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819年10月，拜伦男爵从意大利写信给银行家同时也是他版权代理人的道格拉斯·金奈尔德，谈论已发表的《唐璜》前两章的命运。虽然《唐璜》采用了匿名出版的形式，但作品中对社会和文学的讽刺，以及毫不遮掩的情色描写，就像其他带有拜伦色彩的作品一样，引发了流言蜚语。虽然《唐璜》的销售情况不及1812年出版后反响热烈的自传体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但很少有人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尤其是唐璜的个性，似乎就带有其创造者的本色。信中拜伦对金奈尔德说：
自从拜伦1824年去世以来，“绝望的子孙”们总体上是慷慨的。卡罗琳·兰姆夫人称其“疯狂、邪恶、危险”的评价早已深入人心，但并非作为一种谴责，而是作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肯定。形容词“拜伦式的”（Byronic）通常代表一种赞许，这是绝大多数作家的名字都不曾享有的地位。许多男人以及不少女人都认为，被人以这个词汇形容是一种荣誉。它似乎代表某种气魄和潇洒，并伴随自由的政治立场以及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拜伦性格中不那么积极的方面也并没有被忽视——他对待情人常常冷酷无情，脾气暴躁，反复无常；对朋友可以不计后果地大方慷慨，也可以满不在乎——但这些都成了拜伦式神话的一部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揭开表象，向深处挖掘了，请做好心理准备。
这本书并非讲述拜伦一生的传记——在这一被广泛研究的领域中，一些杰出的学术著作［尤其是莱斯利·马钱德（Leslie Marchand）传奇的三卷本著作］已经作出强有力的权威性论断。这本书也不是文学研究作品，虽然当时的诗歌和文学确实与本书的讨论密切相关。叙述中我尽量避开了一些更值得在课堂上和研讨会中探讨的问题，集中精力讲述一系列不同的故事。它们涉及情感、性事以及家庭，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发生在不同国家。故事中有漠然的残忍、热烈的情感、放纵的肉欲，甚至或许还有真爱。从一名门之后降生在“闹鬼”的苏格兰城堡写起，以近90年后计算机技术先驱的葬礼画上句号。
虽然拜伦是串联故事的重要线索，但他不是本书的焦点。我要讲述的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故事，它们的主人公是九位在拜伦生命中占据特殊地位的女性，从他的母亲凯瑟琳·戈登到他从未有机会深入了解的女儿艾达·洛夫莱斯。一些书中人物是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例如玛丽·雪莱和卡罗琳·兰姆。还有一些是被传记作者忽视的人物，比如被拜伦折磨的情人克莱尔·克莱蒙特，以及奥古丝达（拜伦的异母姐姐）的女儿伊丽莎白·梅多拉·利。
我的目的是给予这些女性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同时探索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虽说这本书是由各不相同的九个情感故事组成的，但忽略这些情感关系的同步性，则会使叙述出现不自然的脱节。在同一本书中审视这些女性的生活，最有吸引力的是她们出人意料的与彼此打交道的方式，以及与拜伦的情感纽带如何让她们互为盟友或敌人。
这是一本厚书，但还是受到了篇幅的限制。书中有许多迷人的女性，我希望能够与她们共度更多时光。从全能的“蜘蛛”——墨尔本子爵夫人（她是拜伦的知己，也可能是情人），到牛津伯爵夫人简·哈利，她们自身的政治兴趣和私人生活就足够著传立说了。[1]我同样关注甚至更为同情数不清的女仆、用人和随从。正如拜伦在上文信中所述，这些人因他一时兴起，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与他“胡来”。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揭开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往事：一个拜伦的无名情妇，怀孕后被他抛弃，产下一个不被承认、不被宠爱的婴儿。我找到的最相近的故事，发生在名叫露西的仆人身上。拜伦21岁时让她怀了孕，还为她提供了经济资助；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够证明拜伦有其他私生子。能够代表这些女性的人，终究只有玛丽·雪莱的继妹——年轻天真的克莱尔·克莱蒙特。她的身心忍受着被忽视的痛苦，拜伦的冷酷无情最终酿成了她的个人悲剧。希望克莱尔的遭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拜伦的大情人形象变得更加棱角分明。
我尽可能地用主人公自己的话来讲述她们的故事。拜伦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信记录，引用起来着实方便，最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挑战是如何取舍。我同样渴望听到拜伦身边的人们发声，不管是关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一板一眼、冷酷的决断，凯瑟琳·戈登忧心忡忡却又死心塌地的奔忙，还是关于奥古丝达绵绵的爱意，甚至是梅多拉·利令人费解的坚韧。玛丽·雪莱独特的声音通过她的书信以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发出。1816年夏天，她在日内瓦湖边的迪奥达蒂庄园（Villa Diodati）构思了该作，当时拜伦、珀西·雪莱和约翰·波里道利都在场。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九位女性的故事，照亮那些本不该被忽视的生命，并且以一种全新、客观的方式，审视那些已为人所熟知的人物。
我与这些女性共度了这么多的时光，清楚地看到她们独立的思想和坚毅的性格。凯瑟琳·戈登被不负责任又债台高筑的丈夫抛弃，却顽强地养育儿子，让他能够配得上自己继承的头衔。卡罗琳·兰姆通过发表小说对拜伦进行报复，惊世骇俗的程度几乎与拜伦的作品不相上下。玛丽、克莱尔和雪莱这个本不太可能一起出现的三人组合，自由地在意大利和瑞士旅行，为了知识和天性的解放，挣脱了体面的枷锁。艾达则在计算科学的发展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普选权和妇女权益概念还没出现的几十年里，这九位女性共同提醒人们，有智慧的女性可以而且确实希望过更丰富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作为妻子服务家庭和生育子女。她们的人生或许在多数情况下是艰难、不合传统或短暂的，却绝不是平淡无奇的。
接下来要说的是安娜贝拉口中的“经理”（the Manager）——拜伦本人。在书写了拜伦对他的妻子和克莱尔的残忍行径之后，有时我会非常厌恶他，继续记述其恶行几乎成了一种煎熬。但我也必须承认，正如许多人那样，我也有被拜伦吸引的时候。拜伦和这些女性一样，是思想和行为上的先驱。如今，在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中，他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读者早已厌倦了告诉自己该思考什么、该感受什么的文字，因此拜伦对“伪善”的憎恶才会受到热烈欢迎。不可否认，拜伦的名声是有污点的。安娜贝拉在抚养女儿时曾试图忽略这位父亲扮演的角色，虽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很多读者或许都会对她的做法表示赞同。即便如此，只要不是最固执的人，看到艾达极力维护拜伦的样子，心中无疑都会产生共鸣。不像罗马人对待恺撒那样，我既不是来赞美拜伦的，也不是来埋葬他的。[2]
考虑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序言中，我想讲一讲拜伦去世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做此事之人的动机是通过善意的审查来维护拜伦的名声。如果这件事不曾发生，我想不管是本书还是关于拜伦的其他书，呈现的内容都会全然不同。我们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拜伦对他的叙述对象——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和印象，同时还能看到将这些人相互联系起来的拜伦的另一个侧面。然而，被摧毁的资料已不可得，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遗留线索——用拜伦的话说——“自私地祈求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