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父亲的几个关键词
1977年初春，我的老家袭来一股寒流，气温骤然间下降了十几度，雨水在空中结了冰，像一根根冰锥扎下来，地面滑得站不住人。父亲说，好多年都没见过这样下“淋”了，我家门前的一棵大柿树冻死了。
当年5月，我从部队回乡探亲，发现父亲不像往年那样精神，有些消沉，他说：“我一辈子没怕过死，可是我今年老想着会死。我也不是怕死，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真是怕啥就有啥，我返回部队不久，就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父亲去世后多年，我常梦见他，他的音容笑貎，他的为人处事，他对我们的疼爱，历历如在目前，让我常常潸然泪下。
仁
父亲在世时常说，我的老家在山东，是我祖父挑着担子逃荒要饭，来到颍上县八里庄，租种地主的土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年遇上灾荒，吃上顿无下顿，眼看着要有人饿死。这时候，离八里庄三里远的“尤家花园”园主尤荫轩在村前支起几口大锅“放饭”，全家人得以活命。
就在这种情况下，当父亲九岁时，祖父乞求地主，让我父亲和地主的儿子一块读私塾。读了两年，遇到灾荒，因交不起学费停学了。
又过了两年，祖父把我父亲送到县城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因为上学时间短，他连中药名字都认不全，所以父亲白天忙着打扫店铺、炮炙草药、做各种杂务，晚上偷偷地学认字，由于勤奋好学，很快学徒期满。就在他就要拿上工钱（学徒期间，只管吃饭）时，药店突发大火。店老板将失火的原因归罪于学徒吸烟，扬言要将学徒吊起来打。父亲闻讯逃走。
逃到淮河边上一个小集庙台集，到一家药店帮工，被居住在这里的我外祖父看中。
在这个小集镇上，外祖父家算是殷实之家，可惜只有一个独生女，当时人称“绝户头”。女儿没有继承权，必须从族中过继子侄来继承家业，但我外祖父对女儿视若珍宝，很早就踅摸着给女儿找个好归宿，将来纵然没有兄弟撑腰，也不会被欺负。
虽然我父亲家境贫寒，相貌平平，身量也不高，任谁说都配不上我母亲。但是外祖父看中我父亲聪明厚道，是知恩图报之人，将来必不会让我母亲吃苦。
不得不说，我外祖父慧眼识珠，我父亲后来果然一辈子都把我母亲捧在手心里。
外祖父给我父亲十块大洋做本钱，开了一家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
那时候，老百姓家家都很穷，哪怕买回二两盐，都要回去校秤。父亲卖出去的东西，样样都给够秤。街坊们都赞扬我父亲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
集上几个人，有点儿无赖习气，人称“混穷的”，经常赊账。到别人家赊不成，到俺家，父亲从来不驳他们的面子，有的光赊不还，父亲从来不跟他们计较。因此，父亲的杂货店信誉好，顾客盈门。后来，父亲有了本钱，又开起了中药店。
这时，我的一位远门大伯带着个十来岁名叫运周的孩子投奔父亲来了。那时他们父子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形同乞丐。我父亲收留了他们，给他们换上新衣服，给他们做好吃的，让大伯挑担给店里进货。
大伯很感动，干活很卖力。父亲让他到县城进货，他早出晚归，挑着沉甸甸的货物回来。父亲看他很辛苦，每天等他进货回来，都要弄上几个菜，和他喝上二两，跟亲兄弟也没两样。
新中国成立前，兵荒马乱，常有军队从我老家路过。有一天早晨，运周从外面捡回来一颗手榴弹，他想要那个弹壳，就趁我母亲不在，把手榴弹放在锅灶里烧，想把手榴弹的手柄烧掉。
他刚把手榴弹塞进锅灶里，母亲回到厨房，蹲在锅灶后面洗脸，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房顶被掀翻，铁锅被炸得无影无踪，母亲昏倒在地。
父亲从外面飞奔回来，吓得魂飞魄散，赶到厨房，赶紧把母亲抬到堂屋里，扎针、灌药。由于母亲蹲的位置低，没有受到外伤，是被爆炸声震昏了，直到当天晚上母亲才苏醒过来，总算捡回一条命。运周闯下这么大的祸，父亲也没跟他们父子计较。
尽管父亲这样宽容，一年后，大伯看父亲生意做得红火，红了眼，加上听信了别人的挑唆，闹着要和父亲“分家”。母亲给他做的鞋，他不穿；给他做的饭，他不吃；叫他进城进货，他也不去。
