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考索

玄奘取经神魔化的契机

《西游记》是由《取经诗话》演化而来的。《取经诗话》写玄奘西行求法，曾获得妖仙的辅佐。这妖仙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他的出现是玄奘取经故事之神魔化的主要标志。

说来也叫人好笑，不少年来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之一竟是：玄奘求法天竺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壮举，可又怎么会出现个猴行者而使这伟大壮举神魔化的呢？这个猴行者有无其现实的原型？求索的结果，我倾向于说“有”，那就是《三藏法师传》中的年轻胡人石游陀。而石游陀与玄奘的一段师徒关系，可能就是猴行者成为玄奘弟子的契机。这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知道，玄奘于贞观三年起程求法，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欲结侣西行，有诏不许；乃潜抵瓜州，拟偷渡玉门。不数日，凉州访牒亦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三藏法师传》写此时此刻的玄奘，其文云：

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其夜，寺有胡僧达磨梦法师坐一莲花向西而去。达磨私怪，旦而来白。法师心喜为得行之征，然语达磨云：“梦为虚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场礼请，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游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

正当玄奘“苦无人相引”西行而凉州访牒又至之际，正当玄奘于“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之时，石游陀“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并“即请受戒”，且“言送师过五烽”，这从宗教的经验心理看问题，石游陀之成为玄奘弟子，岂但是玄奘的“得行之征”，简直可以看作是神灵遣来送玄奘向西而去的一座“莲花”。这与《取经诗话》所写三藏法师行程中遇猴行者，这与《西游记》杂剧所写唐僧于花果山解救孙行者，这与世本《西游记》所写唐僧于五行山救度孙悟空，其思想寓意是相同的。这是不可不注意的第一点。下文云：

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法师心不怿。少胡曰：“此翁极谙西路，来去伊吾三十馀返，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料量，勿轻身命。法师报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师必去，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师马少，不堪远涉。”法师乃窃念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诵咒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胡人所乘马瘦赤，漆鞍有铁，与何言合，心以为当，遂即换马。胡翁欢喜，礼敬而别。

玄奘西行求法，其苦难历程是从瓜州至伊吾。如果说，从伊吾至天竺，他是位“名王拜首，胜侣摩肩”的“著名访问学者”，那么，从瓜州至伊吾，他则是个“乘危远迈，杖策孤征”（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见《全唐文》卷十）的地道苦行僧。真是否泰如天地。然而任他惊风拥沙，空外迷天，玄奘没有在八百里渺无人烟的莫贺延碛中失道，此无他，就在于所乘骑的是一匹“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的瘦老赤马。“有术人何弘达者”云云固然是种不足征信的宗教迷信心理，但由此亦可以看出玄奘于多少年后在回首往事时也一直没有忘记这匹马的作用，甚至还自神其迹。因此，这么想问题显然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石游陀的大力帮助，玄奘便不会有这匹“极谙西路”的瘦老赤马；石游陀虽然没有相引玄奘至伊吾，可实际上却起了这种护法弟子的作用。《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一路降妖伏怪，主要是靠大梵天王所赐的三件法宝；《西游记》杂剧里的孙行者，一路降妖伏怪，主要是靠请神佛前来解厄。二者在唐僧取经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充当着向导的一面显然是更为基本的。甚至直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其一路所起的向导作用，还远远超过猪八戒与沙和尚哩。凡此说明，可万万不能小看这一向导作用，假若中道失路，玄奘也就到不了天竺，因而昔日谁充了法师的向导，也就成为人们所最关心的问题，翘首以待回答的问题，不论孙悟空的形象怎么演化，其向导作用一如既往，正是人们在孙悟空身上的这一心理积淀使之然。石游陀之于玄奘求法和孙猴子之于唐僧取经，二者的基本作用是颇为一致的。这是不可不注意的第二点。下文又云：

