能建立起“美的城邦”。在《理想国》这本书中柏拉图多次复述了他在《第七封信》里写的那个著名观点：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城邦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当哲学家成为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大家各干各的事情，彼此互不干扰，这个城邦就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正义的。说得更加明确一些，护卫者的主要德行是智慧，武士的主要德行是勇敢，生意人的主要德行是节制。当城邦里的三类人都拥有了他们“应得”的位置和德行的时候，城邦也就实现了正义。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过头再来考察“灵魂的正义”问题。我希望你们都还记得苏格拉底考察城邦正义的初心是什么？没错，就是为了“由大见小”探讨灵魂的正义。
城邦中有三个阶层——护卫者、武士、生意人，灵魂中也有三个元素——理性、激情和欲望，它们正好形成对应的关系。所以答案很明显，唯当理性、激情与欲望这三个元素“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时候，灵魂才是健康的、和谐的、正义的。说得更加明确一些，只有当激情和欲望都服从理性领导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内心平和。相反，当激情或者欲望反过来主导了理性，我们就会感到内心冲突和撕裂，甚至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危害。
我们无法深入地探讨柏拉图灵魂三分的学说。大致说来，欲望更接近于动物性的冲动，这一点很好理解。而激情是灵魂中使我们感到愤怒的那个部分，初看起来它与欲望更加接近，但其实常常与理性一起反对欲望。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格拉底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有一个人经过刑场的时候，发现那里躺着几具尸体，他想要看尸体，但内心又害怕又嫌恶，于是他就把头蒙了起来，可终究按捺不住欲望的力量，他睁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愤怒地骂自己的眼睛：“瞧吧，你这个坏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苏格拉底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愤怒有时恰恰是与欲望作对的东西，它让我们产生正义感，对于做错的事情心生愧疚和歉意。至于理性，他的功能与护卫者一样，护卫者照看整体城邦的利益，理性则关注整个灵魂的利益，理性和护卫者一样，最主要的德行就是智慧。
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人的灵魂就像是三种形象的结合体，欲望好比是一头多头怪兽，激情有如狮子，而理性就像是人。为了让灵魂内部保持和谐，人就必须要主宰一切，尽力让狮子成为自己的盟友，一起驯服那头多头怪兽。如果放纵狮子和多头怪兽，那就会导致它们相互残杀直到同归于尽。苏格拉底说，那些主张“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过得好”的人，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
首先，柏拉图只是在护卫者内部取消了私有财产，而不是将其扩大到整个城邦；并且他只是把优生学运用到了护卫者的遴选上，而没有拓展到整个城邦。如果一定要给柏拉图贴个标签，也许可以称他为权威主义和家长制的信奉者。
其次，思想的龙种常常结出现实的跳蚤，任何理论一旦被运用到现实世界，都存在变形的可能，对《理想国》中一些危险的思想因素保持足够的警惕是必要的。
再次，柏拉图之所以对自己的理想城邦如此充满信心，那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哲学教育，最终护卫者成为哲学王，哲学王见到了真理本身，并且按照真理来为城邦的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城邦。
洞穴比喻与灵魂的转向
洞穴比喻的场景是这样的，在一间洞穴般的地下室里，有一群生于斯长于斯的囚徒。他们的头和脚都被牢牢地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洞壁。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些火光，在火光和囚徒之间，有人一直在举着木偶表演。火光将木偶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构成一些影像，这就是囚徒们从小到大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且认为这就是世界本身。
苏格拉底说，如果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转头环视，四处走动，不仅发现了身后的火光及木偶，而且还被人硬拉着一路带出了洞穴。试问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苏格拉底说，这个人肯定会觉得非常痛苦，一路上他脚步踉跄，磕磕绊绊，内心充满恼怒，因为被人强迫着往上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当他第一次看到火光的时候，眼睛会难受，当他走出洞穴来到阳光下，眼前更是金星乱蹦、金蛇乱窜，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但是，渐渐地他的眼睛开始适应阳光，会认识到洞外的世界有多真实和美好。
这个走出洞穴见到太阳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看到善的理念的哲人。苏格拉底用太阳来比喻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就像太阳普照万物，让我们的眼睛得以看见现象界的万物，善的理念帮助我们的理智认识真实的事物。
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既然已经走出洞穴，哲人还愿意再次重返洞穴吗？
第二，重返洞穴后他会遭遇什么情况？
第三，洞穴里的囚徒愿意听信他的话吗，他能够说服囚徒，成功带领他们走出洞穴吗？
第一个问题涉及哲学家为什么要当王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第三个问题是理想国成败的关键所在。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哲学家不想当王，但却不得不当王。他不想当王，是因为他已经身在洞穴之外，看到了阳光普照之下的真实世界，享受到了至善至美的理念生活，试问他怎么舍得放弃这种幸福呢？但是，哲学家不得不当王，因为城邦对他有养育之恩，基于感恩原则，他必须要报效城邦。哲学家不得不当王，还因为哲学家不仅全面地了解城邦的善，而且对权力毫不恋栈，这样的人来做统治者才有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有可能防止内乱，实现城邦的稳定、和谐和正义，就像好莱坞电影里常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哲学家有义务当王。更何况，哲学家如果不当王，他就会被比他坏的人统治，这对哲学家来说是最大的惩罚。
