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
我是湖南安化人，1950年8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资源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士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服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廷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呼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乾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迹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鸡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获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火柴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火，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坚定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太固执了、像一个死守自己阵地的士兵。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惘，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弥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饥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槁的双手，张着饥渴至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呼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副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舍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人才能坐下，挤得腿都不能伸展一下。好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翻这样的大山，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些女兵害怕得闭上了眼睛。走到最险要的地方，不知是谁开的头，女兵们都不坐车，说那路太吓人了，要求步行，要自己走路翻越六盘山，等车到了山下再坐，带队的干部劝了好久，才把大家重新劝上了车。
大家闹闹腾腾的，天终于黑了，天黑过后，看不见那些险要的地方，反而不害怕了，车上终于安静下来。走到晚上十二点钟，险要的山路就要走完了，正要松一口气，车队忽然骚动起来，前面传话说车翻了，有两名女兵牺牲了。车队停了下来，但因为隔得太远，具体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是姚琼华后来给我讲的。她跟我是一批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她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她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又因她是独生女，家里人舍不得她走。她和好多女兵一样，这次是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家人的。
姚琼华分在第一组。那辆翻下去的车就在她前面。她是眼看着那辆车翻下去的。她记得自己当时惊叫了一声。幸好那坡度不陡，当场只牺牲了两个人，伤了十四人。牺牲的一个姓蒋，一个姓朱，其中一个在西安时，本来让她留在西安一个部队里的，但她坚持要上新疆，没想走到六盘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前面路途迢迢，传说得都很可怕，我们心中不由得充满了畏惧。
心惊胆战地下了六盘山后，队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停顿下来，为牺牲的女兵开追悼会。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看着两个正在花季里的生命被床单裹着，埋在异乡，我们内心的确非常难过。阳光十分灿烂，但悲伤的气氛还是没法掩盖住。大家一想起同来的姐妹壮志未酬，年纪轻轻，就死在了西去的路上，忍不住哭泣起来。六盘山下，哭声一片。我至今还记得安葬她们时我们哭着喊的口号：“朱、蒋精神不死，万岁！万岁！”
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徐永凤，将她拉到兰州，没有抢救过来。她男朋友在湖南大学读书，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因为她走后家人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曾四处打听和寻找她，她男朋友甚至到新疆来找过她。到新疆后，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后来，他要去兰州看她的墓，但不知是否找到。
过了好几天，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只有我的心情还是那么坏。
其实，出了西安，就有好多人和我一样后悔自己跑来当兵了。特别是进入甘肃后，看到的那种贫穷，更让人受不了。到了这里就这个样子，新疆能是人待的地方吗？一问到新疆还有多远，说还要走一个月。我一听就哭了。说，我的妈呀，那不到了天边边了吗？我哪能走那么远的路呀。到长沙之前，我觉得长沙就远得很啦；到了西安，我就想自己走得太远了，远得已难以回到家了。再走一个月……简直不敢想像那是什么地方了。
我就越发琢磨着要回去。我也是偷偷跑出来当兵的，走时连个音信也没留下，父母不知急成了啥样子。我是长女，下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夭折了，我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他一直都是我背呀抱的，我想自己走后，弟弟一定在哭着叫着找我。我也想念家里的其他人，所以我决心不当兵了，一定要回去。虽然在西安时，领导就反复讲过，说现在你们是解放军战士了，要勇敢前进，不能畏缩后退，但我不管，我只想着要回去。我当时想，征兵时征兵的干部说过，当兵自愿。我现在不想当兵了，就可以回去。
这个想法我走到天水时就有了，并且逃跑过一次。
那晚住在一个学校里，我睡不着，就想家了，想着想着就哭了，最后我就想离开部队了。也没什么东西，背包是部队的，就留给部队，身上穿的军装也是部队的，但没法留下，因为我自己的衣服在长沙时没有带，捎给家人了。我当兵走时，偷了父亲的两个银元，已花掉了一个，身上还有一个。我把它揣好，就走出了宿营的学校。
街上黑洞洞的，没个灯光，也没个人影，连狗也死睡着不叫，天水像个死城似的，深更半夜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又寻不着一个问路的人，我走着走着，越走越觉得害怕。觉得这么大个人世间，离开了大伙儿，自己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望了望宿营的学校，我又没命地往回跑去，跑到学校里，我像一个找到了家的孩子，一下放心了。但我已找不到自己住的教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一个被窝，就挤了进去。
