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始登圣山

山难·1991

最后一次通信

1991年1月3日。

这里是中国云南省最高峰——梅里雪山[1]，海拔6740米。

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的腹地聚集，为挑战这座处女峰做最后的冲刺准备。雪在持续地下着。22点刚过，位于海拔5100米处的三号营地（C3）和基地营（BC）开始了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次通信。

三号营地：“现在三号营地的雪很大，视线不良。积雪有1.2米厚。”

基地营：“需要除雪作业。”

三号营地：“我们每隔2～3小时做一次除雪，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积雪可能会超过2米。”

（此时，对讲机出现嗡嗡的杂音。）

基地营：“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对讲机。”

三号营地：“已经更换了电池，现在怎么样？”

基地营：“还是一样。是不是因为大雪导致湿度太高的缘故？”

三号营地：“终止通信吧，再见。”

基地营：“再见。”

22：15，通信终止。

这是和登山队十七位队员的最后一次联络。

第二天早晨9点，基地营发出定时通信请求，但没有收到三号营地的回应。当日连续呼叫，原本按人数配置的十七台对讲机始终没有一台回应。这一情况被迅速反映到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CMA），并于次日将此异常情况报告给了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AACK）。1月5日00：22，有关山难的第一份通报传真到京都留守本部。据《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为《报告书》）记录，通报的内容如下：

“（1月3日）22点左右的通信之后，基地营和三号营地之间再未能取得联络。基地营和德钦县之间的无线通信正常，但和三号营地始终无法取得联系。三号营地的无线对讲机是按人手一部配备的。基地营现在请求北京方面的支援。”

收到报告后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学士山岳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了以下认识：

“根据目前为止的信息，可以肯定的只有‘基地营和三号营地之间无法取得联络’。全员遇难、无线对讲机故障等多种可能性都可能会导致无线通信的中断，因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尚无法判明失联原因。”

1月6日，中国登山协会发来后续通报：“截至5日17时，基地营多次发起与三号营地的通信请求，均无应答。5日16时天气开始恶化，海拔在三号营地以上的地区有降雪。北京中国登山协会方面已派出配备登山和防寒装备的六人小组，乘坐10时的航班飞往昆明。抵达昆明后会立即驱车前往德钦，参加救援活动。”当天，日本方面也开始了派遣救援队的准备工作，并于当晚召集了联合登山队的十一位日籍队员家属，首次向他们通报了目前登山队失联的消息，家属们开始了悲凄之中无奈的等待。

与此同时，留守在基地营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开始往一号营地（C1）运送救援装备。

当时，作为京都大学山岳部[2]成员的我，刚完成了年末的冬季登山计划，正在老家过新年。1月6日回到京都后，才听说了登山队失去联络的坏消息。梅里雪山登山队成员中有我的同级同学和学长。当时的我对此事想得很简单，只觉得他们不久就会安然归来，根本就没有料想到那个最坏的可能性。1月7日，基地营发生雪崩的危险增大，同时由于人员不足，救援行动决定暂缓。1月8日，有报纸以大幅版面登出了“京都大学登山队失去联络”的新闻。其他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也相继开始了报道，关于登山队的新闻连日不绝，学士山岳会的事务局也进入了24小时全天候工作模式。1月9日，出于航空拍摄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机从北京出发至现场上空勘察，但是因为三号营地上空云层过厚，未能即时获得有效信息。为了确保天气转晴后能够及时进行空中拍摄，飞机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是夜，三天前从北京出发的救援队一行四人抵达基地营。

京都。日本方面准备派遣救援队，山岳部现役队员为主的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物资运输和打包工作，我也为食品采购忙前忙后。

1月12日，西藏登山队发表派遣救援队的声明，由六人组成的救援小组从拉萨出发。

1月13日，日本救援队从京都出发。

以北京救援队为核心成员的救援人员，从基地营（海拔3500米）出发，攀登到了3900米的高度。原登山队架设的路绳已全部被雪掩埋，只能另辟新的攀登路线。

1月14日，基地营的北京救援队继续攀登到海拔4100米。但是因为现场持续的恶劣天气，发生雪崩的概率过高，救援活动再次遇阻。在日本的我们每天都在急切地收听来自现场的报道，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此次事件的严重性。但作为留守人员，能做的也只有等待而已。当每一天的黄昏到来之时，想到事态没有出现任何进展，人们愈发灰心丧气，不安的感觉也如积雪般层层堆积。媒体针对登山队员家属的采访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报道都在暗示登山队遇难的可能性。

