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生活

心想事成，高中毕业后我成功考入国际基督教大学。对我来说，这所大学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容身之所。学校里的日本学生既有像我一样毕业于日本美国学校的人，也有从外国高中毕业的归国子女，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日本的高中，然后就是大量的各国留学生。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多样文化的大聚会。与我曾经生活过的美国和加拿大相比，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校园可能更加多元化。和多种文化背景的学生对话，远比从书本上读到的、从课堂上学到的要真实得多，差异也要大得多。

我在国际基督教大学最大的发现是“我什么也不懂”。在大学的学习和交流经历屡屡引发我的思考——“我不懂的事情还有太多，要诚恳地认清这个现实”。这个思想成了日后我经营哲学中重要一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一个原点。

不过，在大学里，除了一般的学习生活，我还有很多其他想做的事，或者说，那些事才是我大学生活的重点。从孩提时起，我就特别痴迷于机械，尤其喜欢汽车。大学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攒钱，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汽车，那段经历我至今难忘。那是一辆金属绿色的马自达RX-7，搭载马自达转子发动机的一代名车，而且我的那一辆是在车友之间具有超高人气的SA型。虽然我买的是一辆二手车，但是当时的价格高达88万日元，而且那辆车很费油，可我就是喜欢它的酷炫感，经常开着它去兜风。

平井一夫和他的马自达RX-7在国际基督教大学中

十八九岁是玩心正盛的时期，我还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六本木的夜总会玩耍。那个时候，夜总会还叫迪斯科舞厅。当时我的玩伴中有一位名叫约翰·卡比拉，他是我在日本美国学校和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校友，比我高两届。大学毕业后他进入CBS索尼唱片公司工作，后来我也应聘进入了这家公司。在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校园文化节上，我和约翰·卡比拉还一起开过迪斯科舞会。

顺带说一下，大学期间我之所以能养得起汽车，还能频繁地出去吃喝玩乐，全依赖我教英语挣的钱。我的母校日本美国学校在放学后会开设英语口语班，我就在那里当老师。没想到那段授课经历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的英语口语课主要面向孩子，但每月一次会邀请孩子的父母来参加公开课。每逢公开课之前我便会思考：“如何才能让孩子的父母认可我的授课，让他们喜欢我呢？”经过我的努力，我的课程受到很多家长和学校老师的好评，他们说：“平井老师很擅长做演讲。”但实际上，我是一个不喜欢面向很多人讲话的人。只因为是工作，所以不得不用心准备，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学到了演讲的精髓——搞清楚“在对谁说话，要传达些什么”。这个认知，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当然，那时我可没想这么长远，只是因为不想丢掉重要的经济来源，才努力工作的。

每次一走进大学校门，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D馆”，它是一座纪念馆。在这栋建筑物的一楼有小卖部和休息区，那里是我和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二楼以上有戏剧部的活动室，所以经常能听到从楼上传来学生做发声练习的声音。我最享受坐在一楼休息区的椅子上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开怀畅谈的状态，这也是全日本各地大学生的普遍状态。

少年时期我多次跨越国境摆渡于东西方之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感觉非常惬意、自在的容身之所。在享受大学生活的同时，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我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以后要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日本生活。大学时的我非常认真地思考过一个问题——虽说青少年时期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但我是一个日本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不是一直生活在海外，而是反复游走于东西方国家之间，不管在哪片土地上，我都感受到了当地人把我看作“异乡人”的态度；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摆脱不了少数派的命运。而且，随着生活场所的变迁，我所处的境地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小学一年级我刚到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时候，被人称为“小日本”；小学四年级回国后，被老师没头没脑地怒斥“这里不是美国”；随后我从日本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回来后又去了美国旧金山，最终回到日本。在我能够自由呼吸的国际基督教大学中，有土生土长的日本学生，他们被称为“纯种日本人”，而我则被归为“变种日本人”。不管怎么说，无论在哪里，我都感觉自己被排斥在“主流”人群之外。

如前面所述，对于日本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我感到令人窒息的苦闷，同时也无能为力，那种厌恶感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但说到底，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海外的生活经历，我感觉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体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