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邻近中秋，天色瓦蓝瓦蓝的，偶有一两朵棉花云也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得又高又远。12栋门前高高大大的老榆树，墨绿的树叶已像待熟的早桃，淡淡的透着鹅黄。树下台阶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人，静止的状态像一页唐诗插画。蹲着的是个孩子，白衬衣的肩上两条背带连着一条蓝白格子的束腿裤，脖子上红纱巾系成的蝴蝶结格外醒目。他手里握着的应该是支白粉笔，在水泥地上画着什么。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儿微屈着身子在认真地欣赏他的作品。

我从教室回来，远远的就认出来，小的是晶晶，一个四岁的男孩儿，大的是我的同学胖虎。

听到脚步声，晶晶抬起头，看着我，似乎发现了什么，他突然放下手中的粉笔，拉着胖虎的裤子说：“胖叔叔，你看，这个叔叔就像我爸爸。”

“哦，真的吗？”我和胖虎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笑了。我这才看清，地上画的是个大头像。

我蹲到他的对面问他：“告诉叔叔，我哪里像你爸爸？”

晶晶仰起被纱巾映红的小脸儿，乌溜溜的大眼睛认真地端详着我，像一个画师在审视他的模特。几秒钟后，小画师歪着头一本正经地说：“瞧您这脑袋瓜儿，方方的，头发短短的，鼻子直直的，个子高高的，就是没有胡子，衣服也和爸爸一样，扣子上还有五角星。”他脆生生的BJ口音慢条斯理，一边说还一边用两只小手比划着，做着各种模仿动作。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下自己的上衣，的确，一件草绿色的仿军装是那时候男青年的标配，几乎人人都有。不过，我俩还是被小画师的观察力和表达能力惊到了，一段精彩的肖像描写，也是一幅白描的人像。我在他的小脸儿上轻轻地捏了一把：“嗯，好小子，是我们文学系的儿子！”然后抱起他抡了半圈，“走，像爸爸的叔叔带你去吃雪糕。”

“有福了，拣个儿子！”胖虎在我后背上捶了一拳，“交给你了。”这句话算是交接。

小晶晶是我们上届安忆师姐的孩子，这个暑假开学后，我们刚搬到12栋，就共同认识了这个天上掉下的宝贝。下半年，不知道家里遇到了什么难处，安忆姐选择把他带到了学校。好在大四课程不多，学校也默许。于是，这个四岁的孩子就跟着妈妈一起上了大学。

12栋是个混寝，一层一共12个寝室，大门在中间，朝南开，走廊在北面，门厅两侧各有6个房间，左面是男寝，右面是女寝。安忆住右侧第一间，胖虎住左侧第一间，我在第二间，都算是近邻。

跟妈妈在一起的孩子是幸福的，有孩子在的宿舍也是快乐的。晶晶这孩子也是超级可爱，一入住就成了12栋的大众情人。他拿谁都不当外人儿，谁抱都行，谁带都走。

他脑袋圆圆的，脑门高高的，头发又黄又稀，配上白白嫩嫩的小脸儿，就是个大号的精粉馒头。他和妈妈一样，说一口纯正的BJ话。那时，我们对BJ话的印象主要来自侯宝林的相声，感觉是字音准、语调慢、儿化音多、爱拉长声，虽然带着天然的谐趣和幽默，但成人说总感觉不太自在，而孩子说却是恰到好处。因此，晶晶的BJ话就成了12栋最美的语言，他在哪里说话哪里就是一片笑声。同时，晶晶也是个万事通，他知道的事儿实在太多，无论哪个自命不凡的大学生，和他侃起大山、摆起龙门来都得留神，稍不注意就得甘拜下风。于是，认输的叔叔大爷只好摸着他的脑袋，学着他的腔调说：“阿哟，您这脑袋瓜装的东西太多了，小心甭撑破了。”