1月17日，西藏救援队抵达基地营。救援工作得到了强力增援，山上的路线架设工作也加快了。北京救援队前往梅里雪山东面的明永冰川，三号营地已经遥遥在望。是日，伊拉克海湾战争爆发，关于梅里雪山的新闻不再受大众瞩目。

1月18日，西藏救援队到达海拔4500米的一号营地，在1.5米厚的积雪下面发现了四顶帐篷。

1月20日，西藏救援队在持续降雪的天气里，在没胸深的积雪中边开路边前进，艰难抵达海拔5300米的二号营地（C2）附近的山坳。虽然队员们做了很多努力，希望挖掘出积雪下的帐篷，但挖了2米仍没有任何发现（从之后发现的笔记本内容来看，当时二号营地确实没有留下队员的帐篷）。日本救援队一行八人抵达基地营。

1月21日，因为降雪，救援工作暂停。一号营地又有60厘米的新降雪。

1月22日，在二号营地附近听到情况未明的雪崩声，因为一号营地的降雪厚度已经达到1米，随时有发生雪崩的危险，所以在短时间内已没有前往峰顶的可能性。西藏救援队的所有成员撤回了基地营。

北京救援队从明永冰川一侧攀登，到达海拔4400米处，观察三号营地的情况。虽然在三号营地的原址观察不到任何东西，但从右上方山坡的迹象来看可确认该处曾发生雪崩。日本救援队从基地营往一号营地运送物资。

1月23日，因为恶劣天气持续，基地营的救援队行动暂缓。

1月24日，恶劣天气仍然在持续，当天亦未能开展救援行动。鉴于连日来的天气状况，救援队决定退回德钦休整。

1月25日，这是登山队十七人失去联络后的第二十二天，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因为在持续降雪的情况下，发生二次雪崩的危险性极大，所以救援行动决定终止。日本海外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就此成为定局。终止救援的理由通报如下：

“……一方面，在现场极其恶劣的天气状况之下无法保障救援队的安全。另一方面，从观察到的以下迹象可推断登山队员们已经遇难的事实：1.航拍的现场图片中可以看到三号营地周围有雪崩迹象，但未见三号营地的任何实物。2.1月22日，到达二号营地的救援队曾在二号营地的位置上与德钦顺利取得无线通信，说明与德钦的通信是畅通的，即，如果三号营地有生还者，有充分的可能与德钦取得联络。3.飞机与基地营的通信顺畅，但三号营地始终没有应答过。”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在日本等待消息的人们来说，日常生活看似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则完全没有真实感的死亡通告。

当天下午2点，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事务局开始向日本登山队的家属电话通报终止救援行动的消息。负责联络家属的学长一家一家地打电话。下午3点，新闻发布会在大学记者俱乐部召开。

发布会之后，山岳会的几位成员急急赶往各位遇难队员家中。在学士山岳会派出专人进行接洽之前，他们希望最起码可以陪伴家属，听听家属们诉说心中的悲苦。我被安排去往同级生笹仓俊一的家。他的宿舍钥匙原本就寄放在我这儿，我去拿了一部分他最近拍的照片，希望可以给他的家人带去哪怕一点点安慰。但即使在登上新干线去往笹仓家的时候，我心里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感觉不到悲伤。

夜里9点，我和另一位山岳会成员一起来到笹仓的老家，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弟弟。我是第一次见到笹仓的母亲，这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看到她就能明白笹仓的好性格一定是遗传自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把从宿舍找到的照片拿给老人家看。老人说了很多有关儿子的事情，很平静，没有流泪。经历了近二十天日复一日的绝望，想来眼泪也早已哭尽了吧。我们的到来似乎让她很高兴，这多少让我们放下心来。

夜里10点多，笹仓的父亲下班回来。他已从电话中得知了救援终止以及我们来到他家的事。问候过后，老人家西装都还没有脱就对我们说：“来一起喝一杯吧。”说着就倒上了酒。他大声地笑谈有关儿子的事情，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当晚我们借宿在笹仓家里。

