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看不见的选择

女人即母亲。

对女性而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不容置疑的召唤。放眼周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完成了怀孕、分娩的整个过程，而在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很少人意识到，那是女性重新撰写人生故事的分界点。我们习惯于歌颂母亲的伟大，认定女性天然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陪伴者，但是极少有人会在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耐心地告诉她，今后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重心将如何难以逆转地改变。

多年前，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作和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彼时，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兴奋中，尚存天真，认定自己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一年、两年、三年……做妈妈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点被压缩。这不仅关乎时间管理的问题，还有心与力的两难。我一直试图平衡一切，而生活却仿佛一个咧开了嘴的玩偶，有些恶作剧般地望着我大笑。

我发现很多女性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用日夜履行的母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把人生的可见性和可能性一分为二，却无所察觉。可见的是，年复一年，生活里一道又一道的困扰，将家庭生活以外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当我们无法解决工作—家庭的矛盾时，只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压缩一些；当我们被迫放弃曾经的梦想和部分的人生，我们便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允许一切发生；当我们独自走入狭窄的小巷里，求助的声音长久不被听见，我们便选择沉默。我在自己和身边的女性朋友身上，都体会到，被拖入一条叫作“家庭”的河流后，会怎样不受意志所控地向前漂流，驶入更宽阔还是更狭窄的河道，抑或是停泊在何处，似乎都不由自己来选择。在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难以逃离于无形的命运之手，而女性在不确定和失序感面前，似乎拥有更为敏锐的嗅觉。

为什么是她们？

在本书中，我深入访谈了二十余位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女性。[1]在大众的印象中，她们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且有能力、有资源为孩子提供优质的养育环境、教育条件和亲子陪伴。然而她们在处理工作和家庭的矛盾时，有着难言之隐和扑面而来的两难：为了照顾孩子而不得不调整甚或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妻子、母亲的身份之外，需要费尽心力才能保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会为了成为一个好妈妈而反复陷入迷思——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

访谈的过程中，被访对象们都不吝于分享，她们中的一些甚至说，“你大胆问吧，我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受宠若惊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她们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会主动触碰一些涉及隐私的敏感议题。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此的身份认同：我们都是女性，都是母亲。不可否认，这是与她们访谈时天然的优势，我会和被访对象分享自己在育儿中遇到过的困扰和棘手问题，从而唤起共情，打破我们之间的陌生界线。她们会告诉我，自己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如何度过童年、少年时期，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怎样，曾经对于婚姻的期待以及为人母的心理变化……这些看起来和“做妈妈”这件事联系并不紧密，但事实上，从这些过往经历的讲述中，她们能够卸下防备，且更为连贯地看待自己当下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每个人的多重身份都是由一段又一段环环相扣的经历所组成，那么母亲这个角色在女性的生命中也从来不是横空出世、凭空而起的。如果忽略了她们和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么女性的声音也会难以真实地表达，其困境亦难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完成一系列的调研和深度访谈后，我愈发相信，女性的个体叙述，也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恢宏故事的一部分。

在很多人眼里，女性似乎天生不具备梳理自我、准确表达自我诉求的能力，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譬如在影视作品里，我们极少见到女性角色的大段独白，即使有女性主动讲述的部分，通常都被刻画为声泪俱下、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场面，或是咬紧嘴唇、沉默不语、隐忍的无声画面，沦为剧情推进的背景板。事实上，通过和访谈对象的深度交流，我发现很多女性富有内省和思辨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己此时此刻身处的位置，也愿意尝试从个体的母职经验出发，站在身边人，比如丈夫、公婆、孩子、上司、同事等等的角度去思考，从而去梳理、面对并尝试着走出困境，哪怕是“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往复，都始终不会放弃。她们在一段关系中、一个家庭中，经年累月反复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是抱怨、是愤怒，像一个阈值很低的高压锅——事实上都在表明她们渴望被看见、被重视，以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支持。