父亲找一位朋友做他的工作，他不听，说：“我不能像一条烂脊梁的老驴给老三（我父亲排行老三）累了。”
父亲的朋友说：“你两手空空来的，现在要分家，怎么分，分给你多少？”他说：“我不会做生意，我就要他那几亩地。”
父亲的朋友把他的要求转告了父亲。我家原有六亩地，因为种不过来，租给别人种了。现在大伯提出要那六亩地。父亲虽然很心疼，但是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从租地人的手里把那六亩地要回来给了他。
分家后，大伯不好好种地，加上赌博，两年的工夫，六亩地折腾干了。运周被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突发眼病，双目失明，等他回来时，大伯已经病故。
三年后，土地改革开始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家因为没有土地，被划为贫农成分。左邻右舍都说，行好得好，要不然你家至少得划个小土地出租。
义
儿时的记忆里，每年春节守岁的晚上，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包红包，每个红包里放下一摞铜钱，够单身汉过年的。
他要包二十多个红包，放在一个木制的托盘里。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一群穿着破烂的穷人来到店门前，高声叫着父亲的堂号喊：“俺们来给你拜年啦！”
父亲一手举着托盘，一手将红包分给他们。好像他不是在施舍，而是在馈赠。这种馈赠一直坚持到1955年实行“公私联营”，我们家的中药店不复存在。
那时我年幼无知，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为什么对这些穷光蛋这样客气。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遇难又呈祥”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天早晨，父亲下门板，突然看见门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扎着一把匕首，纸条上写着：“限期三天把四十石（一万多斤）小麦送到指定地点，否则拿人头是问。”看了这张纸条，父亲吓得面如土色。他知道这是土匪贴的票子。三天之内，他上哪儿弄这四十石小麦。
父亲在惊恐万状中熬了两天，仍然想不出辙来。第三天，一群土匪来到庙台集北一里多远的高庄子。土匪头子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暴跳如雷地叫道：“这个闫益堂（我父亲的名字），是个‘抗户’吗，怎么还不把粮食送来？真的不想活了？”他当即命令手下的土匪：“马上把闫益堂捆来！”
正在这时候，集上二十多个穷哥们儿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及时赶到，“扑通”一声跪到土匪头子面前，发誓赌咒，为父亲求情，说我父亲做生意的钱都是拿的“小包钱”（高利贷），实在弄不来四十石小麦。
有个外号叫“督军”的一边哀求一边磕头，磕得满面是血。土匪头子被这意外的场面感动了，说：“没想到闫益堂还有这么好的人缘，看在穷哥们儿的面上，我饶了他。这四十石小麦不要了。”
听说土匪已经到了高庄子，眼看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父亲吓得大汗淋漓，浑身发抖，催促母亲带着我们赶快逃走，并做了最坏的打算。
这时，有个叫王成的穷哥们儿飞奔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粮食不要了。”父亲问清来龙去脉后，如同获得大赦一样，瘫坐在地上，冷汗一个劲儿地往下流。王成给父亲出主意，赶快买几条“小刀牌”香烟把土匪打发走了。打那以后，父亲像对待亲兄弟一样，敬着这些穷哥们儿。
姐姐十几岁时候就订了婚，那时候还实行父母包办，对方是父亲朋友的儿子张福年。父亲看中的是朋友的忠厚善良。父亲说，上人有德，下人有路。他认为，他的朋友是个有德之人。
可是好人不长寿，父亲的朋友夫妻俩很快都病故了。张福年寄养在他伯父家，那时他还是个没长成人的孩子，有一天在淮河边玩，被船拐子拐走了，一走两年没有音信。不少媒人来到我家，让我父亲退掉姐姐的婚事，另嫁有钱人家。