安忆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与我们第三届比，最大的特征是他们的年龄明显偏大。我们入学时都恭敬地叫着师兄、师姐，却偏有人不认同。一位南方口音的老学长问我：“十几了？”我答：“十七。”他就板起脸，假装严肃地说：“你该叫我们叔叔、阿姨的，咱们不是一辈人，你看，我们有一半人的年龄都是你的二倍以上。

的确，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下乡知青、兵团战士，是上班的工人或回乡的农民，应届生凤毛麟角。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有的师姐上学时还怀着身孕。因此一人上学后，不得不各自忍受家庭的艰难和骨肉分离的苦痛。安忆就是一个BJ知青，据说入学前在中苏边境附近的一个国营农场下乡，因为那里的BJ知青最多，所以BJ话也就成了那里的官话。还听说他丈夫是当地人，是农场一个能干的拖拉机手。

我和晶晶走到不远的生活区，一边吃雪糕一边说着话。

“想爸爸了？”

“嗯。”晶晶认真地点点头。

“那咱还回家和爸爸在一起呗。”

“不，我还想妈妈！”晶晶举到嘴边的雪糕停了下来，一汪清水似的黑眼睛看着更加透明了。

我感觉不对，赶紧转移话题：“爸爸开的拖拉机叫什么啦？有多大？”

“东方红75，比那个房子还要大。特别有劲儿！”孩子兴奋起来，用手指着食堂边的热水房，爸爸说，“它一天耕的地比一百头牛还要多。”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雪糕化出的雪水把我甩成了花脸猫。

第一次认识安忆师姐是在入学后的学习交流会上，她给我们讲如何做好课外阅读，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体会之深着实令人叹服。

第二次认识她则有些意外。那是大一的下学期，辅导员突然通知下午开全系学生大会，开场后才知道是有三个同学因违反学校纪律要做公开检查。三个人都是上两届的老学长，其中两人是超假未归，一个40岁左右的师兄超假的原因竟然还涉及超生。安忆也是检查人之一，她请了一周假，一个月后才返校，原因大约是孩子因病未愈。尽管学校对特殊情况的大龄学生比较理解，但是，未续假毕竟属于违纪。有意思的是，检讨时没有人在意她错在哪里，引发新生热议的反倒是她的检讨书。哦，写的太美了，像一首散文诗！像冰心、肖红的作品！回到寝室，大家还在说，这是我过去和未来听过的最美的一个检讨。

自此以后，安忆在报刊、征文、板报上发表散文或散文诗我们都会争相阅读，甚尔有同学会抄写留存。

12栋后面有一块空地，我与胖虎加一些球友简单平整了一下，划上线，再找体育系老师借了一副闲置的球架和球网，做成一个排球场，这样，不用去大操场就可以打球了。

每天晚饭后，这里就成了12栋的娱乐中心，住在这里的三个年级分别组队，不分男女，急急忙忙吃完饭就赶紧来抢场地，来晚的只好先当观众，在下面等接班儿，谁输谁下。

场地对着女寝一侧，每到这个时间，走廊里的窗户都会全部打开，对着球场的四扇窗前总是站满了看热闹的同学。

晶晶总会出现在一扇窗里，或者站在窗台上，或者被哪个男女同学抱在怀里。他每天的打扮都出自同寝的某个女同学，头上总是裹着用丝巾或手帕叠成的各式各样的小帽子，脖子上始终系着围巾，天热时是纱巾，天凉时是毛线围脖，颜色始终是鲜艳的红色。从球场一侧回望过去，每扇窗前的三五个人被套在一个个木框里，有孩子的一扇恰似一张摆拍的全家福。场边的同学不时会走过去逗晶晶玩，场上输的一队一下场也会赶过去抱晶晶。

我和胖虎这个队在这个场地上是最强的，常常能站班儿不下。连场的间隙，我们总要不时地望向那扇窗，看看那个红纱巾还在不在木框里，甚至会羡慕输球的一方。好在我们有个规则，连场不过二，不管输赢，不能连打三场。所以，每次下场，我们都会争着去抱晶晶玩，而自从晶晶看我像方头爸爸以后，我的人缘也就格外好起来，不管先来后到，只要我过去，他都会张开小手扑到我的怀抱。

