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帝国、革命与共和国中的社会民主派
1871年，以俾斯麦为首相的德意志帝国建立。同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出生于一个裁缝家庭。艾伯特的双亲信仰不同宗教，而艾伯特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后来学习制作马鞍。他在学徒生涯结束后，于1891年在汉萨城市不来梅扎根定居，开了一家饭馆。自1893年起，他便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担任工人秘书、主编，最终成为社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因为工作关系，他于1905年搬至帝国首都，开始全身心投入政党事务之中。
在事关社会保险等各项问题上，艾伯特总是给工人们进行详尽的解答。这屡屡挑衅雇主的行为，让他不断被解雇。即便如此，艾伯特也很少被激怒——他想帮助他人，无论面对怎样的阻力。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在学徒生涯期间，亲历了工人们遭遇的不公，从那时起就开始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抗争。比起政党事务，这份工会工作令他蒙受不少物质方面的损失；他的职业生涯甚至数度几乎被断送。直到当上《不来梅市民报》主编（这份报纸颇为自相矛盾地又名《不来梅社会党人报》），加之由他组织合作的面包店经营失败，艾伯特才终于把自己的社会政治活动与赚钱营生的活计两相结合。但他的月工资仅为25马克，并不足以让他经济独立、组建家庭。在未婚妻露易丝·伦普的催逼之下，他开了一家饭馆——两人才于1894年5月9日举办了婚礼。
他并不喜欢这份职业：既没兴趣陪食客共饮，也无兴致参加逢场作戏、漫无目的的社交。尽管如此，他在不来梅的饭馆还是很快成为工会和政党的社会政治工作中心。饭馆老板是个始终乐于助人且精通法律的好参谋——这个消息很快在社会民主派的工人间流传开来。虽无正式名分，但可说在这儿诞生了某种形式的“工人秘书处”——这是艾伯特的务实理念以及他组织工人互助的意愿的明证。比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从那时起就对这种实际行动更感兴趣。虽然他也像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同志一样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孜孜不倦地钻研过那本艰涩的《资本论》。但从严格的意识形态上来说，他并未因此成为共产主义者。毕竟对于他所从事的具体实际且迫在眉睫的工会工作来说，这本关于国民经济与哲学的书并无多大用处。这个身材敦实，有着粗短脖子和结实脑袋的男人双脚牢牢地踏在大地上。
即便社会政治影响力逐渐扩大，触角从最先的一个地区到涉及跨地区的政治事务，他那韬光养晦、绝不锋芒毕露的个性也不曾改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生于小市民家庭，虽不曾有机会接受他所向往的文理中学及大学教育，但他并不因阶级局限了自己的晋升而感到困扰。相反，他花大量时间勤奋苦读，自学必要的知识，其政治见地毫无疑问远超绝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同时代人。在艾伯特看来，任何个人牺牲在信仰面前都不值一提，他充满勇气和责任心，以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实干精神承担着多个要职。
1900年，艾伯特成为不来梅市议会一员，自这时起便积累了议会方面的经验。到了1912年， 他所在的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也正式踏入帝国议会。尽管在选区划分上遭遇不公正的差别对待，但是社民党还是获得了27.7%的席位，远超其他政党，可谓一党独大。然而由于君主立宪制的政府体系以及帝国议会中的党派形势，这一胜利并没有给社民党带来太多权力。相比1907年帝国议会选举，这次取得突破性的16.9%的额外席位的情形，令艾伯特和他的朋友们深信：只要能成功改革选举制度，自己的政党迟早会通过革命加议会的方式达成目标。自此，代表真正民意的比例选举制度成为党内信条——无论是出自信仰还是出自政治利益。2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反对支持大规模政治罢工的党内左派，并成为传奇的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两位接班人之一。1913年在耶拿市召开的社民党党内议会上，中立平衡、不拘教条的艾伯特与更倾向于“左派”的律师雨果·哈斯被选为联合主席。在473票代表票中，哈斯获得467票，艾伯特则是433票。3
1915—1916年“一战”期间，社民党党内在关于批准战争债券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激化，党主席兼党团主席雨果·哈斯身边的少数派持反对意见。1916年1月11日，艾伯特作为哈斯的继任被选为三位党团主席之一；1918年6月14日，他最终被选为帝国议会最高委员会主席，民族自由党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成为其副职。艾伯特并未加入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的十月内阁（政府），但仍在10月22日的一次大型帝国议会演讲中为党派参政正名：“对于我们来说，站在外面，无辜地洗净双手无疑更加轻松……我们加入政府，是因为现在事关整个德意志民族，事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存在与毁灭……我们知道自己跨出这一步冒了多大的风险。”4
这位经验丰富的议员兼党魁太清楚社会民主党人将要继承的遗产是什么。艾伯特在演讲伊始就指出，如果对军事与政治局势做出理性考量，新政府一定会提出停火申请；此时，他已充满预见地驳斥了“牺牲德国利益才能获得民主”这一“煽动性谎言”。5
这是艾伯特在1912年选举产生的旧帝国议会上的最后演讲。在演讲中，他不仅描绘了德国鉴于不可挽回的失败在国际角力场中的未来地位，也勾画了即将到来的休战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他指出，不能指望“英法的沙文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比起他们，他更希望与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不羞辱战败者的前提下签署一个公正的合约。艾伯特在演讲中避免提到“敌人”一词，他呼吁威尔逊为一个“不会留下任何复仇精神与报复念头”的敌人说情。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在危急时刻以政治力量保证“暴力发生地的正义”重回民众生活。对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践踏了其他民族的自治权问题，他深表遗憾；而民主直到因“敌方的军事实力占优”才得以在德国实现，也令他痛心疾首。
艾伯特将马克西米连亲王的十月政府所引领的发展视为德意志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德国民主的诞生日……在过去的德国，来自所有阶级、民族和信仰的民众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国事之外……对于人民和帝国来说，民主化成了生死攸关的一步。诚如名言所说：一旦人民进步而宪法停滞，革命必将到来。德意志人民的国家正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奋勇迈进，所有阶层都应感到欣慰。你们看看沙俄，这就是警告！”6
艾伯特所谓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新政府已经实行的帝国领导人议会制虽然尚未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但对于艾伯特来说这是朝着“人们可以通过自由选举代表，勾画未来”的国家制度前进的第一步。
艾伯特的这一演讲并未过多着墨于社会主义；虽然他的社会民主长远目标听起来似乎是“消灭阶级矛盾”和“铲除经济剥削”，但是他的近期目标仍是在“现有的经济秩序”框架下的宪法民主化。
他制定的宪法修改方案也源于过去几年的政治经验，而非纸上谈兵。他既严厉谴责德皇的“私人军团”，也公开批判总参谋部“在宪法层面既不对帝国首相负责，也不向帝国议会交代的彻头彻尾的专制态度”。他的这番发言，毫无疑问触及了战争影响下帝国宪法修改的痛点。艾伯特要求帝国首相和各部部长对帝国议会全面负责，且军事权力必须从属于政治领导。他还尤其关注普鲁士选举权和政府组织的民主化问题。尤为突出的是，他明确地把普鲁士人民与饱受严厉批评的普鲁士领导阶层区分开来，同时指出，德意志霸权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现代化潜力息息相关。
艾伯特的帝国议会演讲凸显出他明辨是非的洞察力，阐明了其纲领性要求。他不以辩术讨巧，而以眼光与理性服人。演讲包含犀利的批判，却并没有与那些理智的、有革命意愿的人们撕开难以跨越的沟壑。他所言之事尖锐无情，语气却始终谦逊有礼，这是一位在战争中遭受惨痛损失的男人的演讲——这里必须提一下：他的两个儿子殒命沙场。尽管如此，他并未任由自己的个人痛苦发展，使之成为对那些须对战争负责的人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对这个人来说，爱国忠心并非空话，他是一个厌恶空话的人。他也不喜欢煽动人心，他内心是如此平和，令蛊惑毫无生存之地。有秩序地阶段性迈向社会民主主义——这才是他的计划。
在战败与革命的动荡时代，德国人难道还能拥有比这样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更好的存在吗？这位清楚地知道德国的所需与所能的谨慎男人意味着多大的财富，德国人真的明白吗？事实证明，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奥多尔·豪斯在艾伯特去世后的一次纪念演讲中说道：“15年前，这个54岁的男人去世时，我们的国家在一种突然的恐惧甚至羞愧中发现自己是多么为他着迷，当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被遗忘。这不应该也不可以被遗忘。”7
