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主题概述

《悲剧的诞生》作为不合时宜的沉思：危险关系

尼采与瓦格纳联手对抗当时的平庸文化及学术狭隘主义，这一做法使他的这本书陷入极大的危险境地。这是因为尼采—瓦格纳联盟所能提供的支持与慰藉（尼采受益更多[1]）只存在于联盟维系的时候。一旦联盟破裂，这个支持与慰藉将不复存在。这个联盟鼓励尼采激进鲁莽，使他后来独立之后，更加孤立无援。从1870年代中期开始，尼采感到孤独，因为他意识到瓦格纳无法再帮他对抗庸俗的社会现状。尼采这时意识到，瓦格纳从来都不是文化复兴的先驱者，他在《悲剧的诞生》中错误地认为，瓦格纳与埃斯库罗斯一样，有“颂神戏剧家”的特质。尼采此刻意识到，瓦格纳甚至连现代作曲家都算不上，他的作曲完全沉浸在浪漫主义传统里。“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将变成基督徒，”尼采在《自我批评的尝试》第7节中这样总结道。在一段时间内，尼采成功地对公众隐藏了他对瓦格纳态度的转变，只有瓦格纳本人注意到尼采在1876年《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最后一篇《瓦格纳在拜罗伊特》（Wagner in Bayreuth）中，对其明褒实贬。

尼采激进的思想和他独创的实验性写作风格远远超越了他的年代。上面提到的《不合时宜的沉思》是尼采在1873年到1876年发表的第二个系列作品集的书名，包括四篇评论性文章，旨在批评或赞扬被误解的当代道德模范（叔本华、列奥·施特劳斯[2]和瓦格纳），并指出当代历史主义范式中存在的思维缺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悲剧的诞生》可以称为尼采第一次不合时宜的沉思，因为当尼采对历史、哲学、美学甚至科学这些古典学科品头论足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开始疏远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动摇一些事情。尽管尼采写作的时候有考虑当代读者，但是从他发表的作品来看，他的考虑仅限于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并且带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