安忆很少出现在那扇窗里，也许她要利用这个时间忙很多事，与其他同学相比，除了学习之外，她要做的事显然还有很多。

天越来越短了。那是入冬前一个温暖的傍晚，我们只打了两局天就快黑了，从洗漱房出来时，12栋已经笼罩在暮色里，只有门前那棵大榆树的枝条间还透着最后一抹晚霞的红晕。同学们大多去教室上自习了，偶有三两间寝室还闪着昏黄的灯光。

我还没走近台阶，就听到孩子的哭声，这才记起今天没看到晶晶，紧走几步，刚进中厅就看见一个师姐抱着晶晶出来。孩子满脸通红，一边哭一边喊着爸爸，肩膀一上一下的抽动着。

师姐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看见我迎面过来，马上停住脚，扳过晶晶的头说：“看，爸爸来了！”

晶晶这才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哽咽着说：“他是假爸爸。”一边说着，一边还是张开小手向我伸过来。

我接过孩子，对师姐说：“我带他出去吧。”

“等一下。”她转身跑回寝室。

晶晶的哭声小了，只剩下抽抽嗒嗒。我这才听见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啜泣的女声。

师姐出来了，给晶晶披上一件衣服，把一顶鸭舌帽扣在他头上，再把一条红围巾搭到我俩的肩上。我们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我知道，在她们眼里，我们依然是差一辈的小孩子，大人的事无须过问，于是，抱上晶晶出去了。

我和晶晶在操场边的小树林里慢慢地走着，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郊外的校园，操场边的灯光透过斑驳的树影，随着脚步晃来晃去，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小松鼠。我不会系蝴蝶结，只把围巾一前一后搭在他的脖子上，没话找话的说：“晶晶的围巾真漂亮，怎么都是红色的呀？”

“是爸爸买的，他最喜欢红色了，给我买了那么多，他总是怕我咳嗽。”晶晶说。

“怎么，今天又想爸爸了？”

“嗯，我要找爸爸！我想爸爸！”晶晶下意识地又抬起小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刚刚关闭的哭声又要打开。

我赶紧接话：“晶晶不急，等到天上下雪的时候，爸爸就会开着东方红来接晶晶回家了。”

晶晶忽然用两手支住我的肩头，面对着我，正告似地对我说：“不，叔叔哄人，爸爸说东方红75不能跑这样远的路。”

我知道又折了一阵，只好转守为攻：“刚才是你惹妈妈生气了吧？”

“不是，是妈妈自己看信，看着看着就哭了。”

“哦，为什么？”

“不知道，妈妈看信会哭，写信也会哭。我要找爸爸，妈妈就凶我。”

孩子觉得委屈，我也似乎感到了什么，鼻子酸酸的，于是，绕过一个篮球架向回走。我不需要再问什么，或许意识到涉及隐私，或许是怕触摸旁人的伤痛。看信和写信同属于交流，我和晶晶一样，都不知道交流的内容，而不一样的是，他知道了也不会理解，而我是不知道也可以感受。

寒去春来，12栋后稀稀落落的小䓍已漫过脚面，傍晚的球场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开学没多久，上届就要出去毕业实习了。一个春风拂面的傍晚，我们两个队打了最后一场球。结束时，我和他们的二传手老马一起到窗前去看晶晶，他是晶晶最喜欢的马大大。

我把晶晶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轻声问老马：“实习了，晶晶也去吗？”

“当然要去，他也是我们班的大学生啊！”他爽快地笑着，在晶晶的头顶上拍了一下。

“这么小的大学生，出去实习很不方便吧？”

“没事儿，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乐观地说着，“我们这些人吃过的苦比你们吃过的饭都多，这就不算事儿。”他回头看着晶晶，把他在怀里颠了一下。然后，又羡慕地看着我，接着说：“还是你们好啊，顺顺当当，无忧无虑，什么事都是从头开始。”

