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命的意义
绕不开的人生之问
人类生活在意义感中，我们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去体验世界，因此世界不是纯粹地以它本来的样子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所谓“客观的事物”都是认知进行主观加工后的产物。这里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验”。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受主观经验影响，尽管个体经验由动机而生。比如，当我们说“木头”时，指的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木头”，“石头”指的是“作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元素存在的石头”。如果一个人想要摆脱意义感，让自己不具意义地生活在客观环境中，那么他可能会相当不幸：他与外界隔离，他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而言毫无意义。所以，没有人可以脱离意义而存在，只有找到了意义，我们才算是真实地活着。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赋予的。因此，事物的意义感或多或少是不完整的，甚至有时候是不正确的。关于生命的意义，我们很难界定，它既不会完全错误，也不会完全正确。
如果我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无解，我们苦恼于面对它，因此常常选择避之不谈。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它如人类历史般久远。时至今日，依然有年轻人或年长者，时不时给众人一击，诘问：人之所以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尤其在人遭遇苦难或挫折的时候，这样的追问更常出现。如果生活之路平坦，诸事顺遂，人们当然不会自寻烦恼去苦思冥想这类问题。每个人的行为中不可避免地藏着自己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所以如果不去关注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只是观察他的行为，就能从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达方式、喜好、抱负、习惯及性格特征中解读出他关于“生命意义”的个人答案。一个人的行为一定蕴含着他对于生命的诠释，他的行为仿佛是在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世界观——他对于自我意义和生命意义的解读。
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人，生命就被赋予了多少种解读。我们假设，所有的解读都或多或少存在错误，没有任何一种解读可以算作“绝对正确”，而且任何一种解读都言之有理，不能将其看作“绝对错误”。所以关于生命意义的解读都居于“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之间。在这个区间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哪些回答是更好的，哪些是欠妥的，哪些回答的错误更小，哪些回答的错误更大，进而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好的回答所共有的、欠妥的回答所缺失的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生命意义”的科学回答——一个被普遍验证的真实意义，一个足以触及人性本质又足以让我们遇见真实的意义。所以我想强调下，“真实”的意思是：人性的真实，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和目标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真实可言。如果我们发现了其他意义上的真实，但我们对此不关心也不了解，那它就是无意义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处理好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对任何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三大问题构成了一个人的真实性。一个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指向这三个问题。这三大问题会一直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和重视。人们对于这三大问题的回答，可以反映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独特解读。
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与地球”的关系。我们生活在唯一的地球上，别无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生存环境的限制，利用好地球提供的资源生存和发展。基于这一生存环境，我们要不断发展身心，以保证我们作为生命体在地球上存活下去；同时，我们要爱护地球，以保证子孙后代可以在地球上延续。这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任何人都逃不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于人类生存现状的自我回答：行为折射出我们觉得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或者希望发生的事情。而所有的这些回答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我们属于人类，我们是地球上的生命体。
所以，当意识到人性的弱点和生存环境的有限时，我们就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全人类的福祉而认真思考生命意义为何的问题，以做出富有远见且切中本质的回答。这就如同解答数学题时必须努力求解，不能仅凭假设或猜想，必须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办法去努力求解。或许最终找不到完全正确的、可以解答所有困惑的完美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极尽所能去找到最优解。在寻得最优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这一过程要服务于“我和地球”的紧密关系——要利用生存环境提供的各种利弊。