但我还是没有死掉逃跑回去的念头，所以很留意走过的路上的地名，并记下它们。过了六盘山，那晚到了一个叫什么华家岭的小地方，车队在那里停下来，准备过夜。绝大多数人都住在野地里，车子围成一个又一个四方的圈子，人睡在车上和车下。我又逃跑了。我本来是死死记住来时的路的，没想还是走反了。我壮着胆子，顺着大路走，我以为自己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是在往天水方向返呢，没想仍是在往前走，在往兰州方向走。
天上有小半轮月亮，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山和村舍以及树的轮廓，我走得很快，因为我害怕接兵的干部从后面追上来。我想到了明天就可以逃离他们，心里十分高兴。
没想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喘口气，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轰隆隆的像打雷一样。我想哪来的汽车呢？即使要追我，也不会用一个车队来追呀，那样不是太夸张了嘛。我想那肯定就是往西安去的车了，兴许能搭个便车，就站在路边一个劲地招手。
打头的车“嘎”的一声停住了。接着后面的车也“嘎、嘎、嘎”地停住了。我一看，妈呀，车上全是湖南女兵，正纳闷着，打头车的车门开了，从上面走下来了副大队长，他是个老红军，四川人。他远远地就咋呼起来，哎呀，你个鬼女子，咋那么着急，要自己往新疆走呀，坐车不舒服哇。
我愣在那里，正不知该咋办，听他这么说，就点点头说自己晕车，说自己从没坐过汽车，坐车就晕车，吐得人翻肠倒肚、要死要活的，比死还难受，走路可比坐车舒服多了。
你神经哟！几千里路，你去走哇！你可把我们害苦了，到处找你呢，以为你叫棒老二（土匪）给劫跑了，你看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晚上走了六十多里路，快快快，先上我们的车吧，好好歇一歇，到了下一站再归队。副大队长说完，就把我拉上了车。
我这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在心中暗骂自己倒霉，骂完了，觉得浑身再没一点劲，上车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像个耍横的小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好在他们都相信我是害怕坐车才去走路的，只笑话我，并没批评我，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擅自离队，有事要请假。
两天后，我们到了兰州。我们停下来，要在那里休整半个多月。我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似的，还想往家跑。
我跟自己的同乡陈翠华说了，没想陈翠华也想回去。这下有了同伴，我的胆子就大了。我们开始留意那些军车，陈翠华比我大两岁，敢去和那些汽车兵说话，知道他们的车要去天水，还打听到了他们出发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
车上拉的是被服之类的东西，陈翠华怕接兵干部找，就留下个条子，压在被子下面，她上面写道，我与苏明婕不愿参加革命了，我们要自己回家去。请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就钻进了那车上的衣服堆里。
车子开走后，两人都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蹲在车上，不知多久便睡着了。我先醒过来，是小便给憋醒的。车停着，外面很黑，不知在什么地方。我们溜下来，蹲到车下小便后，又赶紧溜到车上去。到了车上，我们才觉得很饿。肚子咕咕直响，但我们没有一点食物。撩开篷布往外看去，也没见着一个店铺。司机们住进了旅店，旅店的门早就关死了。
陈翠华要去把店老板敲起来，让他卖给我们一点吃的。
不行的，我怕我们一旦被人家看见，就再也上不了这车了，店老板说不定还派人看管着这车呢。忍一忍吧，明天再说。
正说着，只见店内的灯亮了，一个老男人领着车子的司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用甘肃话对司机说，兵大哥啊，你睡觉时，我一直派我的伙计看着这车，这车上好像有响动，我怕出问题，担待不起，所以斗胆把你喊起来了。
闹什么鬼，这路我跑了这么多趟，你这店我也歇了不止一回，院墙这么高，难道有飞贼不成。那老兵说着话，已到了跟前。
我知道我们刚才小便时，被人发觉了，都屏住气，不敢吭声。
车下是湿的，好像有人撒过尿。老男人说。
说不定是你们店里人干的，好吧，我上车去看看。他说着，提着马灯上了车。
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拍了拍，踢了踢，点了数，说，装神弄鬼的，哪有什么动静。说着，就跳到车下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在里面又窝了一会儿，就听见鸡叫了，不久，车子又开始往前开。
到定西时，我们已饿了三天。司机住下后，我们赶紧溜下车，到旁边的一个饭馆里一人要了两碗面，像饿痨鬼似的，三下五除二吃了，又要了二十个大饼，我们又往前走了两天，到了秦安。
也该我们被老兵发现，我们睡得太死了。那老兵停车后上来检查物资时，我们竟然没有醒来。他听到了我们的呼噜声。他掀开那些军服，我们才醒了。他先是吃惊，然后笑了，说，拉了两个活宝贝，你们是多久跑上我车的？想当逃兵呀！
我们想家，我们想回去。陈翠华说。
我想反正是被发现了，就说，我们饿。
先吃饭吧。那老兵说。
每人吃了两大碗面条后，老兵说话了，他问，你们知道军队里最可耻的是什么吗？
我们说不知道。
那就是当逃兵。你们不但让其他人感到羞耻，回去后，家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你们要知道，自入伍通知发到你们手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军人了，就不能想走就走了，偷偷走了，就是逃兵。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急了，就问，那跑都跑出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回去！
都走这么远了，怎么回呀？
你们要在兰州休整十多天呢，到了天水，再坐我的车回去，还可以赶上队伍。
我们原来没想到自己已成了逃兵，我们以为只有到了部队后才算军人呢，听老兵这么一讲，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
我们就这样，又颠簸了五六天，终于回到了兰州。到达后，没想大部队已提前开拔了，那老兵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疆军区驻兰州的接待站，等待下一批女兵来后与她们一起进疆。
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的要求并不严格，自己后悔了要回去，人家也不阻拦。所以当逃兵的绝不是我们两人，但很多人像我们一样，走到天水，或宝鸡，或西安，又自觉地或被人劝阻着，跟着下一批女兵进疆了。那时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要到新疆去，就一点也不难。
出了兰州，虽然更加荒凉，但我再也不寻思往家跑了。就这样到了新疆。先在迪化，一年后分到了伊犁。中苏边境紧张时，我和丈夫主动要求到了波马。然后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好像身体中的东西跟这里的泥土、庄稼、树木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联系着，挣也挣不脱了。一旦挣脱后，就觉得精气神儿没有了，人难受得很，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