许多德国人到底反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什么？“艾伯特没接受过大学的洗礼，要知道在皇帝当权的德国，上大学是打开上流阶层的敲门砖……艾伯特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晋升，而是在他的阶层，通过他的阶层。”一位艾伯特的传记作家这样解释道。8也许这个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人和他们的第一位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是沿帝国社会的常规途径攀上高峰，由于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例如通过大学教育，人们就能忽略其出身，像接受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那样接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然，这还要以保守－自由政治光谱框架下的政治定位为前提。在人们眼中，艾伯特的横空出世并非个人现象，而是一个通过政党和工会上位的典型案例。他虽是各种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形式的代表，但这在德意志帝国的分量不是很重，或者始终被当作局外人。
自1918年11月9日起，当坚毅强硬的艾伯特面对“纵容革命极端化”和“通过建立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来迅速终结革命”两个选择时，人们几乎不用怀疑这位聪明的策略家会何去何从。通过斡旋，艾伯特对以社民党为代表的纲领性社会主义和纲领性改良主义的分歧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既没能通过原则性的反省解决这一问题，也似乎没有解决的意愿。也许有人从中看到了艾伯特的局限，但是事实证明这位党主席此刻依然是一个实践者、实干家。他确实坚定不移地引领着政党，可在意识形态上却从未掌握过它。艾伯特在社民党内的晋升，处于社会民主理论与实践日益激化的矛盾之下，但他几乎不为所动，因为他始终是个行动派。他既没感到恐惧，也不曾体会社会民主深远的基于历史哲学的希望，既没有俾斯麦式的社会主义法律创伤，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期望。
艾伯特毫无疑问属于第二世代，他虽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忠诚的同志，但在意识形态上早已相去甚远。1905年，资深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任命艾伯特为党委会秘书。这个年轻人虽诚惶诚恐，依然一丝不苟地置办了打字机和电话。难道他对上一辈的迫害经历一无所知吗？难道他不懂阴谋诡计吗？彼时，距离1878年10月21日第一次颁布的帝国法律《反对社会民主党危险活动法》（1890年9月30日后失效）正式失效已近15载。一部分老龄化的政党领导，已无积极影响国家政务以达成民主化的意识。然而，这是艾伯特的强烈主张，这也让社民党处于危险的边缘。1914年6月30日，党委会决定派艾伯特和奥托·布朗带着资金前往瑞士，确保一旦德国爆发战争，政党被禁，社民党还能在流亡中继续发展。事实证明，这一后手是多余的，几天后艾伯特就回来了，社民党同意批准发行战争债券。
社民党人的这份小心谨慎源于历史经验造成的恐惧，它也揭示了1918年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个几乎半个世纪都以反对党面目出现，甚至还被短时冠名非法的政党，突然之间成了执政党。这是一次既不符合理论概念，也不为人们欣然接受的革命后果，因为社民党对政府职责常常敷衍了事。这对于艾伯特意味着机会，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能力执政且赞成社民党参与执政的人之一。此外，他还为政党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他可以带领工人走出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政治贫民区，他是在不否定出身的前提下达成政治晋升的象征。
艾伯特代表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及政治生涯会因此牺牲，他仍选择承担这一艰难的政治角色。纯粹社会主义学派和为了克服国难而要求妥协与联合的实际派之间的分歧不得不由他个人消化，而他也这么做了。他确非光彩耀眼之人，但这也恰是他所代表的这一政党的特点。行动力、意志力、小心谨慎、一个清晰的理念、一个目标——1918—1919年的德国迫切需要这些品质，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拥有它们。
枢密顾问冯·施利本脸色惨白地向宰相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汇报：“革命席卷而来。人群从北部涌来，从博尔泽希工厂向市中心前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加德燧发枪步兵营。”这是1918年11月9日星期六早上10点30分9发生的事，接下来的几天乃至几小时里，人们紧急商议：怎样才能防止革命在首都爆发？情势十万火急，这次可不像1918年1月末至2月初的政治大罢工那么容易解决。彼时虽有柏林的3万工人和鲁尔区的5万工人参与，并非社民党所愿，在社民党议会党代表中的少数派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中，也对其形式存在意见分歧。当时，柏林工人委员会的罢工纲领虽然敦促整个国家机构彻底民主化，以及年满20周岁的男女享有平等、直接、匿名的选举权，但并没有提出共和制和德皇退位的要求。为了避免大规模罢工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为了防止民众被极左势力所利用，当时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浦·谢德曼以及奥托·布朗都参与领导了大罢工。
而现在的11月，一切都危在旦夕：心怀不满的民众数量成倍增加，独立社民党也一致支持已在多地爆发的革命。
10月30日，水兵们阻止了帝国远洋舰队出海。这么做，未经帝国首相与最高统帅部的商议指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没过几天，基尔水兵起义。11月4日，这座港口城市落到了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手中。11月7日，自10月4日开始在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政府拥有一席之地的社民党多数派语气强硬地发出要求皇帝退位的最后通牒。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浦·谢德曼为核心的党派领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掌控革命运动。“普遍民意认为皇帝是罪魁祸首，至于这是否合理已无关紧要。”11月6日，党主席艾伯特对最高统帅部代表格罗纳将军如是说。1011月7—8日，革命在慕尼黑爆发，左翼社会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宣布共和；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出逃，下落不明；11月8日，不伦瑞克大公签字同意自己及后代放弃王位。一切如潮水般涌来。
此刻，多数党中所有隶属帝国议会跨党派委员会以及战时内阁的成员——无论是民族自由党、中央党还是进步人民党，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同人们意见一致，认为在10月28日既成事实的帝国领导议会制后，仍需对宪法做多项根本性修正，首当其冲的是君主集权国普鲁士。在普鲁士，直到最后一刻（10月24日）才同意取消早该废除的三级选举权。在普鲁士实现民主选举、政府议会制、社民党参与政府事务，以及加强帝国政府内的社会民主影响力，与社民党共同构成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其他中间党派愿意接受上述举措。大家只是在“皇帝问题”上意见相左，中央党政治家费伦巴赫11月8日回应社民党的最后通牒时解释说：“我感觉，我们正在辩论一件4点后也许就不再重要的事情。今天下午皇帝将会退位。”11
但是，直到周五也没有皇帝退位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尽管帝国首都与皇帝这些天逗留的比利时斯帕的最高司令部间电话往来不断，也始终没有退位声明传来。虽然众人都认可这一声明的必要性，但无论是首相抑或多党派委员会中的各政党都绝不认为其意义在于废除君主制，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廉二世退位才能拯救君主制度。11月6日，格罗纳将军在柏林与帝国议会社民党团代表以及工会总代表团的会议中，还“简短而尖锐”地表明，想让皇帝退位门儿都没有，因为军队不可能在与敌人的最后交战中失去他们的最高统帅以及他们的“权威依托”。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态度：在11月9日清晨的演讲中，他与总参谋长冯·兴登堡意见一致，在报告结束时坚决建议皇帝即刻退位。12国务秘书菲利浦·谢德曼在1918年10月29日给首相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的一封信中，汇报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直言要求皇帝退位的照会：“达成我方可接受的有条件停火，重归和平的前景因为皇帝仍居高位变得黯淡。”13然而11月1日，当国务部长德鲁斯奉宰相之命向皇帝详实地汇报德国已陷入军事与政治的困局时，后者说道：“听着！我马上告诉您：我不退位！”14
在局势发生戏剧化巨变以及11月7日社民党发出最后通牒后，在首相乃至军队统领的敦促下，皇帝终于痛下决心发出声明，由相府于11月9日14点许公开发表：“为了避免流血，陛下决定放弃德意志皇帝之位，但仍保留普鲁士国王王位。”15
仍保留普鲁士国王王位！11月9日14时，如所有其他革命一般，此时想要拯救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已经晚了。“对于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没有比从其内部开始改革更危险的事情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评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如是说。16认识到军事上走投无路的境地，终于要爆发改革国内愈发不公的选区分配、德意志议会制、普鲁士的选举权——普鲁士的领导层每次都等局势发展到不可抑制、无可挽回时才作出妥协的准备。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废除普鲁士众议院三级分立选举权的斗争。1918年10月初，保守的多数派还想争取最高统帅部的支持，直到军队出于军事政治原因——以及日后被证明的有远见的国内政治博弈——拒绝其要求，他们才同意修改选举权制度，而此时已有上百万的德意志士兵殒命沙场。所有有识之士都将这些牺牲和尽职视为行使公民平等权利的反面案例。