媒人对父亲说：“闺女订婆家，跟拴羊一个道理，你把它拴在有草的地方，它就有草吃。你把它拴在没草的地方，它就没草吃。张家有啥？”还有的媒人说：“福年这孩子，一走多年没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啥指望？我给你闺女说的这家，有骡子有马，还有好几十亩地，哪点不比张家强？”
父亲认老理，说：“做人说话得算数，不管张福年这孩子是死是活，得等到有个实信才讲。”
一直等到1953年，张福年从佛子岭水库工地上回来迎亲了。原来，他被拐到船上后，船主让他拉纤，一直拉到江苏省的洪泽湖，赶上淮海战役，他加入解放军担架队，抢救伤员，立了功。淮海战役结束后，被留在国家水利工程局施工队，成了一名水利工人。
姐姐结婚后，也来到了佛子岭施工队，参加了治淮工作，成了国家职工。而媒婆们为姐姐说的那几家有钱户，后来家家都被划为地主。虽然他们有些也是时代的受害者，但我还是为姐姐没有陷入命运泥淖而庆幸。
善
1962年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时，我父亲从区卫生院退职回家种地，我家里还常备一些急用的药。人们都还记得父亲曾经是个看病的先生。
离我家五里路的沈楼有个孤苦老人，姓王，腿瘸，走起路一拐一拐的，精神不正常，常发癫痫症，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王神仙”。
王神仙以乞讨为生，每当癫痫发作时，常常跌得头破血流。因为他没有钱到卫生院包扎，常常到我家来，找我父亲给他包扎。
有时候正在吃饭，他血流满面地来了，他常年不洗澡，浑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侄女见他来了，一怕他“疯”，二嫌他脏，都赶紧躲开了。可是父亲总是把饭碗一放，立即给他清洗伤口，在伤口上撒药粉，然后包扎好。王神仙无以回报，总是在父亲面前跪下，硬要磕个头才走。
1977年，父亲病故时，王神仙在霍邱县讨饭。当他讨饭回来，得知父亲病故，便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像死了亲人一样放声大哭数日，哭着叫着：“好人呀，好人呀，我咋不替你死呀！”后来还是我家人反复劝说，才把他劝回去。
我在《杂文月刊》上看到一篇文章《什么是人文？》，作者王翔宇说，“人文”就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素养，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父亲一辈子就是这种精神。凭着他的善良、诚信，赢得了四村八乡农民的信赖和帮助，渡过了那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岁月，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给他的儿女创造了幸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爱
小时候，家里开着中药店，在我五六岁时，只要父亲有空，就把我抱在腿上，指着药橱上的药名耐心地教我认：大黄、黄连、生熟地，当归、白芍、炙黄芪……我还没上小学，四百多味常用药的药名我都认识了，这些药名里有近千个汉字，这些汉字给我打开了智慧大门。
我上初中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初一时，甲乙丙三班一百二十多名学生，毕业时还剩下十七个学生，其余的都被饿跑了。我能坚持到最后，就是父亲的鼓励。
那时候，父亲在半岗区卫生院管理中药仓库，他每个月都要拉着板车到县药材公司进一趟中药，回来路过我所在的临淮中学时，除了按月送来生活费外，还要送点吃的。有时送一块馍，有时送一小块豆饼，有时送点能吃的中药。
有一天傍晚，下着鹅毛大雪，下课时一位同学喊我：“闫振田，你父亲来了。”这时，站在我面前的父亲如同一个雪人：他披着一身一头的雪，连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雪。当时八里河结了冰，渡口封了，他是拉着满车的中药，踏着尺把深的积雪，从三道冲绕道五十多里赶到学校的。
