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乎舞雩，咏而归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东坡是同样的体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是天才诗人、高品位生活家、新派探险家，是元气淋漓的乐天派、不合时宜的政治家、不过气的偶像，是饮酒成癖者、美食家、佛教徒。
可这些都无法定义苏东坡，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棵繁花满枝的树——东坡的才情、气质、性情、容止、风姿、神韵等，全由他丰沛的“主体”花开映发而来，姿态万千。当我们站在这棵花树下，近观，自可领略花枝精妙的细节；远望，则会惊心于整棵树饱满的生命力。
当然，无论近观，还是远望，我们能洞见的都只是局部，东坡是如此复杂、多面，作品更是纷繁、辽阔，想要“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林语堂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寻小道观一观，期望在曲径通幽处，遇见可喜的苏东坡。我们确信，哪怕九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东坡的精神依旧在，他留下最美丽的鸿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人世风景相映照。
幸会呀，苏东坡！
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御史台的监狱里关押着一个特殊的犯人：苏东坡。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东坡被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又投入御史台的监狱，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他总共被关押了130天，心劳力瘁。就在生死存亡之际，很多人冒着被株连的风险，营救东坡。弟弟苏辙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来减免兄长的罪责。垂危中的曹太后，以及大臣范镇、吴充等纷纷出言营救，甚至连“变法派”的章惇也力主释放东坡。
当时已退隐金陵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入狱，非常诧异，他很快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最关键的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一句顶万句，最终，神宗皇帝做出判决：苏轼贬官黄州，任团练副使，无权参与公事。“乌台诗案”就此尘埃落定。
次年正月初一，东坡在差役的押送下，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途。这一路雨雪交加，寒风凛冽，沿途艰辛难以尽叙。好不容易到达黄州，又因为是犯官，没有官舍住，东坡只得和儿子借住在定慧院的小屋，生活条件异常窘迫。然而，对他来说，生活的苦尚不足道，内心的迷茫与孤寂才是最难纾解的。
初到黄州的日子里，东坡常常闭门不出，从早睡到晚：“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行，孤梦犹可续。”（《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到了晚上他才出门，一个人在月光下徘徊，慢慢地，他看见：江云有态清自媚；他听见：竹露无声浩如泻。在春夜的静定中，东坡的感官开始复苏，他开始写词了，便有了这一首《卜算子》：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夜深人静，月挂疏桐，有个幽人独自往来。此刻，有孤鸿正惊恐不安，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得归宿于荒冷的沙洲。幽人孤独如鸿雁，鸿雁惊惶如幽人，人与鸿同此恨，无论幽人，还是孤鸿，照见的又都是东坡自己。在荒芜的孤独里，东坡像极了缓慢地向深海沉落的水深计，水越深，孤独越深，他期盼的旷达与通透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在黄州居住满一年后，东坡手头的积蓄即将告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东坡一筹莫展。这时候，幸好有朋友马梦德，他得知东坡的情况后，立即行动，不久就从太守徐君猷那儿获得许可，批给苏家一块废弃的军营地，无偿耕种。这块地面积有数十亩，位于城东的山坡上，荆棘丛生，瓦砾遍地，其他人压根儿看不上。但东坡对这块地一见倾心，效仿白居易忠州东坡的名字，借“东坡”二字来命名，并成为真正的农夫，此后以“东坡居士”自称。