受贵族、军人、新教、易北河东岸地主以及国家主义影响的保守派在普鲁士的历史中有多厥功至伟，他们在王朝末年的失败就有多悲惨，他们与迟迟不愿拱手相让却早已丧失权力的漫长告别就有多艰难。其实，只要让那些长期受歧视的“帝国的敌人们”——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包括一些天主教徒和进步人士——及时参与政事，也许一切还来得及。因为最迟到1914年8月，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已不再是曾经的没有爱国之情的革命党了。来自维尔滕堡的自由党人，帝国议会议员、马克西米连亲王战时内阁的国务秘书，日后魏玛国民议会制宪委员会主席康拉德·豪斯曼对此也深有同感：“十月政府与生俱来的错误，在于它是十月才成立的政府。如果是九月政府，或者最好是三月政府，一切就还有斡旋的余地。”17
再回到1918年11月9日周六14点左右，皇帝的退位声明传到柏林。它能带来什么影响？一切早已于事无补。一位与革命党扯不上一点关系，甚至也不是议会制度的拥趸的贵族王子，只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男人，在上午听了关于声明的详细预告后，便不再相信能等到明确的答复。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认为只要还有意义，公布皇帝确认无疑的决定就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18紧接着，他在12点左右通过沃尔夫的电报台发布了——如枢密顾问西蒙斯所言——人们翘首以盼数日19，如今已避无可避的消息：“皇帝即国王决定放弃王位。帝国首相的任期延续至国王退位、德意志帝国及普鲁士王国、王储放弃继承权，以及一切摄政相关问题得以落实为止。他计划向摄政王提名议员艾伯特出任首相，并就立刻通过普选成立德意志国民制宪会议提出了一份旨在最终确立……德意志人民未来的国家形式的法律草案。”20
“仍保留普鲁士国王王位”的皇帝的诏令在到达相府前就成了废纸一张。两小时前，马克西米连亲王发布的公报全面超越了皇帝的声明：那并不是一份预告，而是直接宣布了皇帝的退位。
1918年11月9日，社民党委员会决议与独立社民党人进行谈判。社民党在感到大规模革命运动步步逼近后，最终决定：“在必要时与工人士兵共前进。社民党应当夺取政府，但尽可能避免流血。”21在那之后，帝国内阁社民党多数派成员谢德曼和鲍尔宣布脱离政府。
然而，就连马克西米连亲王想要通过专政力挽狂澜的尝试也失败了，革命局势日益尖锐，社民党委员会在最后一刻出面以期控制革命运动。这位帝国首相终于意识到摄政统治已无从谈起，首相之位必须立刻让与最强大的政党。
艾伯特最终是接受让位，他和亲王一样，对这一职务交接所产生的法律影响持积极态度。但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影响，这种交接经不起宪法的检验。根据现行宪法，在任的首相根本没有擅自将职务交接给继任者的权利。然而，有时合法性影响比合法性本身有更强大的政治作用，而且这一流程从政治角度看毫无疑问是合理的。在11月7日的最后通牒中，这个如今最强大的政党要求加强其在内阁中的影响力：只有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避免革命继续极端化。11月9日12时35分，社民党代表团出现在首相面前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也说，社民党人认为想要维护安宁与秩序，避免流血冲突，就必须“把政府权力移交到那些民众充分信任的人手中”。他要求他的政党获得首相以及最高统帅之位。22在之后的谈判进程中，帝国首相宣布：“既然我们手中已无实权，且形势如此，军队不听，那么我建议艾伯特议员接受首相之职。”在“一阵思忖”后，艾伯特回答道：“这是个棘手的职位，但我会接受。”23
就在艾伯特在相府率众与社民党代表谈判之时，柏林街头的形势继续激化，出现了两次宣布共和国成立——菲利浦·谢德曼听闻卡尔·李卜克内西要在柏林城市宫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并意图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后，匆忙走出食堂向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赶去。此时此刻，他丝毫不为怒言所动，向等待着的人群发表了一次即兴演说：“德国人民取得了全线胜利，陈旧腐朽轰然崩塌，军事主义已经完结，霍亨索伦家族也已退位。艾伯特组建了新政府，囊括了所有社会主义阵线。如今我们的任务是不要玷污了这份璀璨的、属于德国人民的完全胜利……德意志共和国万岁。”24事实上，谢德曼的这份演说抢得了先机，因为李卜克内西大约2小时后的16点左右才公开演讲：“我宣布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在这个包容所有阶级出身的人的共和国中，将不再有奴仆，每一个诚实的工人都可以赚取工作所得的相应的工资。将欧洲变为停尸房的资本主义统治已经被击溃。我们唤回了我们的俄国兄弟们。在告别时他们曾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在一个月内无法取得我们现在的成果，我们将离你们而去。’而现在我们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25
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清晰展现了共和国成立时的政治格局：共和国一开始有两个对手，或者说是敌人，它们分立左右两边：失势的政治力量与统治阶级，以及自认是世界革命代言人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后者想要以俄国为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人们到底想要在注定载入史册的11月的这一天获得什么？谁才是“人民”？德意志人民几乎没有一个政治或社会整体，各阶层在信仰、教育和财产上也相差甚远。与所有革命家一样，谢德曼或李卜克内西所说的“人民”，更多的是一种论战的、局限化的含义：指的是社会底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无产阶级。但是，1918年的德意志人民包含所有社会阶级：军官与士兵、雇员与工人、手工业者与商人、企业家与地主、政治家与公务员、教授与大学生。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吗？换句话说，他们的诉求有可能一致吗？
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1918年11月9日的历史中：“当11月阴沉沉的这天黎明破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天与其他日子有何不同。马路上川流不息，上班的人潮像往日一样涌入工厂、办公室和商店，小市民们仍能安宁地享受日常的清晨咖啡，看不到丝毫的革命气氛。”26在这一周六清晨表现得别无两样的不仅有“小市民们”，还有被呼喊声叫醒的革命工人：“起床了，阿尔图，今天要闹革命了。”27他们睡眼惺忪地揉揉眼睛，还搞不清革命到底是梦是真。当阿尔图确信革命真的来了，且被同志们全副武装后，他立刻高喊着“再见了，克拉拉”，并冲到了革命的喧嚣中。11月9日一早，似乎还算平和，但好景不长，最终社民党领袖在8点钟宣布大罢工开始，属于社民党左翼的“革命头领”以前一天同伴恩斯特·多伊米希被捕为由，要求人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成百上千人涌上帝国首都街头游行示威，武装革命党人，占领关键据点，枪击交火和死伤随处可见。
11月10日周日，革命大获全胜，柏林被“全面推翻”。例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保皇派军官用来自卫的宫廷马厩里（彼时里面早已寻不到军官的踪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总的来说，以庞大的工人队伍游行为主的起义并不血腥。”28让这些工人群众能感受到的，可能是他们让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共和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交接的希望——即使他们走上街头的最重要的动机可能是面包与和平。
那么，这些贵族及市民出身的历史作家们如何看待皇朝的末日呢？自由党人哈里·凯斯勒伯爵沿着舍内贝格的河岸走向国防部：“一支示威队伍穿过国王格拉茨大街向波茨坦广场走来……在国王格拉茨大街与舍内贝格大街街角贩卖着号外：‘皇帝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此等结局令我感到窒息，它是如此可悲，如此微不足道，甚至都算不上事件的焦点。‘早该来了。’今天早上，奥夫说。我在家换上平民衣裳，因为人们会扯下军官的肩章和帽徽……在威廉大街，我第一次看到一辆插着红色旗帜的汽车，这是一辆缀着皇家山鹰徽章的军灰色汽车。”29特奥多尔·沃尔夫则在11月10日的《柏林日报》发表文章，惊叹于建造得如此坚固，且有坚实城墙包围的“巴士底狱”竟会在顷刻之间被占领。“一周前，军队和市民间纵横交错的执政机器还安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统治似乎还有稳定之象……一个巨型的军事组织似乎还无所不包，各部门似乎还弥漫着不可战胜的官僚主义。昨天上午还一切如旧，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到了昨天下午便一无所有了。”30
当人们讨论着皇帝的退位，当斯帕的最高司令部掂量着革命的风险和社会民主党的最后通牒时，皇帝的军队在哪里呢？这支军队有拯救皇帝和帝国的实力吗？当君主宣布和平让出军队最高权力，回归故里时，他们的首领在哪儿？即便毫无希望，但若还能与他们的被革命席卷的故乡拼死一搏，军队准备好继续战斗了吗？
11月9日清晨，格罗纳将军对皇帝暨国王说：“军队会听从他们的领袖以及指挥官们的命令，平静且有秩序地班师回家。但军队不再听令于陛下的旨意，因为它已不再追随陛下。”31同一天傍晚，最高司令员、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现实地评估了局势后声明：“如果陛下被叛军拖去柏林，当成罪犯交给革命政府，我可负不起责任。”32虽不情愿自己大势已去，皇帝还是听从了亲信的建议，在第二天黎明破晓前逃亡荷兰。这是长达500多年的霍亨索伦王朝历史的终结。这终结如此可悲，不难理解为何它的拥趸们急着与它撇清关系，且依然不在自己的政策中寻找错误。