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与他人”的关系。每个人都只是人类群体的成员之一，每个人都必然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人性的弱点导致每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一个人跟他人切断联系，固执地独自面对生活，他势必会走向死亡。当一个人将自己孤立起来，他不仅无法独自生活，连生存都难以为继。所以基于人类的缺陷，每个人都必然要跟其他人产生联系。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追寻生命的意义时，必须考虑到生命意义的答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如若选择孤立，便也选择了消亡。为了生存，我们甚至要为自我生命和人类生命在地球上的延续而忧、而乐，并努力与同胞建立友好的合作。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和他/她”的问题。人类有男人和女人两大群体，自我生命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建立都不能脱离这个事实而存在。因此，爱和婚姻是第三大问题的核心。不论男女，都无法逃避。一个人如何面对爱情与婚姻，就代表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每个人总是会根据自我感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
这三大关系纽带可以具象为三个现实问题：
工作——为了使自己可以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存，我们应该做点儿什么？
身份——为了与人协作共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身份、角色与人相处？
接纳——如何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即“人有男女之别”及“人类的发展与延续依赖于人性之爱”？
个体心理学发现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离不开职业、社交和两性这三大核心问题。每个人面对这三个核心问题的反应，都很准确反映出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层次理解。比如，一个人如果爱情体验不充分，在工作上不够努力，朋友很少，痛苦于维系各种关系……那么，从他有限、贫乏的生活体验就可以推断出：他感受到的生活是孤独的、困难的、危险的，事业中缺少好运，经常受到打击，感觉挫败。他基于自己的贫瘠的生活体验会做出这样的认知判断：“生活意味着要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要把自己包裹起来，尽量免于跟他人接触。”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拥有亲密和谐的爱情，工作上成就感满满，交友广泛，而且跟朋友都能够合作共赢，那么，从他丰富的生活体验可以推断出：他感受到的生活是充满创造性的，他有很多展示自我的机会，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艰难险阻达成目标。他在面对生活时会做出这样的认知判断：“生活的意义，意味着要对别人产生兴趣，要成为集体的一员，给自己带来归属感，要为全人类的福祉奉献自己的力量。”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生命意义”错误解读的共性，以及关于“生命意义”正确解读的共性。所有的失败者，如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妓女等，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缺少个体归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面对职业、社交和两性问题时，从不寻求他人的帮助，也对合作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赋予生命以个人化的意义：“生活是自己的，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从协助他人实现生活目标中获益，因此靠人不如靠己，特立独行才是王道。”他们的成功只是为了满足个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而且这种成功只对自己有意义可言。行凶的歹徒在手握武器时体验到一种掌控感，觉得自己无人能敌，但是很明显，这种掌控感只对他自己有意义，而人们因为他手中的武器避而远之。拥有一件武器并没有提升他的价值。所以，讨论个体的个人意义没有丝毫价值，因为意义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协作中：如果一个词语，仅仅对一个人有某种意义，那么这个词就可以被看作是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为也是如此：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对他人有意义。如果我们做的某件事情只对自己有价值，而对他人毫无益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无意义的。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人的生命没有任何贡献，那个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有一则关于一个假先知的故事。一天，这个假先知将自己所有的信徒聚集到一起，告知他们下一个星期三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信徒们坚信不疑，于是纷纷回家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抛却世俗杂念，恐慌焦灼地等待假先知预言的世界末日到来。星期三如约而至，又一如既往地过去，没有任何异常。于是，星期四，信徒们团结在一起，蜂拥至假先知的住处寻求说法。他们说：“你看看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麻烦，我们变卖了家产，放弃了一切，并告诉身边每个人星期三就是世界末日了，尽管他们向我们投来嘲讽和轻蔑的眼光，我们依旧鼓起勇气，反复向别人游说我们从你这里所获得的消息。可是，星期三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异常。”“但是，我所说的星期三，”假先知辩解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星期三啊。”虽然，假先知从个人意义角度对自己的预言进行了诠释，使自己免遭质疑，可是，个人意义无法被验证，更不能作为真理和标准。