元丰四年（1081年）二月，东坡正式开启农民生涯，带领全家老少早出晚归，开垦荒地。拓荒的劳作异常艰辛，但土地给予的回报看得见。这一年，东坡的地里自产大麦20余石，家人每天捣麦做饭，“以浆水淘之，自然甘酸浮滑”，一家人吃得乐融融。后来，东坡又别出心裁，将大麦与小豆掺杂做饭，风味尤为独特，夫人笑称：“这是新式的二红饭嘛。”
除了种稻、种麦，地里还先后种下了桑树、枣树、栗树、橘树等，此外又辟出十几方蔬菜用地。这一处小小的农场，俨然已经初具规模。很多个清晨，新上任的农夫苏东坡，漫步至菜地，顾盼自得，心想：今天吃什么呢？来地里看看吧。土地的馈赠显然很丰厚，东坡在信中和友人说：“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东坡在园中修建了一座有5间房的农舍，取名：雪堂。在写给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在简朴的雪堂，东坡“起居偃仰，环顾睥睨”，自认为“真得其所居”，得意地将自己“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的生活，自比于陶渊明的斜川之游，作《江城子》以歌之：
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说渊明是前生，这话恐怕只有东坡敢说。东坡非常仰慕渊明，他曾感慨：“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从中年到晚年，东坡前后共追和了一百来首陶诗。这组诗是两位伟大的诗人，在心灵上的隔空对话，既为后世对陶诗的赏鉴提供了珍贵的视角，又成为东坡的一个鲜活映照：借渊明，映照出东坡想追求的心境。
有人说是东坡发现了陶渊明，其实，不如说是陶渊明启发了东坡。对这一点，东坡很有自知之明——“渊明吾所师，夫子仍其后。”和老师陶渊明一样，东坡从来不将生活拒之门外，而是热情地投身于其中。在黄州，许多个平常的日子里，有农活等着他一件件去落实，所有具体而微的事，将东坡一点点从挫败的泥潭中拔出来，或许他自己都不曾料到，做农夫竟也做得有声有色。
土地的馈赠与纯朴的人情，让东坡深感当下的生活富于深意，他觉得，做农夫挺适合自己的。在写给王巩的信中，东坡笑称：“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鏖糟陂”是汴京城外的一片大沼泽，诗中取脏乱不堪之意，意思是说，我苏东坡是不合格的陶渊明。这是他的玩笑话，当不得真。
不过，黄州到底是一偏僻小城，日子难免枯寂乏味，每天都是：“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爱热闹的东坡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乐子，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拄着竹杖，漫步至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聊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实在无话可说，东坡便求人家讲一个鬼故事，若鬼故事也没得讲，他就无赖地坚持：“瞎编一个也行。”
在给李之仪的信中，东坡自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与樵渔杂处，被醉汉推骂，大家都不识他东坡，他自己却认为这真是可喜事。劳作归来，过城门时，守城士卒会和他开几句玩笑，东坡总是泰然处之，笑而不语。
在黄州，东坡的做派就如他自己的名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人的大爱，与众人亲，与万物亲。或者说，东坡有一种即溶颗粒的体质，既能融于市井走卒之间，又能融入士大夫之流：“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温厚活泼的东坡始终是与众人在一起的，虽然他自己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但无论他这个人，还是他的词，都是在人间的，这就是东坡的曼妙风神——“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正因为怀抱着对人世的大爱，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东坡都能与众多发光的灵魂相遇，他们成为东坡黑夜里的光亮。更确切地说，这光亮很多时候是他自己给予的，源自他蓬勃的、强悍的生命力。很自然地，东坡的身边又簇拥起一大群年龄不等、地位悬殊、性情各异的朋友。新的朋友圈一旦形成，东坡便觉如鱼得水，自在许多。在写给王巩的诗中，东坡不无得意地说：“邻里有异趣，何妨倾盖新。殊方君莫厌，数面自成亲。”（《和王巩诗六首》之一）