在几小时内从一个君主制政府首相变为共和政府总理，艾伯特如何看待这一转折呢？他听到几个和谢德曼一起回到帝国议会食堂的工人与士兵说：“谢德曼宣布共和国成立了！”艾伯特的脸涨得紫红，拿拳头敲着桌子喊道：“这是真的吗？”他接着说：“你没有权利宣布共和国成立！德国的未来如何，是共和国还是其他什么，这是由国民议会决定的！”33一个共和派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席有此反应令人惊异，谢德曼震惊地自问，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一个在11月9日上午还把持政权、将君主制称为“应该彻底抛弃的糟粕”的人，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艾伯特的反应绝不仅仅是虚张声势，他始终反复要求德国未来的宪法构架应当完全交予一个遵循普遍、平等、秘密原则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众意愿的国民议会。
“革命首先是一场军事革命，它在各个相隔遥远的前线与故乡同时燃起，其流程如出一辙：不费刀枪的崩溃，军官们的临阵脱逃，士兵委员会的统治，接着便是混乱一团，而士兵与水兵只是展现出一种惬意的度假感。”1918年12月30日，一位名叫恩斯特·特罗切的聪明的旁观者这样记录道。34在当下接管政府无异于在火山上跳舞。威胁着帝国存亡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如何稳定革命政府，如何对待和平条约，如何保证帝国统一，如何保证供给，如何处理军队和士兵的回撤，如何维护宪法的地位，如何清算战争带来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如何将战时经济调整为和平时期经济，如何筹备建立国家与社会的新秩序……光是这几个关键问题就告诉我们：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帝国政府面临着如此多的难题，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站在一个政治势力与宪法政治如此摇晃不稳的地基上。一位曾在轰然崩塌的帝国担任要职的高官说道：“今日能建立并维护秩序之人，便是祖国的救星……”35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贡献是他在当下拯救了德意志帝国，虽然共和国最终还是失败了，彼时的他既不在职也已不在世。人们不得不问：艾伯特在特定历史局势下的决策真的正确吗？还是说换一种政策，共和国维稳的机会会更大呢？
历史的公正性提醒我们认清局限：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知道共和国最终是覆灭了，而且随着几十年来人们愈发深入的研究，我们了解了其覆灭的真正原因。而1918—1919年的人们无法利用这一历史经验来作出抉择，隔着100年的时空距离来给出建议显然于事无补。另外，我们不该也不能放弃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质问原因，不怕作出历史评判。除了确实发生的事件，还必须关注在当时的纬度中其他可能及可行的选择。
要保证政府权力，首要的是什么？在一个深夜，斯帕的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部第一陆军总监正在研读法军总司令福煦11月8日递交的，给以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为首的德国代表团的停火合约。和约要求德国解除军事武装，不但要撤出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内的德军占领区，还要求由法国及其他协约国占领帝国重要的战略桥头堡：美因茨、科布伦茨、科隆。36接受和约等同于承认帝国的军事活动宣告终结。将军知道，在军事上他们已无路可走。中午，柏林爆发了革命，看看它的榜样——就在一年前，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不禁让人害怕其陷入极端。卡尔·李卜克内西将布尔什维克人视为兄弟，几小时前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将军听闻首都的局势，抓起电话拨通了连接总司令部与相府的秘密线路：“你好，我是格罗纳。”“你好，我是艾伯特。”
这一谈话的成果，使艾伯特与格罗纳缔结了对革命与共和国都至关重要的“协议”。这次，两人都是以一己之力在谈判着：格罗纳没有与最高司令冯·兴登堡商议，后者第二天才得知此事；艾伯特也没有询问社民党委员会，或是11月10日同一天晚些时候由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组成的革命政府的意见。最高司令部与艾伯特的结盟，是稳定政府权力的第一步具有决定性强权政治意义的行动。不对等的盟友间的动机十分明确：新总理此时还不具备真正的权力基础，他无助地感到自己被主要来自军方的右翼反革命势力，以及企图推翻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斯巴达克同盟或是革命首领孤立了。艾伯特想尽快通过议会使革命中诞生的共和国合法化，并指望借助现有的国家权力机构的合作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因此格罗纳提出最高司令部有条件地供新政府差遣这一建议，可以说是格外符合艾伯特的心意。
格罗纳的出发点则是尽快停火，这必须获得政治上的许可和负责。此外，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动机，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革命朝布尔什维克模式发展。只有借助艾伯特，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他在11月17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艾伯特是一个直率、诚实、正直的人，陆军元帅和我想要尽可能保护艾伯特，只有这样，马车才不会继续向左滑行。可是市民的勇气去了哪里？一个正在消失的少数派居然把整个德意志帝国和它的所有公国彻底推翻，这是德意志历史上最令人悲伤的事情之一……如果李卜克内西的极端派控制了柏林，内战将不可避免。到那时，也别指望和平了。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与李卜克内西政府和平相处……”37
艾伯特与最高司令部数次电报往来以及相应的号召后，联盟结成了。38最高司令部的要求并不算过分，包括维持部队的绝对服从、军务部署以及保证口粮供给。
基于这一联盟的基础，艾伯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得以继续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保证帝国在宪法框架下进行变革。从这个角度说，联盟实现了他的心愿。但是这一结盟有一缺陷，直到日后才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与革命政府合作是最高司令部在当时的情境中，所能走出的最聪明的一步棋。最高司令部的立场是：皇帝在逃亡荷兰之前，就已经把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陆军总司令冯·兴登堡，而这指挥权来自皇帝，即旧宪法的授权，而不是新的当权者。最后一位帝国首相将相位交给了艾伯特，这无疑有益于最高司令部的主张：虽然这一行为在宪法层面站不住脚，但对于艾伯特在面对当局及军队时的政治合法性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大致合法的政权交接过程。在这种局面下，最高司令部进一步要求在革命政府之外自行行动，而不必听从于政治指令。鉴于既成事实的势力格局，尽管艾伯特在上文援引过的1918年10月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强调了宪法政治面临的问题，但最高司令部在战时就惯用的跳脱于宪法之外的姿态依然存在。
艾伯特当然也可以有其他选择。但如果那样，他首先得为了确保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而有向左派倾斜的倾向；此外，还必须承担第二次内战，甚至帝国覆灭的责任。在他看来，上述任何一种威胁都比与最高司令部结盟可能产生的后果来得严重。也许他还思量着，只要共和国成立，他就可以通过议会制宪的方式，来达到他在1918年10月帝国议会演讲中提出的，铲除军队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势力的目标。艾伯特并不认为军队会继续扩大势力或是不服从政治领导。
没过几个小时，第二个同样意义重大的联盟于11月10日结成，即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执政联盟。这一结盟的存续时间非常短暂，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艾伯特与格罗纳的合作，且与后者形成了相互辩证的关系。虽然这三分之一独立党与多数社民党成员组成的自称为“民意委员会”的政府，并不像谢德曼所宣称的那样代表了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但它至少代表了其中最重要的两支派别。两党领袖艾伯特与哈斯共同担任主席，但很快，精力更加旺盛的艾伯特就无可争议地成为革命政府的一把手。此时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在当局面前赢得了好感，却失去了左翼革命派的信任，即他的有效期仅为一天的首相任命。尽管11月10日组成的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自治与革命，但艾伯特丝毫不避讳在民意代表这一称谓之外继续头顶首相一职。因此，1918年11月12日发表的《民意委员会告德意志人民书》也以以下句子开篇：“产生于革命中的政府，遵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治领导，其目标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进程。”39这里存在着双重合法性：旧势力的认可以及革命党人的自我合法化。从宪法角度看，两者皆站不住脚。
在柏林，仅凭社民党一己之力已无法力挽狂澜，成百上千人受到革命气氛的感染，独立社民党在首都民众中的影响力超越了社民党——至少暂时如此。此外，围绕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身边的力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也不容小觑，而他们是坚决拒绝与“政府社会党人”合作的。这样一来，情势一目了然：虽然社民党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且其作为最大党的执政地位无法撼动，但为了不被任意一方碾压，社民党也需要盟友。艾伯特立刻向双方寻求合作的策略被证实是成功的。