真正的“生命意义”的标志是它们具有普遍性意义——它们的意义在不同个体间可以共享，而且大多数人能够认可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好的问题解决方案往往具有普适性，即大多数人使用这种方案，都可以解决问题。“天才”的定义也只不过是“对他人最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称一个人为天才，是因为他对别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天才，一定是对别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天才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往往就是：“生命意味着要对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这里的“做出贡献”指的并非动机，而是成就结果。我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每一个生活中的成功者似乎深谙“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他人产生兴趣，与他人合作”这点，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自觉践行。他行动的每一步都受到对他人兴趣的指引，当他遇到困难时，也会努力想要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解决。
当我们将奉献、对他人产生兴趣、合作作为生命意义的真谛时，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他们几乎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于是会说：“如果这么做，那将个人利益置于何地呢？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他人，考虑他人的感受，并牺牲自己来照顾他人的感受，那自己岂不是很痛苦吗？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并重，倒是可以接受，但是只顾他人而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点太难以接受了。而且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学习把自己放在首位吗？不应该为了发展自己的个性、捍卫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吗？”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利己和利他并非完全对立、矛盾的。如果一个人将奉献作为生命意义，那么他的行为意图都会围绕这一目标展开，他会很自然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去服务别人、奉献自己。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他会不断调整自己，让自己朝着目标靠近；他会训练自己养成社会责任感，并努力在实践中学会完成这一目标的各种技能。当确立这一目标后，个人在情绪、言行上的实践训练也随之开启。于是，个人在职业、社交和两性三大人生问题上的问题随着能力的发展也会迎刃而解。我们拿爱情与婚姻来举例。如果我们非常喜欢对方，如果我们努力去取悦对方，丰富对方的生活，给对方带来快乐，自然而然会努力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如果我们觉得可以独立于关系发展个性，也就是只关注自我发展，而不去关心对方，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奉献作为目标，而这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霸道，甚至令人讨厌。
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明这点。如果我们认真去研究先辈留给我们的遗产，会发现什么？所有遗留下来的都是先辈对人类的贡献。肥沃的土地、高速公路、高楼大厦，以及以哲学、科学、艺术、技术等形式存留的协作的结晶，都是先辈对人类、对后代做出的贡献。这些遗产由为人类福祉做贡献的人所创造，而后代代相传。而那些从来不注重合作，把生命意义建立在个人意义上，只关注“我能从生活中获得什么”的人，他们留下了什么？他们的人生如过眼云烟，没有留下足迹；他们的一生都是徒劳无功的，然后就如一缕青烟消失；地球母亲仿佛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配拥有生命。你的目标和努力是没有未来的，你所坚持的个人价值是虚无的，你的思维和灵魂都不值得存在。你快死去吧，你是不被需要的。”
对于不把合作作为生命的意义而将其他奉为生命真谛的人，他们的一生只配落得如此评价：“你是没用的，没人需要你，赶紧死去！”在我们现有的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生命意义的不完美诠释，可以说，个人主义者处处可见。当发现这些不完美的价值观时，我们必须去改变它，而且我们要以为人类谋求更多福祉为目标，摒弃这些糟粕。
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兴趣，在于努力发展自己的社会兴趣和爱。现代社会中，这一生命真理逐渐为人所接受。在所有的宗教中，我们都能发现对拯救众生的重视。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历史运动，几乎全部由关心人类利益的人所发动。可悲的是，若不是亲历，人们往往会忽略宗教的这一核心宗旨，觉得宗教只是解决人们当下的生活烦恼，难以实现更伟大的社会目标。个体心理学同宗教一样，也是为了实现拯救众生、为全人类福祉所努力的宏伟目标，只不过它通过更科学的方式来实现。而且，在我个人看来，个体心理学会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或许我们可以说，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类合作、造就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对这一终极目标的贡献甚至会超越其他形式的运动做出的贡献，比如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在这本书中，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探究这一问题，但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促成人与人的合作。