按原定计划，第二天山岳会的理事会过来，在等待理事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无所事事，只能看电视和报纸来打发时间。这时候笹仓家的亲戚和朋友也陆续过来探望。下午4点多，理事来了。理事向家属正式报告了整个过程和停止救援的原委，两位老人只是默默地听着。报告结束后，笹仓的父亲非常正式地道了谢，关于儿子他最后只说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暂的人生啊。”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心头一震，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有些人和事确已远去了，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又稍坐了一会儿，我们告别了笹仓的家。他父亲一直送我们到车站。如果没有这起悲剧，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来笹仓家，也不会见到他们二老吧？命运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

2月6日，北京召开了有关梅里雪山山难的记者招待会。在现场第一次公开了人民解放军的航拍照片。推测应该是三号营地原址的区域，只有茫茫白雪一片，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曾有人迹至此。关于这次山难原因的说明如下：“目前还难以判定事故的原因，推测是因为突发的山地灾害所致。最大的可能性，是2日开始的持续大降雪导致了巨大的雪崩，三号营地全体队员不幸被瞬间掩埋。这是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自《报告书》）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遇难队员的追悼会在北京郊外举行，此次山难事件的救援工作也就此宣告结束。

梅里雪山登山计划

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最初制订攀登梅里雪山的计划，是在1980年。但当时因该计划未被中国方面接纳而搁置。

在那之后，京都大学探检部的广濑显等人就一直倾心于梅里雪山，他们从1984年就开始着手具体行动，直到1988年才终于取得了中日合作登山队的登山许可。实施计划的主体是山岳部前成员占多数的学士山岳会。在获得许可的当年秋天，中日合作登山队即派出先遣队，将梅里雪山东北侧的斯农冰川选作登山路径，并在次年即1989年派遣了第一支登山队。但这支登山队遭遇恶劣天气，加之冰川险峻，只得无功而返。同年，由学者和摄影摄像团队组成的科考队也对该地进行了考察。1990年春，新一轮登山考察开始，并发现了梅里雪山南侧雨崩冰川的新路线。同年初冬时节，第二支登山队正式向梅里雪山出发——遭遇山难的正是这支登山队。

1990年11月，在众亲友的送别中，第二支登山队的三名先遣人员从神户出发。那一天码头和轮船之间拉起无数条彩带，手执彩带的人群中就有面带羞涩微笑的笹仓。当时的他，正在为自己的首次海外登山之行兴奋不已。

三周之后，核心队伍的八名队员也出发了。大部分队员都是山岳部的前辈学长，其中有我曾与之愉快合作过的登山伙伴儿玉裕介，还有第四次踏上梅里之行的广濑显。

“中日联合梅里雪山第二支学术登山队”山难遇难人员名单如下——

日方

队长：井上治郎（四十五岁）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助理

秘书长兼通信负责：佐佐木哲男（三十八岁）近畿第一监查法人，注册会计师

医师：清水久信（三十六岁）META北山医院，医师

队员：近藤裕史（三十三岁）财团法人日本气象协会关西本部

米谷佳晃（三十二岁）朝日工程技术股份公司

宗森行生（三十二岁）共同通信社横滨支局

船原尚武（三十岁）神户大学大学院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生

广濑显（二十七岁）京都大学大学院农学研究科学生

儿玉裕介（二十三岁）京都大学工学部学生

笹仓俊一（二十一岁）京都大学农学部学生

工藤俊二（二十一岁）京都大学文学部学生

中方

队长：宋志义（四十岁）中国登山协会

队员：孙维琦（三十一岁）中国登山协会

李之云（三十四岁）云南省登山协会

王建华（三十七岁）云南省登山协会

协力员：斯那次里（二十六岁）云南省德钦县

林文生（二十二岁）云南省德钦县

日方队员和中方队员在昆明会师后，于12月1日在雨崩村的山上开始着手创建基地营。当时在基地营的除了十七位队员以外，还有中方登山队员金俊喜和张俊二人、联络官一人、协力员六人、厨师三人，共计约三十人集聚于此。

这次登山行动的目标是多人登顶，因此采用了需要往山上运送大量的装备、食物以及其他物资，按人头配备帐篷的“极地法”模式。为此，登山队从德钦当地找了多名年轻人帮忙运送物资，他们被统称为“协力员”。