在此过程中，与新联盟伙伴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迅速做出抉择。想要缓解革命进程，就必须当机立断。在取消戒严和维护基本法等问题上，盟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此外还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政策，例如确定8小时工作制，引入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比例选举体制，所有年满20周岁的德国公民——包括迄今为止被排除在选举权外的妇女皆有权共同选举产生公民代表。这些政策在上文援引过的11月12日的《民意委员会告德意志人民书》中也有所体现。
与之相对，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则存在分歧：革命政府是应当立刻着手准备选举产生，有权自主决定德意志共和国未来宪法的国民制宪大会，还是应当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诸多目标，例如大型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在包括管理、经济、司法、军队，乃至政治决策过程等社会各领域中落实在革命中诞生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一直在争取这一选择，但革命形势意味着政府无法自主做出如此重大的根本性决定，因为它一直受到来自街头的压力，而街头的压力是由革命团体反复动员的。
看似清楚的选择，因为各种因素变得复杂起来：前线在两个联盟阵营及其拥趸间左右摇摆，在社民党中也有众多委员会体系的支持者，甚至还集结了一些市民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的模式和1918年在企业与军队中自发诞生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在革命中发挥了政治功能，涵盖了政府与地方机关等多个层面。
那么，这一委员会体系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并没有可以约束所有追随者的普遍有效的模式，更多的是关于委员会在单一领域和功能的精确理念与极度模糊的目标的糅合混杂。此外，各个委员会的运行模式也存在竞争关系，对于委员会的影响力也充满争议：它们应当是未来政治体系中全社会性的关键、整体的组成部分，还是应当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
当时最为极端的委员会模式旨在将选举权局限于政治与社会的某个特定阶级，即群众中的“劳动人民”或者仅仅是工人与士兵。相应的，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有限的权力，即他们没有自主的——哪怕是暂时的——决策能力，或者说自由权限。而是听命于选举人的指示和委任，并有义务向他们进行直接汇报。民主制度中司空见惯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不复存在，公务员、法官和军官都由选举产生。这些人由此成为负有汇报义务的政策实施者，而想要赢得选举，专业能力显然并非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除了一个严格的委员会体系的这些核心要点，人们还讨论了经济委员会体系与政治委员会体系的可能性。虽然包含所谓的直接民主元素，但是因为选举权的阶级局限性，政治委员会体系显然无法与民主制度相统一。与之相对，局限于经济的委员会体系与民主是否相符，即便在今日的研究中仍存在分歧。直至今日，现实中也没有这样的搭配。无论怎样，大规模的质疑终难避免。
雨果·哈斯坚决捍卫的“第三条路”展现出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虽然他接受以遵循民主选举权的政治议会作为代表机关，但希望通过第二个议会——即某种只代表民众中的劳动人民的委员会议会——来限制它的权力。根据民主规则，这种委员会只能代表行业利益，不具备普遍的政治权限。问题是，什么法律规定竟可以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一个额外的、具有政治权力的利益代表之外呢？
有一点今天是确定的：一个只被从社民党到斯巴达克同盟的左翼政党所接受的委员会体系，既不是一种组织模式，也不是一个政治上明确的宪法概念。这也说明，将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等绝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既有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视其委员会理念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委员会；也同样有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导向的委员会模式的捍卫者，他们寄希望于委员会纳入国家政权机构，实现其“共和化”与“民主化”目标。为了驱散君主制幽灵，建立共和制度，他们认为，暂时通过有限制的人民选举选出法官或是由士兵选出军官，是有必要的。在革命最初的几周里，许多政府机关就是这么运作的。身兼监管责任的委员会被穿插其中，不仅时常打乱管理部门的组织结构，还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效率，毕竟单靠共和思想还不足以保证管理部门的法律或其他职权。
同时，得让失去政治控制权的君主制拥护者在新的政府部门工作，在一些政治决策领域对于共和国的建立来说确实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此时，革命政府常常进退维艰，而地方部门也时常脱离它的管控——无论它们是右倾复辟派还是左倾社会主义国家秩序的拥趸。
争议问题是：委员会有利于建设民主共和国吗？还是说，它制造混乱的能力或是独裁的欲望对共和国是一种威胁？艾伯特在乎的是影响和目标：鉴于那一年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他不想看到失控的委员会统治。他认为，那是真正的，至少是潜在的独裁——总之与重新建设帝国的民主道路大相径庭。在艾伯特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委员会体系没有太大不同。难道李卜克内西不是委员会体系的捍卫者吗？难道他的拥护者中没有布尔什维克分子吗？然而，艾伯特也没有过快地摈弃委员会，毕竟革命与之休戚相关，他自己的政党以及联盟党中也有不少人深陷委员会的讨论中。想要消灭委员会，就必须先与之合作。
革命政府两头行动，他们一边呼吁各部门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一边要求在革命中诞生的工人及士兵委员会温和行事：我们要求工人及士兵委员会，乃至一切在政府权力过渡到人民手中时诞生的组织机构，不要插手煤炭业现有的组织结构，而是把这一多少有些挑战性的转型任务留给中央人民政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众以及撤回的军队遭受最深重的灾难。40煤炭业的规则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民生乃至国家秩序部门——这一由艾伯特与哈斯共同签署的号召发表于11月12日。两天后，即11月14日，人民代表们就更进一步要求自己组建委员会：“为了确保人民的粮食供给，保障农村的安宁与秩序以及农村企业的顺利发展，新德意志政府在此呼吁各阶层农民群众，无论党派，共同自愿组建农民委员会。”41
这一呼吁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农业生产及对城市居民的农业供应。革命政府必须从一开始就防范大地主和农场主们切断城市的粮食供给，以此来抵制革命。一方面，要防止类似行为导致地方上的革命者自发地、无底线地干预政府事务。抵制和无节制的干预隐藏着同样的风险，即生活必需的食品的生产与输送完全停摆——鉴于已经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这无疑是灾难性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试着用这一策略阻止委员会的持续极端化，并在政党政治与社会层面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宽广的基础。此外，艾伯特在党内同志们的支持下不懈努力，成功地令社会民主党人打入委员会运动的政治机关内部，使运动趋于温和化，从而在与独立社民党、斯巴达克党以及革命首领的对峙中占有优势。到1918年12月16—21日德国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一般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一目的已经达成。
因为这些委员会是在地方或企业层面自发组成的，想要其发展成为跨地域的组织，自然需要一些时间。于是，革命伊始，柏林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就在没有其他授权的情况下，行使了代表所有德国委员会发言，并以革命名义控制革命政府的权力。这种越俎代庖不仅在旧秩序中不合法规，而且也有悖民主之名：人们并没有征求被代表者的意见，甚至可以暂时以技术问题为由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关键政府部门的革命式的自我任命是成是败？决定的关键并非是否合法，而是权力。那么权力在谁手里？是革命政府还是柏林工人与士兵委员会？
就在11月10日，极端的柏林工人与士兵委员会还想建立一个仅由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党党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不过，奥托·韦尔斯动员组成社会民主派的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党员共同组成。这一柏林执行委员会在同一天还建立了民意委员会，并自命为最高革命机关。11月12日，“柏林大区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执委会”宣称：“所有地方、乡村、帝国及军事机关继续履行它们的职责。上述机关的所有指令皆由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执委会发出。所有人必须服从指令。”42这样一来，如果执行委员会得以行使它的政治权力，那么连革命政府的工作也得听命于这一偏极端化的、由理查德·穆勒掌控的执行委员会。
