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国刚：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在罗湖诞生

举家南下深圳，心里觉得来对了

我1944年生在陕南，长在关中。1964年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现西安外国语大学），在校6年，专业从俄语转到日语，1970年毕业参加工作。

来到深圳之前，我在铜川矿务局办过矿工报，之后相继在兵工厂、飞机制造厂、制药厂工作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广东亲戚写信给我，劝我来深圳。当时，我已过而立之年，而且58.5元的月工资在陕西也算是较高水平。但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别看现在的深圳还很“荒凉”，但是它未来会大有发展。

1981年的春节假期，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深圳。从深圳火车站走出来，一路看去，当时的罗湖区连三层高的小楼都很少，到处是田地和水沟。深南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最宽处也只能让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勉强通行。

到了过年那几天，小孩子在院子里玩，一开始还穿着毛衣，玩到热的时候，连毛衣都脱了，就穿个T恤衫到处跑。深圳对我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冬天不冷，我希望孩子在这里念书，不要再冻手冻脚了。

当时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也深深感染了我。我在心底认为：这地方好！来对了！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

我来到深圳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叫爱华电子公司，它是电子工业部在深圳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当时深圳的一家大型国企，我在公司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离开校园的十余年里，我一直坚持学习日语。来到深圳后，更是出于对知识的追求，广泛阅读。深圳毗邻香港，我得以接触到很多金融方面的书。我当时并没有期望有一天这些知识能派上用场，然而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1983年，由中日友好团体出面，在中国招考两名懂得日语、兼通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我考取了其中一个名额，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选派到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之一。

1983年，我们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开始了留学生活。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知道了我们前来求学的消息，表达了采访意愿。我在得到上级批准之后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当时日本记者问我，你觉得学了证券和证券交易，回去能用得上吗？我答，学习证券业务，不会白学的。

1984年我学成回国了。回国伊始，我回到爱华电子公司，担任经理。

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初我人还在日本时，香港、深圳等地的媒体，甚至《参考消息》都对《朝日新闻》的那篇报道进行了转载。虽然我回到深圳后，暂时由于客观环境而学非所用，但是很快就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不久之后，我从爱华电子公司调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后来又在分行金融调研处担任副处长。

深交所先行先试率先开始集中交易

1986年，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1988年6至9月，深圳举办了第一批资本市场培训班。

1988年11月，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调出，开始担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面的专家小组组长。

一开始专家小组就在我家的客厅里面办公，我们几个人研究如何开展好工作。后来我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家属院借了一套地下室作为办公室，还借了锅碗瓢盆，于是这个地下室也成了食堂。我们办公用的桌、椅、板凳，也是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的。我们从武汉大学借来的几个研究生就住在这个地下室。

为了筹办深交所，从1988年开始的一年多里，我们专家小组移植借鉴境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光翻译的境外的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所各项业务规则等英文资料就有200多万字，写成对应的中文法规规章也有30多万字。这些成果最终汇总成一部规则大全——《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因封面为蓝色简称“蓝皮书”，它成为打造深交所的“蓝图”。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指定我和王健主持深交所筹建工作。

1990年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在位于罗湖区的国贸大厦3楼正式挂牌办公。8月22日，我和王健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深交所副总经理，先是王健主持工作，后来又轮到我主持工作。

那时候，社会上对证券交易所仍存在反对声音。但面对股票“黑市交易”等问题，我们认为深交所必须尽早开业。在市委领导支持下，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

于是，新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声交易钟声在位于罗湖区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厅敲响。穿着“红马甲”和“蓝马甲”的工作人员迅速投入工作，深交所就这样诞生了。

首日只开了半天市。从上午9点开市，到中午12点收市，一共有5笔交易——安达股票成交了8000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既是新中国第一家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也是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规范化操作的证券交易所。

它诞生在罗湖，揭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辉煌篇章。

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就是深圳进行的大胆的探索。现在想起来，当时整个开业过程很不容易。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后来交易非常顺利，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深交所的创建无论从罗湖、深圳还是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我认为，深圳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巩固，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带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与深交所同人共同努力开创“四化”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力量支持下，我带领团队共同创建了深交所。1990年至1995年，我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在1992年至1993年任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期间，制订并实施深交所的“四化”发展规划，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使深交所在这一领域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1992年2月25日，我们全面实现了交收无纸化。也就是使用电子记账，没有股票这一张纸了。早在1988年11月我们翻译海外证券市场英文资料时，就已经知道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发明了交收无纸化这一现代化的交收模式。假如我们还用实物股票这张纸，那么当时深、沪两个交易所3000多只股票，每天光股票的真伪都没法辨别。深交所成立之初就如同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我们把新加坡证交所发明的这一交收模式拿来使用了，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1993年深交所实现了运作无大堂化。我们通过大型计算机网络和卫星通信系统，把深圳几十家证券部和全国各地的证券商全部跟深交所联网，这样证券部就不需要再派“红马甲”进驻交易所，而是从证券部直接报盘进入深交所自动撮合系统，自动成交。

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发明创造的证券卫星通信系统开始传播股市行情和成交回报。更新后的卫星通信系统具有双向传递行情、成交回报和委托报盘三种功能。通信卫星化以后，不管你是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还是全球其他地方，都可以和深交所联网，进行安全、高效、低成本的股票集中交易。

1993年7月30日，深交所TANDEM大型计算机网络自动撮合交易系统正式推出，我们断然摒弃了传统的交易模式，逐渐实现了交易电脑化。

这“四化”发挥了巨大的技术支撑作用，使深交所成为2010年和2017年全球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金额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在我主持深交所工作期间，深交所同人共同努力开创的这“四化”是中国人的光荣，是大家的功劳，也是深圳无数创新故事中的一个缩影。

1995年，我从深交所法定代表人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入国内外股市发展趋势研究，2000年上调到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工作。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我碰到了一个好的时期，碰到了改革开放，来到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深圳经济特区，又碰到了许多有魄力、有担当的领导，能够使我将所学的知识奉献给国家。

2018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我是其中之一，被评价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中国证监会也发来了贺信。其实，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中国资本市场。有千千万万的人，为打造中国资本市场付出了努力，做出了贡献，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做了应做的事，尽了该尽的力。

罗湖是深圳改革开放策源地，深圳证券交易所也诞生在罗湖。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能在时代的际遇里，在罗湖这片热土上奋斗拼搏，为创建深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付出了个人的小小力量。

今天，罗湖区正在抢抓“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等重大战略机遇，高质量建设“湾区枢纽、万象罗湖”。衷心祝愿罗湖在新时代发展得越来越好，为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贡献罗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