既然生命的意义常被视为事业的守护神或催命鬼而具体存在，那么显然更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为何被如此定义，如果它们存在着巨大的错误，要如何去更正它们。心理学可以利用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知进一步理解生命意义对个体行为和发展方向的影响，也就是理解个体的价值观、目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开始于自己呱呱坠地时，我们可以从每一个新生儿身上捕捉到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婴儿会努力去评估自己对外界的掌控力以及自己对周围世界的重要意义。孩子成长到五岁时，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表现为孩子面对外部世界和问题时的个性化应对风格。这时候孩子已经形成对世界和对自己的深层次固化认知，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就会用这种固化的认知看待外部世界。于是，个体就会带着自己已有的信念去诠释所经历的事，这就意味着个体的诠释总是依从于生命伊始被赐予的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存在谬误，甚至这种问题处理办法给个体带来了持续的痛苦和困难，但是个体轻易不会改变对于这种意义的忠诚。对生命意义的错误诠释会随着个体经历的情境被不断识别、修正，进而被不断完善。在个别情境下，个体对生命意义的错误解读会导致不良后果，这个时候，个体在不良后果的驱使下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但是如果没有外在压力或者不良后果的驱使，他们就很难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也很难从原有的错误模式中跳脱出来：一般而言，专业人士的指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自己的错误认知，并从中修正、凝练出更正确的对生命意义的解读。
对童年的解读
人对童年经历有着不同的解读，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有时候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些人虽然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但是却不把这视为痛苦经历，而是把它们看作自己的财富，于是会努力克服困难，以成就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人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样的困难，改变命运，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被命运善待。”面对同样的境遇，另一种人认为：“生活太不公平了，其他人总是有好运，被上天眷顾。既然命运如此待我，我为何还要善意回应世界和他人？”同样，一些父母会想：“我小时候吃过太多苦，我都过来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能？”还有一些人则会想：“我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那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被原谅。”
上述关于生命意义的解读都是非常典型的，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认知，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个体心理学摒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之母。事实上，个人经验，即所谓的创伤，对于个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决定意义的是个体赋予经验的意义。所以，经历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完全依赖于自我决定。如果把自己的某种特定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依据或基础，那么很可能会一直受到某种错误的诱导。因为，意义并不产生于情境本身，而产生于个体赋予情境的意义。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失败源自童年时期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他们会因为某些糟糕的童年经历而秉持着影响一生的错误信念。这其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有先天身体缺陷的、早年患病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小经历坎坷和挫折，遭受命运的不公，那么要求他们去建立以利他和奉献为核心的生命意义，实在是太难了。除非有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的人，给予他们关心和爱，让他们体会到来自他人的爱，他们才有可能学会去关爱他人。但事实上，很多先天有糟糕经历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因为跟周围人的比较变得消极、气馁，甚至自暴自弃，更有甚者，还会因为身边人的怜爱、同情和关注而倍感压力、自卑感骤增。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又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对外界漠不关心，失去自我价值感，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人，应该被全世界抛弃。
我认为我是第一个研究先天身体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对儿童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人，这类儿童是第一种会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儿童。现在这个科学分支已经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其发展轨迹与我的设想并不相符。从一开始我就专注于探索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而并非去论证这样的先天身体缺陷导致了儿童成年后的失败。我希望人们认清一点：先天身体缺陷并不会导致人们形成错误的生活方式。没有案例表明内分泌异常会给不同的儿童造成某一种完全相同的影响。很多身体有缺陷的儿童能够超越身体带给自己的困难，战胜自己，最终重建自我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说，个体心理学并不倡导优生优育。