11月23日，执行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它的地位。它确认道：“在与帝国及普鲁士王国民意代表协商一致后，柏林大区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执委会将政府行政权力移交给革命政府，但执委会仍保留对政府的最大化控制。”43同时，执委会还强调，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拥有在各自工作领域行使全面控制的权力，但也警告地方委员会不得通过直接干预来制约民意代表的管理政策。这也说明，虽然执行委员会和民意委员会在前一天的一份正式协议里都极力伸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但彼此的势力斗争尚未决出胜负。双方都申明：“革命书写了一个全新的宪法。”协议奠定了过渡时期宪法的基本纲领。“政权掌握在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手中。它们的任务是维护并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时镇压反革命。”44在普选出德意志执行委员会之前，各委员会全国性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由柏林执行委员会暂行权力。然而，11月10日在布什马戏团召开的柏林工人及士兵委员会大会必须由民意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这也是后者权力的体现。执行委员会口口声声宣称的行政权力的确在柏林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移交了，据此，民意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简单地依附于执委会的机关。同时，民意委员会则承认执委会拥有任命及监管帝国及普鲁士“关键内阁”成员的权力。虽然局势并不明朗，但由执行委员会，而非民意委员会制定各地方及各行业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已是不争事实。45
民意委员会及其主席之一的艾伯特身处机构、人物、理念与时间的复杂政权漩涡中。艾伯特想要尽快建立民主制度，却不得不接受“革命的基本法”——以工人和士兵，而非全体人民的意志赋予各革命机关合法化地位，甚至连前者也没有机会民主地选出他们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民意代表们认为，无论在时间还是事实上，他们的权力都是有限的。民意委员会的书信表明，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在他们的联合协议中无法就这一双重限制达成一致，以致之后的几周爆发了激烈的内部争执。民意委员会最终通过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主宰了这次争吵——毕竟它拥有行政职权，且与昔日职能部门结盟，当下是强势一方。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民意委员会在民众中拥有更广泛的基础。
在上文提到的信件中，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争端已初露端倪。11月9日，社民党领导层回复独立社民党的要求：“德国应当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要求是我们的政治目标。此刻，相关事宜必须由人民通过制宪大会决定。”46此言一出，众人不禁哗然，一个在革命中夺取了政权的政党不立刻着手实现自己的目标，居然要等制宪会议的投票结果。可是，在想要听取人民的自主决定这一核心问题上，体现的是社民党不容苛责的民主决心。当然，人们也可以假设社民党对赢得选举胜利胸有成竹。但为了民主信念，他们也做好了接受失败的准备。此外，这还是一项旨在避免内战的政治决定。在人民力量和军事领导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内战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社民党高层的这一决定还表明，此刻党内多数是坚定的改革派而非革命派。
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的回复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先巩固革命成果，才可考虑制宪大会，因此该问题应当先搁置一边。”47这句话明确证实：在引入全民民主决策之前，独立社民党打算自行做出所有基本决策。这根本不是民主，甚至认为其是隐蔽的反革命也不为过。民主宪法的拥护者雨果·普罗伊斯还把这样一种体系称为“卷土重来的专制国家”。
但艾伯特相信，在搁置矛盾的前提下让独立社民党参与到政府事务中，可以令他们最终改变自己的政策，至少能暂时阻止他们与极端派联合。在社民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矛盾日益激化之时，独立社民党的这一暂时性的中立确实足以保证社民党领导层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至少从中期来看，艾伯特的政策是成功的。
那么，极端左翼分子的诉求是什么呢？在1918年11月10日的呼吁中，斯巴达克同盟就明确申明和“谢德曼们”以及“政府社会主义者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会一直战斗，直到推翻现存的帝国政府和所有议会，所有权力掌握在未来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手中。他们想要“无产阶级专政”，想要——如《红色旗帜》11月10日对“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贺电中所示——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48早在10月7日的帝国会议上，斯巴达克同盟就已明确了这一立场——这比革命爆发以及艾伯特与格罗纳结盟要早4个多星期。49
自共和国诞生以来，民主化进程便受到威胁。中间派的艾伯特不得不寻求有合作意愿的市民力量的支持，这些盟友中的一部分很快也成为民主的巨大威胁。然而，此时此刻的艾伯特若还想有未来，就只能为当下做出决定。他自己，连同德意志共和国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影响日后局势。
在艾伯特开始朝着国民制宪大会的方向努力，并且做好诸如于1918年11月30日颁布选举条例等所有准备后，12月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终于做出决定。在社民党领导层争取到多数社会民主派代表后，这次本身也需要艾伯特支持的大会迎来了期待的结果。毫无疑问，这是社民党多数派领导层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政治成果：艾伯特绝非一个温和的老好人，他善施谋略，理念清晰，不但远超当时的政治敌人和对手，在盟友中也属翘楚。
不管怎么说，在宪法政治层面，这场无情的权力斗争于12月18日尘埃落定。在社民党代表吕德曼的提议下，“代表全体政治权力”的帝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在国民议会做出其他调整之前，将制宪及执行权移交给民意委员会。50在面临制宪国民大会或是政治委员会体系的抉择时，代表大会同样听从了执委会委员马克斯·科恩-罗伊斯的社会民主派提议：“1919年1月19日星期日举行德意志国民议会选举。”51这一句平平无奇的话里，包含了划时代的内容！在德意志帝国上千年的历史中，德意志人第一次被要求通过普遍、平等、匿名的选举选出代表，以他们的名义讨论并制定出德意志宪法。400票比50票，代表中压倒性的多数决定在1月19日举行制宪国民大会选举。52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民党领导层取得了光辉胜利——尤其是国民大会这一决定是由革命本身，由德意志委员会最高代表机构做出的这一前提，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由此，革命机构可以仅仅凭借自身的革命权力获得合法地位的革命过渡时期也终将结束。代表大会还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的监督机构，即任期为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由27位社会民主党党员组成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加委员会的选举，虽然它仍在中央行政与立法委员会以及民意代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位，但此举已将其置于政治边缘地位。不过，在与联盟伙伴的矛盾中遭遇重挫后，共同革命政府的结局已可预见。在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一些极端派代表的威胁预示着劫难，他们喊道：“我们要再次为自己说话！我们要再次走上街头！”53
革命日历表明，这一社会主义联盟的结局是恐怖的，这一结局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内留下了深刻的裂痕。人们在核心问题“此时此刻就要民主，是或否”的立场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除非争吵着的社会主义各阵营放弃自己的身份，否则差异无法弥合。“工人运动的统一”早已成为政治泡影。共同的传统和社会地位遮盖不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
1918年12月29日，独立社民党党员哈斯、迪特曼和巴尔特最终退出民意委员会；1919年1月3日，他们的普鲁士同僚也违心地步其后尘。政治势力上被社民党高层斡旋出局的独立社民党已毫无还手之力地倒向中间派，以雨果·哈斯为首的相对温和的领导陷入党内左翼分子以及斯巴达克同盟日益增强的压力之中。在哈斯等人退出委员会之前，柏林就发生了血腥的巷战。左翼极端分子不断对民意代表施压，他们为了保护政府，从打入革命伊始就把人民水兵团从700人发展到1800人。12月23—24日，水兵团拒绝离开他们自11月9日以来就下榻的柏林宫殿及宫廷马厩。由于最近几周来，宫殿里持续发生殴打事件，且许多无价之宝不翼而飞，因此普鲁士政府以及市警备司令部认为水兵团必须撤离宫殿。早前，人民水兵团就被要求削减实力、撤离宫殿，在得到支付12.5万马克工资的应允后，他们也答应了上述要求。只是钱款到账后，撤离却迟迟未能兑现。