而朝夕相处的乡邻大多与东坡相亲，有几家极擅烹调，喜欢请客，东坡便时常参与这种街坊间的聚餐。有一次，东坡在刘监仓家，吃到一种用煎米粉做成的糕饼，很酥脆，他一时兴起，给这道美食取名为“为甚酥”。又有一次，东坡在潘家喝到一种酒，味道很酸，他很疑惑：“莫不是做醋时放错了水吧？”于是，就随意给这款酒取名叫“错着水”。过了几天，东坡携家人去郊外游玩，忽然想起“为甚酥”，于是戏作小诗作为书简，吩咐童仆前往求取：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乡下的素心人里，与东坡关系最亲密的是潘丙、郭遘、古耕道。这三人中，潘丙是屡试不第的书生，卖酒为生；郭遘是郭子仪的后代，开着一家药店；古耕道为人热心，四处揽事，颇有侠义心肠。这三人虽都是市井之人，但豪爽、讲义气，仰慕东坡的才华和人品。东坡喜欢和他们饮酒、聊天，看花、访友，连续三年，都与他们出城探春。
柔软的人与情，辛勤的劳作与收获，冲散了东坡的孤独感，在写给远方亲友的信中，他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正月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意思是说，你们不必为我忧虑悲伤，更不必设法将我调离黄州，我可以安心在黄州生活下去了，而且，我早已与朋友们约定，以后每年今日相聚城郊，共赏春光。这当然不是逃避或自我安慰，是寻得自己的世界，构建积极的自由。显然，东坡已能在困苦中自得其乐。
而一旦经济的困窘过去了，东坡依旧要做诗人，只是他在黄州写的诗词仅限于好友间传播，并且不忘叮嘱对方阅后即焚。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在著述中说：“苏轼一方面警惕自己的言论被毁谤，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与亲密友人间保持着诗歌的赠答。对于诗人来说，完全停止创作毕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事。”
那么，诗人的使命是什么？是将他的内心给予这世界，无所保留。对此，东坡甚至怀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迫切，这迫切不仅是激烈的，更是柔和的。激烈是因为，东坡这个人就是理直气壮的，我们看他因诗入狱，几濒于死，而后一路贬谪，历经灾厄，但他在灾厄中，“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于溪谷之间”，与世人同呼吸，彼此有欢笑，兴兴头头，竟达至与困苦两两相忘的化境。这样一来，东坡的激烈就不是大红配大绿、了无余地的对照，而是激烈中有宽厚、有沉静，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柔和呢，是因为东坡太爱这人世了，想与日月山川一同载歌载舞，以至于连人的败坏、时代的沉沦都不忍多责怪，更无意耽溺于感伤与私情，哪怕是历经大半辈子的风尘仆仆，一路走来，依然要温柔地眷恋，有文人的逸怀与浩气，闻风相悦，徘徊不去。有时候，他干脆抛却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顾忌，而与众人醉在一块了。人生如逆旅，东坡是兴致盎然的歌者。
于是乎，天地山川、人生百态、文明风光，纷纷然全落入东坡的诗词中，无数次令人怀想不尽。千百年来，东坡这个人以及他的词，总是能激发不同的人群有感发、有兴起，而且又奇妙地无阻隔，令所有人都觉得亲近，这无疑只有天才做得到，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东坡逆流而上，携他抵达清冽的源泉处。
东坡早年给弟弟写过一首诗，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这四个字，宿命般成为东坡一生的写照。他一生南来北往如飞鸿，密州、杭州、黄州、惠州、儋州，天涯海角，再不可远。然而，在每一个异乡中，东坡既非观光客，也非探险家，他是一个满怀爱的生活家。而这个生活家深谙一个“兴”字，这个兴，是兴致勃勃，是兴高采烈，对人世与万物有赏爱，恍如孔子的“风乎舞雩”，一路歌咏而归。
故东坡这一生，时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一刻还垂头丧气，下一刻就好了，他又兴兴头头，沉浸于当下的生活中。因此每到一个新的异乡，东坡都会入乡随俗，化入其中，将存在感降至最低，仿佛他原本就是此地的一草一木。于是我们看到，晚年的东坡，即便被贬海南、九死一生，依旧活得兴高采烈，纸都没得用了，还和儿子去制墨；饭都没得吃了，还要体面地喝茶。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东坡依旧不改生活的法度，取活水烹活茶，每个步骤都不马虎，仿佛他所在的地域，就是繁华的汴京。
或许，这个异乡的游吟客，已深谙“忘我”之高妙，既忘了姓名、志业、故园，又忘却困苦与艰难，有雨观雨，有风听风，他是“浑然与万物同体”，只跌宕自喜于这一颗心。如此，所遇的风土与人物皆是“初相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东坡就是这样解放了自己。而与自身存在感的消除息息相关的，恰恰是精神的宽广与自由，是蓬勃兴起的诗意感受，是“秉烛夜游”的孜孜不倦。最终，自异乡归来的东坡，便成了一个脱去蝉蜕的新人，日日新，又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