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馀，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馀步，各下褥而眠。少时，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师，未到十步许又回，不知何意，疑有异心。即起诵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已，还卧遂睡。天欲明，法师唤令起取水盥漱，解斋讫欲发，胡人曰：“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稳。”法师确然不回。乃俛仰而进，露刀张弓，命法师前行。法师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数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师知其意，遂任还。胡人曰：“师必不达。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师报曰：“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为陈重誓，其意乃止。与马一匹，劳谢而别。

石游陀相引玄奘三更天偷渡的那条河，显然是“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瓠河，它曾使玄奘闻而益增忧惘。然而，重要的是，石游陀在受戒时曾“言送师过五烽”，一到玉门关下却生了异心；其路上的行为简直令人难以捉摸，堪说是个心猿意马的人。正因如此，所以他虽则给了玄奘以诸多的切实帮助，但玄奘对他却并不怎么信任。这种师徒间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好像对这位保驾弟子应该有所提防似的。《取经诗话》第三节写三藏法师问猴行者：“汝年几岁？”行者答曰：“九度见黄河清。”法师“不觉失笑”，认为是“妄语”。第四节写猴行者告诉法师：“此去人烟都是邪法。”法师闻言“冷笑低头”。第十一节写法师让猴行者偷西王母的蟠桃，行者呈上由蟠桃变成的人参果，法师以为这是行者在作弄他，遂转身便走。《西游记》杂剧写唐僧行至花果山解救了孙行者，孙行者却想吃掉唐僧；多亏观音菩萨前来给孙行者戴上一个“铁戒箍”，才确保了唐僧的安全。甚至直到《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的信任，也远不如对猪八戒和沙和尚的信任。凡此，不难看出：既收其作保驾弟子而又怀有疑心，玄奘和石游陀与唐僧和孙猴子，就其师徒关系的微妙性来说，二者又何其相似乃尔！这是不可不注意的第三点。

还有第四点，那就是：石游陀于礼佛时受“五戒”，是佛教中不落发的教徒。其在家修行则相当于居士，其在寺庙劳作则相当于行者。石游陀作为玄奘西行时的相引，其实际身份也是与后来取经故事中的孙猴子相符的。到《西游记》杂剧和世本《西游记》里，孙悟空虽已成为唐僧的大弟子，但其在释门的名分却依然是个“行者”。

最后，这个胡人既然是由玄奘亲为授戒的佛门弟子，当然也就易于被人们认为是胡僧。“胡”与“猢”同音，“僧”与“狲”音近；中国又多猿猴故事，《宣室志·杨叟》中便有猢狲变成胡僧以戏人的传说。或以讹传讹，或从中获得灵感，那位曾助玄奘偷渡玉门的“胡僧”便随之而被幻化为神通广大的“猢狲”。于是，一个神魔型的唐僧取经故事就衍化出来了，其主要特点是说：玄奘取经，猴精保驾。这也符合宗教社会的普遍心理；况且，佛教密宗“护法神猕猴的事甚多”（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案语，见该书第2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玄奘求法天竺，本是个历史壮举，可人们却于幻想中让一个“老猴精”加入取经队伍使之充当法师的向导，其契机，我以为亦即在此。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足见，猴行者之入取经故事并成为唐僧的护法弟子，是既有其外因而又有其内因的。外因是中国具有丰富的猿猴故事，既有佛教思想系统的“听经猿”形象，也有道教思想系统的“修炼猿”形象，可供借鉴与提炼（详见拙著《西游记考论》第五章《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第二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内因是《三藏法师传》中曾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石游陀这个人物及其在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二者一结合便出现了取经故事中猴行者这个形象，从而导致了玄奘取经故事的日益神魔化。这么看孙悟空形象的由来，与鲁迅的来自无支祁说以及胡适的来自哈奴曼说等相比，似乎还是较为密合事理些。至于孙悟空的幻相原型究竟是佛教文化系统的“听经猿”，还是道教文化系统的“修炼猿”，当另题探讨，这里也就从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