家长里短的事在很多人看来更适合出现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里，并不值得被认真记录。这样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很多女性，她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预备开口讲述，却由于心理上的负担，又将话吞下，继续陷入纠结和失落，毕竟自己遇到的问题是那么琐碎、微小、不值得讨论，遑论得到理解和改变。在学术界也存在这样的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一书中曾指出，“在诸多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女性，要么是隐匿不可见的，要么是表征不足的：她们往往以鬼魂、影子或是刻板印象等，这样的无实质形态存在。”[2]这也构成了写作本书的初衷：希望每个女性都能够在愿意开口的时候，不会因为在意外界的评价而选择沉默。讲述她们为人母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遇到的具体问题，让亲近的人和有相似困扰的陌生人听见，或许很难从本质上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改变，却已然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论是讲述还是记录，都是为了摸索到更好的解决路径，而不是让很多女性在无数个深夜里，左手握住右手，劝自己“忍忍算了”。我始终记得，在一场三小时的访谈之后，一位受访女士如释重负的表情。我们在一个陈旧的咖啡馆里见面，初春的北京依然有些寒意，而室内暖气已经停了，只能靠不停地喝热茶来取暖。通过讲述，她理清了思绪，同时感到自己被抚慰。她告诉我，尽管成为母亲是一件比想象中艰难许多倍的事情，但她从不后悔。

如果将母亲们进退两难的复杂处境放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大环境中分析，我们会发现她们的困境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又是复杂而幽微的。像大海一样，尽管看起来都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若仔细聆听，每一片海浪打落在礁石上所激起的潮水声都不相同。本书记录了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不同育儿条件下的女性，之所以做出这些分类，无意为她们贴上标签，只是希望通过不同的育儿选择来探讨其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当抛开母亲的身份，她们渴望成为的那个自己究竟是谁。

这些年，“母职”成为一个被公众广泛讨论的话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总是不停地指导妈妈们如何科学育儿，并通过“买买买”来解决生活上的难题，似乎这样就可以彻底解放妈妈们的劳动力，铲除很多妈妈们的焦虑。事实上真能如此吗？一个女性在生育后，依然保持年轻与美貌，秀发飞扬，身材苗条，展现“辣妈”的形象，就是爱自己、对自我最大、最完整的保留吗？披着消费主义的外衣，甩几个购物链接，就能解决妈妈们的所有问题了吗？从访谈对象的遭遇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受过良好教育、在大城市有着一份稳定工作的女性，大都有着相对安定、资源丰富的育儿环境，看起来是某种程度的幸运儿，然而通过她们的日常困扰，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她们正在一条昏暗漫长的隧道里，辛苦地寻找出口。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曾经这样向我形容：原本的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球，有了孩子以后，要把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包裹在这个球里面，要适应他挤占掉的空间，等慢慢适应以后，球已经凹陷了一块，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形状了；而等到小孩有一天离开，她又要努力把这一块默默弹回去。妈妈们纷纷被训练成一个可以随时变换不同状态，以适应不同场景需求的“变形金刚”，事实上，凹陷下去的那一块或许是妈妈们长时间失去的部分自我，其中的内容包含职业发展、情感需求、休憩的个人空间等等。

找寻的脉络

与每位受访对象进行访谈最初的半小时到40分钟时间里，我都会尽量启发对方打开话匣子。如果约见的地点是在对方的工作场所，我会尝试这样切入提问：“你最近手头在忙什么工作？”如果是在家中，我会先提出自己的好奇：“平时和丈夫是怎样的育儿模式？”从对方熟悉、感兴趣的语境入手，开启话题，再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追问。我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抱着调查的心态去做访谈，她们是一个又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人，不是面目模糊、仅用代号记录的研究对象。我在心里和自己许下两个承诺：一是所有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证明心中已经预设的答案，而是耐心倾听，才能从中发现个体的具体困扰。比如，同样是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妈妈，有的处于离异后的过渡阶段，一时还踏不准新生活的步调，并对独自养育孩子心怀歉疚；有的则坦然面对，坚持认为婚姻的状态只是一种个人选择，独自抚养孩子并没有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格外艰难。二是不带着陈旧的认知框架去提问，比如，身为职场女性，如何平衡好婚姻、家庭还有工作？你觉得当妈妈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假使抛出这些问题多少带着一些旁观者式的“隔岸观火”，很可能只会得到一些听起来大而模糊的回答，而表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真正值得去好奇、去探寻的。比如，成为母亲后，怎样重新安排个人时间？在育儿过程中是否明显感受到丈夫的支持？在妻子眼里，丈夫应该对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夫妻双方会按照怎样的分工来处理家庭事务？是否感到公平？有了孩子后，夫妻之间的权利关系是否产生了明显或是微妙的变化？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一个女人天生就具备了所有当母亲的神圣技能，比如，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乳汁就开始充沛地分泌以喂饱幼小的孩子。而事实上，很少有女性会提前认识到，哺乳是一件辛苦的差事，在新生儿顺利衔乳，母亲第一次成功地喂奶之前，身体会经历意想不到的变化，包含疼痛、肿胀、皲裂等等，这是一个母亲和孩子都需要学习，不断调整，互相磨合适应的过程。在访谈中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在婴儿诞生的一瞬间，便自然认定了“我是一个母亲”。每一位女性对“成为母亲”有明确意识的时间节点并不相同：有些是在很年轻时，甚至在未婚时，就强烈地认可自己会成为一个妈妈；有些是到了二胎的时候，才感到真正进入了妈妈的角色；也有人小心翼翼地说出，“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的话，我不会生两个孩子”“很想试一试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什么样的”“真的没想到生孩子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这么大”。这些听起来没有那么母爱四溢的表达，却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心境，并且折射出每位女性对于母亲身份认同的差异，也长期影响着她们在工作、社交、家庭中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

