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尔萨斯到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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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蓝色香蕉”地带与创新的5个C

我们在第2章提到了“蓝色香蕉”地带的部分成因,在这一章,我们会更进一步,探究它为什么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比如创造力、创新和进步等,以及它可以如何启发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所在的组织。

我们可以在全球很多地方看到这种差异:我们会看到彼此相邻的两个地区、两家企业、两个民族或国家,其中一个充满高度的创新性,而另一个完全不是。差别来自人们的心智模式和组织方式。简言之,我们发现,想从停滞走向创新,离不开5个关键元素。它们可以被归纳为创新的5个C:

● 集约单元(compact units)

● 合作网络(cooperative networks)

● 共通准则(common codes)

● 变革诱因(change agents)

● 竞争(competition)

集约单元

让我们从基本单元讲起:较小的或较集约的单元最有利于产生新想法。一个网络组成单元的平均规模越小,单元的数量越多,整个系统产生的创造力就越强。比如,你有100位听众和1个问题,你希望听众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一种非常高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分成2~3人的多个小组,请这些小组分头讨论,再逐一上台讲解自己的方案。台下的人通过投票选出最佳方案。重复这样的过程,几次之后你就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如果在图形设计在线众筹平台99designs上发起过公开logo评比,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做法非常相似,而且同样高效。首先,你会贴出一段简介,很多设计者会根据简介设计并提交他们的作品。接下来,你会为每件作品打分。每位设计师都能看到你在选择过程中的反馈,这样他们可以回来完成修改,提交改后的设计。在评比结束前,这样的过程会被重复几次,我们称其为“创造力循环”。

人的设计,一次一个循环

在我们看来,创造力循环的效能是普遍的。事实上,2014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可以解释人类是如何通过类似的过程完成基因进化的。该理论是这样的:

● 史前人类生活在非洲。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在湿润的丛林气候与干燥的草原气候之间交替。

● 这些循环意味着史前人类要在两种情况之间往复:在丰饶的丛林里繁衍壮大;在贫瘠的非洲草原上挣扎求生,因为他们在那里更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 每当“在草原上求生”的阶段结束时,史前人类的数量都会大幅下降,这就形成了集约单元。这使得近亲繁殖势在必行,从而加速了基因突变的发生。基因突变当然是基因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近亲繁殖成了一种变革诱因。

● 然而,每当重返丛林时,本地族群的扩大和重新结合又带来了竞争性的“基因之战”,最优者胜出。这种“分离vs竞争”的往复模式带来了快速的基因变化,适者生存使之变得更加完备,一个有节奏的创造力循环由此形成。

这种扭曲为我们的社会性和超社会性概念增加了一个维度,即当它们被叠加在一个往复式创造力循环中时效率最高,我们也可以称其为“脉动式超社会性”。

创造力循环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循环过程,创造性单元首先被分离出来,各自进行发明创造,然后开展竞争和/或合作,之后这一过程会被重复。因此,它也被称为脉动式超社会性。

在集约单元内部,洞察力、决策权和结果通常是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在这种小型单元里,人们有权基于自己的洞察力做出决策,并且很快感受到自身决策产生的结果,无论它们是好是坏。这种现象通常会产生极快的学习周期:正如今天的创业者所说,集约单元能做到“快速失败”。我们还会在下文谈到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对未来的适应都离不开足够的洞察力、决策权和结果,这样才能不断重复,既要不断地融入体系去塑造它,也要走出去保持创造力。

“快速失败”最适合小型单元。这是因为,在小型单元里,洞察力、决策权和结果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这里的学习周期最短、最精确。

另一方面,在高度集中的系统里,决策权往往与洞察力相隔十万八千里,而后者是掌握必要信息、做出合理决策不可或缺的。同样,决策权与决策结果往往也相距很远。出于这个原因,大型的、集中式的社会组织通常很少出现有用的创新——这些组织更有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在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不变地固执前进。

