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文

明清小说和江南的缘分

这里所谓的“江南”，主要指如今的浙江全省、江苏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当然，实际的描写，也会旁及深染江南之风的周边城市。明清的小说和江南很有缘分。我们不妨先粗略地扫描一下，有哪些明清及近代的著名小说家与江南有关。《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或说东原（今属山东）人，或说太原人，但罗贯中长期寄寓杭州，则是学界的共识。《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说江苏淮安人。《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原籍南京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先辈移居浙江宁波，后来又徙居钱塘（今杭州）。曾任南京国子助教兼修国史。明代通俗文学的大家、“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吴县（今苏州）人。《绣榻野史》的作者吕天成是浙江余姚人。所著《曲品》与王骥德的《曲律》并称为“论曲的双璧”。“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其祖父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曾任常州府同知。《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祖籍涟水（今江苏涟水），后徙山阳（今江苏淮安）。《大唐秦王词话》的作者诸圣邻，浙江宁波人。《封神演义》的作者有许仲琳、陆西星二说。明舒载阳刻本卷二题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字样，则许仲琳当为南京人。陆西星，张政烺先生认为是江苏兴化人。早年为诸生，九试不遇。《西游补》的作者董说是浙江吴兴人，中年在苏州灵岩寺出家。《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是江苏昆山人。《子不语》的作者袁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归隐于南京小仓山随园。《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五色石》《八洞天》的作者徐述夔，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陆云龙、陆人龙昆仲，前者为《魏忠贤斥奸书》和《清夜钟》的作者，后者为《型世言》和《辽海丹忠录》的作者，自曾祖起从海宁迁钱塘（今杭州）。《无声戏》《十二楼》的作者李渔，浙江兰溪人；又是《闲情偶记》的作者。《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浙江乌程人，是凌濛初的同乡。《隋唐演义》和《坚瓠集》的作者褚人获，长洲（今苏州）人。《今世说》的作者王晫是浙江钱塘人。《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但长期在海州（今连云港市）生活。《谐铎》的作者沈起凤是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淞隐漫录》的作者王韬，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江苏江阴人。《何典》的作者张南庄是乾嘉时人，生平不详。全书用江南方言写成。《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江苏常州人。与《水浒传》唱反调的作者俞万春，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区）人，全书用吴语写成。“四大谴责小说”之中，有三部出自江苏人之手：《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是江苏常熟人。

上述小说作家的这张名单已经相当可观，再看明清时期江苏、浙江小说批评的繁荣。弘治甲寅（1494）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写下中国第一篇通俗小说专论的蒋大器，是浙江金华人。明代重要的小说理论家胡应麟，浙江兰溪人。托名李贽评点过《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皇明英烈传》的叶昼，是江苏无锡人。名气最大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是苏州人。《西游记》的评点家汪象旭是西陵（今浙江杭州萧山区）人。《三国志演义》的评点家毛宗岗是苏州人。《金瓶梅》最著名的评点出自张竹坡之手，张竹坡是江苏铜山人，祖籍浙江绍兴。

不难想象，在江南必有一个数量可观的通俗小说读者群；没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没有这样一个喜欢小说的环境，不会有如此繁荣的小说创作。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里提到：“（吴敬梓）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程晋芳是吴敬梓的挚友，“人争传写之”当是事实。

江浙地区小说创作的繁荣，以城市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为基础。钱穆认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明朝）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国史大纲》第38章）现在人们好讲东西的差距，其实，南北的经济文化乃至于风俗，差距也不小。东南与西北相比，差距更大。

江南是明清时代最富庶、最繁华的地区，是当时地主阶级剥削的渊薮。康、雍、乾时期，扬州、南京、苏州、杭州都已经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里重叠交错，各种思想在这里竞争、交流，各种学派在这里磨砺着自己的“武器”。江南地区堪称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在清、近代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江南人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在清代经学的流派中，吴派的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都是苏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吴派学术给他的启迪不可忽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为江苏人。清、近代的史学大师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章学诚、王国维都是江浙人。清、近代的文学家中，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思想之活跃、学术信息之灵通、政治之敏感，可想而知。

江南地区，领导着全国的消费潮流。张瀚的《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所谓：“民间风俗，大多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上海产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成为全国公认的消费名牌一样。徽商和晋商，财力雄厚，可以在家乡建宗祠，修家谱，但他们的文化消费、物质消费，主要在江南地区，而不是在他们的家乡。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深厚的人文底蕴，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悄悄地造成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我们在《儒林外史》对徽商的描写中可以觉察到一点蛛丝马迹。

江浙小说的传播，引起一些维护道学的官员的警惕和诅咒。这正是江浙小说创作繁荣、影响巨大的证明。当然，通俗小说中，确实有一些低俗的作品，这是又一本账。《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八《礼政·正俗上》载有钱大昕的一道奏折，有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日盛、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察坊市，有刷印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或訾吾言为迂，远阔事情，是目睫之见也。”钱大昕（1728—1804）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钱大昕与吴敬梓的长子吴烺（1719—1782）一起，献赋行在，被钦赐举人，并授以内阁中书的闲职。尽管钱大昕对通俗小说深恶痛绝，但他与吴烺毕竟是同年。所以，吴烺请他为自己的《杉亭集》作序，他亦欣然同意。在序中，出于礼貌，钱大昕不得不在称赞吴檠的同时，捎带着称赞了一下吴烺的父亲吴敬梓：“君之从父岑华比部，尊甫文木先生，并高才博洽，有闻于时。”

从地理上看，吴敬梓一生活动，主要在安徽、江苏两省，旁及浙江等地。其中江苏尤为重要。《儒林外史》就是在江苏的南京写成的。十八世纪的两位文化巨人——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喝过秦淮河的水。吴敬梓在南京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曹雪芹的家族有四代人在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生活了六十年之久。吴敬梓、曹雪芹都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

钱谦益如此描写明朝中后期南京的繁华：“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列朝诗集》）吴敬梓对“仙都”南京很有感情，对扬州也十分喜欢。他在《儒林外史》中用了很多文字，深情而饶有兴趣地描绘了南京的繁荣景象和风俗人情。乾隆六年（1741）正月，吴敬梓与吴培源的联句中，就径称南京为“不夜城”（“人游不夜城”）。在吴敬梓的笔下，可以看到：南京城的建筑雄伟壮观，“人烟凑集，金粉楼台……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船上的“细吹细唱”，更是“凄清委婉，动人心魄”（第二十四回）。“城内万家烟火，那长江如一条白练，琉璃塔金碧辉煌，照人眼目。”（第二十九回）南京城的清凉山地藏胜会，“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第四十一回）。难怪张文虎（天评）就此感叹道：“写秦淮河风景，百世之下犹令人神往！”吴敬梓在其《移家赋》中，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南京城的山川人文：“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

小说中第三十二回，娄太爷临终之际，嘱咐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传达出作者移家南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