第二个问题，哲学家重返洞穴后会遭遇什么情况？很不幸的是，重返洞穴之后，哲学家的处境并不美妙，相反还危机重重。我们可能都有过看电影迟到的经验，刚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两眼完全看不清状况，只能摸索着小心前进。重返洞穴的哲学家同样如此，这时他们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没来得及习惯黑暗。苏格拉底说，如果此时有人让他与囚徒比较一下谁更能看清楚洞穴里的影像，哲学家肯定会被人笑话说，你到上面走了一趟，回来之后眼睛反而坏掉了。那些囚徒非但不会羡慕他，追随他，反而会越发对洞外的世界不以为然。如果此时有人竟然想要释放他们，并且声称要带领他们走出洞穴，这些囚徒甚至可能会杀掉此人。事实上，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道出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原因。现实中的苏格拉底没能说服囚徒，而是被囚徒杀死，那么《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能否说服囚徒，甚至带领囚徒走出洞穴呢？如果不能，哲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苏格拉底的这段话，他说：
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够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东西灌输到灵魂中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似的……但是我现在的论证说明，知识是每个人灵魂中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是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而转向光明的……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
这段话的关键词就是“灵魂的转向”。苏格拉底相信每个人的眼睛都有观看的能力，就像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会学生灵魂转向的技巧，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观看方向，把眼睛从黑暗转向光明。然而，这只是纯字面的解读。苏格拉底在这里，确切地说是柏拉图在这里虽然口口声声强调每个人的眼睛都有观看的能力，但他显然并不认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同等的观看能力。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的天赋各异，有的人是金子做的，有的人是银子做的，有的人是铜铁做的。按照这个逻辑，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灵魂的转向，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地跟随哲人走出洞穴。
既然多数囚徒将永远地滞留在洞穴里，哲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在第七卷的结尾处，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把所有10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乡下，进行统一的教育，按照哲学王制定的习俗和法律来培养他们，以此改变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格劳孔对这样的政策表示赞同。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以上的观点呢？
我认为，当柏拉图说教育并不是“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东西灌输到灵魂中去”的时候，他是矛盾的。一方面，根据“知识即回忆”的说法，教育的确不是在学习未知的东西，而是发现灵魂中已知的东西。可是另一方面，当柏拉图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比如按照哲学王制定的习俗和法律对所有10岁以上的孩子进行统一教育的时候，毫无疑问就是在灌输和植入一些新的观念。
回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深信走出洞穴之后，见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质疑说，哲学家真的见过太阳吗？即使见过，他真的能认出来那就是太阳吗？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美诺：苏格拉底啊，你到哪条路上去寻找对其本性你一无所知的事物？在未知的领域中，你拿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即使你很幸运，碰巧遇上了你所探求的东西，你又怎样知道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呢？
苏格拉底：美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吗？你引入了一个极其麻烦的问题，即一个人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它，无须再研究它；他也不能研究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他要研究的是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美诺悖论，它揭示出一个根本上的知识论难题。打个比方，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天气里你去登山，随身没有携带任何测量仪器，所以当你登上了最高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站在最高峰上。
你也许会问，如果洞穴之外还是洞穴，就像梦境之上仍是梦境，如果走出这个洞穴只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洞穴，那么走出洞穴与留在洞穴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也许会说，就是没有什么分别啊。此洞穴与彼洞穴，都是洞穴，就好像这种意识形态和那种意识形态，都是意识形态，五十步笑百步，其实都一样。
可是我认为，比起永远困守在同一个洞穴，能够在不同的洞穴之间来回穿梭和比较，仍然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更加符合苏格拉底的那个著名观点：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的真实区别所在：如果说苏格拉底主张“不要教学生思考什么，要教给他们如何思考”，那么柏拉图则更倾向于“教会学生思考什么，而不是教给他们如何思考” 。