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中不乏身体缺陷者，但是他们通过克服身体障碍，让自己成为卓越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一生都遭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英年早逝，但是却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伟大的人类瑰宝。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人类进步的新成果或新贡献都源自身体缺陷者，他们需要跟命运的不公作战，承受来自身体的磨难和外界的压力，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但是磨难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使得他们奋勇向前。所以，我们很难只通过外表而不是内在就评判心灵的好坏。但是，上述的例子如凤毛麟角。从古至今，大部分有先天身体缺陷的孩子都没能做出一番成就、创造出辉煌的人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正确的帮助和引导，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磨难对于自己的意义，在成长中会变得越发自卑、越发自我。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失败者都有因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童年经历。
第二种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孩子是被溺爱的儿童。这类儿童因为父母的溺爱，往往产生对现实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自己是核心，自己的想法就是法律，别人需要无条件服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提供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感受到了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的快感，因而他们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对世界的错误认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当别人不把他们作为注意力的中心，不对他们给予优待，又或者别人不那么顾及他们的感受时，他们会体验到特别强烈的失落感和落差：他们会觉得世界欺骗了自己、背叛了自己。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所以除了要求和索取，他们并不懂得任何其他的处事方式和问题解决方法。对被溺爱的孩子来说，周围的人事事都随他的愿，屈从于他，把他视为掌中宝，这导致他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不懂得凡事要靠自己。他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从没有学着去珍惜、经营与他人的合作。当问题出现，他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寄希望于他人。他会幻想着如果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是独特的，那么自己就又能像小时候一样获得宠爱，这样他就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一切。而且他以为，只有这样，自己的处境才会改变，找回幼年的光彩。
这类儿童成年后很容易成为社会中最危险的毒瘤。他们很善于伪装自己，表现出假装的善意，甚至为了获得想要的权力或机会，他们可以尽显谄媚之色。我们知道与人合作是生存之道，可是他们不懂合作，可以说抗拒合作。在这类人中，还会出现一批反社会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本该被重视，一旦他们感受不到周围人的热情和拥趸，他们会觉得被背叛了，觉得整个社会都是自己的敌人，所有人都跟自己有仇，并试图向社会泄愤、施暴来为自己伸张正义。毫无疑问，这种处事方式会遭到社会的抵制，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这种社会的“敌意”又会被他进一步解读为自己被虐待、被不公正对待的新证据。这也就是对于反社会的人惩罚往往无效的原因。惩罚对他们来说毫无效果，反而会进一步巩固他们顽固的错误认知：所有人都与我为敌。不管被溺爱的儿童长大后成了居心叵测的人，还是反社会的人，不管是假装的善意，还是公然施暴，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相同的错误。这类人往往是根据情境切换使用这两种方法来处事。无论采用哪一种行为，他们的本质目标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背后都怀揣着相同的错误认知：所谓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成为王者，证明自己是至高无上的，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怀揣这种错误认知，他们的行为就永远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认知的孩子是被忽视的儿童。这类儿童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与合作，他们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没有爱与合作的冰冷的世界。所以，他们遇到困难时，往往会过分高估事情的难度，过分低估自己应对困难的能力，更不会寄希望于他人的善意帮助。他们觉得世界是冰冷的，并在现实中反复验证这种设想。很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正常人看来，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首先要学会帮助别人，而这在他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他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给他无条件的爱胜过一切，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媲美无条件的爱对一个人的影响。孩子出生后，母亲的第一要事就是让孩子信任自己，让孩子体验到生命中有值得信任的人是怎样的感受；在此基础上，母亲还要扩大孩子安全感的强度和广度，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周围的人和事的信任，直到孩子在生存环境中建立起充足的安全感。如果母亲没能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比如母亲自己占据了孩子的社会兴趣，让孩子只对她有兴趣、有爱，只听她的话，那么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便很难发展起社会兴趣及对同伴的兴趣。每个人都有对他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外在兴趣没有被训练或引导，那么就很难被培养起来。