我从老师那里要了一碗开水端给了父亲，他一口气喝完了，我让他歇一会儿再走。他说：“我的棉袄汗湿透了，不能歇，歇了更冷。”
他除了给我几元钱的生活费外，又给了我一包名叫玉竹的中药，苦笑着说：“我没给你带吃的，这包玉竹，你要是饿得撑不住时，就放嘴里嚼嚼，多少顶点儿饿。”
我推着板车把他送上堤坝，临走时，他说：“再饿也要坚持住，不上好学，你这一辈子都没出息。”我目送着面黄肌瘦的父亲拉着沉重的板车，躬着腰吃力地往前拉，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掉，哭着回到教室。
1962年，土地包产到户，我家承包的土地没法种。哥哥和我上学，母亲一双小脚，犁耙打场的农活干不了，父亲便辞去了卫生院的工作回到了老家。
1963年，我考取高中。除了要交二十元学费外，转户口时还要卖二十斤粮食给粮站，拿着卖粮食的发票才能转户口。
当时，我家一贫如洗，这道难题把父亲难住了。父亲借了好几家都没有借着钱。母亲愁得唉声叹气，说：“算了吧，这个学也甭上了。”父亲说：“不上了，振田这一辈子就毁了，我再想想办法。”
最后，他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头不足四十斤的小猪卖了，解决了学费和转户口的问题。
入学前，我大病初愈，瘦弱得路都走不动。父亲为我挑着被子，父子俩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等到我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我灰心丧气地回到家，父亲说：“不管咋样，你学到了文化，三年高中没白上，往后还会有用的。”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离开家乡的那天，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新兵的父母，也有新兵的未婚妻，还有看热闹的乡亲们。我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父亲，可是直到汽车开动，也没见到父亲的影子。
我感到很纳闷，从上初中起，每次返校，父亲都要依依不舍地送我，有时送了一程又一程。上高中时，甚至送到离家8里远的八里河，船到河中，仍能看到父亲站在南岸，目送着我。这次我离开老家，三年五载才能回来，父亲为何不来送我？当我向家乡告别时，委屈的泪水挂满了两腮。
我揣着这个谜团当了三年兵。三年后，我回乡探亲，向母亲提起这个疑问，母亲说：“你当兵走时，你大（父亲）说你从小长到大，在家里吃没吃着好的，穿没穿着好的，忍饥挨饿，破衣烂衫。现在看到你穿着一身新军装走了，又高兴又难过，又觉着对不起你。他怕送你时忍不住眼泪，让你看到了，让你难过，还不如不送，所以就没送你。你走那天，你大在稻场上转了半天，哭了半天，还是我把他劝回来的。”
听了母亲的一席话，我落泪了，对母亲说：“没吃好的没穿好的，这能是他的错吗。这些年来，他吃的啥？穿的啥？他为俺兄弟姐妹几个受的罪还少吗？他拼死拼活地让我们读书学文化，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温和
父亲在世时，以“好脾气”闻名乡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是那样和蔼可亲，哪怕我做错了事，他总是能够原谅我。
我9岁那年秋天，母亲给我做了件新棉袄，我和小朋友们到淮河边上玩“打漂漂游”——捡起河边的蚌壳往河中扔，看谁扔得最远，激起的浪花最多。然后又在河边的树林里藏猫猫，玩到兴头上就把棉袄甩到了一边。
傍晚，回到家里，母亲问：“你的棉袄呢？”我这才想起棉袄来。飞奔回河边，棉袄早已不翼而飞。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母亲得知我把棉袄弄丢了，抓住我就要打，被父亲拦住了。他仔细地询问：在什么地方玩的，跟哪些孩子在一起玩的。问过之后，他挨门逐户地找到那些孩子，个个都说没见着我的棉袄。
他又跑到河边上，向停泊在岸边的船家打听，最后有一个船工告诉我父亲，棉袄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拾去了。父亲根据船工提供的拾袄人的长相、个头、胖瘦，又打听了好几家，终于把棉袄找回来了。