前面我对《理想国》的现实政治效果有过不少负面的评论，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认同《理想国》中的“正义观”：从城邦的角度出发，如果每个人都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真正在做“非他不能做，非他做不好”的工作，那就真的实现了城邦的正义。如果此时有人依然心怀不平、怨恨不已，那么他就应该细细揣摩《理想国》里的这段话：“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而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者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这个观点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潜能，明白了自己的“所得”就是“应得”，他才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所处的位置，才有可能坦然地接受生活，不去逾越那永恒固定的界线，此时个体的理性才能主宰激情和欲望，由此获得“灵魂的正义”。所以，《理想国》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个人类正义的完整叙事，在这里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制度的德行与个体的德行得以胜利地会师，构成了关于人类正义的完整叙事。
这幅画卷的唯一问题就是，它太完美了。
现实中的柏拉图三赴叙拉古，三次都铩羽而归，他虽然没能够在人间建立天国，却在书中建立起了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这是柏拉图给后来人植入的一个观念。那的确是一个理想国、一座美丽城，但是很遗憾，此曲只应天上有，柏拉图绘制了蓝图，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这座美丽城的可行路径。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理想国》，我认为这是一本伟大的“失败之书”。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开创性地探索了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等各门学科的母题，还在于向世人展示出人类理性晨光熹微之际的自信与雄心，试图通过理性的设计来一劳永逸地解答人类的基本问题，最终实现正义与幸福。但它归根结底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柏拉图对于这一点完全明白，在《理想国》第九卷的结尾处，他借格劳孔的话说：“那个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然后他借苏格拉底之口附和道：“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所以，柏拉图已经明确意识到理想国的非现实性。这一点从那封著名的《第七封信》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既然在现实政治中“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几无可能，而政客只有“拜奇迹所赐”才会变成真正的哲学家，那么人类就只能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之中。
《理想国》是一次“想象中”的政治冒险。既然是冒险，那就一定充满了危险。在第六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过一句极少有人会注意到的话，他说：“一切远大目标沿途都是有风险的。”柏拉图充分意识到了风险，但那些在柏拉图的激励下踏上征途的后来人，却对此浑然不觉，他们眼中只看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却忘了一路上都是足以让人粉身碎骨的悬崖和陷阱。
最后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还记得色拉叙马霍斯这个人物，他从第二卷开始就一直保持沉默，却没有退场，柏拉图显然不是忘了这个人，而是希望让他一直留在对话里，聆听苏格拉底的教诲。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能够说服色拉叙马霍斯吗？这个雄辩滔滔的智者会放弃“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以及“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过得好”的判断吗？
在第十卷的结尾处，苏格拉底重提正义与幸福的关系，他这样问道：“一个正义的人能在人间得到什么呢？”苏格拉底自问自答说：
狡猾而不正义的人很像那种在前一半跑道上跑得很快，但是在后一半就不行了的赛跑运动员。是吗？他们起跑很快，但到最后精疲力竭，跑完时遭到嘲笑嘘骂，得不到奖品。真正的运动员能跑到终点，拿到奖品夺得花冠。正义者的结局不也总是这样吗：他的每个行动、他和别人的交往，以及他的一生，到最后他总是能从人们那里得到光荣取得奖品的！
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在现实世界中，好人是不可能受伤害的。在死后的世界里，好人的灵魂同样会有好报。在全书的结尾处，通过讲述一个异常漫长的神话故事，苏格拉底告诉世人，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在死后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对待，死后的奖惩要胜过现世的奖惩无数倍。讲完这个故事，苏格拉底说：
格劳孔啊，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没有亡佚。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们，我们就能安全地渡过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这就是苏格拉底最终给出的忠告，如果你是色拉叙马霍斯，你会因为苏格拉底的这些话而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从此做正义的人，行正义之事吗？《理想国》没有告诉我们色拉叙马霍斯最终的选择。
无论如何，如果色拉叙马霍斯决定跟随苏格拉底走向上的路，那他一定实现了灵魂的转向。我特别喜欢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所以，你究竟是选择上升，还是选择下降，事关身体的转向、灵魂的转向。
思考题：
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或者你来谈谈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讲的论辩过程中，你认为苏格拉底是不是成功地驳倒了色拉叙马霍斯？
你认同柏拉图的“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八字箴言所说的正义观吗？如果要实现这八字箴言，你觉得应该附加什么样的前提或者条件？
你认为在现代社会还有可能存在哲学王吗？如果存在，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你认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同等的”观看能力吗？如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灵魂的转向，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和家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