除了深度访谈，我还近距离观察和参与了部分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一起晚餐，同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她们的丈夫）聊天，受邀参加她们孩子的生日聚会。在轻松的相处过程中，我会询问一些家庭事务中的琐碎问题，比如，谁半夜起来泡奶粉、换尿布？谁给孩子做辅食？谁做家务、收拾房间？平日陪伴孩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孩子有了情绪波动，一般谁会先注意到？我们还会一起探讨职场女性在育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心目中理想的双职工夫妻相处模式是怎样的？选择退回家庭、照顾孩子的妈妈，如何安排个人的时间和需求？结婚前是否有讨论过家务的分工合作？大部分人都承认，婚前没有真正深入地讨论过。一些女性是带着传统性别分工的意识进入婚姻的，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后，才意识到需要做出改变。一些女性则把这些事情归为“鸡毛蒜皮”，不符合对浪漫爱情的想象，羞于提起，而日后发生家庭矛盾时，她们都曾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

同时，我也深入访谈了多位丈夫，询问他们在育儿、家务上和妻子有着怎样具体的分工？成为父亲后，男性心理上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是否会和女性一样遇到工作和家庭的选择问题？如果在育儿过程中，夫妻双方遇到分歧，会如何处理？通过交谈我发现，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劳碌操心的程度远远胜于她们的丈夫。因为其中的苦累体验更多，她们聊起一些具体问题时显得更加侃侃而谈，经常是感受和实例并举。无论从事何种工作的女性，即使家庭事务再牵扯精力，她们依然会让自己站在问题的靶心，主动成为家庭里那个“兜底的人”，而大部分的丈夫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和主动的自我要求。时间长了，妻子会慢慢从希望得到丈夫的倾听、善解人意和力所能及的支持，逐步转变为“他只要不和我对着干，就谢谢了”。

有一次，当被问及如何进行家庭分工，一位受访男士不假思索，轻松地说道：“哦，我太太肯定是比我擅长做这些事。”很多女性将家庭视为除工作以外的“第二战场”，一位孩子不满周岁的母亲告诉我，她每天下班后匆忙赶回家做饭、陪孩子，为了不落下工作的进度，等孩子入睡后再加会儿班，躺在床上时，已是筋疲力尽，坦言感觉就像是“一天打了三份工”。当男女双方都需要为工作忙碌，女性往往要为家庭奉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职业女性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她们越来越渴望丈夫们不仅能够理解自己，也能果断拿出行动来共同分担。而在访谈中我发现，那些愿意主动分担家务，并将育儿视为己任的男性，也和他们的妻子一样，常常感到自己面对着家庭和职业发展的两难，同时疲惫地处理着两边的各种要求。而当丈夫在家庭事务中不再隐形，开始体谅女性为人母后所经受的不易时，他们不再停留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性别分工，而是看见了妻子的需求，并试图和女性一样做起“平衡术”——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以适应兼顾照料子女的需求。