我们假设有一部分孩子是完全被忽视、被讨厌、被厌弃的儿童，如果这类儿童存在，那么他们基本上是缺乏合作意识的，喜欢独来独往，没有跟人沟通的能力，无法融入人群，忽视任何可以帮助自己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而我们知道，孤立的个体只有一个结局：消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一个孩子只要能够活过婴儿期，就一定接受了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如果他完全被忽视，从未被关爱，一定不会活过婴儿期。因此，我们对于完全被忽视的群体不做讨论（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只研究那些与正常情况相比较为缺爱的人群，以及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人群。总之，我们将被忽视的儿童定义为生命中从未出现过值得无条件信任的人的孩子。很多失败者在童年时是孤儿或者私生子，而当我们对这类孩子进行分类时，我们必须将其归为被忽视的儿童——这是对社会文明的极大讽刺。
上述身体先天缺陷的、被溺爱的、被忽视的这三类儿童长大后最容易对生命意义形成错误的解读。这些孩子未来必须借助他人的帮助才能纠正错误的认知模式，以形成更加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如果我们曾关注过这些孩子，对他们真正感兴趣并立志帮助他们，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映射着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人的生命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一言一行中，在梦中也有所呈现。而且，梦和联想的映射作用更加显著：一个人的人格在梦中和清醒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梦中，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不那么尖锐，比清醒时更加放松，人格受到的防御和障碍更少，因而生命价值观在梦中可以更真实地呈现出来。
对记忆的解读
如果想要更精准地了解一个人赋予自我与生命怎样的意义，就绕不开记忆的作用。记忆对于了解一个人关于自己生命意义的解读起的作用最大、最关键。所有的记忆都是有价值的，不管我们觉得它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这个记忆存在，就代表了某些潜意识中想要记住的事情。每一个记忆都是某些人生经历对生命的刻画。“这是你最期待的事情。”“这是你最想回避的事情。”“这才是生活的样子！”……个体将难忘的经验留在记忆中，通过解读记忆，我们可以读出经验被赋予的生命意义。因此，经验本身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诠释借助经验藏在了记忆里。所以，重要的不是经验，而是经验背后的意义。所以，对了解生命意义而言，每个记忆都是宝藏。
童年记忆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呈现出一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存续了多久，揭示了其首次发展出生命态度的具体情境是什么。一个人的最早期记忆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有二：第一，最早期记忆可以说明一个人关于自我和环境的基础认知，最早期记忆是个体关于自己外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的第一次综合性认识；第二，这是个体主观意识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写的自传的开端。因此，我们从个体最早期记忆中，常能够发现他对于自己的脆弱性和匮乏感的认知与所期望拥有的力量和安全感之间的对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最早期记忆是否是个体所能记住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否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都无关紧要。记忆是否重要，取决于它们被看作什么——它们对当下生活有怎样的解释，以及它们对未来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里我们举几个关于早期记忆的例子来说明它们对生命意义的决定性影响。“咖啡壶从桌子上摔下来，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一个女孩如果拥有这样的早期记忆，那么面对生活时的感觉是无助的、恐惧的、过度灾难化的，这并不奇怪。如果她常觉得别人不够关心自己，自己是被忽视的，这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有些成人就是这么粗心大意，让小孩子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下！”另一个学生的早期记忆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画面：“我记得在我三岁时从婴儿车里掉了出来。”而且，这个学生还反复做着一个与这个早期记忆的感觉很相似的梦：“世界末日到来了！我在半夜醒来，看到天空火红一片。星星全部坠落，地球正在撞向另一颗行星。眼看就要爆炸了，我突然醒来。”当被问及是否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事物时，这个学生说：“我害怕一生平庸，没有任何成就。”很显然，他的最早期记忆和噩梦的反复出现带给他很大的挫败感，也证实了他对于失败和灾难的恐惧，害怕自己失败无为，又害怕生活灾难重重。