12月4日，攀登行动开始。登山路线沿着冰川的陡坡而上，难以立足，时常会有滚石和雪崩。对于作为登山新手的协力员们来说，这是一条相当有难度的登山路线。日方也有多位队员身体出现状况。

12月8日，在冰川上面的雪原创建了一号营地（C1）。当日，协力员们以登山路径过于危险为由提出抗议。后来虽然在德钦县县长的调停下得以平息，但协力员们的危险行为仍然成为日后的隐患。在基地营时，佐佐木秘书长曾就每天的情况做“登山队日志”记录，以下是他的日志内容：

“协力员们的危险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报告上来。什么从冰瀑上下来时就把冰爪脱掉啦（好像是嫌冰爪妨碍下降速度），或者在垂降时不使用下降器啦，如此种种，有很多行为是难以容忍的。”

其他人的日记里也有相似的记录：

“不管怎么样，协力员们所运送的物资对于登山队是至关重要的，加之和这些并不待见我们的当地人相处，不知哪里不对就有可能刺激惹恼了他们，所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非常微妙的问题。”“对于登山队来说协力员们的问题可谓最大的难题。在这个闭塞的山区，如果协力员们出点问题，立刻就会演变为大事件。更不用说梅里雪山还是当地的神山。从金俊喜表现出来的意思看，‘但凡出现任何事故，别说登山了，当地民众首先就能把登山队员们收拾了’。”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登山行动的前半段，登山队和协力员的关系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如此，先遣小分队的工作仍然在按计划进行。他们攀上冰川源头处的雪壁，在13日于明永冰川相连的山坳上建立了二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路线，是经由狭窄而让人心惊胆战的冰川一路攀登上去的。但到了山坳，视野瞬间豁然开朗。展现在眼前的是将近一公里宽的明永冰川源头的雪原，梅里雪山险峻的山峰已然在望。佐佐木在日记里写道：“三号营地的雪原完全是个不同的世界。”

按原来的计划，要在此处雪原尽量靠近山体的地方设立三号营地。但是围绕选址问题，现场的中日双方登山队员出现了意见分歧。因为选址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登山行动，所以决定让中日双方的队长从二号营地下到基地营来进行协商。

在15日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双方的意见出现了对立。“会议进展非常困难，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三号营地的选址。宋志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指责日方的提案根本就是门外汉的主意。他说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就算登山队决定采用（对方主张），他也不会接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藤裕史意外地并没有进行反驳。井上则因为没有亲眼看过（现场），所以双方意见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他也一时间难决对错。眼看讨论就要触礁搁浅了。”

不过，双方在地图上标出各自选择的位置后，发现两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意见分歧只是因为语言沟通不畅所致的误会，这多少让大家放下心来。

20日，回到山上的近藤和宋志义前往三号营地的位置，而就本来解决了的选址问题，二人再度发生争执。原来双方所选定的位置还是相差有200米左右的距离，日方所选的位置离山体更近一些。他们的意见交流过程如下：

“宋志义认为日方选定的位置是危险的，他说‘如果日方一定坚持主张的话索性双方各自扎营算了’。和在三号营地的近藤裕史再度确认安全性，他说‘希望宋志义来看一下二号营地这一侧的山谷地形’。将这话转达给宋，他却说‘没有必要去看，从这里也能看得很清楚’。谈话又进入了死胡同。无奈之下抱着‘反正也不过是200米的差距，如果宋实在坚持的话就只好让步吧’的心理准备，对宋志义说‘在没看过的情况下就做决定不合适，如果看过之后仍然这样判断的话就接受宋志义的意见’。宋只简单回复‘OK’。（略）过了一会儿，近藤裕史说‘宋志义同意了日方的意见，下午中方会搬帐篷’。持续了两天的争执，意外地突然得到了解决。”（摘自佐佐木的日记）

就这样，有关三号营地选址问题的两度争执，通过数度调停终于云开雾散，中方采纳了日方的意见。

当天下午。“对讲机里传来宗森行生有些慌张的声音：‘喂，三号营地，没事吧？’短暂的沉默过后，船原尚武回复说‘没事’。原来，在对面的二号山脊和三号山脊之间发生了雪崩，受其波浪影响，三号营地被埋没在雪雾中看不到了。三号营地报告说‘雪崩后的雪块离三号营地尚有200米的距离，且中间有山谷，所以即使有更大的雪崩也不会受影响’。”