社会民主党派的市警备司令员奥托·韦尔斯遵帝国政府嘱托，在水兵团离开宫殿前，拒绝支付剩余的8万马克工资。指示还包括通知，自1919年1月1日起，将只支付60名人员的薪水。54水兵们最终将宫殿钥匙移交给了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巴尔特；接着，水兵们胁迫韦尔斯支付余款，并把他从警备司令部带到宫廷马厩，在那里扣押了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实行威胁与虐待。与此同时，负责守卫首相府邸的水兵们占领了电话总机，并不顾民意代表的抗议，封锁了前往首相府的通道。人们通过秘密电话叫来忠于政府的军队。冲突似乎在所难免。大学前响起枪声，两名水兵丧命，凶手至今不详。然而有那么一刻，政府军与叛军的战争似乎可以避免，水兵们和政府军朝着相反方向撤离，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又一次阻止了他们近在咫尺的交火。55民意代表与水兵们在12月23日的谈判似乎取得了成功。56但是半夜1点至2点间，人民水兵团司令员弗里茨·拉特克却宣称自己不再是宫廷马厩的兄弟们的头领，也不再能保证奥托·韦尔斯的性命。57直到此时，还在场的民意代表艾伯特、谢德曼和朗斯贝尔格才向国防部长谢于希下达命令：“为了救出韦尔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行动”。58社民党人真的是这样下达指令的吗？还是如国防部长事后宣称的那样，命令是“使用军事力量不计后果地击溃水兵们的抵抗”59？问题在于，这些天许多诸如此类的细节已无法确凿无疑地澄清，参与者们的描述各执一词；他们各自的动机清晰可辨，真相却无从考证。
受国防部长之命，7点30分刚过，利奎将军向人民水兵团发去10分钟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撤离宫殿和马厩，举白旗投降。水兵们没有执行这一要求，紧接着将军下令大炮与机关枪开火。轰击大概8点开始，9点30分左右结束。闻讯而来的人群和共和派部队纷纷谴责将军的军队。艾伯特以民意代表之名下令停火，在代表们面前打通的那通电话让人觉得他对这一军事行动毫不知情。60人们最终开始谈判，很快水兵们就举手投降，释放了韦尔斯：若干死者，众多伤员，可观的财产损失，这便是释放受到死亡威胁的市警备司令员付出的代价。
营救过程虽然清晰，不久前才选举出的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执委会在下述交涉中提出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回答。61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哈斯与迪特曼据理谴责社民党民意代表在12月23—24日授命国防部长介入之时并未征求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们还批评社民党的同事们没有在12月24日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告知此事，甚至艾伯特还表现出对营救行动一无所知。迪特曼原则上并不否认军事干预的必要性，但他有足够理由质疑为了达成释放韦尔斯的目的而如此射击是否有意义。毕竟这样最先受到威胁的是韦尔斯自己的生命。此外，迪特曼批评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完全让国防部长放手去干，也不无道理。看起来社民党民意代表的目的在于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虽然他们并不承认，但已反复暗示无论是极端组织还是社会主义团体都无法长期压迫政府。独立社民党的另一则批评似乎也有理有据：一个10分钟的最后通牒简直可笑。将军的决定根本无法服众，所谓的最后通牒只不过是通知谈判了一整夜的人们准备好接受扫射的最终结局。事实也确实如此。当然，只有说到做到，最后通牒才有意义。
尽管存在对于过程的诸多描述，但充分的事实足以证实一项政治评判：事实上政府很可能受到了逼迫。至于奥托·韦尔斯的行为是否明智，民意代表针对水兵个人的措施是否合法，其实并不重要。艾伯特、谢德曼和朗斯贝尔格长期处于左翼极端分子的枪炮之下，被他们称作“杀人犯、鬣狗、无赖以及背叛者”。此外，也不能忽视斯巴达克同盟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持续威胁要把民意代表逐出政府。从政治实力上看，政府的基石依然摇摇欲坠，他们的权威被不断质疑甚至忽视。尽管左翼团体乃至水兵们不断触犯法律的事实几乎没有争议，但到底什么才是合适的举动，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无法达成一致。就这点而言，柏林街头的动乱恰恰呼应了政府内阁内部的争议，后者对于是否允许旧部队增援政府，还是说这种援助有利于反革命的滋长也众说纷纭。圣诞前夕的骚乱使得政府来到了口头警告不如军事介入的地步。
然而一旦行动起来，社民党民意代表就成了过错一方。如果想要破坏与独立社民党的联盟，只需巧妙地提起他们的行动——虽然这一说法同样无法证明，但日后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迪特曼自己也这样宣称。另外，军事介入的方式与程度也不可能交由军队统帅一方决定：一到危急时刻，军队总会以军方介入换取政治利益，而右翼士兵与军官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自己增加筹码的机会。而此刻的关键在于将军事介入局限在贯彻国家权力垄断的行动上。现在社民党在绝大部分工人中的威望迟迟无法提高。社民党在帝国压迫之下政权缩水的恶果再次显现。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专家，建立共和联盟的反复尝试总是在一开始就惨遭失败。社民党的革命领袖越来越依赖于军队力量，然而后者只是暂时表面上关心共和政府事务，其核心仍是伺机待发，谋求君主制的复辟。
中央委员会对于民意代表的听证会表明了哈斯与迪特曼主观上公正的论点，但这似乎只有在批评他们的社民党同仁时才显得令人信服。至于民意代表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什么经验，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这里所谓的“对于无产阶级的号召”是指什么？此刻看来合理合法的建立并扩大军队的建议有什么作用？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巴特的持续论战以及他对于人民海军的部分辩解与其说是让社民党人坚持联盟道路，不如说是迫使他们向右偏移。因此，圣诞假期第一天的一次大规模游行期间，在斯巴达克同盟因社民党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反对人民海军的文章而占领了后者大楼后，独立社民党退出民意代表委员会也就不再出人意料了。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对此举的解释是中央委员会于12月28日认可了12月24日由艾伯特、谢德曼和朗斯贝尔格主导的军事干预行动。这可能是导火索，但是独立社民党的重要元老、修正主义创始人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话也不无道理：对于这样的合作，独立社民党民意代表在“党内从来没有获得过支持，而这种合作没有双方的妥协是不可行的”。这也最终解释了伯恩斯坦与以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已经显现的矛盾。62然而，社民党领导人面对独立社民党左翼分子时，除了向当下更为安全的盟友，即军队倾斜以外别无他法。尤其是血腥的圣诞前夕只是接下来的一场内战式动荡的序幕，帝国首都在最终经历了暴力升级之后，这一倾向更为明显。
1919年1月4日，民意代表以警局被扩建为非法反政府权力中心为由，下令罢免独立社民党左翼分子、柏林警察局长埃米尔·艾希霍恩，但后者拒绝下台。1月5日晚上，柏林爆发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在独立社民党温和派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艾希霍恩也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由独立社民党左派和12月30日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共同策划。带着武器的斯巴达克同盟占领了报社区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包括一些平民出版社和10天前已经被占领过的《前进报》社。1月6日，以格奥尔格·莱德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独立社民党及德国共产党共同革命委员会宣布罢免社民党领导的帝国政府。同一天，社民党在政府区举行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以示回应。交还建筑的谈判失败，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公共建筑被斯巴达克同盟占领。民意代表任命社民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担任军事总指挥，他随即以最快速度调拨军队以及志愿军至柏林，开始对报社区的清扫工作。对抗持续了好几天，1月11日，军队进攻《前进报》大楼；12日，进攻警察总局。政府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而起义者则不得不吞下自己酿成的牺牲苦果。然而，自由军团及常规军对于起义者以及许多并未参与起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血腥报复却事出无因。他们犯下的最大罪行，是1月15日对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血腥谋杀。对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勃然大怒，但他拒绝开设民事法庭。1919年3月，谋杀参与者被逮捕，并被移交至军事法庭顾问约恩斯处庭审。尽管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各有两名成员参与谋杀，但是军事法庭对他们的袒护却显而易见，最终的判决也相对温和。这一判决亦严重损害了社民党领导人的威望。