“你们也快熬出头了，分配回城，家人团聚，什么都解决了。”我貌似成熟地安慰他。

“没那么简单啊，老弟。”老马开朗的脸上明显透出一丝忧郁，“我还好，一直单着，回去了，就是家里能不能多放一张床的问题，他们还有好多麻烦呢。”他说着，把晶晶的纱巾往紧里拉了一下。晶晶忽闪着黑悠悠的大眼睛，不解地看看马大大，又看看我。

我知道老马说的他们是谁，追问了一句：“一起进城不就解决了吗？”

他的嘴角向两侧拉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有家有崽儿的哪那么容易？回一个，另一个咋办？工作呢？喝西北风不成吧？唉，你就没的选！”他无奈地端了下肩膀，然后把晶晶递到我的手上，放大一档音量说，“要走喽，亲热亲热吧，我去洗洗。”

说着，他从窗台上跳了进去。我抱着晶晶，怔怔地站在窗外。天色暗下来，飘起了毛毛细雨。

实习的走了，我们打球的次数明显少了，场上没有了最强的对手，打起来也就没有了棋逢对手、酣畅淋漓的快感，和下两届只能打教练球，虽然多了些居高临下的自豪，但总感觉像在食堂买到一盘忘记放盐的水菜。其实，也许我们说不出来，但大家心里隐隐的都感觉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也许是那四扇窗里的笑语，还有那个木框中的全家福。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那个火辣辣的中午。我考完大三的最后一科，走出教室时，看到电影院门口停着两台大客车，车身周围活动着很多背着包、提着行李的人。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上届同学毕业离校的日子，尽管我特别不愿面对送别的场面，每遇离别总想逃避，但脚步已身不由己地转了过去。

很多同学都来送行，每个人的心里都怅然若失。有师兄师姐的日子真好，一直有被呵护、被宠着的幸福感，无忧无虑，而当自己成为师兄师姐时，感受更多的只有或多或少的责任和半真半假的成熟。

我和熟悉的师兄们逐一握着手，拍着肩，和师姐们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正当我在人群中有意无意地寻找时，又一伙人远远的走了过来。他们的行李看上去比其他同学要多，来的也比较晚。走在中间的是球友老马，他两手各拎着一个提包，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脸上的汗水已经遮住了眼睛。旁边的女同学也是肩背手提，两个男同学的行李更多，显然是多拿了一两个人的物品。

我跑两步迎过去，正要接老马的行李，背上的晶晶早看到了我，喊了一声“叔叔！”就用一只手勾住老马的脖子，另一只手远远地向我伸了过来。

我接过晶晶，抱着，看着，笑着。他长高了一点，也重了一些。今天，他的脖子上没系纱巾，或者是天热的缘故吧。5岁了，一年前他跟着妈妈走进这个校园；一年后，他像所有的大学生一样，向所有爱他，所有不舍的人摆着手。一个孩子，一段特殊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是一份特殊的快乐和特别的美好。

我紧紧地攥着他的小手，笑着问他：“回家看爸爸了，高兴吧？”

晶晶瞬间收回笑容，小嘴先是撅了一下，然后趴在我耳边小声说：“叔叔，您又猜错了，我要先去姥姥家。”

我多少有些尴尬，恍然想起那天和老马的对话，扭头去找老马，看他正在一件一件地往行李箱里放东西。放好小件的安忆师姐从车上下来，笑着对我说：“谢谢你了老弟！有机会到BJ一定和我联系。”我热情地回应着，但感觉她的笑多少有点儿勉强，眼睛只直视我一瞬间就赶紧侧过脸，对晶晶说：“和叔叔再见吧。”

晶晶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乖乖地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再回转头看着妈妈，小手并没有松开。

我想，他应该知道什么叫离别，但他不会知道最长的离别会是多久，不知道最难的离别会有多少伤痛。我忽然觉得有必要安慰一下孩子，于是想说：去姥姥家真好！晶晶不急，等到下雪的时候，爸爸会开东方红去接你。

话没出口，自己已经意识到还是那句最傻最傻的话，还是要被孩子拆穿。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晶晶会正告我：叔叔又哄人，爸爸说了，东方红75不能在城市的马路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