因为直到刚刚还在为三号营地选址问题纠葛不止，所以大家很担心这会再度引发矛盾。不过宋志义对此显得很冷静，说“雪崩这种事很平常，没什么大不了”。闻此，大家心头的石块也落了地。

经过以上的种种，全员遇难事件的关键——三号营地的选址问题确定下来了。

从21日开始，着手进行通往峰顶山棱的路线架设。登山队认为三号营地（海拔5100米）可以作为前线基地，故决定不在二号营地安排留守人员。

24日，德钦气象台的气象报告显示，年底将会有大降雪的可能性。因此，宋志义提议较原计划提前登顶。

25日，突破了拱壁上方核心部位的雪壁，提前登顶变得可行。不过紧接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第一批登顶队员中，北京组和云南组应该如何分配名额？按队员实力来说北京组要更强一些，然而梅里雪山是在云南境内的，必须考虑到云南登山队的荣誉，为这件事双方又一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商定，第一批登顶队员中，中方只派出北京组的两名队员。

26日，在拱壁上方海拔5900米的地点创建了四号营地（C4）。因为运送物资的难度太大，原计划建在雪壁上方的四号营地位置改到了雪壁的下方。

27日，侦察四号营地上部的情形。这一日，近藤、船原、广濑、宋、孙等人进驻四号营地，登顶准备就绪。

28日天一亮，登顶分队的五人就从四号营地出发了。从《报告书》的内容看，这一天的行动如下：

13：00左右到达海拔6470米处（距离顶峰270米），但因为天气突然恶化，可视距离只有2～3米。宋和孙希望撤退，商量之后决定与三号营地的井上通信后再定进退。

13：30井上：“收到14：30的（天气预报）传真之前请在原地待命。”

14：30海拔6470米处的天气继续恶化。井上说：“天气情况无转好的可能，所以撤回吧。”

16：00找不到固定在二号拱壁上的绳索终端，近藤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井上。井上回复：“在简易帐篷里暂避待命吧。”

17：50宋、孙为了找绳索终端离开了简易帐篷。近藤将此情况通信报告给井上。井上很焦急，联络了基地营的金，让他试着与宋联系。基地营用两台大型对讲机呼叫宋未见回音，不过此时并不确定宋和孙是否随身携带了对讲机。

18：15基地营和宋取得联系。宋解释说“因为找不到下降口，所以返回了原来的地点。可视距离只有2～3米”。基地营告诉宋，井上很担心他们的安全，请在原地等待联络。宋志义向井上请求派四号营地的第二批登顶队员作为支援。井上说“无论如何一定会去救援，请暂时在原地等待”。在四号营地的林文生希望可以参与救援，但被李之云和日方队员所阻止。基地营也反对林的请求，井上说从今天的天气状况和林的技术来看，林文生不适合参加救援，林接受了建议。

20：00天气还是没有好转。井上：“请清点第一批登顶队员们所携带的食物。”清点结果是，日方：午餐3.5人份、管装浓缩牛奶一根、香肠两根、蜡烛两根、固体酒精两块、EPI登山炉一组。中方未带食物。井上交代五人平分现有的食物，同时为了让沟通更方便些，嘱咐广濑去了宋所在的帐篷里。

22：15天气转晴，月升高空。队员们开始下山。五位队员将身体用同一根登山绳连起来，寻找下降的入口。

22：50找到了路绳终端。

23：13宋回到了雪壁上方。

23：22全体队员返回四号营地。

虽然万幸这次行动中未出现事故，但全队还是决定暂缓原定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批队员登顶计划。然而第二天却是个大晴天。就这样，登山队在冥冥中错失了恶劣天气到来之前难得的晴日。如同是一套复杂的齿轮组合成的机器，所有部件都开始不可挽回地向着同一个结局运行，决定命运的那一天一步步地临近了。

29日，天晴。四号营地的所有队员下降到三号营地，以做休整。

30日，佐佐木秘书长和清水医生上到三号营地。就此，中日联合登山队一行十七人全员集结于三号营地。

31日，天晴，时有强风。所有队员停止活动，开会决议接下来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1月4日进行第一次登顶。

