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樊纲^[1]

先进院：探索新型科研机构的建设范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全世界的科技鸿沟仍然巨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自己有多大进步，而是要加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科研体系等方面尤其紧迫，否则，一直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处处受压”的情境。

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科技创新能力上追上发达国家，绝非一日之功。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一个必经过程。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继续学习模仿阶段，既要发挥后发优势，也要加大自主创新。未来，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我们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大大提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重大成果不断涌现，高质量论文发表数量已升至全球第一，研发人员总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嫦娥五号”等科技研发取得突破，全球创新排名从2015年第29位升至2021年第12位。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7956.3亿元，同比增长14.6%，稳居世界第二。可以说，我们正处在科技自立自强、进入世界创新体系之始。但大量产业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关键材料、零部件的自给率较低，许多知识和技术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要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创造激励创新的体制环境。新型科研机构是承担这一使命和任务的新载体，在我国实现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型科研机构是我国科技创新实践中的新事物，始于深圳的“先行先试”。深圳已成长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高地，不断向周边辐射发展能量。自全国第一个新型科研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出现之后，深圳陆续涌现出一大批聚焦成果转化、应用基础研究的新型科研机构。近年来，深圳持续推进新型科研机构建设，已逐渐发展成全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开创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先进院”）是全国科研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型科研机构的缩影。经过多年发展，该院已成为深圳吸引高端人才、提升创新能力、促进成果产业化、推广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平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为我国新型科研机构提供了一种建设范式，其发展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深圳先进院吸收国际先进新型科研机构的管理方案和科研体系，采取理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组织架构，充分激发了机构活力，形成了开放包容、敢想敢干的创新文化。该院根据国家和深圳发展的不同需求，在高端医疗器械、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生物医药、机器人、新能源与新材料、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等科研领域充分布局，还根据实际情况突出学科间的交叉，强化了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

科学研究与成果的产业化相结合是新型科研机构的重要优势，深圳先进院聚焦于工业技术开发，通过发展技术科学，实现关键技术开发与推进基础研究的双重目的，并加强与社会资本合作，推动产业化发展，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硬实力相适应和匹配的科技创新体系。该院开展了“0—1—10—∞”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的体系化探索和系统化实践：建设了9个研究所，113个创新载体；打造了医疗器械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组建了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两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了合成创新院、脑院、电子材料院这三个基础研究机构；国内首创“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面向未来产业科技与人才需求，筹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不但为原始创新策源、关键技术突破、高水平人才培育、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聚变反应提供了内核动力，还探索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新科研范式—“蝴蝶模式”，为国内蓬勃发展中的新型科研机构提供“深圳经验”和“深圳模式”。

面对国际复杂环境和现实产业需求，深圳必须进一步发展兼顾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新型科研机构，提升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同时，要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把握并放大自身民营科技企业的优势，强化民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未来，期待深圳先进院更加注重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破解“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努力实现更多“0—1”的原始创新，勇敢地踏入“无人区”，找到创新发展的下一个方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1]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