合作网络

在这个属于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也许都能驾轻就熟地使用各种社交网络,不过,这些优势同样体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很久它们就占据关键地位了。为什么前面提到的欧洲最早流行印刷术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河流沿岸?因为江河让贸易成为可能。

人们把贸易称为双赢的交易,也就是说,交易的双方都能获益。由于双方是互惠互利的,所以双赢的交易通常是自发自愿的。因为是双赢的和自愿的,所以人们自然希望它们尽可能地多,这常常带来贸易的爆发式增长。

网络可以促进人员的流动,以及货物、服务和思想的交流,从而提高了每个人的能力,帮助他们看到新的组合方式,从而产生新的创新和新的社会联盟。这可以激发超社会性,即个人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合作。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把进化生动地描述为一场巨大的多人游戏。在这场游戏里,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总是那些最擅长促成合作的人(如促成双赢贸易的人)。也就是说,在这场全球博弈中,人们在竞争的大背景下合作。换句话说,人们会相互竞争,而最有效的竞争方式莫过于结成联盟。

时至今日,人类的财富仍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传统的贸易路线上,因为在那里人们能够创造最多双赢的交易,那里也实现了超社会性。实际上,全世界绝大多数繁华而伟大的城市如今仍然集中于海岸线或江河沿岸,因为它们是超社会性的节点。即使远离江河湖海,它们至少也毗邻一个主要机场。

实际上,网络的力量极其强大,它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智人能在欧洲击败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在身体上更适应寒冷的北方,但是他们不懂贸易,而智人懂。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由于智人从事贸易活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更擅长在竞争中合作,所以智人在组织更大规模作战团体方面远胜于尼安德特人。他们能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和消灭人数更少的尼安德特人,超社会性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这一理论同我们在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不谋而合,那就是贸易最发达的文明最成功。甚至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在销售、市场营销和金融交易等领域,出类拔萃的人通常比擅长生产的人富有得多。能很好地推动和促进超社会性的企业往往有令人艳羡的业绩。在主动开展合作方面表现出色,确实能让你收获丰厚的回报。

总的来说,那些善于合作的人要比善于竞争的人过得更好。最佳的业绩属于那些善于激发脉动式超社会性的人。

共通准则

出于很多原因,人们在从事贸易、开展创新时离不开标准化的、通行的准则。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创造力的第三个C——共通准则。

货币是最常见的共通准则之一:有了买卖双方共同接受的交换媒介,贸易变得轻松很多。另一种有用的共通准则是通用重量与体积单位。比如,在罗马帝国时期,在极其广阔的区域里,双耳瓶的制作必须遵循统一的尺寸标准。到了现代,我们使用公斤、升、加仑[1]和英里[2]等许多度量衡,海运行业使用的集装箱也是标准形制的。SWIFT(全球200多个国家使用的用于国际交易的安全信息系统)是人们在汇款时不可或缺的通用系统。

我们还需要共通准则来记录成功的试验或辛勤劳动的成果。只有当这样的手段存在时,我们才能从他人已有的发现中获益,并且/或者把我们的发现告知他人。这样一来,成功才能得到复制、保障、交易和回报。产权契约、专利、版权、文献、商标、会计系统、度量衡单位等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在99designs上出钱购买一个logo,那么你可能希望为它注册商标,这样一来,你心爱的logo就不会被别人抄袭了。

体育规则属于另一类共通准则。比如,如果足球运动员对比赛规则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比赛就无从谈起。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制定技术贸易标准、贸易协议和标准合同等等。度量衡与交通标准,例如公制系统、航运集装箱和互联网数据包等都是非常有用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制定规则,让竞争发生!在贸易繁盛的社会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记录、沟通和保护我们劳动成果的各项高超技能的发展。

变革诱因

进步离不开自发的变革,即使其中一些是消极的。我们已经看到史前人类(人类的直系祖先)是怎样由于往复的气候变化而不断进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气候似乎发挥了有效的变革诱因的作用,帮助史前人类走进近亲繁殖的时代,而这一点再次改变了人类的基因库。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正在变得日益强大。