他把棉袄给我穿在身上，把扣子扣好，一个指头也没戳我，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穿上棉袄后我感到特别温暖。
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开学时，父亲给了我5元钱让我到学校交学杂费。我把钱往书包里一塞就到学校里去了。进了教室，只有一个同学坐在那里。我把书包放在座位上，去上厕所，回来掏钱交学费时，怎么也找不到钱了。
刚才坐在位子上的同学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我像丢了魂似的，哭着跑回家，向父亲述说丢钱的事，并一口咬定是那位同学偷去了。让他和我一块去找老师，向那个同学把钱要回来。
父亲一听说我把钱弄丢了，很吃惊，也很生气。但一听我说向那位同学要回来，半晌没说话。我拽着他往学校走，他不肯去，反而说：“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腕子，怎么能断定是人家拿的？要不是那个同学拿的，不是冤枉人家了吗？就是这个同学拿的，这个钱也不能要。你这一要，他背上小偷的名声，还咋有脸上学？不上学，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他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说着又掏出5元钱递给了我，并一再叮咛，到学校后再不要提丢钱的事。
这件事过去后，那个同学对我特别客气，不论从家里带啥好吃的，总要分点给我，这样一来，我更觉得他像“偷斧子”的人，心存芥蒂，耿耿于怀。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才彻底抛弃了前嫌。
那年夏天，我和那个同学一起在西庙洼里洗澡。他的水性比我好，我看他游来游去很眼馋。我也试着往深处游。当我游到小河中间，突然刮来一阵风，我呛了一口水，眼睛直冒金花。我慌了神，脚手不听使唤，我喊了那个同学一声，就沉了下去。那位同学听到我的喊声，一猛子扎到水里，把我拽到岸边。回到家里，我把这次历险经过告诉了父亲，父亲当晚就拉着我，提着四包糕点赶到那位同学家里，向那位同学道谢。
文墨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每年春节前夕，父亲就忙中偷闲地写春联。他买来红纸，一张张裁好，让我站在桌前拉纸，写好后，摊在地上晾干，第二天早晨收起来。每天晚上都要写上十几副，一直写到大年三十。除了送给左邻右舍，就是送给街上的穷困户。在左邻右舍的眼里，父亲不仅是个生意人，而且是个有文化的“先生”。
父亲除了喜欢写春联，还对戏曲很着迷。20世纪50年代初，春节前后，农民为了庆祝翻身解放，村村建剧团，庄庄唱大戏，好戏连台演。每天晚上父亲总是提前关好店铺，带着全家人去看戏。
他站在凳子上，把我扛在肩膀上，每当苦戏唱到高潮，比如秦香莲拉着两个孩子被人追杀，跪地求饶时，他一手扶着肩上的我，一手抹眼泪，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平常不演戏时，父亲喜欢听别人唱戏。那时候，我家药店门前有个卖瓦盆的，二胡拉得好，“高梆”“豫剧”也唱得好。逢集的下午，卖瓦盆的收了生意，父亲就把他请到我家药店里来，让母亲做几个菜。两个人对饮，卖瓦盆的喝得高兴，就唱起来。父亲边听边喝，十分入迷。
也许受父亲的影响，哥哥在读高中时，就迷上了戏曲和写作，立志当作家。1962年，他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后，边劳动边创作，结合当时的农村实际生活，创作出《牛哥娶亲》《王婆骂鸡》《要彩礼》等短篇小说，获得了省小说创作奖。他还把这些小说改成剧本，由公社宣传队演出。
演出时，父亲场场必到。除了在我们村演，剧本还被别的公社宣传队拿去演。别的公社演出时，父亲也赶去看。母亲数落他：“你都听好几遍了，还有啥听头？”父亲不以为然，还是赶去听。有时哥哥有了创作灵感，写戏之前，总要提前把他的构思讲给父亲听，哥哥讲得眉飞色舞，父亲听得津津有味。
受哥哥的影响，我在上初中时就酷爱写作。1968年，我应征入伍三个月，就在报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后来当了新闻干事，转业后调到报社，仍以新闻写作为业，写了数千篇新闻。