一个十二岁男孩一直有尿床的问题，而且跟母亲存在持续的冲突，于是被家人带来咨询。他跟我提及了自己的早期记忆：“妈妈以为我走丢了，于是跑到街上去哭喊着找我，非常崩溃。而事实上，我一直都躲在家里的衣柜里。”从这样的早期记忆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来访者的认知：“生活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来获得关注。想要获取安全感，就要学会欺骗别人。我是被忽视的，但是我能够愚弄别人。”同样，他的尿床行为也是他想要博得关注和引起注意的手段，母亲在自己有这样的行为时对自己所表现出的紧张、焦虑进一步证实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正如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认知，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而只有别人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时，自己才有安全感；在自己需要时，别人时刻守护着自己，只有这样才可以心安。
一个三十五岁的女士回忆道：“在我三岁时，我走进一个地窖。当我走在漆黑的楼梯上时，比我稍大的堂哥突然从我身后打开门，跟着我走来，我被他吓了一跳。”从这段早期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女士小时候并不喜欢跟其他小伙伴玩耍，尤其不喜欢与异性相处。我猜测她是独生女，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正确；而且，她目前三十五岁，依旧单身。
下面这个来访者的早期记忆则显示出更高层次的社会情感：“我记得我妈妈让我照顾妹妹，我推着婴儿车，妹妹在车里玩。”从这个早期记忆的表述中，我们可能发现一些关于来访者本人的性格信号：她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人相处，她对自己的母亲万分依赖。如果一个家庭中有新生儿出生，让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是发展孩子合作意识的最好方式，既可以让年长的孩子对新生儿产生兴趣，还能激发他的责任心。如果孩子通过这种行为建立起合作，那么他们就不会想尽办法去跟小宝宝争夺父母的爱，也不会因父母对小宝宝的关爱而贬低自己的重要性。
渴望跟他人相处，并不总意味着真正对他人感兴趣。当被问及早期记忆时，一个女孩这么说：“我正在跟我的两个姐姐和另外两个女性朋友一起玩。”从这样的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女孩喜欢社交，愿意跟人相处。但是当她提及自己最恐惧的事情时，我们对她有了新的了解：“我害怕独处。”因此，我们能得出，这个女孩缺乏独立性；她喜欢跟人相处，并非真的对他人感兴趣，而是因为害怕独处。
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并解读出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可以了解他真正的人格。有些理论认为人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些人之所以坚信性格不可改变，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找到过改变性格的真正钥匙。众所周知，如果不发现问题源头的错误，那么任何的言论或治疗都无法站住脚。同理，如果不去修正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最初始的错误认知，那么性格确实难以改变。改变性格、改正错误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个体发展出更具合作性、更具勇气的精神和生活方式。
合作是抵御神经症的唯一屏障。因此，训练并鼓励孩子与人合作，支持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跟同龄人相处、解决问题、玩耍，都至关重要。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会导致极为糟糕的后果。比如，被溺爱的孩子从小形成了只关心自己的意识，长大上学后便会将这种自我意识带到与同学的相处中。在学业上，只有当他觉得自己能够获得老师的宠爱时，他才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他只接受夸赞，不接受批评；他成年后，在合作意识上的匮乏会使他变得越来越偏激。在错误第一次发生时，他没有刻意训练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而今，他面对任何生活的挫折，早已经无能为力。
对于这些人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会招致恶果后给予指导和纠正，帮助他们学会与人合作。我们无法指望一个从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地理课测试卷上取得好成绩，更不能指望一个丝毫没有合作意识的孩子在需要团队合作的事情上表现得很有合作精神。人们想要生活得好，离不开合作的能力。人类社会中所有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所有的合作都要以裨益他人、社会和后代为前提。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只有明白这个真谛的人，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困难，斩获成功。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能够发现孩子在理解生命意义上所犯的错误，并且他们本身能够秉持对生命意义的正确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终有一天可以借助社会支持系统来重新认识自己，建立自信，更积极地抓住人生机遇。在老师、父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他们修正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他们不再轻言放弃，不再一味想着走捷径，不再为了逃避责任或推卸责任给其他人，不再苛求他人给予偏爱或同情，也不再“玻璃心”，不再因受挫而萌生羞辱感或自我攻击、自我厌恶，也不再消极悲愤地反问：“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反之，他们会自我慰藉：“我是为自己而活。这是我的人生，是我需要面对的生命课题，我有能力去解决它，我坚信自己能够跨越它。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们凡事要靠自己，我们需要依靠自己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要记得，没有谁需要为我们的人生负责，除了我们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心智上独立自主，又乐于互助合作，那么人类文明的进步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