在孤立的社区里,或者在旅行限制严格的国家里,变革诱因要少得多。这也是这些地区往往陷入停滞或衰败的原因。反观开放社会,它们拥有自由媒体、自由贸易和自由的社会互动,因此,思想和变革诱因往往蓬勃发展,社会财富也随之增长。

总而言之,人员、货物、服务、思想的经常流动可以激励和推动变革的频繁发生。不过,还有一点必不可少,那就是达尔文谈到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竞争。

竞争

竞争通常可以阻止糟糕创意的传播和扩散,同时帮助优质创意成倍增加,并使之不断改善和提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我们在99designs上为各种设计评分一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的评分。组织也一样,在员工点评组织、职业流动性居高不下的今天,组织的寿命从未像现在这样短过。

社会体系内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创意都非常糟糕。举例来说,在非洲大草原上,史前人类由于近亲繁殖而引发的大多数基因变化肯定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最终胜出的反而是那些非常少见的、有益的突变。这是竞争的结果。

历史经验无比清晰地告诉我们,竞争是创新不可或缺的驱动因素,极端的竞争通常推动极端的创新。大型战争就是个例子,这种极端的竞争往往引发极端创新的爆发。从本质上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就是人类这一物种与病毒之间的竞争,它同样带来了极速创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RNA疫苗上,还体现在病毒的变异上。

反过来说,没有竞争的体系常常会陷入停滞,甚至完全衰退。这个问题在垄断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垄断性公共服务部门。实际上,麦肯锡的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公共部门的平均生产率长期为零。我们的人均GDP增长率之所以能达到2%左右,全靠私营部门的年增长率长期超过2%。

“蓝色香蕉”地带的诞生

以上就是我们谈到的关于创新的5个C。下面我们会看到,“蓝色香蕉”地带正是在这5个C的同时作用下实现腾飞的。

这一切必须从罗马帝国和它的崩溃说起。首先,罗马帝国并没有特别高的创造力。事实上,罗马的创新力其实不如之前比它小很多的希腊文明。尽管罗马帝国在约1 000年里统治着全世界1/3的人口,但它的发明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它拥有一种更强大的能力,那就是将前人的发明创造(主要指古代的希腊文明)规模化。罗马人还很擅长建造用于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不过,事实上罗马人创造的应该是“第一次”文艺复兴,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先前希腊城邦的种种思想(这让我们如今常说的文艺复兴变成了第二次文艺复兴)。

是的,希腊人就是这么伟大!那么,就创造力而言,哪些是希腊人拥有而罗马人没有的?主要答案是众多的集约单元。在古希腊文明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城邦林立。希腊当时是一个由700~1 000个城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其中绝大多数城邦都非常小。城邦之间会自发地合作和竞争,而且当时的竞争和合作模式是变动不居的。尽管城邦之间多有竞争,有时还会开战,但它们也有同一种语言、相同的重量和容积单位、同样的货币、近便的海路等等。也就是说,城邦时代的希腊拥有创新的5个C,城邦之间实现了脉动式超社会性。因此,希腊做到了自发式创新!

从公元前335年开始,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希腊,把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帝国,希腊文明从此失掉了大部分的创造力。尽管如此,它的思想后来在一个名叫罗马的意大利城邦中得到了复兴。罗马成长为另一个帝国,一开始相当分散,后来变得越来越集权化。然而,由于过度的军事开支、过度的税收、道德沦丧以及很多其他问题,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此后,西欧分解为数量众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极小的城邦国家,它们和超社会性时代的古希腊城邦非常相似。实际上,在罗马灭亡之后,西欧一度出现大约5 000个小国。从面积上来说,它们和如今的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以及瑞士那些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州非常相似,它们都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

