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殊途

暴力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变成破坏性行为。例如，冷漠、精心预谋的暴力，施暴者不一定对受害者有任何敌意。劫持便利店员的武装匪徒，不一定对店员或店主有任何仇恨。同样，军官按下控制台的导弹发射按钮，他也不一定对被轰炸的平民感到愤怒。蒙古军队包围抵抗的城市而后屠城横扫欧洲，他们对城市居民并没有特定的敌意。在入侵前，成吉思汗精心做了战争规划，他要求彻底毁灭那些反抗的城市，对其他城市形成威吓，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掠夺带来的快感和不论原因的暴力一样，无疑是对军队的强化。

历史上不乏暴君为了侵略邻国或迫害国内少数族群而做出冷血决定来煽动本国人民。1939年，希特勒散布谣言称捷克人正在迫害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少数德裔人。后来，他入侵波兰着手实施其清除人口计划，好为大德国腾出地盘。斯大林、波尔布特为了推行他们倡导的意识形态和巩固他们的权力，在国内搞大清洗，流放和杀害了各行业非常多的民众。这种暴力是工具性暴力，是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的任务。工具性暴力普遍地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信条，因而尤其危险。

长期以来，作家们一直在谴责这种辩解信条，但它仍然在国际关系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赫胥黎的散文集《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对此做了哲学分析，并批驳这一信条。尽管如此，为了达成他们所谓有意义的目的，暴君们照旧入侵弱小邻国，民族族群照旧大肆屠杀弱势族裔。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守卫把无数犹太人送上死亡之路，但他们认为自己是模范公民。虽然全世界舆论都谴责这种行为，但问题仍在：邪恶行为只存在于旁观者眼中，而非犯罪者眼中。

反应性（热）暴力的特征是对敌人仇恨。大屠杀和私刑杀人者的思维器官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敌人身上，而且会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更极端的敌人形象。首先，反抗一方的人会被同质化，他们会失去作为独特个体的身份。所有受害者都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其次，受害者会被去人化。他们不再被当作人对待而能得到同情。他们可能就是一件无生命的物品，就像射击场中的机械鸭子或电脑游戏中的靶子。最后，他们会被妖魔化：恶魔的化身。杀死他们不再是选项，他们必须被消灭。他们的继续存在将会成为一种威胁。魔鬼和敌人的抽象概念由此被转化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或人物形象，这个形象似乎威胁到了攻击者的生存或核心利益。这些具象化概念被投射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攻击的是投射的形象，但伤害和杀害的是真实的人。

热暴力在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外部局势，如感觉有威胁，会让群体领导人及成员进入战斗状态。外部环境在多个层面上产生影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军备竞赛制造了欧洲的不稳定局势。而随着欧洲国家间的结盟站队，对立双方皆视对方为强敌。而就群体领导人及其成员而言，这种局势给他们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恐惧和憎恨，而这些恐惧和憎恨导致德国先发制人发起战争。

家庭暴力则截然不同，婚姻关系不稳定是夫妻相互攻击的温床，双方都视对方为死敌，结果就是大打出手，直至妻子被丈夫打到服输。在这些争吵中，妻子也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酒精往往让人更加丧失理性和失去克制。

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完全沦陷于原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下施暴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敌人意象上，根本不可能同情受害者，也不会关心后果影响。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在后来恢复客观判断力之后会由衷地感到内疚（也可能更加冷静了）。这里的问题是，并非是道德沦丧而是原始思维的禁锢将人导向了对抗。在本书后面，我将介绍这个问题的最终治疗方法，即澄清和修正某些信念系统——它们使人易于对假想威胁过度反应，建立有效策略——在一开始就中止敌意链条，摒弃暴力（不再以暴力为手段解决问题）。

工具性（冷）暴力特点是蓄意的计划性思维，反应性（热）暴力则是反射性思维，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执行毁灭任务时还涉及一种程序性思维。这种“低级”思维特征显著者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们的毁灭计划细节。程序性思维是那些一丝不苟地执行毁灭任务的公职人员的典型特征，显然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事的价值或意义。这些人做事如此地专注（一种管状视野），以至于对自己正在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事实视而不见。很可能即便他们真的想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会认为受害者微不足道。这种思维显然是纳粹官员的典型思维。

要给这两种敌意攻击形式赋予罪责应当从哪里着手呢？显然，那些宏观规划、意识形态或政治口号的设计制定者应当承担这个罪责，他们声称预期目标的实现决定手段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没有追随者、官僚的合作，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普通老百姓的配合，群体暴力行为也不可能发生。像成吉思汗或萨达姆·侯赛因，全凭个人好恶，精心谋划按照清晰的既定计划大肆掠夺弱小国家来攫取大量财富。同样，中世纪十字军在圣地大肆屠杀“异教徒”，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做“上帝的工作”，他们也是在实施一个精心谋划的思想理论。而斯大林也是以成千上万人民的死亡为手段来巩固他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果的。

前述这些重大暴力计划制订者在心理上是自由的，他们能想到他们的目标实现将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衡量计划的成本和收益时，他们有能力考虑顾及其行动的受害者。他们本可以站在更高的道德层面上阻止杀戮，但他们选择了不这样做。

国际社会需要明确指出，毁灭命令执行者与发布命令者一样需要承担责任。对卢旺达大屠杀作恶者的国际审判就是朝着强化这一原则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