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复刊，文学名著重新出版发行。我订了《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期刊，购买了四大名著。我喜欢看书，女儿也跟着看。女儿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就读完了《红楼梦》。有一次，中央电视台举办“红楼梦知识大奖赛”，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主持人提一个问题，女儿回答一个问题，而且回答得基本正确。如果她参加比赛，至少可以拿到三等奖，这让我大吃一惊。
她后来出的第一本书就是《误读红楼》，之后又出版了十多本书，如今已有文集出版，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古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每当女儿的新书出版，儿子的摄影作品获奖，我就想起了祖父：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一个食不果腹租种别人土地的庄稼人，他咋就想起来让父亲读书认字？是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让我父亲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是他老人家点燃了我家的文化火种，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薪火相传，传到了我的子女手中。有个成语叫“一脉相传”，我们家的文脉应该是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
心灵手巧
我小的时候，家里开着中药店，四村八乡的人都前来看病。逢集时，只要一开门，父亲就忙得像陀螺似的，抓药、炒药、碾药……一直到罢集。父亲尽管这样忙，但只要一闲下来，总是陪着我玩：把我抱在他腿上，教我认药橱子上的字，扛着我去看戏，逢年过节，变着花样，和我兄弟姐妹一起玩。
春节到来之前，他会提前将做灯笼的材料准备好，如做灯笼外壳的竹篾、糊灯笼的彩纸，然后根据每个孩子的属相，精心设计各式各样的灯笼。
如妹妹属兔，他就扎一个兔子灯笼，不仅能提着走，还能拉着跑；我属狗，他就设计一个狗型灯笼；哥哥属马，他就设计一匹奔跑的马。
从过罢腊八就开始做，一有空就做，一直做到过年。大年三十晚上，吃罢年夜饭，母亲守在家里，父亲带着几个孩子打着灯笼，悠闲地走在大街上，妹妹在前面拉着兔子灯笼，我和哥哥牵着狗和马灯笼。我们在街坊邻里的赞美声中，十分得意，像中了彩一般。
过了正月十五，天气就暖和了。春风溜河湾，正是到大河湾放风筝的好时候，那里无遮拦，地面宽阔平坦，是放风筝的好地方。背集无生意时，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放风筝。风筝是父亲扎的，有燕子形，有“大九莲”，有五角星，他教我们怎样让风筝升起来，怎样越升越高，我们玩得是那样的开心，父亲望着我们奔跑，慈祥地笑着。
端阳节，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我们去采芦叶。采芦叶之前，他给我们讲端阳节的来历，讲为什么要做粽子，芦叶采回后，还教我们包粽子，我和妹妹拙手笨脚，包来包去都包不好，不是米撒了，就是把粽叶揉烂了。母亲心疼地说：“看你们把东西都糟蹋了。”父亲说：“没关系，不就是玩嘛。”他手把手地教，帮我们掌握窍门，一点儿都不嫌麻烦，直到教会为止。
中秋节晚上，打火把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非常隆重的乡村习俗。父亲对这个习俗也不马虎，他扎火把不用秫秸，也不用麦草，而是用麻秸秆，因为用秫秸和麦草扎火把烧得快，火苗还容易掉下来，烧着衣服。而用麻秸秆扎火把，不仅燃烧的时间长，火苗还不容易脱落。打火把的时候，父亲会跟着我们一起玩。乡间的大路上，各村的村民和孩子，举着不同的火把，映红天空，孩子们摇着火把叫着笑着，一直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