1991年1月1日，新年伊始的午后。雪，开始下了起来。

2日，从早晨开始就下起了大雪，登山行动完全停滞。

3日，大雪还在持续，队员们频繁给帐篷除雪。之前12月31日开会决定的登顶日期决定再延后四天。当天夜间的降雪量达到1.2米。21：30开始和基地营进行定时通信，直到22时多一点结束，这是三号营地和基地营最后一次通话……

遇难原因

1991年3月，忙碌的山难事件善后事务告一段落后，学士山岳会主办的集体追悼会在京都大学召开。作为会场的大报告厅墙壁上悬挂着十七人的遗像，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了追悼会。年幼的孩子们还懵懂无知，在会场里追逐嬉戏，让见者禁不住唏嘘动容。可是即便置身于追悼会现场悲伤肃穆的气氛中，我却仍然无法对整件事产生真实感。5月，中日双方遇难队员家属共三十人首次拜访中国云南省。结合此次访问，铭刻着十七人姓名的慰灵碑也在飞来寺的梅里雪山观景台附近设立。石碑上用中文和日文分别刻录了以下铭文：

秀峰大地静相照

高洁精神在其间

大地あり

美しき峰ありて

気高き人がいて

慰灵碑揭幕的那天，梅里雪山与山难当天一样，被笼罩在厚厚的云层当中。然而，据说在年迈的藏族喇嘛开始磕长头跪拜的一刹那，天忽作晴山卷幔，梅里雪山主峰跃然而现。对于悲伤到了极点的遗属们来说，与梅里雪山仅有一瞬的这次邂逅，实为一次难以言表的神秘体验。

在家属访问当地的同时，为了探明山难原因以及遗体搜寻，中日两国派出了联合搜寻调查队。包括队员和工作人员在内，这是一支约四十余人的大型队伍。调查工作的时机选在4月至5月间，按往年的经验，当地这个时间段的气候状况应该是很稳定的。但这一年的天气却很不寻常，雨雪不断。在一个月的调查期里，能够上山作业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天。调查队抵达的最高点也只有海拔4400米而已，连一号营地都没能走到，更遑论对三号营地进行搜索。就这样，搜索行动只得在对十七人遇难信息调查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宣告结束。

山难之后，学士山岳会设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用一年的时间刊行了《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在《报告书》一章的首页有下列记述：“需要做预先声明的是，因为在山上的队员无一人生还，因此本报告只能通过对间接信息、证据的推理进行相关讨论。”

由于这样的条件限制，撰写《报告书》时除了包含登山行动、救援、搜索记录等内容之外，还尽可能地囊括了登山运动、气象、雪崩等方面的科学内容。事件发生以后，各方对山难原因的猜测均指向“巨大的雪崩”，因此报告中对可能的雪崩路线进行了电脑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直至三号营地位置的大型雪崩。《报告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1月2日和3日的降雪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目前推断，可能是在3日夜里到4日清晨之间发生了干雪表层雪崩。（略）因此次雪崩超乎寻常的巨大惯性，导致大量的雪将三号营地的队员们连人带帐篷完全掩埋了。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做的推论。”关于导致悲剧的原因，《报告书》中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三号营地选址问题。《报告书》中这样写道：

“在明永冰川上部海拔5100米处的三号营地选址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在选定三号营地位置的问题上日方和中方的队员曾经产生意见分歧，主要队员们还为此专门下到基地营开会商议。这主要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所致，后经协商达成了共识。关于三号营地的位置，虽然有描述说是‘相对往北流向的明永冰川上游表面所形成的谷状凹部来说，更靠近二号营地的地方’，但确切的位置至今尚未能确定。从结果来看，如果没有浪费前面几天的时间，或许有可能赶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完成登顶。”

在别处也有相似的记录：

“12月20日发生的雪崩曾经抵达过三号营地附近，但那一次三号营地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似乎起到了反作用，让队员们对三号营地的安全性过于自信。在那之后又决定不再保留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包括机动队员和秘书长在内的全队人员都集中在三号营地并作长期滞留。目前为止尚不明了为何决定放弃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并集中所有队员，但从打算派出两个分队实现多人登顶的计划出发，比起将人员分散在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全员集中于三号营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对实现上述计划显然是更有利的。”