在批评政府军这些天镇压起义的血腥残暴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动用军事力量的无可争议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有建立民主共和国乃至召开制宪大会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斯巴达克同盟和他们的极端主义拥趸们的目的是从街头制止他们无法在革命机关里制止的事。他们不愿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哪怕在委员会和议会中也不打算遵守。从这一角度看，艾伯特和社民党领导层没有选择。那么，有可能约束供其差遣的军队吗？这显然值得怀疑。因为军官和军队太清楚，没有他们的军事力量，政府是多么孱弱无力：借助君主军队来实现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就像是天方夜谭。许多事实表明，艾伯特完全意识到这一悲剧所在，他第一次站在这无可避免的两难选择之前，在12月23日晚间至12月24日凌晨向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并不能令人信服。63
11月至12月间，政治前线有了新方向，社会主义政党与斯巴达克同盟右翼团体似乎找到了统一的可能，一系列政治骚乱确实加剧了各党派间阵营的对立化：温和的市民及社民党力量相互靠拢，而社会主义者愈发分裂。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社民党暂时接管了政府事务，以贯彻民主选举以及国民大会的权力交接。到选举日（1月19日）那天，社民党革命政府再度控制住了首都局势：这是顺利进行选举的前提。撇去所有牺牲不谈，以艾伯特为核心的社民党领导层得以达成目标可谓厥功至伟。在这一共和国里，所有社会阶层，包括上流市民阶级，包括被剥夺了权力的旧统治阶级都有一席之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承担了与许多战友同志日益疏远的后果，也要阻止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而些人会感谢他吗？
1919年2月11日，国民大会的379张选票中有277张选举艾伯特为总统，这似乎是共和国充满希望的开始。而来自西里西亚旧贵族阶级的对手，拥有诸多头衔，曾任普鲁士国务秘书兼帝国内政国务秘书，现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团主席的73岁的法学博士亚瑟·冯·波萨多夫斯基-魏纳伯爵只获得了49票——甚至还没有51张无效票票数多。在当选后，艾伯特宣称：“我志愿、也必将成为全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非某一政党的领袖。”
这句话为艾伯特赢得了满堂喝彩。但他接下来的话则只获得了社会民主党派的掌声：“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在社会主义思潮中成长，我从未想要否认我的出身或信仰……如今你们将德意志自由州的最高权力托付于我……一定不愿建立某党专政。但是你们选择了我，就是承认了在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巨变，同时也承认了工人阶级在未来使命中的举足轻重的意义。”64
1919年2月的这一幕掩盖了真相。事实上，艾伯特提到的政治领导阶级的翻天巨变绝非平稳顺利。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艾伯特就是党务工作者，最多算是出色的组织者，但绝对称不上合适的德意志人民的政治代表。而他的对手们也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彼时一张照片被公之于众，照片上红光满面的艾伯特和面黄肌瘦的诺斯克穿着泳装，似乎在暗示人民忍饥挨饿之时，艾伯特还在享乐——此后，到处都在议论“艾伯特的红泳裤”。
格奥尔格·格罗斯的一幅名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的生活》65的画像中，大腹便便的艾伯特坐在单人沙发上，他的鼻梁上架着单片眼睛，头上耸立着皇冠，双脚放在靠垫上。他拿着又圆又粗的雪茄，正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一位亚洲面孔的仆人送上巨大的红酒杯——一副有着布尔乔亚习气与暴君特征的肥头大耳的高官形象。在另一幅照片拼贴画中，格罗斯把艾伯特的头按在一位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的身体上，他身处霍亨索伦家族布置的私密会议中，身边围着内阁成员以及叛乱分子卡普和吕特维兹，作品名为《霍亨索伦的复兴》66。
政治左倾分子喜欢诋毁艾伯特为“工人阶级的叛徒”。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对艾伯特最大的善意莫过于结合着政治批判的个人敬意，就如库尔特·希勒在《世界舞台》中悼念艾伯特时所写：“无数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敬仰他——不仅是作为象征，更是作为一个人。但是哪怕声称有人爱过他，哪怕只有一个人，那都是在卑劣地撒谎。”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决定性的评判是：“他始终以民主主义者的准则行事，即：对于这样一个男人来说，大多数人的意愿，无论是否局限，无论是否如他所愿，就是他的行为准绳。恰恰在最关键的时刻（1914年、1918年、1923年），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他无所作为。他不了解和平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只要一有机会确认，就会有意识且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与他们敌对的人。”67这毫无疑问是着眼于现实的批评，但如果从政治立场出发，很难说希勒如此刻画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负面还是正面——无论如何，这里对于总统的评价并没有损害他的名誉。
但是，恶毒的诋毁最终耗尽了艾伯特的心力：在超过170个诽谤诉讼中，他始终试着捍卫自己的个人名誉和总统尊严。最令他深受打击的罪名是叛国罪，人们声称他参与了1918年1月底的弹药工人大罢工，并以此阻挠了军事所需的补给。但不争的事实是，在最开始的拒绝之后，艾伯特参与罢工领导的唯一目的是取得影响力，以此阻止罢工的扩大与极端化。68他正确判断了局势，并取得成功。如果非要在这儿提出批评，那绝不是因为叛国，而是如库尔特·希勒的和平主义观点所言：“他不是‘叛国者’，他真叛国还好些呢！这样也许成百上千的死者至今还活着……”69但即便这一深思熟虑的立场依然简单化了问题，艾伯特是在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悲伤的两难境地中做出抉择的。
在1924年12月9日至23日的马格德堡诉讼期间，人们要求总统必须随时准备出庭作证，因此他推迟了一项紧急的盲肠手术，最终错过了最佳时期。法庭对于施塔斯富特和罗特哈特的《中德意志报》责任编辑的判决深深伤害了艾伯特，最终结论是：考虑到“因保护国家利益而扼杀罢工以及重新获得对极端工人团体的影响力”这一动机，艾伯特触犯了刑事意义上的叛国罪。仅仅因为公开的侮辱，被告被判处3个月监禁。70
在未来，任何人都能援引马格德堡判决称在位总统为“刑事意义上的叛国罪犯”（顺便一提，他的任期本该到1925年6月30日结束，必要时也准备再次参选——这次是全民大选）。这一判决的效果触动曾经的地方法院主席、数度出任总理及部长的威廉·马克思（中央党）做出艰难的决定，在这个国家，他将永不再因侮辱而发起诉讼。71判决也惹怒了其他市民阶级政治家，如德意志人民党主席兼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25年3月1日发表于人民党党报《时代》上的悼词里，他高度赞扬了艾伯特的个人品格，斥责了马格德堡判决的谎言。72
即使是没有社民党代表的政府内阁，也不认可马格德堡判决。在讨论中，经济部长哈姆博士（德国民主党）说道：“我们每一个都被德国的蠢驴法官出卖了。”出身中央党的劳动部长海因里希·布朗斯甚至认为政府应当发出公开谴责。只是怕对上诉产生不利影响，政府才就此作罢，但仍向总统表达了内阁在人情及政治上的一致态度：“在与您的常年共事中，我们看到了您的影响力，无论是于私于公，我们都尊敬您的人格。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希望对您说，无论出自哪一政党，我们都一致坚信您的所作所为始终以德意志祖国的福祉为准则。”1924年12月24日，在内阁成员将这份声明递交给总统本人后，人们通过沃尔夫的电报局将其公之于众。73
艾伯特也收获了认可。在魏玛共和国存续的岁月里，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跳出自家政党的影响范围，赢得广泛尊敬。而艾伯特做到了，他知道如何团结众人（当然是指那些能够融入民主共和国的人）。因此我们说，他的身上寄托着共和国的希望。中间及右翼政党对鲜有争议的艾伯特的评价里还混杂着些许惊讶：一名马鞍工做总统，这可能吗？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毫无疑问爱国、“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代表了他所出身阶级的社会与政治特征的总统？一位夫人是工人的总统？他的夫人本来无可指摘，可是德意志国的“第一夫人”是一名女工？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后的接班人居然是这样两个人？人们必须想象着这巨大的差别，才能估量共和国与帝国的差别，也才能评判艾伯特对于共和国的积极乃至消极影响。
然而，艾伯特在中间党派中的威望越高，他就越不受社民党左派待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艾伯特还希望能重新统一各社会民主党派，但他看到自己中间派的政策将曾经的同志越发推向左倾，推向他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再也无法妥协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想必艾伯特也是悲从中来。当艾伯特曾亲自举荐为党主席的雨果·哈斯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带着党内少数派脱离社民党时——甚至还是出于艾伯特也认可的和平主义信仰——艾伯特这样的一位男人心里有何触动？当他在去世前不久得知被德意志马鞍工、泥瓦工及小皮匠协会除名，紧接着曾经的工会同事宣称不再关心这位晋升为总统的成员这些消息时，像他这样一位以团结为行事准绳的人会作何想法？比起右翼分子所有的侮辱、诋毁和嘲讽，这一系列举动，乃至“背叛工人阶级”这样廉价的骂名会不会更深地刺痛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呢？