这引发了创造力大爆发。有趣的是,这股热潮主要发生在“蓝色香蕉”地带,它的面积仅占西欧面积的10%。同欧洲其他部分相比,西欧这块窄小但充满超级创造力的地区拥有众多小城邦的历史大约长出了500年。在我们看来,这一地区之所以如此富饶,极有可能是由于它在漫长的、极端去中心化的时代里经历过的一切。

今天有很多人误以为中世纪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时代,其实,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少创新,因为创新的5个C此时已经回到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欧洲——抛开天主教廷的作用不论——不仅拥有高度分散的政治架构,而且享有绝佳的道路和港口(它们都是罗马人修建的)、通用的书面语言(拉丁文)、统一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以及通用的历法。此外,由于处于城邦时代,欧洲的城邦与企业之间存在高度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这种影响是压倒性的。比如,到1900年,西欧人的后代控制着全世界经济和陆地面积的大约85%,他们同时统治着全球的海洋。这一切都是因为创新,这是由于创新的5个C全部存在。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去中心化引发的。

说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同样应当注意的是,较小的国家往往比较大的国家做得更好。2014年,瑞士瑞信银行对比了较小的国家(人口少于1 000万)与其他国家,得出了这一结论。瑞信银行发现,平均而言,较小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和国家实力指数的平均得分要高出很多。不仅如此,平均而论,即使是从大国中分立出来的小国,如克罗地亚、立陶宛和哈萨克斯坦等,它们的相对表现也有可观的提升。

星星之火与生态体系

这一切都有限制条件,由干木柴做成的谷仓和干草垛很容易着火,很快就会灰飞烟灭。然而,它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安全的。这是因为火灾需要最初的一个火星——比如一道闪电把它引燃,而这一切并不经常发生。

只要创新的5个C明确存在,这一点就适用于任何社会体系,不过还需要有人启动这一过程,为他人提供灵感。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特定地区看到特定创造力集群现象的原因。以“蓝色香蕉”地带内部为例,意大利的西北海岸线上(主要是从拉斯佩齐亚到里窝那一带)有一个超级游艇制造商集群,摩德纳有超级跑车生产集群,米兰有著名的时尚集群,比尔有钟表制造集群,楚格/苏黎世是区块链/加密货币中心,巴塞尔是制药中心,慕尼黑是汽车制造中心,等等。由于所谓的创新路径依赖——一个地区过去开发建造的一切会对将来可能开发建造的事物产生极强的影响,这些集群才会进化发展。

反过来说也成立,核电的大规模生产本来可以极大地降低电价、提升电能质量,但是很多国家的公众反对建设核电站,因此,这项技术无法在当地得到采用。后来,核电成本过高这一事实又被同一群人拿来当作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新论据。

创新存在路径依赖。一个地区过去做得好的事情会强烈影响它将来的强项:卓越是有黏性的。

创造这些集群的“胶水”正是超社会性。比如,意大利西北部的超级游艇制造商们依赖的是当地数千家次级供应商和相关的教育体系。由此而来的一种效应把这一切聚拢在一起,这种作用经久不衰。另一方面,当谈到技术密集型的生态系统时,我们常常会看到,超社会性的产生离不开以下几项因素的结合:

● 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

● 相关教育机构

● 蓬勃发展的本地风险融资/私募股权环境

● 足以吸引人才的生活条件

一旦有了这样的组合,大量新潮的初创企业就可能蜂拥而至。路径依赖意味着有些产业集群可能会由此形成。不过,虽然初创企业的到来不难预测,但几乎不可能猜测哪些企业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5C+3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创造力和创新蓬勃发展的条件,以及超级创新的“蓝色香蕉”地带为什么能出现。接下来我们自然会问:创新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能,它会出现在哪里?表现为什么样的方式?理解这些问题对引导和塑造未来趋势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好消息是创新将继续加速发展,并将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有其他三种创新加速因素,它们是连通性、组合爆炸和计算机化。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讨论它们。


[1] 1美制加仑≈3.785升。——编者注

[2]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