这揭示了在确定三号营地位置时花费数日的时间来商议，以及最终全队集中于三号营地这两件事情的争议点。另一方面，关于三号营地的选址是否妥当一事，因为事故后的调查中无法获得确切的位置信息，所以《报告书》中无法就此做出任何评论。但当时在中方队员的强烈反对下，最终仍然采用了日方的主张，将帐篷移动了200米，在更靠近山体的位置扎营的事实，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焦点。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联合登山队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在后续报告中也有提及。

“处于交通不便、尚未对外开放的地区，并且梅里雪山还是藏传佛教的圣山。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攀登目标，显然除了通过与当地合作的形式之外，是极难实现攀登计划的。合作登山，事实上是先决条件，也是所有行动的出发点。而在具体操作当中，从基地营的人员安排到运送物资、高海拔地区协力员的人员选定等等，诸如此类的难题完全依赖中方来完成，学士山岳会得到的利惠也是不一而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时又成了不利因素，比如为了将缺乏经验的云南省登山队员纳入登顶队伍，为此付出了很多额外的努力。这也是有必要提到的。”

“语言是个大问题。（略）因为在行动伊始，队员之间沟通不畅，为此井上队长花费了很多心思。至后来阶段，团队行动还是比较顺利的。即便如此，队伍里中文比较好的佐佐木秘书长之所以要在最后阶段上到三号营地，大概还是考虑到在登顶分队安排以及诸多细节中他可以更好地解决语言沟通问题。”

这是一支中日联合登山队，而且还是京都、北京、昆明三方组成的联合队，又加入了德钦本地的人员。各方人员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夹杂着需要顾及彼此面子等问题，需要考虑、照顾的方方面面非常复杂。

《报告书》原文：

“从最终的结果看，全队人员集中在三号营地并长期滞留，是全员遇难的直接原因。在分析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时，自然会涉及登山队所订的登山计划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实际情形下，考虑缩小登顶队伍的规模才是更合理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似乎仍然坚持了多人登顶的目标。（略）制订这种战术安排的背景虽然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未能针对现实条件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之所以调整困难，大概还是为了尽量让更多的人登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于这样一支联合队来说，政治方面的考虑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吧。”

人们分析，作为联合登山队，过于纠结登顶人数，并因此而导致计划的实施过程缺乏变通和柔韧性，让所有人员集中在三号营地，最终导致了悲剧。

第三个问题则是学士山岳会方面自身的原因。

“1988年提出梅里雪山学术登山计划以来，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与中方经历过频繁的交涉和协商。而讨论、决议等相关诸事，多数时候只是通过队员会议就决定了，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召开理事会议和喜马拉雅委员会会议商讨。（略）有很多批评认为，当初未能在机构层面尽可能冷静地以第三者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制订替代方案和纠错刹车机制。面对这样的批评和指摘，我们是无以反驳的。”

其他章节里还有以下叙述：

“未能掌握好短期内迅速实现登顶的要求与队员实力之间的平衡，即对攀登目标的艰难程度估计不足，可能也是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至今为止，学士山岳会已经成功攀登过多个难度相对较低的处女峰，将许多队员送上了峰顶，也陆续培养出很多具有海外登山经验的队员。但与此相对的，应对当地复杂情况，及时适时地调整方案、规避风险等方面的经验却没有那么丰富。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们并没能培养出足够多的、有能力领导喜马拉雅地区登山行动的优秀指挥人员。（略）

“学士山岳会一直秉持攀登处女峰的主张，从而不断派出学术登山队。在这个过程中，就登山这件事本身却似乎缺乏严谨的探讨。在面对攀登目标时，也存在不能以谦虚、认真的态度采取对策及措施，有松懈和自满情绪等问题。”

如上所述，《报告书》针对学士山岳会的实力本身，以及其对登山所采取的态度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最后对三号营地的位置疑问等诸多遗留问题，《报告书》的结尾这样说道：“我们不认为委员会所担负的课题可以就此结束，今后必须继续对未明问题进行探讨和反省。”

该《报告书》完成后，学士山岳会进入了长期的休眠状态。

[1] 本书指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 京都大学山岳部是在校师生组织，教授担任部长。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多数成员来自毕业后的原山岳部成员，但也会接受递交加入申请的其他大学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