一位受访男士告诉我，他不希望妻子放弃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事情，只是做一个天天围着家务和孩子转的妈妈。还有一些男性明显察觉到妻子辗转在工作和育儿之间的疲惫，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愤怒。他们认识到，如果只有女性在家庭中做出妥协和牺牲，对夫妻关系而言是不健康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每个人都渴望在家庭中享受被需要的感觉，由此汲取爱和温暖。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思考、重新分配个人时间的安排，在努力工作和陪伴家人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在访谈中发现，有些女性在刚生产完的一年时间里，为了方便给婴儿喂奶和哄睡，主动和丈夫分房睡。一位受访男性表示，家里有了孩子以后，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感到一些和照料相关的事情或许天然不适合男性去投入参与——既然有男性如此表达心声，不如放手让他们大胆尝试，只有抛开根深蒂固的男女分工观念，女性才能卸去身上一道又一道的繁重任务。如今，一些男性观念的转变，正是中国家庭内部发生变革的具体体现，也是整个社会重新审视母职的意义所在——我们并不是将男性推向女性的对立面，而是认识到在家庭事务中共同分担、互相需要的重要性。每当多一位男性愿意和自己的妻子换位思考，就意味着多一个人可以帮助女性腾挪出一些思考的空间，近距离审视当下，在未来找到解决之道。

另外，我也访谈了一些上一辈的女性，她们离开家乡，迁居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不是为了安享晚年，而是为了帮助下一代解决实际的育儿和家务问题。她们出于一片好心加入小辈的生活，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心情。两代人在观念、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不得不为代际育儿模式贴上“相爱相杀”的标签。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有多深，羁绊就有多深，相伴而来的矛盾和冲突，亦浮现在两代人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之中。这也让我思考，母职真的是一份可以被传承、无法推脱的工作吗？之所以有这样想当然的念头，是否因为在传统母职的规训下，女性常以爱为名义付出劳动？而现代女性在此基础上，仍不断给自己做“加法”，用母性的光环自我加压，不断扩大自己的能力半径，以至于发出“当妈越来越难”的感慨。这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母性”。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在讨论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这样解释：“‘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3]其中，克制自我需求的内容包括：女性牺牲自己的时间、个人喜好，完全和孩子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这样的绑定不仅仅存在于女性和自己的孩子之间，还在孙辈身上延续。

为本书进行调研时，无论男女，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想在拥有一份工作的同时陪伴孩子，也想和伴侣共度一段美好、和谐的养育时光。我会问他们，如何实现呢？有一位受访女性告诉我，当妈妈的关键是，不要耗尽自己，借助所有可触及的资源，比如朋友、邻居、社区公共环境等等，来创造更广阔的育儿环境。一些妈妈相信，如果孩子的成长最终需要在社会中实现，那么越早不受限于家庭的私人环境，也就越早能帮助孩子和外部建立友好的连接。在访谈中我还发现，为人之母是很多女性社区参与的起点，“一起遛娃”使她们与社区中的邻里发生了更多深度的关联，比如，通过定期组织活动、学习资源共享等等，大人和孩子都重新发现了社区，在原本陌生而熟悉的环境中共同成长。尤其对于一些全职妈妈而言，她们更需要社区范围内的支持与互助，帮助她们摆脱家庭生活的单调与狭隘，迈向宽阔、丰富的公共空间。

女性在踏入社会、职场、婚姻、母职后，更加系统地认识到性别背后的含义，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差异，还有那些隐秘的选择和为之付出的真实代价。女性在家庭里，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的无偿照料工作。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如果她们将时间更多花在了家庭事务上，那是否意味着她们天然地比男性少了向外探索、开辟新天地的机会？生活方式决定了看待世界的角度，如果女性的眼界使她们在种种取舍之间，更多倾向于和家庭产生深度连接，那是否意味着她们或主动或被动选择了一条主流所倡导的道路？如果女性想要为自己而活，不再理所当然地把家庭放在首要位置，那是否意味着她们会承担更多的世俗议论和评判？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女人即母亲”这句铿锵有力的论断之后，打下了一个问号。

随着访谈和写作的深入，我愈发感到，身为女性，我们已经在职场、家庭、各种人际关系和生活的缝隙里，进行了太多的自我反思，做出了太多看不见的选择。如果女性们依旧如此疲惫、如此困扰，是否意味着现有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抵达内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踏入问题的本质，试着去寻找线索——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我们的职业生涯设计里、我们的公共育儿制度里……从那里出发，也从女性们不被听见的声音开始，正是本书写作的起点。

注释

[1]本书将所有受访者的姓名等个人身份信息隐去，使用化名，将所有可能辨识身份的细节改写或是略去以保持受访者的匿名性。

[2][英]安·奥克利：《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汪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页。

[3][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